|
“人”说宋朝十八帝 之 宋英宗：我这是被生活逼的！被生活逼的！
十二、朕要让父亲当皇帝（五） 二十二，中书门下省奏事，宋英宗又派宦官召来韩琦“同议”，随即“降敕”，发布敕书，称接到皇太后、宋仁宗皇后曹氏“手书”：“吾闻群臣议称，请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见施行。 吾再阅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并称后。” 又“降敕称上手诏”，发布宋英宗亲笔写的诏书：“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书如前。 朕以方承大统，惧德不胜称亲之礼，谨遵慈训。 追崇之典，岂易克当？且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俾王子孙主祭祀。皇太后谅兹诚恳，即赐允从。” 但诏书下发，职掌国家礼仪、礼制的机构“太常寺”长官“判太常寺”吕公著立即上言：“称亲之说，盖汉宣帝时有司奏请史皇孙故事。 宣帝为昭帝之后，是以兄孙遥继祖统，于汉家无两考之嫌。史皇孙初无爵谥，有司奏请之，始故且称亲，其后既已立谥，只称悼园。 然则亲字非所以为称谓，且陛下入继大统，虽天下三尺之童，皆知懿王所生，今但建立园庙，以王子承祀，是于濮王无绝父之义，于仁宗无两考之嫌，可谓兼得之矣。 其亲字既称为难立，且义理不安，伏乞寝罢。” 宋英宗仍还以“不报”。 二十三，吕诲等人又奏：“臣窃思前敕三省集议，因皇太后手书切责大臣，遂罢集议。今有此命，始末相戾，群情震骇，重以疑惑。” 又说：“盖首议者欲变兹事，自外制中苟逭深责，使天下怨谤归于人主，今复贻于母后，得谓之忠乎？” 出差归朝的谏官、名臣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奏：“皇太后自撤帘之后，深居九重，未尝预闻外政，岂当复降诏旨，有所建置？盖是政府臣僚苟欲遂非掩过，不思朝廷祸乱之原。 且三代以来，未尝母后诏令于朝廷者。秦、汉以来，母后方预少主之政，自此权臣为非常之事，则必假母后之诏令以行其志。 今一开其端，弊原极大，异日或力权臣矫托之地，甚非入主自安之计。” 韩琦见到范纯仁的奏章，对同僚说：“琦与希文恩如兄弟，视纯仁如子侄，乃忍如此相攻乎？”我与范纯仁的父亲范仲淹恩情有如兄弟，把纯仁看做自己的子侄，纯仁竟忍心如此攻击我吗？ 当天，负责传宣觐见皇帝人员的部门“閤门司”长官“閤门使”两次奉诏劝谕吕诲等谏官“赴台供职”，回单位上班，但吕诲等人回奏：“今濮安典礼虽去殊号，而首举邪议之臣未蒙显责，中外犹以为惑，臣等何敢自止？” 二十四，吕诲等人又奏：“今濮王陪葬熙陵（宋仁宗陵墓称“永熙陵”，宋人以“熙陵”代称宋仁宗），列子孙之序，奉邑守卫皆已严具，必别起园寝。增广制度，当须改卜，易其灵竁。不憔（疑为“惟”）熙陵隔绝，亦与润王（宋英宗祖父赵元份）分别。顾其典礼，疑有未安。” 二十五，又奏：“近睹皇太后手书，追崇之典，并用哀、威衰世故事，乃与政府元议相符，中外之议，皆以为韩琦密与中宫苏利涉、高居简往来交结，上惑母后，有此指挥。盖欲归过至尊，自掩其恶。卖弄之迹，欲盖而彰。欺君负国，乃敢如此！” 二十六，又奏：“若欲准汉宣故事，以濮王为亲，则襄国（妇人，宋英宗父亲正妻）已降，自当为母，于皇太后岂得安哉？” 又曰：“称亲之礼，岂宜轻用？首议之臣，安得不诛？臣等待罪于家，屡蒙诏旨，促令供职，而跟躇未敢承命，以此故也。” 但宋英宗仍置之不理，只是指示中书门下省“降札子”，以中书门下省的公文“趣使赴台供职”，催促吕诲等人上班，吕诲等人则“缴还札子”，并把“前后所奏九状”一并交送中书门下省，请中书省宰相、副宰相阅读，“坚辞台职”，坚决辞去国家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的职务。 而宋英宗依然在实行两面做法，一面催吕诲等人上班，一边听从中书门下省的请求，下诏：“避濮安懿王名下一字”，从此以后，天下官民在起名字、写文章的时候，要象对待皇帝一样，避讳即避去濮王的名字“允让”中的一个字；“置濮安懿王园令一人，以大使臣为之，募兵二百人，以奉园为额”，“令河南置栢子户五十人”；命高级侍卫、“带御器械”王宁世、“权发遣户部判官”张徽测量“懿王园”庙地、画图呈上。 吕公著接到诏书上言：“晋尚书王彪之等议所生之讳，臣下不当避。当时以彪之议为当。臣愚欲乞特降旨，濮安懿王名下一字，惟上书奏事者并听回改，余公私文字不须讳避，庶与祖宗文庙名讳小有差别。” 双方的争论愈加激烈、扩展，由称濮王为皇考，延至是否应该为濮王“避讳”。 二十七，中书门下省将吕诲等送交的九道“奏状”呈送宋英宗。 “上问执政当何如”，宋英宗问宰相、副宰相应该怎么处理。 韩琦回答：“臣等忠邪，陛下所知。” 欧阳修说：“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谏官认为与臣等难以并在朝堂，圣上如果认为臣等有罪，就留下谏官，让臣等离开朝堂，如果认为臣等无罪，那就由圣上下旨决定。 “上犹豫久之”，宋英宗犹豫了很久，“乃令出御史”，下令将谏官赶出朝堂，“既而曰：不宜责之太重也。”过了一会又说，也不宜对谏官处罚太重。 于是，吕诲被罢免御史台副长官“侍御史知杂事”，以工部员外郎官职出任蕲州（治今湖北蕲州）知州，范纯仁以侍御史官职出任安州（治今广西钦州）通判，吕大防被免去试用监察御史“监察御史里行”职务，以太常博士官职出任休宁县（今安徽休宁）知县。 然而，在起草吕诲的任免书时，宰相、副宰相却犯了难。 “故事”，一向的惯例，任免“侍御史知杂事”，“皆有诰词”，都得有皇帝的“诰命”。但当天值班、负责起草“诰命”的“知制诰”恰好是反对尊崇濮王的韩维，而韩维又恰好“兼领通进银台司门下封驳事”，有驳回、拒绝起草认为不正确的“诰命”的权力。 “执政恐维缴词头不肯草制，及封驳敕命”，宰相、副宰相唯恐韩维缴还“词头”即拟定的文件提纲，不肯起草，驳回宋英宗的“敕命”，“遂径以敕送吕诲等家，仍以累不遵禀圣旨赴台供职为诲等罪”，径直把宋英宗的“敕命”送到吕诲等人家中，宣布吕诲等人因累次不遵禀圣旨到单位上班台之罪，受到免职、外放处罚。 而韩维知道之后，立即向宋英宗上言：“罢黜御史，事关政体，而不使有司与闻，纪纲之失，无有甚于此，宜追还诲等敕命，由银台司使臣得申议论，以正官法。” 又“求对”，请求面见宋英宗，在得到宋英宗接见后“极论其失，请追还前敕，令百官详议，以尽人心；复召诲等还任旧职，以全政体。” 但宋英宗“皆不从”，一概不予采纳。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