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季春拍，瓷器及古董珍玩部共推出8大专场，800余件各类精美作品呈现给广大藏家，其中夜场部分的“玲珑”专场，自设立以来，一直广受藏家青睐与认可，成绩喜人，引领市场风向，已成为瓷器板块特色专场。今年春拍，瓷器及古董珍玩部再次呈现掌玩御瓷30件，并首次加入选中之选古董珍玩3件，清新怡人。本次“玲珑”专场器物无论数量与质量，均为历次之最，不容错过。本文特先遴选十二件御窑作品，以供藏家鉴赏，皆为适于上手把玩，大不盈尺，小不足寸，精致玲珑，小器大样，颇有意趣的小品，别有一番生趣。   清宫佛堂中多供养铜胎佛像，而瓷胎佛像则因为烧制复杂，难度极大，或因乾隆皇帝下旨由景德镇御窑厂订烧，或由九江关监督兼管窑务的督陶官进贡万寿节特用。因此，本件特殊的尺寸较小的无量寿佛的烧造记录，便可于《活计档》中按图索骥：“乾隆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太监胡世杰交磁大无量寿佛九尊……磁小无量寿佛八十一尊（俱系九江官监督伊龄阿呈进）……”，本品或为此时呈进的小无量寿佛中的一尊。  乾隆帝笃信佛教，每逢其整寿万寿节均伴随着大规模的寺庙修整和佛教文化建设。而恰巧其生母崇庆皇太后的整寿万寿节亦在乾隆帝整寿万寿节之次年，则乾隆十五-十六年（1750-1751年）、二十五-二十六年（1760-1761年）、三十五-三十六年（1770-1771）这三季万寿节，皆为帝、皇太后前后两年连续之庆祝，尤为重要，而其中进献的佛造像则以无量寿佛最为至要。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十一月十六日，乾隆帝为崇庆皇太后进献寿礼首日，即进九种八十一尊无量寿佛，次日亦献各种名目之擦擦无量寿佛九千尊以上。于此时代背景下，则可理解景德镇御窑厂九江关监督伊龄阿于之后的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六月十八日进“大无量寿佛九尊”及“小无量寿佛八十一尊”。  本品除尺寸较常见无量寿瓷佛为小之外，还有两点较为特殊。其一，佛身和宝座为一体烧造；其二，宝座以青花绘饰莲花呈现。这是目前所知唯二两尊装饰青花纹饰的无量寿佛御制瓷像，殊为珍贵，另一例售于中国嘉德，2010年11月20日，lot2114，成交价985万人民币。  Lot 1144 清雍正 胭脂红釉酒圆 来源： 香港拍卖会，1994年5月4日，lot 99； 乐山堂旧藏； 香港拍卖会，2008年4月11日，lot 2502； 香港拍卖会，2015年4月7日，lot 117； 香港拍卖会，2021年4月22日，lot 13； 著录： 《乐山堂藏瓷》，蔡一鸣，台北，2005年，第120、121页，图41； 《中华文物集粹——清翫雅集收藏展Ⅱ》，张秀政，台北鸿禧美术馆，1998年，第54页，图45； 展览： 《中华文物集粹——清翫雅集收藏展Ⅱ》，台北鸿禧美术馆，1998年6月，编号45 “雍正年制”四字双行楷书款，雍正本朝 D: 6.5 cm
 本品著录 本品原藏家蔡一鸣，斋号“乐山堂”，台湾收藏团体清翫雅集联合创始人，曾任中华文物学会第二任理事长。蔡先生生于上海的一个收藏世家，少年时期与胡惠春相识，对瓷器和字画自小耳濡目染，凭借家学、魄力、眼光，终成就“乐山堂”的收藏体系，从瓷器到书画，收藏规模蔚为大观。出版有《乐山堂藏瓷》、《乐山堂藏中国书画》，收录其所藏精品。  雍正一朝各式胭脂红釉茶碗、杯中，双方框内书四字楷书款者，极为少见，此式落款亦可见于少数珐琅彩（“雍正御制”款）、洋彩器之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胭脂红釉碗，外施胭脂红釉，内壁施透明釉，同样双方框内书四字双行款，可资比较。   雍正朝单色釉茶圆另见有胭脂红釉、蓝釉、松石绿釉及白釉者，其落款多为双圈内青花六字双行楷书款。柠檬黄釉器物中，双圈、双方框内青花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两者皆有。而本品及本场第1144号“清雍正胭脂红釉茶圆”，皆为双方框内书“雍正年制”四字双行楷书款，此式落款级别颇高，于柠檬黄釉瓷器之上又十分少见，颇为特殊。  Lot 1143 清雍正 蓝釉杯一函两对 来源： 北京私人旧藏 “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雍正本朝 带旧包装 D: 7.1 cm（4） 本品胎釉精良，釉色纯粹匀净，是为传世所见雍正朝蓝釉瓷器之中品格至佳至美者。市场流通中可见中国嘉德于2023年春拍所释出香港天民楼珍藏的一对与本品尺寸、造型、釉色相近作品，成交价高达189.75万元，足见市场对此类作品认可。除了本品造型、釉色绝美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本品两对同出，且原配旧包装，足显当时主人之珍爱，甚是难得，颇值藏家珍视。 Lot 1148 清乾隆 青釉凸花蕉叶纹镂空交泰出戟盒式瓶 来源： 北京私人旧藏 “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H: 18 cm 交泰瓶和盒瓶均为乾隆早期杰出督陶官唐英创制的新品种。而将交泰瓶和盒瓶融为一体，可以说是督陶官唐英榷陶期间的一大创举。其中传世所见交泰瓶分上下两部分雕镂而成回纹或如意云头纹、“T”字形，交接互套成为一体，取“交泰”之吉祥寓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 检索公私收藏，可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青釉描金镂空八卦纹盒瓶，其造型与尺寸与本品颇似，然其外足墙与下腹部不置露胎牙钮。此外，在相关出版及市场流通中尚未发现与本品造型和装饰风格相同的作品存世，称之孤品，不足为过。 Lot 1151 清乾隆 仿汝釉小尊 来源： 张宗宪先生旧藏； 香港拍卖会，1999年11月2日，lot503； 著录： 《云海阁张宗宪先生藏重要中国瓷器展》，伦敦拍卖会，1993年，第124、125页，图56； 展览： 《云海阁张宗宪先生藏重要中国瓷器展》，伦敦拍卖会，1993年6月2-14日，编号56 “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H: 13.8 cm 本品著录 本品通体施仿汝釉，釉质润泽平净，色泽沈稳静穆。从款识结构不难看出，本品为乾隆御窑早期作品，当为唐窑制出。除了本身造型、釉色的绝美之外，本品另一大珍惜之处曾为云海阁主人张宗宪先生珍藏，并展览及出版相关著录中，可谓传承清晰，颇值珍视。 查阅公私收藏，暂未见与之釉色、器形完全相同者，足证本品之弥足珍罕。与本品造型相同釉色不同者，可见胡惠春先生暂得楼旧藏仿官釉作品，以及曾为香港张宗宪先生珍藏的同时期茶叶末釉作品，可作参考。 Lot 1126 清乾隆 青花御制诗“烹雨前茶有作”茶碗 “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D: 10.8 cm ← 按住图片向左右滑动可浏览全图 → 本品虽乍看与常见的三清茶碗颇为相似，但实则不同。据御题诗内容，本品更似为皇帝个人品雨前新茶所用，且又以乾隆皇帝用心烧造的三清茶碗为母本，品级之高可见一斑。因所落御题诗可考为乾隆五十六年所做，此碗的烧造时间范围可限定为乾隆五十六年至嘉庆三年此八年间。本品所落款款识在乾隆传世例中颇为多见，则与本品款识为一人所写的器物，亦可均划分至乾隆中晚期，国力鼎盛之时烧制。本品不仅品级极高，且极具学术价值，值得珍视。 Lot 1127 清雍正 仿成化青花梵文卧足杯 “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带日本包装 D: 7 cm
传世所见此式成化本朝梵文卧足杯可分为二式，一式若本品之书两周梵文装饰，另一式则书三周梵文装饰，口径略大于前者，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此外，从本品装饰内容不难看出，其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和祈颂寓意。由此推测，其很有可能为雍正御窑慕制成窑御瓷用于赏赐西藏宗教上层或为宫廷佛堂使用。 Lot 1130 清康熙 青花五彩六月荷花莲池鸳鸯花神杯 “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康熙本朝 题识“根是泥中玉，心承露下珠”，钤印“赏” D: 6.6 cm 花神杯乃清代御瓷之名品，是康熙年间创烧的成套时令酒具，根据我国传统花朝节的传说，取百花中代表农历十二月份的月令花卉绘制而成。每套共有十二只，代表着不同的月份，分别绘：一月水仙花、二月玉兰花、三月桃花、四月牡丹花、五月石榴花、六月荷花、七月兰花、八月桂花、九月菊花、十月芙蓉、十一月月季、十二月梅花，其旁各题相应唐诗佳句，末钤“赏”字篆文印。将绘画、诗词、书法、篆印融于一体，具有极高的艺术品味与文人气息，成为后世典范。本品为“六月荷花”杯，存世最为稀少，值得珍视。 Lot 1136 清雍正 斗彩缠枝莲托梵文杯 来源： 日本私人旧藏 “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雍正本朝 D: 6 cm 本品摹成化同类器而制，其成化器原型，可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成化斗彩缠枝莲梵文杯。雍正时期还烧造有同纹饰青花杯，如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清雍正青花莲花托梵文杯，可资比较。本品形制规整，杯体轻盈，小巧精湛，笔触精细，书写工整，且集佛教题材于一器，堪称佳作。 Lot 1134 清雍正 粉彩蝶恋花茶圆 来源： 伦敦拍卖会，1991年6月10日，lot183； 香港拍卖会，1997年4月29日，lot673 “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雍正本朝 带木座 D: 9.3 cm 此杯造型俊雅，线条柔美，胎釉白胜霜雪，莹润可爱。外壁彩绘牡丹吐萼含苞，风姿绰约，花枝横向延伸，叶片宽大，色泽红艳，丁香屈曲斜袅，各具意态，设色淡雅逸丽，仿若春风拂面，醉人心扉，多情蝴蝶，欲落还飞，饶添野趣，尽显“没骨”之妙，画意可拟徐熙。此类雍正粉彩没骨花卉纹杯偶有所见，然画意可得徐熙真意者甚少，参考一例，器型和尺寸与本品相同，同落六字楷书款，画面布局不同，售于香港拍卖会，2017年11月29日，lot3015，成交价298万港币。 Lot 1132 清康熙 斗彩落花流水图马蹄形小盘一对 “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带旧包装 D: 10.8 cm（2） 从款识写法不难看出，本品为郎窑作品。除了举世闻名的郎窑红釉器外，朗廷极督陶时期质量最高，最为世人称赞的便是仿明代宣德、成化两朝瓷器。与本品相同的熙朝落花流水图小盘暂未可见，本对或为孤品。参考一近售五彩杯例，落康熙款，原为庄绍绥旧藏，售于香港拍卖会，2023年4月8日，lot51，成交价330万港币，款识与本品为一人所写。 一壶千金鱼化龙 【清 邵大亨制紫砂鱼化龙壶】
文/ 黄健亮 作品简介 此壶以上等天青泥抟制，胎成栗色，坚润凝丽。壶身扁圆，周身精塑波浪筋纹线条，律动有秩。此式惯称鱼化龙式，压盖上有贔屭坐顶，其背为钮，倾注出汤时，辄探头吐舌，奇思妙想，超逸绝伦，为全器最胜处。龙龟泅水，牵扯出盖面云水纹，荡漾至壶身，漾至一湾流，会于捺底足正中心。壶身以堆泥、贴花、刻绘手法，于壶身两侧饰以一龙一鱼，鱼嘘气跳波，尚未登门化龙；龙则半隐于水波间，探首吐珠，其尾现于壶把。全器气度端稳，泥饰毫不含糊，线面清晰，活灵活现，实为佳制。盖内钤「大亨」二字椭圆小章。 鱼跃龙门，过而为龙 有关鱼化龙传说的文字纪录最早见于汉代辛氏《三秦记》，此传说进一步发展成鱼、龙可以互变，再转化为「鱼跃龙门，过而为龙」之义。古人即象取义，常常用以比拟士子寒窗苦读，一夕荣登富贵，声价百倍的情状，陶手纳之，因以化作紫砂筋纹器的创作题材。 目前最知名的鱼化龙壶首推清中叶紫砂名手邵大亨（1796-1850）所制。李景康（1890-1960）在《阳羡砂壶图考》中指出，邵大亨的鱼化龙壶「或亦摹仿仲美遗器也」，并有诗云：「壶兮壶兮出谁手，鬼斧神工原不朽。昔闻仲美象鱼龙，夸奇欲把心肝呕。」陈仲美（？-？），明中晚期抟砂名手。周高起（1596-1645）《阳羡茗壶系》将其独列〈神品〉，言其「好配壶土，意造诸玩⋯⋯或龙戏海涛，伸爪出目。」搭配李景康之语，可推周高起所见之「龙戏海涛，伸爪出目」，应即鱼化龙式的前身。虽然陈仲美「龙戏海涛，伸爪出目」的鱼化龙式并未见传世，但在《紫泥藏珍》一书中著录了一件清初销欧紫砂〈龙戏海涛贴花壶〉，即出现活动龙头的盖顶设计，因此邵大亨的鱼化龙式应当是有所本的。 鱼化龙式工艺赏析 光绪年间新修的《宜兴荆谿县新志・卷八・人物艺术录》谈邵大亨时，记及「又为鱼化龙壶，伸缩吐注，灵妙天成。大亨死，其法遂绝。」地方史志特别提到鱼化龙式，显然是因为此式于陶手而言有足够代表性。砂艺属于静态的图像艺术作品，邵大亨作为一高明的艺术家，乃撷取前代作品精粹，静中取动，使形象凝固在入窑经火那一剎那的艺术作品有了动静，而更胜前代处，是再活动式龙头中又嵌入一舌，使茶壶出汤、停水之时，可以伸缩吐注。好似陈鸣远见到前辈莲花壶时，认为「情思殊短」，于是「仿古法尽变」，创作出「莲子活摇摇」的品式，而被观者赞叹「壶妖」。邵大亨鱼化龙壶，亦是壶妖之类也。陈鸣远莲花壶是将莲子半嵌在盖面，摇之有声，而邵大亨鱼化龙式除龙头、舌头可以活动，还兼具气孔、提拿的功能，情思显然又更深了一层。 鉴赏贴花泥塑的砂壶作品，要点除了造型，还在于线面轮廓是否清晰，功力不深，便会显得模糊含浑。此件鱼化龙的云水纹，壶身两侧的鱼、龙，盖顶的贔屭，皆无是弊。龙生九子，其一为贔屭，貌似龟，无角，有齿，盖顶泥塑的造型变化，及壶身云水纹与泥塑龙属水族之呼应，亦是邵大亨鱼化龙比诸前代龙戏海涛又一创新之处。邵大亨在紫砂鉴赏中以工艺精整著称，然此件鱼化龙壶，证明了邵大亨还具备艺术家情貌写物的创作技巧，以及统观全器，进行主题式创作的能力。 邵大亨其人其艺 《宜兴邵氏宗谱》载邵大亨生于乾隆六十年，卒于咸丰十年（1796-1860）。名「友敷」，生父为邵阳，入为邵抚嗣子后，本字从「大宏」改为「大亨」。大亨胞弟友贤（1802-1834）早丧，故其子传珍入为大亨嗣子。据学者宗伟方考证，《宜兴荆溪县新志・武事・殉难绅民》之纪录中，有「邵传蒸，上园人」一条，疑即「邵传珍，上袁人」的音讹。而咸丰十年是太平军真正攻占宜兴的第一年，殉难而有姓名记录的宜兴士绅及妇女超过万人，其中没有邵大亨夫妇的姓名，但有其子殉难的记录，按时间推理，邵大亨一家及子侄，应俱亡于该年兵乱之中。《宜兴荆溪县新志》的〈人物篇・艺术录〉所载紫砂陶人仅有杨彭年、邵大亨，按照地方史志惯例，除非当世特出，否则身为工匠阶层的紫砂陶人少有载入青史者，而本文主角邵大亨的地位，于修史者的去取剪裁中，便不言而喻了。 骨肉亭匀，雅善仿古 高熙〈茗壶说・赠邵大亨君〉点评自家收藏的清中叶陶手作品，认为王南林「苍劲中有斧凿痕」，一徐姓陶手之作「颇无俗态，意近今名手，罕出其右」，一持菊轩款「苍老可玩，然不免岛瘦郊寒。」贡入宫中者又「稍腴润，未极精巧。」高熙综观诸家之后，感叹「古制不存，几如虞敦、殷瑚、鸡彝、牺象之不可复睹矣。」高熙引典意在说明清中叶当时紫砂器的气息去古已远。明代紫砂向来有「规仿尊壶从古博」，以青铜器作为砂器母形的创作传统，高熙之语的第二层意义，或许还可能点出了清中叶诸家之作，不复有早期紫砂的青铜器味了。 直到高熙见到了一持邵大亨壶，他赞叹地点出邵大亨之壶艺特点，一曰仿古：「君所长非一式，而雅善仿古，每博览前人名作，辄心揣手摩，便欣然成一器。」古制由是乃复。二曰雅俗共赏：「其掇壶，肩项及腹，骨肉亭匀，雅俗共赏，无向者之讥，识者谓后来居上焉，嘴鋬胥出自然，若生成者，截肠嘴尤古峭。」谓大亨壶比例匀称，无前述清中诸家一偏之弊，而流、把以增泥手法暗接，可使通体圆融流畅，但又不失精神也。三曰精密：「口盖直而紧，虽倾侧无落帽忧」，即壶盖精度甚佳，倾注时壶盖不会轻易松脱掉落。「口内厚而狭，以防其缺」，疑是指壶流管壁较厚，通道较狭，以防磕损。「气眼外小内巨，如喇叭形，故无窒塞不通之弊。」便是指壶盖气孔结构成喇叭形，盖内大，盖顶小，出水时便能通气顺畅。而「贮佳茗经年嗅味不改」，则是指茶壶气密性佳，直可替代藏茶罐，茶叶存贮其中，一年后泡，风味也不会流失过多。高熙点评此乃邵大亨作品「前人所未逮者」，所做壶式「鱼化龙、曰一捆竹、曰风卷葵，」也是「他人莫能为。即为之，亦如婢见夫人，无可髣髴。」邵大亨壶艺不只如此，上文所论皆「仅以精密胜，不足尽君技之妙。」意即这些文字都还不足以描述大亨砂艺的全貌。 上文所言的大亨鱼化龙、一捆竹等仿生塑器今尚存世，而鱼龙、贴花泥塑的确能显示大亨砂艺的精致、细密，而掇只等素器也显示了大亨工艺的整严。不过就笔者所见之大亨传器，大亨毕竟去古已远，其壶作的青铜古意，较存世明代诸家之作似乎并不明显，但邵大亨是以艺术家创作陶艺的态度抟砂作壶，而非工匠生产产品过活，故能一改清中以来紫砂壶的散漫无力，使砂艺复归工整浑朴，或许此即高熙「古制」之谓也。 邵大亨与时大彬 就紫砂发展史来看，明代时大彬与清代邵大亨可谓是前后辉映的一代巨匠，有趣的是两人的际遇与人格性情在某些方面竟有相似之处。前文曾引的《宜兴荆溪县新志》载邵大亨「年少而得名独早。彭年以精巧胜，大亨以浑朴胜。玉色晶光，气韵温雅，望而知为名手所制。大亨虽陶人，而性孤憋，自高声价，非值其困乏时，一壶千金，几不可得，有邑令欲得之，购选泥色，招入署，啗以重利留之。经旬，大亨故作劣者以应，令怒而杖之，亦不呼謈也。又为鱼化龙壶⋯⋯。」其中「性孤憋，自高声价」，正如时大彬「挑达迂疏，负气自亢，士大夫索其壶，庀仪状、通简牍，乃为许可。不者，虽甚贵倨，弗知也。」（葛应秋〈瓦壶记〉）。而邵大亨「非值其困乏时，一壶千金，几不可得」，正如大彬「必空乏久，又无从称贷，始闭门竟日抟埴，始成一器」（徐应雷〈书时大彬事〉）。又如两人的创作态度，邵大亨是「雅善仿古，每博览前人名作，辄心揣手摩，便欣然成一器。否则终日无所作，或强为之，不能也。」（高熙〈茗壶说・赠邵大亨君〉）。时大彬则「或三五月弗染指，或闭门便六七旬弗出，则解衣磅礡、科头攘臂而为壶，专气壹神，得心应手，品式不主故常，奇奇怪怪，相逼而来。」（葛应秋〈瓦壶记〉）。两人制陶都是「积意发愤，一二为而已矣」。另外，邵大亨被县令强留官署，「啗以重利留之。经旬，大亨故作劣者以应，令怒而杖之，亦不呼謈也」，正如时大彬被「令邑追遣彬壶数十，三月弗应。令怒，逮下狱，竟坐狱月余，醉歌自如，壶弗得也。」两人的艺术家脾性，与不折节屈事官贵，皆是异常相似。 时、邵两人的风骨在面对权贵相强时才显露峥嵘，平时则未必。闵拱辰〈大亨君小序〉便载邵大亨「和易近人，甚谦抑，乃知君之技精、君之为人亦足重也。」与〈宜兴瓷壶记〉所载时大彬为人「敦雅古穆，壶如之，波澜安闲，令人喜敬」差相彷彿，称得上是德艺双馨了。嗜酒这方面更是如出一辙，〈大亨君小序〉载邵大亨「性颇嗜酒，往往游蜀畅饮，傍晚归，潇洒自如。」，大彬则「性嗜酒，所得钱辄付酒家，与所善村夫野老剧饮，费尽乃已，」（徐应雷〈书时大彬事〉）。家庭方面两人也不遑多让，邵家请闵拱辰至族中修纂族谱时，邵大亨住的最近，便「旦暮间，每至局中」，显然十分关心族中大事。闵拱辰登门拜访邵大亨时，所见乃「净几明窗，舍宇精洁。但见夫倡妇随，只一女相依膝下。」并且谈到数次无嗣的问题，「若以子嗣维艰为隐忧。予因多方慰谕之，君意乃释然也。」可见家族观念在邵大亨心中所占份量不轻，可惜如前文所云，邵大亨即令入嗣一子，最终仍因兵乱绝嗣。而江盈科《雪涛谐史》「会当岁考，时（大彬）之子亦与院试，然文尚未成，学院陈公笑曰：『 时某入试，其父一贯之力也。』」实时大彬让儿子走后门参与科考的记载，也可以想见大彬为了替子孙铺路，宁愿放弃艺术家的倨傲，将砂壶创作当作筹码，托人走关系的情状。总之，邵大亨与时大彬两人在性格、经历各方面来说皆有相似之处，都是抟砂宗师，两人的制壶风格从紫砂史的眼光来看又同出一系，不妨视作有意思的巧合，作为深入认识邵大亨其人其事的一个切入角度。 邵大亨与顾景舟 近当代紫砂宗师顾景舟于明清陶人中，最推崇者便是邵大亨。有意思的是，顾景舟祖母姓邵，出身宜兴邵家。顾老艺海乘舟之初，便是由祖母邵氏领航。现今上袁顾氏后人传说顾景舟的祖母为邵友兰的孙女，而邵友兰与邵大亨为堂兄弟的关系，意味着顾景舟与邵大亨为外姓玄孙辈的关系。 但顾景舟对邵大亨的推崇，并不只缘于这层姻亲关系，而是艺海浸淫日久的体悟。顾景舟曾推许：「大亨为砂壶艺术杰出代表。清嘉、道以后百五十余年中，无有超越他之上者。」实际临制大亨壶后，更是「壶艺水平产生了飞跃。」并论定：「经我数十年揣摩，觉得他（邵大亨）的各式传器，堪称集砂艺之大成，刷一代纤巧糜繁之风。从他选泥的精炼，造形上审美之奥邃，创作形式上的完美，技艺的高超，博得一时传颂，盛誉之高，大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慨。」此乃名家视野，砂艺爱好者岂可忽焉！ *《邵大亨制紫砂鱼化龙壶》 Lot 440 清中期 邵大亨制紫砂鱼化龙壶 此壶通身作海水波浪云纹，线条流利，简洁明快。壶身一侧浮雕鲤鱼在海浪中吐三连珠；另一侧海浪中伸出一游龙戏珠，神韵生动。壶盖也有一活动贔屭荡出浪花，龙舌伸缩吐注，妙造天成。配以龙麟执柄，浑成一体，技艺超群。鱼化龙壶式为邵大亨所创，其影响源远流长，从晚清黄玉麟至民国七老，直到当代，壶型与细节几乎沿袭大亨鱼化龙为模版。 *《邵大亨制紫砂鱼化龙壶》盖内 邵大亨（1796-1850）：活跃于嘉庆道光年间，宜兴上袁村人，是继陈鸣远以后的一代制壶大家，其制壶以气韵见长，所作多简洁庄重，气度不凡。清代高熙在《茗壶说赠邵大亨君》称：“其掇壶，颈项及腹，骨肉亭匀，雅俗共赏，晌者之讥，识者谓后来居上。嘴注把胥出自然若生成者，截长注尤古峭。口盖直而紧，虽倾侧无落帽忧，口内厚而狭，以防其出。气眼外小而内巨，如喇叭形，均无窒塞不通之弊。且贮佳茗，经年嗅味不变。此皆前人所未逮者”。顾景舟大师也认为“大亨壶各式传器堪称集砂艺之大成，刷一代纤巧糜繁之风”。大亨壶在清代已被珍若拱璧，历来深受藏家珍爱，有“一壶千金，几不可得”之誉。 钤印：大亨（盖款）。 参阅：《紫泥藏珍-明清宜兴窑器之美》第46-47页，图11，台湾唐人工艺出版社，2008年11月1日。 ：《宜兴陶艺-茶具文物馆罗桂祥珍藏》第172页，图59，香港市政局出版，1988年。 ：《宜兴紫砂珍赏》第88页，图65，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1992年1月。 18.2cm.wide.;9.5 cm.high.；373.5 g. 373.5cc.
*参阅《宜兴陶艺-茶具文物馆罗桂祥珍藏》同壶式与局部印款
*参阅《紫泥藏珍·明清宜兴窑器之美》 黄健亮先生 简历： 紫禁城中的御用文房大体为明清两代皇家的珍藏。这些文房风格多样，情趣各异，或雍容华美，或雅致脱俗，又有配合成套者，相映生辉。精美的宫廷文房用具，在历代古代帝王眼中，不只是实用的工具，更是精神上的良伴，被奉为经典。 此次中国嘉德2024年春拍，瓷器及古董珍玩部继续推出“玲珑”专场，除精致玲珑的御窑作品之外，特遴选三件小而精的宫廷文房器，一盒、一筒、一印，兼具宫廷艺术与文人审美，可寄情，可抒怀，可铭志，亦可养性也。
Lot 439 明 紫檀嵌百宝胡人骑马图香盒 D: 8.7 cm 收藏印文：秋蘅池馆欣赏 来源：国有文物公司旧藏 参阅：中国嘉德，2022年12月26日，lot3184 此香盒以名贵紫檀木为材精制而成，包浆均润，沉郁凝厚，紫檀木之牛毛状纹理丝丝密密，极为悦目。整体一木整挖，呈扁圆形，造型饱满周正，端庄素雅，使人望之便觉典雅直至。盒盖微拱起，边缘相交处起灯草线，盒身口沿一圈打凹，器身直壁向下渐收，底承外撇圈足，足沿起线。 香盒唇边子母口严丝合缝，口沿起较宽的皮条线，其上采用错银丝工艺饰精密回纹，连绵不断。盖面上以螺钿、玛瑙、青金石、大漆等各种杂宝镶嵌胡人骑马图，胡人形象粗犷，眼若铜铃，双目圆瞪，阔鼻直口，面部宽厚，人物短髪，须髯卷曲，耳饰单环式圆形耳环；身着胡服，跨骑战马，脚踏长靴踩蹬，回首相望，双手握弓，欲鞘中取箭，搭箭拉弦，动感十足，予人感受激烈紧张之情景。坐下战马佩鞍鞯，挂璎珞，身形健壮，威风而立，似乎只要主人的一声令下，即可一跃而起，驰骋沙场，妙趣横生。胡人五官、衣纹、马饰等细部雕刻细致入微，一丝不苟，为典型西域少数民族相貌及装扮。 胡人形象入工艺品装饰始于唐而盛于唐，其后减少，如唐三彩塑之“胡人骑马”，“胡人骑骆驼”，“胡人洗象”者，也多有存世。及至明代中晚期，随着中西贸易往来的覆苏，工艺品中又开始出现胡人形象。 此盒构图情景生动，层次分明，工匠以其精湛的工艺，巧妙地构思展现了一幅胡人骑射的场面。整体端正古雅，规整秀丽，素为难求，其镶工美轮美奂，风格绝似出自明代工艺大师周翥之手。周翥，明嘉靖年间江苏人，生卒不详，以其百宝嵌闻名。周柱之镶嵌工艺极为繁复，层迭错落，营造三维视效，又缀以金、银等贵重金属，屡创层次丰富之佳品。后人之作，纵清代盛世所出，论嵌料繁细亦鲜有出其右者，遵奉其独步工艺门派为“周制”。 值得注意的是：从香盒内外壁贴满的各种国有文物商店库出标签及编号可知，此香盒来源清晰，一目了然。其中盒底中心一“秋蘅池馆欣赏”鉴藏印颇为引人注目。“秋蘅池馆”即清末民初实业家、名绅王锡荣的字号。王锡荣（1872—1936），字芗泉，一字湘泉，号秋蘅池馆主人，钱塘（杭州）人。自少经商，首创浙江典业银行、浙江储蓄银行（浙江商业储蓄银行），历任杭州商务局总办、杭州商会会长、全浙典业公会会长、国会议员，并曾兼任官办浙江地方银行理事长、监察人等职。雅好书画，富收藏。 由此可知，此盒传承有序、真实可靠，为清末民初实业家王锡荣旧藏，后藏于国有文物商店并售出，其所蕴藏的名家系统收藏的脉络，传承递藏之趣，让藏品本身增添了更加生动的故事。 此件香盒选材之佳美，错银之细作，百宝之奢材，使之于朴茂清幽中揉以华丽雍容之姿，而现灵秀雅致之貌，富贵祥和之态，且来源清晰，传承有序，可观摩可细究，是一件极具观赏性和收藏价值的艺术珍品。 中国嘉德，2022年12月26日，lot3184 同类胡人题材的紫檀香盒，可参考一近例，明嘉靖 紫檀百宝嵌胡人戏狮香盒，曾售于中国嘉德2022年12月26日，编号3184，以RMB 2,875,000成交。二者风格相似，可兹比较。 Lot 318 明 紫檀嵌银丝高浮雕胡人狩猎图笔筒 D: 12 cm（口径） H: 15.6 cm 来源： 上海户家旧藏 参阅：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竹木牙角雕刻》，商务印书馆，页25，编号24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竹木牙角雕刻》，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第17、18、22、 24、26和50号 此笔筒选料精良，以名贵紫檀镌制，缜密而沈甸，凝重而气派，丝丝的牛毛纹传递优质的紫檀机理。皮壳包浆浓厚，黑里透红，煞是喜人。其工艺精美、打磨细致，整体做法属典型的明代做法，毫不走样。 笔筒平口以银丝嵌连绵不断回纹一周，较常见回纹繁复、精细、工整，且银丝粗细并施，对比鲜明；口沿起平整的宽边，不同于清初常见的细线，并阳雕阴刻菱花锦地，上浮雕杂宝、花蝶、团鹤等纹饰，精致入微。 其底座做工讲究，上起台阶，下系三足，与筒壁整挖而成，即所谓“一木连座”做法之一种，而非像多数明代笔筒那样，分别做好后再插入而成一体。除此之外，底座一周阴刻云雷纹为底纹，繁密整齐，上浮雕兽面饕餮纹，纹饰凶悍狰狞，器宇轩昂，充满皇家御用器具的风尚，此种纹饰罕见于木器制作。检索公私收藏，如本品底座工艺、纹饰者鳞毛凤角，尤其是底座纹饰方面，在同类明代紫檀笔筒上可谓首次所见，精彩之处可见一斑。
本品底部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竹木牙角雕刻》，商务印书馆，页25，编号 24 其筒底亦为大底，以一块整料紫檀木嵌入底座。筒内系掏空法制成，不同于后来惯用的旋制法，虽经打磨，仍可见工具遗留的竖茬痕迹。值得一题的是，常见笔筒底部多为光素，不做修饰，本品则反其道而为之，平坦底面以银丝嵌出两条矫健衔芝螭龙相望盘旋，矫健有力，昂首翘尾，凶猛飘逸，颇为传神。同类纹饰可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明晚期紫檀木雕云龙纹长方盒（详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竹木牙角雕刻》，商务印书馆，页25，编号24），盒四周所雕螭龙造型与本品底部螭龙较为相似，可以与此件笔筒在纹饰和年代上相互印证，可资比较。 筒身外壁采用高浮雕和镂雕等技法，通景雕刻胡人狩猎题材纹饰，宛若一幅书画长卷，峭壁嶙峋叠嶂，巨岩突兀，丛林茂盛，远、近、高、低，层次分明。以山石、桥梁、树丛等背景分隔出多个场面，每个场景中均可见少数民族扮相的骑手，胯下战马身姿矫健，鬃毛浓密整齐，作奔腾驰骋状，马身鬃毛装饰、马鞍、马镫皆刻画精细，纤毫毕现；猎手或执叉追赶，或引弓待射，神情严肃，对猎物志在必得，结合其空中奔逃的鸟雀等猎物，令整个画面显得极具生机和韵动之感，把紧张而兴奋的狩猎氛围营造得极具现场感。 此件笔筒采用胡人狩猎的主题，为目前所见同类笔筒题材中首次出现，珍罕之至。其人物刻画形象生动，极富生气，且动静相宜，布局舒展，突出刻画边疆游牧民族“勇悍，善骑射”的特点，以高超的制作技艺引领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形神皆备，妙入神品。 观本品细节，值得注意的是：此笔筒高浮雕胡人狩猎图，口沿浮雕的团鹤、花鸟、杂宝纹，口部和筒底分别镶嵌银丝装饰的回纹及双螭龙衔芝纹，均极为不俗，雕镂嵌空，宛如图画，如此高超的工艺集于一身，信必是高手所为。 晚明高濂《遵生八笺》记载：“如雕百宝嵌紫檀等器，其费心思工本，为一代之绝。”相传除周翥之外，无人能制此类精工器物。天一阁藏刊印于崇祯年间的《崇祯吴县志》卷五十三〈人物·工技〉“周治”载：周治，嘉靖中人。工为诗歌，精于雕镂嵌空，所作人物、花鸟，老梅古干，玲珑奇巧，宛如图画。 周翥的声誉之高、作品珍贵价昂，在晚明时已犹如今日的名牌精品，蔚为风尚，这可由王世贞（1526-1590）《觚不觚录》的记载获得证实：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增十倍……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俱可怪也。今吾吴中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赵良璧之治锡，马勋治扇，周治治商（镶）嵌，及歙吕爱山治金，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治铜，皆比常价再倍，而其人至有与缙绅坐者。近闻此好流入宫掖，其势尚未已也。 王世贞此文，原是有感于社会风尚的变化而发出感叹，却同时记录下“周制”等工艺精品皆比常价再倍、炙手可热的程度。可见当时像周翥这样以技艺搏名致富的名匠们，已经名动公卿，并与缙绅并坐抗礼；他们制作的工艺品在当时已成为奢侈消费的指标，为晚明新兴的商贾富绅所好，更为达官显宦以及宫廷、皇室所尚，甚至被引进宫廷，成为御用品。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歙砚附周柱款百宝嵌砚盒 周翥其人生平或隐没不显，然而所谓的“周制”风格尚可藉由部分传世品来加以追溯与勾勒。极为幸运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带有周柱款的百宝嵌砚盒，盒内置宣德款歙砚，应为明清宫廷旧藏，是传世极少数有名款的“周制”作品。不但可以作为我们追索周制风格的指标，更可能是上述王世贞所记载，周制作品为明代宫廷所尚，作为御用品的唯一物证。 中国嘉德，2003年11月26日，lot1136 翻阅公私收藏，同类紫檀笔筒，可参考一近例，王世襄先生旧藏“鱼龙海兽紫檀笔筒”，同样定年为明代，且为周制，曾售于中国嘉德，2003年11月26日，拍品编号1136，以RMB 2,090,000成交。二者年代、风格、工艺等方面相似，纹饰不同，各有千秋，但口、底座及外底纹饰方面，本品更为精彩。 北京拍卖会，2007年12月2日，lot1700 再有，省吾庐珍藏一例“明嘉靖 紫檀学士游春图笔筒”，曾售于北京拍卖会，2007年12月2日，拍品编号1700，以RMB 1,568,000成交。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唯口、底细节之处不如本品处理的精细特殊，可做比较。 香港拍卖会，2010年10月8日，lot 2192 同类周翥风格胡人狩猎图器物，可见两例，同属水松石山房珍藏，一件明嘉靖紫檀嵌百宝嵌狩猎图盖盒，一件明代剔红雕蒙人狩猎图盖盒，曾售于香港苏富比，2010年10月8日，拍品编号2192和2213，二者均定年为明，传周翥制，除器型、功能不同外，纹饰相似，可做参考。 香港拍卖会，2010年10月8日，lot 2213 综上所述可知，此件紫檀嵌银丝胡人狩猎图笔筒具有鲜明的周制风格，其特色也正印证了“周制”于百宝镶嵌之外的“雕镂嵌空”雕刻功力，正是“周制”镶嵌绝技精要之所在。 我们可推测，此笔筒极有可能为当时达官显宦请周翥所订制之器，亦或为进贡明代宫廷的御用品，而且为目前公私收藏及拍卖市场上所见同类器物中，较为特殊的一例，可谓珍罕之至。这或许就是“周制”能不同于一味追求华丽炫目的流俗，得以从晚明激烈的工艺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宫廷、权宦商贾与文人雅士的青睐，又始终维持不坠声誉的主要原因。 Lot 404 清早期 御制昌化鸡血石雕赤壁夜游图印章摆件 H: 7.8 cm H: 12.5 cm（含座） 印文：仙骨余香护赤松 边款：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嘉靖乙未春，三桥 参阅：《故宫文物》台北故宫博物院编，第二十三卷第二期 页37，36 始观此精美绝伦的印章摆件，我们不禁联想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东坡肉石”，制式与本品类似。上部以昌化鸡血石浮雕夜游赤壁图印章为主体，下衬虬角茜色海水纹器座，即可作宫廷陈设摆件，又可做文房印章。整石温润如玉，血色艳丽而沉稳，宝光内敛。 印章纹饰以传统赤壁图为主线，群峰层峦迭嶂，崖壁松木虬曲横生，益显壮丽；江水湍流汹涌，山石陡峭，夜空之上流云掩月，烟岚缭绕，与江水波涛上下呼应；赤壁似天幕幔帐，障壁直如插天巨屏，气势撼人；东坡主仆相邀友人月下泛舟赤壁之下，对月当歌，谈笑风生，场面气氛轻松快意，豪迈舒畅；江水激流奔腾，岩壁盘折交错，极尽深远、幽邃之境，俨然如画。工匠运用巧雕的手法，将原本是平面的赤壁图在有限的印石四壁上以多层次，高浮雕的方式，立体的淋漓尽致的呈现出来，并且将艳丽的鸡血部分巧妙的分布在纹饰的各个部分，更是增添了许多的情趣。
一侧行书刻“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嘉靖乙未春，三桥。”诗文出自宋代苏轼的《赤壁赋》，字迹张弛有度，洒脱奔放。与主体纹饰内容不谋而合，相互呼应。边款嘉靖乙未春，三桥当为清人摹古明代大篆刻家文彭所落。底刻篆书印文“仙骨余香护赤松”七字，体正势圆，古拙多变，气度不凡。 与此相对，此件御制昌化鸡血石印章隽品，带有原配宫廷制式的茜色器座，以成摆件山子之用。随形造作，采用深浅浮雕及透雕之法，雕饰海水波涛，汹涌翻腾，纹饰立体而富有韵律，聚散之间，流露浑然大气之感。这种茜色工艺只有清造办处独有，后传至民间，但唯有极少数的工匠才会，且现已失传。纵观本品，集良工与美石的完美结合，堪称是珠联璧合之罕见佳作，如此精湛做工，应为清早期宫廷陈设之物。 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入狱，后被贬黄州，元丰五年（1082）与友人乘舟游览黄州城外赤鼻矶后，撰写并书《赤壁赋》前后两篇，优美的文字及对人生的种种领悟，在当年便声誉远驰，此后的上千年间，一直是文人墨客与艺术创作寄寓情怀的不二题材。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 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数方以昌化鸡血石雕刻的夜游赤壁为主题的印章，分别运用印石本身的巧色，重新雕琢营造出一个色彩斑斓，有具象生动的赤壁世界。一方落款嘉定竹刻名家“施天章”，此印藏于乾清宫。另一方落款“可斋”，曾藏于永寿宫。同样题材，同样石材，同样雕刻风格的两方印石，一方为乾隆帝属刻，而置于其办公处所，以便随时把玩；另一方亦或是皇帝赏赐于某位嫔妃，故而藏于永寿宫。这至少说明，赤壁赋在皇帝与嫔妃间亦是艺术与文化传播的一个主题。 本品昌化鸡血石夜游赤壁图印章摆件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印无论从材质、雕工、纹饰，还是要体现的文化价值，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更胜一筹，也极有可能为清宫某一宫内陈设，辗转周折，散落民间，难得一见，这一段段因缘际会，也等待着您的见证。 《淮南子·原道》云'『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节四时而调五行……润于草木，浸于金石。』以『金石』至现『道』之德，来源于商周时期，《墨子·非命下》所谓『是以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以后世子孙』，是其真实写照。而金石作爲一门学问则肇始于宋代，学者着作纷呈，成绩斐然。虽然其时尚无摄影照相之技术，而先贤除了以摹绘刻版（石)印刷成书外，更以中国的传统技艺以纸覆器，墨拓传形。这在《四库全书》收録的宋代吕大临《考古图》《绩考古图》二书中就不难发现，其所着古器物除以线描作图外，铭文全部以墨拓本再翻刻。可以说，以拓本方式传承金石，宋人已开风气之先，于是拓本的流传与收藏，便是顺理成章之事。 清代干嘉盛世以降，由于以《说文》学爲代表的小学兴起，促使金石学更加蓬勃发展，收藏金石拓本，或乘兴题跋，或互相馈赠，更是文人学者间的雅好和时尚。其收藏及题跋者皆爲当时一流学者名家，如张廷济、阮元、六舟、吴式芬、陈介祺、翁方纲、吴大澂，孙诒让、杨守敬、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其风气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方介堪先生作爲当代学者和篆刻艺术家，其收藏金石拓本，即是受此文化背景之影向所致。 Lot 1628 方介堪藏 《吉金拓片集》 总计508件 出版：《方介堪藏吉金拓片集》全三卷，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2023年。 27×19.5 cm×508 估价：RMB 350,000-550,000 收入本书的先秦铜器铭文，不乏传世名品，可圈可点者颇有之。如道光年间山东寿张出土的『梁山七器』之『太保方鼎』（二四号)、『太保簋』（一一五号)、『太史友作召公甗』及『遰方鼎』（三五号)，已占七分之四；再如潘祖荫旧藏的『燕侯旨鼎』（三九号)、『翳（按'本书着録名存原篆)父方鼎』（四三、四四号)、『褱鼎』（四六号)、『许奓鲁生鼎』（四九号)、『宗妇鼎』（五四号)、『宗妇簋』（一○九、一一○号)、『扬簋』（一二〇号)、『作册寰卣』（一九二号);李山农旧藏的『戍囗鼎』（五七号)、『虢叔旅钟』（二号)、『文姑日癸甗』（一〇号)、『旂鼎』（五二号)、『六年琱生簋』（一一九号)、『静簋』（一一八号)、『郑虢仲簋』（一〇六号)；孙诒让旧藏、现藏浙江省博物馆的『麦鼎』（五八号)；陈介祺旧藏的『伯鱼簋』（七六号)、『纪侯簋』（八八号)、『城虢遣生簋』（九五号)、『陈侯因囗敦』（一三二号)、『鄀公缄簠』（一三一号)；以及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兮仲钟』（一号)等。
康有为 行书放鹤亭 水墨纸本 横批 庚申（1920年）作 94.5×347 cm
精神所寄 天壤瑰宝——小石山房旧藏明清篆刻珍品
印文：书法右军。 边款：壬辰冬日为玄初先生命篆于三山僧舍，何震。 边跋：甲午冬月榕城吴家子建拜观，是四百二十三年后。
Lot 1679 明 青田石两面印章 印文： 1.处士纯盗虚声。 2.爱饵衔钩，悔在鸾刀。 3.3×3×4 cm 出版： 1.《学山堂印谱》卷八，P66，张灏辑，1634年钤印本。 2.《学山堂印谱》P229，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1年。 3.《中国图书馆藏珍稀印谱丛刊·上海图书馆卷·学山堂印谱》第二册，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2016年。
|
|
|
来自： RK588 > 《古玩收藏、鉴宝和文物考古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