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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中的孔子

 烟雨任平生oq4j 2024-04-20 发布于辽宁

      手头有本《论语》批注的书,中华书局1974出版,是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开展批林批孔群众运动的产物。孔子是否真的反动,是否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对立面充当反革命的先锋,书中给出了答案。

      但尽信书不如无书。宣传都出于时代和某种需要。如果得不出确切结论,索性认真读读《论语》,没准能够品出别样的味道。

      其它的不敢妄言,他和其弟子贡献的一些成语,到现在仍有生命力。

       孔子首先是凡人,其次才是被汉武帝大树特树捧起来的圣人(李零语)。

      他血统高贵,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周初三监之乱后,为了安抚商朝的贵族及后裔,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帝辛之兄微子启于商丘建立宋国,奉殷商祀。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

       微仲是孔子的十四世祖。六世祖得孔氏,是为孔父嘉。孔父嘉是宋国大夫,曾为大司马,封地位于宋国栗邑,后来在宫廷内乱中被太宰华督所杀。孔父嘉子木金父,木金父子祈父,祈父子孔防叔,孔防叔的孙子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为避宋国战乱逃到鲁国的陬邑(今山东曲阜)定居,其官职为陬邑大夫。

       叔梁纥的正妻施氏,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儿子,小妾为他生了长子孟皮。孟皮有足疾,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请求纳颜氏女儿为妾。颜氏有三个女儿,只有小女儿颜徵在愿嫁叔梁纥。

       颜徵在时年不满二十岁,而叔梁纥已经六十六岁,年龄相差悬殊。两人为婚于礼不合,夫妻在尼山居住并且怀孕,故谓之“野合”。

       孔子生而七漏,头上圩顶,而又因其母曾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去世了。

       没了父亲庇护,青年时代的孔子干过很多社会底层的工作,如看仓库,喂牲口,30岁后开始有点名气。齐景公和晏婴到鲁国访问,曾问礼孔子。所以后来,孔子要上齐国找工作,孔子自己说,他是“三十而立”(《问政》2.4)。

       这个“三十而立”仅仅是孔子总结自己奋斗经历得出的结论,适用对象也是他自己。后世因为家荫关系、特殊机遇,“二十而立”的不在少数。当然,“四十而不立”的废柴同样不乏其人,巨婴、啃老族、躺平派算是其中代表。

      所以,读孔子也不能泥古不化,非要以他老人家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不到,就退而求其次,学习其为先立业,而后立德立言立功不息的进取精神。

       “立”的前提是要有学问。

      为了追求学问,孔子达到了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4.8)的境界。他把见贤思齐”(《里仁》4.17)作为座右铭,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7.22),经常不耻下问”(《公冶长》5.15)。

       那时没有固定的老师,当然也没有花钱补课一说(束脩只是礼节性的拜师费),虚心求教可得真知。27岁时,他曾向郯国国君请教;他学鼓琴击磬,据说是跟鲁国乐官师襄子学的(孔子家语·辨乐);他还向图书馆馆长老子请教过礼。学有所得并在不断复习(礼数)、温习(技艺)后,孔子会由衷感慨,“温故而知新”(《为政》2.11),“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1.1)。

       孔子所以有如此大的学习动力,大概源于他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6.20)的天性,更在于他“一以贯之”(《卫灵公》15.3)的不懈坚持。

      他的出身,他的志向,决定了孔子必须全力以赴,不断精进,缓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卫灵公》15.12)带来的巨大压力——他很看重名声,特别是身后之名——必须在生前,奠定并巩固好“师”的地位。

      因此,对于自己极力推崇的“德”“礼”“仁”,孔子毫不犹豫地当仁不让”(《卫灵公》15.36),哪怕和老师辩论,他也绝无畏惧,誓死捍卫自己的思想。所以,在郑国推销政治理想失败,子贡告诉老师,别人形容他是“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也微笑接受。

       殉道者自古有之。为了理想付出一些脸面上、暂时性的代价,孔子愿意。

       初步印象的孔子,身世复杂、学习达人兼理想主义者。

                             二

      孔子拥有普罗大众应有的理想追求,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孔子爱学生。去探望生病学生,从无忌讳。颜回死时,他极度伤心,感觉天都塌了。

       孔子因人施教,针对学生问题,给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12.2)——换位思考;克己复礼”(《颜渊》12.1)——推己及人;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子路》13.15)——注意言行,不能当大嘴巴;道听途说,德之弃也”(《阳货》17.14)——听信谣言,是弃德行为;“君子成人之美”(《颜渊》12.15)——帮人,该出手时就出手,等等修身箴言。

      孔子讲排场,和学生谈话,曾皙在旁鼓瑟。看来,孔子谈话,喜欢有人伴奏,但不能太吵。子路鼓瑟,被孔子训斥,大概就是太吵,或者演奏水平实在太差。

      孔子也骂人。在教学中,虽然倡导并践行“有教无类”(《卫灵公》15.39)理念,遇到调皮捣蛋鬼,他仍然不留情面。

      宰予喜欢说大话,忽悠人很有一套。孔子认为他是可造之材,着力栽培。不料,这小子竟然大白天睡觉,气得孔子大骂其朽木不可雕也”(《公冶长》5.10)。可能,自此以后,他才开始真正讨厌“巧言令色”(《学而》1.3)。

      同时,他还得出一条深刻的教训: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15.23)。

      尝过阿谀奉承之甜或阿谀奉承之苦的人都理解,能做到这一条可不容易。靠语言贿赂上位,因甜言蜜语高升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他还因为以貌取人,错误地评价子羽。结合两个案例,痛惜表示: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孔子这几句话,算是马后炮,但醒世醒脑。

       对待亲密朋友,孔子也有忍无可忍的时候。原壤是孔子的发小,有一次去看他,等待过程中没有像一般人那样跪坐,而是两腿伸开,怎么舒服怎么来。

       孔子回来看见这个场景,一阵暴脾气输出,揭了原壤老底,说他小时候就不懂礼貌,长大了还没有任何长进,真是“老而不死,是为贼”(《宪问》14.43),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诅咒。

       孔子是超级音乐发烧友。

     春秋时期,最有名的古典音乐有六种:《云门》,为黄帝的音乐;《咸池》,为唐尧的音乐;《大韶》,为虞舜的音乐;《大夏》,为夏禹的音乐;《大濩》,为商汤的音乐;《大武》,为周武王的音乐。

      其中,《韶》《武》最有名,孔子最喜欢《韶》,“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述而》7.14)。

      但如果别人不当使用礼乐,孔子立刻挺身而出,上演卫道士的角色。季氏儹用天子该用的八佾之舞,孔子一声“是可忍,孰不可忍”(《八佾》3.1)的怒吼,指斥其大逆不道。

       孔子个性鲜明,恍如隔壁大叔。

       孔子不是官迷,但终身是政治迷。

      他自己做政治广告,自诩如果有人用他,一年之内就初见成效,三年之内就大获成功。

       他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19.13)。

      这句话是被误解最大的话,通常以为学习好就能当官。

      实际上,此处的“优”是裕如之意,指有余。当官有余力,就抓紧时间学习;学习有余力,就去当官为民服务,可不是现在一个教授都挂很大官职、一个高官学历惊人这种状况。

      为此,他精心准备,随时  “待价而沽”(《子罕》9.13),希望能遇到一位知己型明君,让他可以找到一个施展政治抱负的大舞台。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子路》13.3),没有正经的官名,就没有办法去实施礼乐刑罚。

      与此同时,利用与上层社会交往的契机,孔子不遗余力向地主豪门介绍自己的弟子,去管钱粮、教礼仪。

     他正告弟子,“政者,正也”(《颜渊》12.17),让从政的小子们保持正气,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13.16);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卫灵公》15.10)为譬喻,劝诫他们到地方任职与同僚搞好关系,做到得道多助;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切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8.14);学会“吾日三省吾身”(《学而》1.4),让自己不断变得更好更强。

       对于个人遭遇,孔子常常靠牢骚、抱怨、自我安慰来自我化解。

       孔子一行被困陈,弹尽粮绝,别人都状态不佳,他却高喝 “君子固穷”(《卫灵公》15.2),标榜做君子,即使穷也要穷得有风度。

       他到列国游说,多处碰钉子,常常自负且赌气地说“不怨天,不尤人”(《宪问》14.35),认为只有老天才能理解他,其它人都是浮云。真正不如意扛不住时,他就会感慨“逝者如斯夫”(《子罕》9.17),自己的理想恐怕要随着时间飘零而飘零。

     苦恼之余,一种出世的想法油然而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5.7)。桴,是小木筏。乘坐一个小木筏闯荡大海,一个浪头就让人筏两空。所以,孔子也只是说说,微微相信即可。

      得意张狂,失意低沉,孔子一样具有两面性。


       孔子对待百姓的态度,比较有意思。

       作为贵族出身的孔子,尽管“阔过”已经成为历史,但骨子里的傲气潜伏着,既重教化,更推愚民。

      这种思想的集中阐释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8.4)。

     这句话历来有争议。它有两种断句方式:一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另一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前一种是康有为为孔子辩护的观点:老百姓愿意做的事,就让他去做;老百姓不愿做的事,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不能做——这就变为教化的意思了,几乎与“群众赞成不赞成,群众拥护不拥护”的说法相差无几,符合孔子“无为而治”(《卫灵公》15.5)的治国理想。

       后一种观点,应该更接近孔子本意。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孔子试图说服奴隶主代表——诸侯接受他的政治观点,安抚民众,实现国泰民安。

      在此背景下,百姓敬重祖先、看重仪式,那就“慎终追远”(《学而》1.9),把祭祀、葬礼安排得隆重,笼络人心。

      他警告当权者,民无信不立”(《颜渊》12.1),要“言必信,行必果”(《子路》13.20),你说话算话,群众自然而然会支持你、拥护你。否则,容易招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2.22)。

       他提倡当权者“为政以德”(《为政》2.1)。从政是当官,为政是施政。要在权力行驶过程中,靠人品形象影响百姓。

      如果百姓中出现异类极端,孔子以为只能“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15.40),采取其它措施让他们明白道理,或置之不理。

     例如,他去武城考察子游的治理成效。在那里,孔子听到了弦歌之声,知道弟子实施教化有结果。但他感觉这个城太小,百姓好驾驭,不值得花费那么大力气,笑着说“割鸡焉用牛刀”((《阳货》17.4)。

      例如,区别对待谈话对象,在他认为没文化的傻瓜面前,他“空空如也”(《子罕》9.8),一无所知。这句话与其说是谦虚,不如说是轻视。在当权者面前,他的演讲声情并茂,符合他“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17.3)的观点。

      尽管如此,孔子毕竟看到百姓身上蕴藏着无穷伟力,为以后百家推出的民本思想做了一定铺垫,属于功德无量。

       四面镜子,未必照出孔子全貌。那些留在历史典籍里的成语,大概最懂他的心思。从中,我们去品味并领悟“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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