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蜀汉和东吴北伐最好的时机就是，当北方出现乱局，但姜维的历次北伐在踩中这个机会点时却屡屡以失败而收尾，除了实力差距外，最大的原因就是，在诸葛亮去世之后，蜀汉已经失去了政治合法性，根本不能形成合力进行北伐。 延熙十六年（253），姜维呼应东吴诸葛恪伐魏，率军数万出陇西，围南安，因为粮食问题最终退兵。 次年（254），姜维再一次兵出陇西，迫降魏狄道长李简，进围陇西郡城襄武，破魏将徐质部，拔河关、狄道、临洮三县之民而还。 这一次，姜维是紧抓中原政治动荡的机会果断出兵的。这一年，曹魏权臣司马师诛杀了中车令李丰、光禄大夫张缉、太常夏侯玄，又废掉了曹芳，另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 姜维就是利用曹魏的内忧来扩大北伐的战果，这是诸葛亮执政期间根本就不敢奢望的机会。 延熙十八年（255），姜维与车骑将军夏侯霸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于洮西。这次北伐，姜维依然是紧抓中原内部动荡的机会：毌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于淮南起兵反对司马师、司马师病逝。 次年（256），姜维再次出兵北伐，被邓艾败于段谷。 257年，中州再次震荡，诸葛诞于淮南起兵反对司马氏。姜维果断抓住机会率军数万出骆谷，至沈岭，与司马望、邓艾相持于关中。次年诸葛诞兵败后，姜维也撤军回了成都。 可见，姜维北伐在频次上是直追诸葛亮，而且姜维北伐是紧抓曹魏政权向司马氏手里转换的窗口期，但即使如此，姜维的北伐之举还是没有取得什么突破性进展。 究其原因还是，蜀汉在诸葛亮去世之后已经放下了“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大旗，这面旗帜放下之后，蜀汉的政治合法性也就被稀释，合法性被稀释之后，蜀汉的内部矛盾也就渐渐浮出水面，进而影响到蜀汉的整体国力。 在合法性备受质疑，实力下降，内部不能形成合力姜维在前线又备受掣肘的情况下，蜀汉北伐就注定失败。 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享年五十四岁。随着诸葛亮的去世，蜀汉的内政也做了相应的调整。蒋琬以大将军录尚书事的身份提领蜀汉的内政，并于延熙元年（238）十一月，出屯汉中。 虽然蒋琬复制了诸葛亮出屯汉中的做法，但却根本没有继承诸葛亮北伐的遗志。蒋琬不仅不进行北伐，还于延熙六年（243）将驻地由汉中内移到了涪城。 姜维被任命为凉州刺史，被赋以伺机蚕食凉州之地的重任，但蜀汉此时整体的战略却是，以防御为主。这从蒋琬的人事安排就能看出来：镇南大将军马忠守南中；镇北大将军王平守汉中；车骑将军邓芝率军督江州。 将优势兵力全都用于镇守几个战略要地。 对于姜维的任命，象征意义比实际意义更大，蒋琬是借此向外界宣示，蜀汉会继续高举北伐的大旗矢志北伐。 但就蒋琬还驻涪城这一个动作，外界就已经读懂了蜀汉的战略重心：口中高喊北伐的口号，实际上却是以保境为重心。 此后，只要姜维想要北伐，费祎拨给他的兵都不超过万人并屡屡给姜维做思想工作：“我们的水平差丞相远了去了，丞相都不能克定中原，我们就更不能了。” 潜台词就是：“别折腾了，守好这一亩三分地就行了。”  图源/剧照 而现实却是，蜀汉所有的问题都是通过北伐这一动作来解决的，包括：政治合法性、内部矛盾等。 如果蜀汉放下了“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大旗，那么马上就会面临合法性的质疑，因为，一个偏安的地方政权根本不可能代表汉室。在合法性被稀释之后，蜀汉也就失去了忠于汉室力量的支持，实力肯定会断崖式下跌。 而且，蜀汉本来就存在严重的内部矛盾，执掌益州大权的荆州派和益州士大夫群体是严重不兼容。诸葛亮解决这一矛盾的标志性动作就是，北伐，将内部矛盾转化为外部矛盾，维持蜀汉内部的稳定。 如今，在北伐被按下暂停键之后，内部矛盾就会再次浮出水面，为什么蜀汉后来会发生黄皓干政进而专政的事，原因就在这里。 随着内部矛盾的不断突出，蜀汉甚至不得不采用频繁大赦的方式来缓解内部矛盾。据统计：诸葛亮主政期间只实行过一次大赦，但在他去世之后，蜀汉一共实行了十二次大赦。 当时，民间隐匿人口、逃避赋役、士卒逃亡现象简直就是常态。 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蜀汉政权发展的上限，早就对蜀汉不抱有希望了。从此，上到皇帝，下到士大夫群体，他们的状态都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苟。 皇帝刘禅在失去诸葛亮的督教之后也彻底放飞自我，频繁出游，广建宫室，沉溺酒色。 这里就不得不提诸葛亮的一个失误。诸葛亮辅政的权力是刘备生前给的，同时诸葛亮的个人能力、威望也足以驾驭蜀汉政局，但是如果他去世之后，根本就没有人能够代替他的位置。虽然诸葛亮早就在培养蒋琬、费祎、姜维等人的能力以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但这些人在威望不足和缺乏军功的情况下肯定不如诸葛亮驾驭蜀汉政权一样有力。 为什么诸葛亮之后蜀汉不再设丞相，一是因为刘禅集权的需要，最重要的还是，无论蒋琬还是费祎，都没有以丞相身份独立开府提领蜀汉政治的威望。 所以，诸葛亮之后，蜀汉就必须得采取皇权和相权的合作模式来驾驭政局。但刘禅却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历练，无法适应蜀汉复杂的政治形势。在没有能力解决工作问题的情况下，刘禅自然就会将精力转移到享乐方面，这是人性。 这样看的话，诸葛亮事无大小全都亲力亲为的做法反而是害了刘禅，还累死了自己。  图源/剧照 随着时间线的不断拉长，蜀汉仅有的精英也不断凋零：蒋琬和董允死于延熙九年（246）；费祎于延熙十六年（253）被刺杀；王平死于延熙十一年（248）；马忠死于延熙十二年（249）；邓芝死于延熙十四年（251）... 到了最后，蜀汉已经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局面，而廖化本人还是反对北伐的。景耀五年（262），姜维率兵出狄道时廖化就表示反对：“姜维能力不如人，实力又不如曹魏，还频繁用兵，怎么可能取胜。” 同时反对北伐的还有张翼，理由是：“国小民劳，不宜黩武。” 就连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后来也反对姜维北伐，转而支持刘禅对姜维兵权的褫夺。为什么蜀汉后期会有那么多的大将军，就是为了分化姜维的兵权。 导致姜维后来连成都都不敢回，彻底被蜀汉庙堂所孤立。 到了最后，反对北伐已经成为蜀汉内部的共识：军方的代表是廖化和张翼；朝臣的代表是陈衹；士大夫群体的代表是谯周；青壮年的代表是陈寿。 他们都相信一个事实：蜀汉北伐是典型的劳民伤财；蜀汉已经不代表汉室。尤其是谯周写的《仇国论》，将曹魏定义为新兴王朝，将蜀汉定义为两汉的余绪，这就更让人们相信，天命在魏不在汉，蜀汉已经失去了政治合法性，唯有自保。 在这种大环境下，蜀汉彻底失去了活力，反而在内耗的路上越走越远，实力是断崖式下跌，用东吴使者的话来说就是：“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 不管是庙堂还是地方，一片灰暗。 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躺平、摆烂。 其实就算此时蜀汉高举北伐的大旗，也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曹氏的权力已经转移到了司马氏手中，北方再一次面临改朝换代的局面，蜀汉口中的“曹贼”既然都已经被历史淘汰了，还谈什么兴复汉室。  图源/剧照 没有意义了。 北伐是蜀汉存在的意义，连北伐都失去了正义性，那么蜀人就会集体陷入方向感缺失的恐慌中，只能混日子。 所以，蜀汉后来的局面很搞笑，蜀汉本土人集体对北伐失去了信心，而从曹魏投降过来的姜维和夏侯霸却对北伐一事是乐此不疲，好像北伐成为了姜维和夏侯霸个人的事。 既然姜维北伐严重偏离蜀汉的政治主题，那么他被打压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蜀人在信念缺失，不知为何而战的情况下肯定会将姜维的行为定义为穷兵黩武。 姜维在朝被集体孤立，在军成为孤军，已经根本不可能左右蜀汉的局面，进而左右历史进程，悲剧，正疾驰而来。 景耀六年（263），蜀汉在魏兵兵临成都的情况下连抵抗的心思都没有，百姓争先恐后逃进山林，官吏则弃城而走，刘禅在谯周的劝说下直接投降。 刘备攻刘璋时，蜀人还坚持抵抗了一年多，为刘璋力战刘备，但此时蜀汉在依然有大量物资储备的情况下却主动投降，只能说明一件事，人心已失。 而人心所失的背后又是，信念的缺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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