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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7日，樊耀南、张纯熙等人刺杀新疆省主席杨增新，随后持枪直入督署夺取印信，张培元、黎海如、冯梁拥护金树仁，杜国治率200名士兵前来，逮捕处决樊耀南、张纯熙等人，金树仁摇身一变成为省临时主席。此案一时惊动中外，与之相关的疑点亦不绝如缕，时至今日仍然众说纷纭，故就各种说法略述之。  杨增新 据杨增新的维文秘书广禄回忆录记，刺杀“是由西北某军事当局（指冯玉祥）主使的，张纯熙即是他的秘密代表。”亦称张纯熙虽系樊耀南学生，但调入新疆前已与冯玉祥西北军有联系，故而怀有秘密刺杀杨增新的使命。原来，1926年底冯玉祥西北军囊括陕、甘（包括甘、青、宁）、豫，欲一统大西北逐鹿天下，杨增新猝然难支有隐退之意，便于1927年秋吩咐秘书长将其家属送回大连。  冯玉祥 1928年西北军刘郁芬部曾派两名使者赴迪化，二人随即被杨增新软禁起来，引起刘郁芬部与新疆军队摩擦，冯玉祥只得电告南京“早日解决新疆问题”，故国民党《中央日报》遂刊登消息称，西北代表赴河南请冯玉祥以革命手段改革新疆，冯玉祥欲助宁夏军阀马福祥攻新疆，然而事实是马福祥居中调解，新疆当局答应拨给西北军120万银元，冯玉祥遂打消进攻新疆的计划。  刘郁芬 此时杨增新多次致电南京表示归顺，甚至提出不在乎自身的去留，南京方面直到7月5日才回电，仅过2日樊耀南、张纯熙等便刺杀了杨增新。据此京沪报纸、流言多以为冯玉祥脱不开干系，只是始终缺乏有力的证据，由于当时冯玉祥、蒋介石矛盾日益激化，故而种种阴谋论的报道、流言铺天盖地，也可能只是不同政治集团之间散布的谣言。  阴谋论 另据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马仲英逃亡记》所载，1934年前后其在迪化听到的民间传言，樊耀南是无辜的受胁迫者，真正罪犯是受张培元支持的金树仁。显然斯文·赫定对金树仁、张培元怀有极深的偏见，当时赴新疆考察的队伍很多，其背景及真实目的难以想象，金树仁上台后尤其防备外国间谍使坏，对各考察团提出苛刻政策，使得外国传教士和探险队十分反感，因此斯文·赫定的态度具有一定代表性，其甚至明言金树仁憎恨外国人，以刺激、刁难、阻扰、打击外国人获得乐趣，使之白白浪费资金而搁置考察计划。斯文·赫定道听途说的民间传言，大概是由于金树仁政府的腐败混乱，引起民众怀念杨增新时代的稳定生活，从而认为政变受益者金树仁、张培元是主谋，也因缺少实据而不为人所采信。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 另有说法认为金树仁、樊耀南通谋刺杀杨增新，约定事成之后分割新疆大权，事后金树仁出卖朋友独得大权，事实上金树仁确有疑点：一则陪同杨增新参加典礼却中途返回办公；二则事件发生后，张培元、黎海如、杜国治等仿佛事先约定一般皆集于金树仁处；三则金树仁迅速处决樊耀南、张纯熙等人，当时新疆各县民众代表致电国民党党部称：“金树仁勾结党羽刺杀杨督……即将同谋之樊道尹耀南先行割舌，致樊某惟有手指上苍而无能表白。”显然金树仁身边有一个小帮派—“甘肃帮”，而且对刺杀计划有所了解。  金树仁 基于樊耀南的处境来说，自1917年赴新疆便长期受杨增新压制势单力薄，辛苦聚拢30余同党涉险政变，定然怀有一定的政治诉求，可是多年来仅领虚职徒有人望，倘若打算政变后继任省主席，也必然要得到省府官员、地方将领的支持，断然不至于自恃狂傲铤而走险，若心性如此断不会隐忍十年，既然敢于以区区数十人轻身犯险，想必早已联络强援，这个强援很可能就是“甘肃帮”的隐形首领金树仁。然而“名不正则言不顺”，假使事成后金树仁、樊耀南分割权力，必然为舆论斥为狼心狗肺，因而金树仁向樊耀南下黑手，手段干净利落不免使人怀疑早有预谋。  右起第一位樊耀南 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可是一旦将其放入具体的环境中，就会在一些细节问题上经不起推敲，因而就此事必须引入些许细节。金树仁于1927年7月从地方调任民政厅厅长，在省府高级官员中资历不深、人望不高，唯一出众之处在于任地方官时连年考绩优等，这也是杨增新看重金树仁的原因，因而其处处谨小慎微，中途折返办公或仅是表现勤于公事的姿态；又杨增新有意栽培金树仁，故诸人乐意亲近这位官场新贵，也就促成其成为联络各方的中枢，且各县代表致国民党党部电报多有不实，因而究竟事实如何难以分辨。  杨增新与僚属及外国人 尽管金树仁似乎没有反对杨增新的理由，可是却明显知悉刺杀计划。当时金树仁、王之佐、屠文沛三人同返省府办公，其中金树仁、王之佐二人升官未久，金树仁调入民政厅、王之佐调入省高检，屠文沛时任省高检检察长，至金树仁上台后，王之佐屡升民政厅长、伊犁镇守使，屠文沛则升任省府秘书长兼省府委员，显然金树仁是在政治上“投桃报李”，可见三人存在共同利益关系，想必知晓樊耀南刺杀杨增新的计划。  投桃报李 据杨增新秘书广禄所言，其于政变前2日曾偶遇张纯熙携带盒子枪，张称于民政厅总务科科长牟维潼处借来防贼，牟维潼也即金树仁的直接下属，且与张纯熙、广禄皆是同学。据称牟维潼十分贪财官声不佳，政变后仍受金树仁的重用，升任交涉署科长、驻（苏联）斜米总领事，而先前的交涉署科长张馨却受牵连入狱，可以想见樊耀南曾广泛争取中下层官员、学生加入，其中就包括牟维潼、张馨等人。  盒子枪 据张馨女儿事后回忆称，当天张馨自诉樊耀南劝其勿去赴会，其去后见杨增新卫兵较多，中途返回家中坐卧不宁，并称“眼力又不好，留在那儿也没有用。”可见张馨知道刺杀行动，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犹豫未决。而牟维潼则既是预谋者也是告密者，可能与樊耀南最初接触时已向金树仁告密，而金则令其继续卧底探听消息，甚至指使牟维潼借枪给刺杀者张纯熙，这样金树仁提前知晓了刺杀计划，但是却从未向杨增新报告，显然其欲坐收渔人之利。而且金树仁上台后，其人及所任诸官无不贪财好利，显然皆厌倦了杨增新时期“清水衙门”的旧例，都想于任上大肆贪墨捞财，这大概是金树仁及众官知悉刺杀计划，却又不报告杨增新的一大缘故。  渔人之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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