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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发表意见，已经没有多少光彩可言了。即使前边加上“著名”二字，也增加不了多少荣耀。时代走到了21世纪的今天，作家头上的光环已经黯淡。准确地说，不是黯淡，而是作家头上的光芒，被更强得多的光辉给遮盖掉了，或者说得通俗一点，是给比下去了。 遥想当初，作家是一个多么神圣而光荣的称号。一名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如果能写出一篇小说，一首诗，发表在省报省刊上，受到好评，就很有可能改变一生的命运。一名村小教师，在省市报刊上发表一篇作品，引起注意，很快就调到县文化馆，几年之后，又调到地委宣传部，再过几年，成了宣传部副部长。这类事情，在当时并不少见。 还有经济上的。经济是基础。一般人以为，搞文学的人，清高得不得了，走路都在想“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别的一概不问。其实作家也想钱的，不过不直接叫钱，叫稿酬，稿费，更文雅一点，叫润笔。自辛亥革命后至共和国建国前，作家大多数都是自由职业。那些知名作家，虽然每本书的开印数不多，但是版税高达20%，维持中产生活绰绰有余，完全能成为中产阶级。 如鲁迅。某位知名作家2005年曾著文统计，鲁迅前期(北京时期)是以公务员职业为主，14年的收入，相当于人民币164万元，平均月收入9千多元；中期(厦门广州时期)专任大学教授，年收入相当于人民币17万5千元，平均月收入1万4千多元；后期(上海时期)为自由撰稿人，9年收入相当于今天的210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天的2万元以上。他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超过他作为公务员年收入的两倍。据这位作家估计，鲁迅一生总收入相当于今天的400万左右，成为名副其实的“中产阶层”。从公务员到自由撰稿人，他完全依靠自己挣来足够的钱，超越“官”的威势、摆脱“商”的羁绊。钱，充分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是他坚持“韧性战斗”的经济基础。使鲁迅能在残酷无情的法西斯文化围剿之中，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 又如叶圣陶。1935年，他和别人合出了一本书，分得一半稿费，在苏州十全街滚绣坊青石弄买了一块地，建了一个园，即现在的叶圣陶故居。故居东为大门，南为湖石花木小院，北为四间一排中西式住房，前有方砖长廊。西为一排披屋。解放后叶圣陶把这个院子捐给了《苏州》杂志社办公用，杂志社还在里面建了新房，可见规模之大。 共和国初期，1957年以前，稿费标准很高，作家完全能够靠稿费为生。以当年最年轻的作家刘绍棠为例。这位神童作家，13岁发表第一篇小说，17岁出版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他还是中学生的时候，语文课本上就有他自己的作品。课本上有学生自己的文章，几乎是空前绝后的事情。刘绍棠从20岁就什么都不干，只写小说，成了靠稿费生活的真正的专业作家。几年内出版了好几个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稿费1800元；《山楂村的歌声》，稿费2000元；《运河的桨声》，稿费5000多元；《夏天》，稿费8000元。加入其他稿费，共获稿费约2万元。刘绍棠在跟好友丛维熙聊天时说，他要为3万元而奋斗。这话成了他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一大罪状。 刘绍棠用稿费，在北京买了个四合院，内有住所5间，厨房1间，厕所1间，堆房1间，院子里有5棵枣树，5棵槐树，当时只花了2千元。现在这种规格的院子，即使在北京远郊，也得三五百万。刘绍棠把余下的1万8千元稿费，存入银行，年利率11%，每年利息2千左右，平均月收入160元，相当于当时一个12级(比现在的司局级高半级)干部的工资。刘绍棠坐吃利息20年，到1979年错划右派问题改正时，银行存款还有2千多。这对今天的作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而刘绍棠的稿费在当时还不是最高的。 如果现在的作家，写半本书就可以买一大块地，自建别墅；如果现在的作家，写几本小说，用稿费的一个零头就能买北京的一个四合院；如果现在的作家，把稿费存在银行里，每个月的利息就相当于厅局长的工资：作家头上的光环自然会重放光芒，而且会更显辉煌。但现在一般文学作品的稿费别说买房子，能抵香烟钱就不错了。不少人还要倒贴钱自费出书，一本书一两万，可谓陪了夫人又折兵。 再说出名。过去作家是让人羡慕的称号，看作家得高高地仰起头来。作家受到许多人的崇拜，相当于现在的明星，有好多好多粉丝。作家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粉丝跟着要求签名。这里面有历史的社会的原因。有一个原因很重要，那就是“物以稀为贵”。那时候，全中国就那么几个作家，掰着手指头数都数得过来。相当于大熊猫，成了国宝。现在不行了，作家满街走，一扫帚能扫出好几个来。中国作家协会入会的条件算严的了，现在也已经发展到6000多人，还有三四十个团体会员。如果把各省市自治区的作协会员算在内，估计得有十几万人。再如果把县级作协会员算进去，怕有几十万人了。加上那些未加入作家协会的自由撰稿人、网络写手等，恐怕有上百万。这些年，光是长篇小说，每年就出版一千多部，未出版、正在写或打算写的更无法统计。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杂文、报告文学还没有算在内。这么多作家，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作家还会神圣到哪里去呢？作家已经从一个精英性的符号变成了群众性的称呼，在某些场合甚至成了贬义词。 这个现象又引人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那就是：既然没多少名可得，没多少利可图，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要如过江之鲫一样去争当作家呢？看来文学这个东西，有时候，很多时候，不是名和利这两个字能简单地予以解释的，我们得看到文学两个字背后的更深层的东西。 首先，文学很可能是一种先天的事物，有时候是与生俱来的，可能与基因突变有关。世界上就有那么一类人，生来就喜欢这个东西，就对文学情有独钟，你不让他干也不行。他天生就离不开文学，禁止都禁止不了。“文革”那阵子，什么作品也不准写，谁写谁倒霉，甚至要冒杀头的危险，但有人还是在写，包括我。“文革”中，我被打入另册，身家性命都难以保全，今天不知明天的命运，居然还会手痒，想写东西。想得不得了，比壮汉想女人还想得厉害。有一回，想得受不了了，就躲在房间里，用一个练习本写中篇小说。写得非常顺手，改都不改，一口气写下来，几天就写完了。写好之后，心头一惊，我这不是自己害自己吗？不是自己留下罪证，自招杀身之祸吗？不敢保存，只好关起门来读几遍，自我欣赏一番，然后咬了牙一把火烧了。这是何苦来着呢？这是图个什么呢？只好说，是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在作怪，没法子。几年前，开龙志毅作品讨论会，龙志毅先生在会上谈自己的创作，他用了一个比喻，我觉得很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人会如此钟爱文学。龙志毅先生说，他热爱文学，就像吸毒，戒都戒不了的。说明文学这个东西，确有一种先天性的因素在里面，是一种先天的需要。王蒙先生就说过：“我也喜欢朵丽丝·莱辛的说法，她说她写作是由于她是一个写作的动物。”（王蒙《对话与理解》《作家通讯》2010年第5期第105页） 其次，文学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境界就是人对某种心灵的东西、精神的东西的追求，是高出于世俗的一种梦境般的东西。世界上有的人追求实际，有的人却追求梦想。作为一个社会人，不追求实际肯定不行。但不论是谁，在衣食住行之外，还要有精神生活。而作家对精神和心灵的东西，追求得要比常人厉害得多，激烈得多。这种东西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很远，却极富魅力，有时会叫人如痴如醉。这就是境界。李白一个人坐在月光下，举杯邀月亮一起喝酒。“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不是有病么？这是境界。陶渊明，官都当不成了，遭免职下放，还“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篱笆旁的菊花上找到了寄托，这也是一种境界；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此一去是要掉脑袋的，还要做诗，慷慨高歌，这又是一种境界；柳永“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醉倒在河边，半夜醒来，诗兴大发，还是一种境界。人当然需要温饱，需要物质享受，但光有这些总不够，人还需要精神的境界。作家就是对境界特别看重的人，有时甚至超越于物质享受之上。文学是一种属于心灵和精神的东西，在这个物质至上的时代，就有这样一些人，在物质之外，向往着心灵，向往着精神，向往着思想的自由和生命的飞翔。世界上不能没有水，但光有水是不够的，还得有酒。一个没有酒的世界，将会是极其乏味的世界。 再次，文学还是一种属于情感范畴的事物。人有感情，人渴望倾诉和沟通。文学就是情感的一种抒发。作家通过作品，倾诉自己的情感，坦露自己的内心世界，渴望得到理解，引起共鸣。读者在阅读作品的时候，也是在作品中寻求精神的俦侣，要在人生途中，找到一个与自己心灵频率相同，同声相和、同气相求的人。有时候，更是在作品中寻找自己。文学作品正是以这样的沟通、共鸣、熏陶、感染，来陶冶一种品格，来塑造一种人格，来影响这个世界。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要承受外部环境和内心世界的双重压力。社会转型期特有的困惑、迷惘、苦闷、失落、彷徨等心理变化，更使人们渴望消解和抚慰。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是一个梦。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陷入困境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恰恰是文学为人们创建了一个梦园。它是现代人灵魂的栖息地，是另一种人生，另一种生活。所以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始终有一些人，一批人，一类人，会以文学来体现人生的价值，来提升人生的精神层次，来抚慰受伤的心灵。 诚然，当今文学的光芒已然黯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文学承当着太多非文学的重负，文学变成了政治的宣言和道德的教材。作家头上的光环，也带着太多非文学的因素，以期达到文学之外的功利目的。现在从文学获利的可能性大为减少，这对文学应当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既然搞文学不怎么能达到功利的目的了，那么还在弄文学的人，其动机应当说是纯粹得多了。也就是说，更多的人是为了文学本身去弄文学。这样一来，文学就回归本体，文学真正成了文学。文学已经不再被当作工具，文学找回了它的纯真。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之后，得到的则是纯粹的原体。文学回归本体，是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文学会因此而获得更多的认同，社会也因此而更需要文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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