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技术理论：闭关锁国的错觉

这是我的社会学课程系列文章，以自学读书笔记的形式，试图构建一个有解释力的世界模型，以期理解和改变当下世界。第一本精读的文本，是兰德尔·柯林斯《韦伯社会学理论》（Randall Collins 'Weberian Sociological Theory', 1986）。[后台回复“韦伯社会学理论”可获取电子书下载链接]

上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但并未给出答案：为什么不能闭关锁国？诚然，军事技术的发展取决于背后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但凭什么认为地大物博的中国就不能闭关锁国地独自发展出高精尖技术呢？就不能举全国之力、让政治和社会一切领域都为科技发展开绿灯吗？“两弹一星”不就是这样做出来的吗？苏联人不也独立实现了载人航天的壮举吗？

单就军事领域来说，技术进步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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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世界，就像多年前“地球村”的口号所说，显得越来越“小”了。世界尺度的变化是一种视野的变化，而由于人类心理结构在根本上是视角的（per-spective），说视野在变化，就等于是说人类的生存模式在发生根本转变。

随着世界尺度的扩大，人与人之间在视野上的差距也逐渐凸显。奥特加精准地将这种差异表述如下：

人们往往认为小地方的人愚昧，这不是没有道理。这种愚昧的本质在于一种视角的错觉。小地方的人总认为自己就在整个地球的中心，也总是按照一种中心化的视角来判断万事万物。这就是为什么小地方的人总是自鸣得意到让人觉得可悲也可笑。反过来说，住在大城市的人们都知道，自己的城市再大也只不过是宇宙的一隅，一个小角落，远远不是宇宙中心。他们还知道，世界是没有中心的，因此，他们在作任何判断时都会刻意降低自己视角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小地方的人总是觉得隔壁大城市的人都是怀疑论者，而实际上，大城市的人只是掌握更多信息而已。

——《爱因斯坦理论的历史重要性》，何塞·奥特加·伊·加塞特

许多父母难以理解让孩子“出去见见世面”到底意义何在。我也曾见过许多从小生长在国内大城市的孩子缺乏对人文地理的最起码敏感，例如，觉得纽约、伦敦甚至香港跟北上广深都没什么区别。某播客（名称不便透露）的主持人就说过她眼中的纽约，她说，纽约又脏又破又贵，但这里的人太有意思了，好像全世界最有意思的人都跑到这里来了。这真是我见过的关于一座城市的最高赞赏：没有比人更值得看的城市风景了。

人的宝贵只在于其视野：山川大海都是缺乏视野的。旅游最有趣的也当然不是风景，而是风土人情，是每一个地方的人独特的生活视野。见世面，见的当然是世间百态，是不同人眼中不同的世界。一个只看得到自己眼中世界的人，就只能把旅游看作游览风景了。

但我猜不少人还是会不同意，见了世面又能怎样？花大几十万让孩子出国留学，回来连一份月薪一万的工作都找不到，有什么用呢？

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国家层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对外开放又能怎样？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是国家安全的代价）与国际社会互通有无，可是西方的经验又不能照搬，掌握更多信息也都是些路人皆知的信息，不能直接变现，就像看遍了纽约和伦敦，不还是那些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么？所以为什么不闭关锁国呢？

作为韦伯社会学的技术理论部分，本系列文章无意、也无力对任何国事发表褒贬意见。我们希望探讨的问题只有一个：技术从何而来？这里的技术不是指发明家私下鼓捣出来的惊人发明，而是能够形成社会影响力的、在社会层面得到广泛应用的技术。照此标准，“两弹一星”应该被排除在外；古代中国发明的火药也是同理，因为火药在中国除了制作爆竹外并无大用，社会影响力甚微。深度改变社会现实的重大发明，是像蒸汽机、火车、电报、汽车、计算机、互联网之类的高度普及的事物，问题只在于，这些技术是如何从发明到最终取得广泛社会影响力的？

我搜了搜“技术进步的根本动力是什么”，得到的答案不外乎需求、人才、懒惰、战争、资金这几项。中国14亿人，坐拥世界最大的“统一大市场”，按说需求和人才都是要多少有多少，资金规模更是大到吓死人；论懒惰，作为古老东方文明的中国当然不遑多让，只一个“華”字就显示出这个文明的植物属性（另一个东方文明的例子：印度河Indus River的原意是“边界”——在印度人眼中，越过印度河就已经远离世界中心了）；至于战争，从古至今中国一直战事不断，即便是相对和平统一的朝代也不时爆发内乱或外患。这样说来，中国的技术进步似乎是势在必得的了。

如果开放有其巨大代价，而封闭也同样能够实现技术进步（需求、人才、资金等等条件向来是齐全的），那还有什么理由不闭关锁国呢？撇开经济不谈——照某些“国师”的说法，经济只是日子过得好不好的问题，军事才是最根本的、是有没有日子可过的问题——为了国家的根基和安全，闭关锁国简直是再合理不过了，至于满清的落后，当然是因为君主缺乏进步意识所致，只要中国人下决心发展科技，岂有发展不成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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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压力即动力

读者诸君大可从“没有经济就不可能有军事”的角度去驳斥上述说法。但既然这个系列的主题是技术进步，今天就让我来钻个牛角尖，从军事技术本身的角度来论证闭关锁国的不可能。随着这一论证的展开，我们将能够看到，需求、人才、资金、甚至懒惰，都不是军事技术进步的根源；至于把“战争”作为答案，则约等于把“纸笔”看作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根本原因一样弱智。

让我们开宗明义地指出，实现军事技术进步有且仅有两种方式：①传播；②军备竞赛。两者都要求足够程度的开放和互联，不仅是一国内部保持足够的流动性（信息流通、人员和资源流动），而且是一国与周边国家乃至全世界保持频繁来往。

韦伯政治学的立论基础是地缘政治：他总是试图由外而内陆理解一国政治动态。同样地，要想理解一国军事技术的发展动力，也必须从一个外部视角进入。地缘政治是理解军事技术的起点。

至少对于军事技术而言，关键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技术创新是如何实现的”，而是“技术创新是在哪里实现的”——这里的“哪里”当然不是指技术创新的最早发明地，而是指技术创新首次得到大规模运用的地方。

传播比发明更重要。发明阿拉伯数字的是印度人，但将其传遍欧亚大陆的却是阿拉伯人，所以，印度人得不到这一发明的美名，并不冤枉。军事技术同样遵循这一规律：最早学会骑马的是公元前3500年的中亚游牧民族，但真正将马匹投入大规模战争使用、取得巨大军事优势的却不是这些游牧民族，而是公元前700年的亚述人，他们将弓手与骑马结合，迅速扩张，在中东地区形成了一个多头帝国。

纠结哪个民族最早发明什么，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因为单单发明出来还不行，必须广泛传播、改良、再创造、直到形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历史最青睐的从来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是第一个让大家都吃到螃蟹的人。

一项军事技术的影响力只可能来自地缘政治的压力。前文提到江户时代的日本在德川幕府的手中实现统一，此后就迅速抛弃了火枪、回归武士道精神“菊与刀”的冷兵器时代。地缘政治压力的缺失导致军事技术的落后，由此可见一斑。反过来说，古代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的海战技术发达，当然也是地缘政治压力所致；前述弓骑兵技术的发展，也同样发生在地缘政治压力汇聚的中东地区。

古代地中海区域的地缘政治压力孕育了西方的两大轴心突破（古希腊&古犹太）；反观东方，古中国和古印度的轴心突破也同样源自地缘政治压力——春秋战国的混乱、印度各邦的斗争。雅斯贝斯关于轴心突破的归因，显示出轴心突破背后的地缘政治因素：

[在骑马技术出现并传遍欧亚大陆后，]历史变成了两股力量之间的一场冲突：一边是古老、稳定而未觉醒的母权力量，另一边则是新兴、机动而自由的骑马民族正逐渐觉醒其意志。[……但这]至多只能充当轴心突破的一个前提条件。[……]关于轴心时代这一现象的最简单解释，似乎就在于它们都具有足以孕育精神创造力的社会状况：小型邦国和小型城镇林立；一个冲突不断的政治分裂时代；战争和革命的悲惨伴随着四处可见的繁荣，因为战争的摧残既不普遍也不彻底；对前人生存境况的质疑。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卡尔·雅斯贝斯

军事技术源自地缘政治压力带来的军备竞赛，思想领域的技术发展（轴心突破）同样如此，骑马技术的传播至多只能被看作变革的技术前提，真正的转变发生在文明内部，是文明本身强烈感到前人生活方式的不足，迫切地寻求新的生存模式，寻求对世界的全新解释。或许，思想革新才是更深层的技术进步，是视角的深度和广度的全面打开，是对社会生存模式的一次彻底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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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压力带来持续创新

这似乎仍然没有回答闭关锁国的问题。现如今没有哪个国家不是时刻感受到地缘政治压力的存在，但却不是每个国家都在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就国家内部而言，技术创新也不必是竞争的产物，国家计划、指令体系同样可以实现创新。苏联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国际上，苏联并不封闭，进出口贸易（尤其是天然气和石油）由国家部门统一进行，占到苏联经济的很大比重；地缘政治压力上，冷战军备竞赛可以说是压力拉满，军事技术上的发展也毫不逊色。问题是，为什么各方面看来都如此强大的苏联会迅速走向瓦解？更准确的问题是，为什么苏联未能实现长足稳定的军事发展？

这要从一个国家的内部运转说起。地缘政治压力确实可以催生出进步的动力，但不是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能实现进步，正如不是所有古代民族都挺过了轴心时代、实现了轴心突破一样。在这里，内因比外因更重要：

Jack Goldstone(1983)提出，仅有地缘政治竞争仍不足以带来技术创新。多个历史时期的印度、1600后的西班牙、奥匈帝国，都面临了长时间的地缘政治对抗和国界变动，仍然非常保守，就连军事技术也没有创新。Goldstone认为，全面的外部地缘政治压力可能会带来创新，但内部地缘政治问题，如何在一个“离心式内爆的国家”（例如一个民族分裂的国家）中维持控制，却会驱使国家通过保守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控制来维持秩序，这反而压制了创新。

——《韦伯社会学理论》，兰德尔·柯林斯

大型帝国表面看来都是歌舞升平，但如果我们揭开这层假面，看到帝国内部的政治动荡和持续张力，就会发现，高压和保守实际上都是内部地缘政治的产物，是帝国政权为了维系自身而不得不采取的姿态。许多人认为苏联的崩溃是戈尔巴乔夫大搞市场改革的恶果，但这只不过是用一个新的问题来搪塞旧问题：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要搞改革呢？如果斯大林模式毫无问题、可以延续千万年不动摇，改革又从何谈起？苏联解体几乎没有爆发动乱，这只说明一件事情：民心所向，天下苦苏联久矣。

苏联史专家闻一对苏联政治生态的总结值得玩味：

“苏联的解体，不像长期宣传的那样，我个人的看法，苏联共产党并没有得到所有俄罗斯人民的彻底的衷心的拥护。很多人在暴力之下不敢说话，他们不是真正的心悦诚服。所以，从苏共掌握政权伊始，骚乱、暴动、起义就时断时续。但是，苏联领导人一开始就不想把国内的真实情况告诉老百姓，一有情况就采取封锁，让民众不知情，让民众不知道自己生活的实际情况和未来的发展前途。”（凤凰评论《高见》栏目2016年4月）

古代中华帝国的和平同样只是表象。汉代的七国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乃至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清代的太平天国运动，都一再暴露出大型帝国的内在脆弱。为了维持控制，中华帝国不得不趋于保守、压制社会活力和创新能力，直到最终被打开国门。

苏联的问题不是缺乏技术创新能力，而是缺乏可持续性。一切创新都不是瞬时完成，而是一个持续改进和传播的长期过程。重要的不是在一时一地取得技术突破，而是在长期的历史时空中取得稳定的创新动力，这要求一国以制度化的方式形塑自由和平衡的社会环境，而不是在一轮又一轮的计划中追逐特定的技术突破。对社会而言，制度和环境比任何一项具体技术都更重要。

撇开地缘政治压力不谈，只还有一种情况可以实现长期稳定可持续的技术创新：适度的市场竞争环境，既没有任何一方（包括国家）可以垄断整个市场，也提供足够广阔的市场空间以便不同的技术得以充分传播和验证。苏联的问题正在于此：它缺乏最起码的流动性，即便外部地缘政治压力促使苏联作为一个整体不断举全国之力实现技术创新，这种创新最终也是不可持续的。在一国内部，只有市场才能提供适度的竞争压力，既不至于高压抑制创新，又不至于缺乏压力而不思进取。

考虑到近年来中文互联网上对苏联的吹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里顺便也给苏联神话祛个魅：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苏联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比现在的欧美生活还要更富裕、更自由、更平等、更有尊严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重返苏联：在苏联生活是一种什么体验？》一书列出了苏联人民生活的细节如下：

直至1976年，仍有1/3的苏联家庭没有冰箱（这是1930年美国的水平，冰箱是1873年发明出来的）；一个苏联家庭平均要排队2年才能等到国家分配冰箱，而且要在特定的时间窗口（只有一个小时）取走冰箱，超过了时间，冰箱就归别人了。

1976年苏联的汽车保有量是500万辆，同时期的美国接近一亿辆。一个苏联家庭要想有一辆汽车开，还是要等国家统筹，一般要等6~10年。（至于是哪些人能够在排队这件事情上占尽便宜……）

公共医疗：苏联的伤寒和麻疹发病率分别是美国的30倍和20倍（这两种病都是可以打疫苗预防的）；至于癌症的治愈率，苏联只有美国的一半。从1960至1970年代，苏联人的预期寿命不升反降。

环境方面，有15%的苏联人居住在环境污染超标10倍以上的地区。

无疑，苏联平民生活的贫瘠是内部政治高压的必然结果：创新和活力被抑制，社会整体效率低下。在政治学的部分，柯林斯用详实的数据对比了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的整体效率，结论同样是苏联完败。这又回到了前文的观点：一切技术创新都不可被计划——更准确的表述是，一切长期创新都不可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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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理解闭关锁国

在乾隆回复马嘎尔尼使团的信里，有一段话令我震惊。英王的使团提出，希望与中国建交、形成更大的贸易往来、在中国常驻大使，这些都被乾隆一一回绝。乾隆拒绝的理由，正是我们理解“闭关锁国”作为一种前现代观念的关键所在。他拒绝扩大贸易往来的理由有两个：①中国的民众不需要你们的商品，因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②皇族也不需要你们的奇珍异宝，因为，乾隆说：（转译自英文）

朕统治偌大的天下，别无他想，一心只为治国安邦、尽天子的职责。朕对奇珍异宝不感兴趣[……]天朝的浩荡恩德润泽天下万邦。

——《乾隆致英王乔治三世信》

这是1793年，距离鸦片战争打响只有不到50年时间。从信里看，乾隆可不是什么荒淫无度的暴君，即便只是口头说说，他至少非常清楚中国儒家传统对天子的期望和要求。某种意义上讲，乾隆说的也都对，天朝确实无所不有，他也确实做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克己和德政。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天朝”一词出卖了乾隆的愚昧。就像奥特加所说，这是一种小地方特有的狭隘心理，觉得自己身处宇宙中心，觉得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没什么大不了，觉得自己是“奉天承运”的天之子，宇宙秩序的唯一正统继承人。按照这个逻辑，“天下”的视角当然就是世界上唯一中正的绝对视角了，至于世界上所有其他位置的视角，自然都是斜视、都是偏见。我如此评价乾隆可是有着十足的把握，证据同样来自乾隆致英王的信。在信中，乾隆拒斥英国在北京常驻大使的请求，理由颇具喜感：欧洲有那么多个国家和民族，要是每个都派大使来朝廷，岂不是乱了套了？

在欧洲已经逐渐形成国际外交秩序的时候，乾隆一再展现出他作为宇宙中心统治者的自负，丝毫想象不到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多极的格局，世界不再是一个中心、万邦来朝，而是一个靠平等协商和谈判来运行的生意场。其实，乾隆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真的闭关锁国，作为宇宙中心的天朝，怎么可能闭关呢？在乾隆看来，天朝的大门向来是打开的，但大门打开不是要走出去，只是要万邦来朝，要这些边陲小国来仰望我们。中华身处宇宙中心，岂有屈尊踏足边陲的道理？更重要的是，向来都应该是小弟服从大哥的规则，哪可能反过来让大哥按照小弟们的游戏规则玩。天朝不是闭关锁国，只是足不出户、坐井观天。（至于印第安、墨西哥被殖民的悲剧，当然也只是足不出户所致。）

一个“中”字，一个“華”字，两个小小的方块字，似乎已经道尽了一切。这个文明就像伫立在宇宙中心的一棵参天巨木，千万年来静静地享受着全世界的仰望和崇拜。只可惜宇宙其实没有中心，树木也还未长成树人，至于世界的目光，如今又投向了哪片星辰大海呢？

参考文献

[1] Randall Collins, 'Weberian Sociological Theory', P93-95

[2] 'Emperor Qian Long's Letter to King George III, 1793', http://academics./Polisci/wj/China/208/READINGS/qianlong.html

[3] 'BACK IN THE USSR: WHAT LIFE WAS LIKE IN THE SOVIET UNION', https://www./research/back-in-the-ussr

[4] Jose Ortega y Gasset, 'The Theme of Our Time',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heory of Einstein'

[5] Karl Jaspers,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6] 《闻一：苏联的致命失败在于把国家封闭起来》, https://zhuanlan.zhihu.com/p/570677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