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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这一段文字集中描写了兰亭集会的时间，地点，目的和人物，并无过多内容可以介绍。但是，如果引入其它文本进行比较，还是有一些东西可讲的。首先，从物理意义上来讲，一切时间都是平等的，并无重要与否的高下之别，但是跳出具体的场景之外来看，一定会有一些时间因为某些特定的原因而区别另外的一些时间，无论是个人成长的过程以及历史文化的形成，概莫能外。正如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书的《前言》所说：没有一个艺术家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一刻不停地做艺术家。他得以创作的一切体现特性的作品，一切持续长存的作品，总是在灵感迸发时的少数罕见的时刻完成的……这种时刻在个别人的生活中和历史的进程中都殊为罕见。我把它们称之为星光灿烂的时刻，因为它们像耀眼的星辰，闪耀在转瞬即逝的夜空之中。“永和九年”就是这样一个特定的年份，这一年暮春之初的三月三日就是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日，因为一次聚会，因为一场醉酒，半醒半醉，酒酣耳热之际的王羲之提笔捻纸，一气呵成，写下了一篇名为《兰亭序》的手稿，作为这次宴乐诗文的序言。此时的王羲之也无法想到，他的这份一挥而就、多有涂改的文字，会成为国人世世代代传诵的名篇，他的这篇书法作品会为后世提供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坐标。因为酒醒之后，面对这幅《兰亭序》的手稿，他反复重写了数十百遍，都无法达到最初版本的那种令人惊艳的水准，正如何延之《兰亭记》中所写：“及醒后,他日更书数十百本,无如祓禊所书之者。” 所以，我们应当记住永和九年，记住暮春之初的这个日子，记住王羲之提笔作文的这个特别的时刻，也当努力去创造属于自己生命的灿烂时刻。在王羲之的时代，他们之所以会聚于这座位于绍兴城西南兰渚山下的亭子，是因为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曾在此植兰，汉时又曾设驿亭于此。而今天，兰亭之所以扬名天下，恰是当初因为仰慕而聚集此处的王羲之，当初之所以扬名的原因反而为人所忘却。再说“修禊”，这是王羲之他们此次聚会的外在理由，而从行文来看，古时“修禊”之为“祓除不祥”的本初意义似乎已经被遗忘，所谓的修禊，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单纯在大自然中的欢乐聚宴的形式。在感受自然清新美妙的同时，置酒杯浮于水面之上，饮酒赋诗，与同游者共享快乐的这种娱乐，反而为后世争相仿效。“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八个字的背后亦有深义，比较西晋文学家石崇写于公元296年的《金谷诗序》便会明白——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 在石崇的文字中，详细罗列了自己和与会者的显赫官衔，而《兰亭集序》对于自己和客人的地位只字不提，倘若由石崇来写，定会作如下交代：王羲之作为当地最高行政长官，是会稽内史，亦是琅琊望族王氏之后；名士孙绰，才华横溢，官至散骑常侍；政治家谢安，封庐陵郡公、官太保都督；还有赫赫有名的战将王彬之；其余多是主簿、参军、山阴令、侍郎这样的名流，皆非等闲之辈。然而，王羲之不但没有介绍他们的官位，甚至与会者的姓名也皆略去不提。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表面来看，这段景物描写并无奇特之处。想要见得其妙，需得借助他人描写江南三月之景的文字对照来读：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江南三月，自然之中，山水之间，该是怎样林木葱绿、鲜花吐艳的场景，可谓是“姹紫嫣红开遍”，然而在王羲之的笔下，那些热烈浓艳之景全然不见影踪，作者所写不过山、水、林、竹、天、风而已。写竹，亦只言其修而不言其绿；写水，亦只言其清而不言其碧。这是色调的淡雅，也是王羲之心境的淡雅。 说起饮酒，最重要并不在于酒，与何人、在何地饮酒，反而至关重要。比如李白曾经写过“开琼筵以坐花”（《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两人对酌山花开”（《山中与幽人饮酒》），“明宰试舟楫,张灯宴华池。”（《秋夜与刘砀山泛宴喜亭池》），花间饮酒，山中饮酒，水上饮酒，与幽人隐士饮酒，各有情味。王羲之与当时的那些风流名士一起在山水之间，以曲水流觞的方式来饮酒，当然值得大书一番。然而，在此处，饮酒并非最为重要的事情，正如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所云：“不有佳咏，何申雅怀”，饮酒之后当然还要赋诗，如此方才可以称为雅聚。再进一步来看，饮酒赋诗又都可以退居其后，最为重要的便是借助这样的方式来“畅叙幽情”。《古代汉语词典》有两个解释，一是指深情；二是指郁结的感情。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即老版教材解释为：幽深内藏的感情。就以上观点，可以让学生做一个选择，并说出自己的理由。在笔者看来，“幽情”更多的是指那些轻易不愿袒露因而深藏内心的细腻幽微的深情，那是一个人幽微的心事，是他深远的情思，很多时候，这样的情感因为无人分享而只能独自消化。而在此时此地，这样的情感居然能够得以尽情畅快、无拘无束的抒发出来，这是一种怎样难得的可贵。《晋书·王羲之传》说：“羲之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及长，辩赡，以骨鲠称”，能够让时年五十岁的王羲之抛下长史的身份，不惧骨鲠的性格来畅叙幽情，更可见出这份尽情叙说的奢侈。想想如今，除了天气冷暖的寒暄，除了车子、房子、裙子、票子之外，我们有多久未曾体验过与人言说心事的快乐了。行文至此，忽然想及木心先生《云雀叫了一整天》中两段文字：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倒推过来，王羲之之所以感到快乐，有两个的原因，一是“足以畅叙幽情”，一是“足以极视听之娱”。前一个“足以”，我们已经解释的够多了，下面来看第二个“足以”。你看石崇在金谷园中聚会的时候“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如此可以算得上听觉的满足。反观兰亭集会，连“丝竹管弦”的音乐之声也无法听见，王羲之所见不过天地万物，所听不过潺潺流水，那种极尽之情，满足之乐又在何处。其一，此处天宇清朗，和风吹拂，高山流水，林木摇曳，自然是具足圆满的。在这样高旷寥廓，生生不息的自然之中，人置身其间，似乎忘却了自我，与物同化，生命意识渗透在深邃的宇宙精神之中。于此同时，人世的是非纷争，荣辱毁誉全都变得虚幻而微渺了。烦虑顿消,心境澄明之后，在意识到社会性的存在之后，人同时开始独立的面对整个宇宙，正如庄子所谓“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其二，是在对自然的俯仰之中，眼力得以纵展，胸怀得以开阔、驰骋，在这种外在空间的拓展中，人的精神也获得了解放。正如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人的快乐和满足，有时来自物质，有时只是某种欲念与渴求在与自然的交融，在于他们的畅谈，在忘我的心境之中便可获得。而这超越了具体物质之上的满足和快乐，在兰亭，在与众人的一觞一咏之间，畅叙幽情之时，得到了真正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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