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铭予 | 淅川和尚岭墓地年代新论

在河南淅川下寺[1]、和尚岭和徐家岭[2]三地发现的楚墓，因发现有多座高等级的青铜礼器墓以及丰富的有铭青铜器，引起学术界极大的关注，通常称之为“淅川楚墓”；同时由于三个墓地均出土了与“薳氏”家族成员相关的有铭铜器，因此淅川墓地又被称为“薳氏”墓群。研究者或对青铜器铭文进行解读并讨论墓主人身份[3]，或在确认墓主人身份的基础上讨论墓地的埋葬制度[4]，或对出土的某类器物，如编钟、编镈进行专门的论述[5]，或通过对有铭青铜器年代的辨识讨论青铜器的传世[6]等。上述各项研究，均是建立在已有的淅川楚墓年代框架之上。有关各墓的年代，自发掘报告陆续出版后，多位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基本共识为三处墓地的年代始于春秋中期，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其中下寺墓地年代最早，和尚岭墓地居中，徐家岭墓地最晚，即和尚岭墓地的年代是连接下寺和徐家岭两个墓地的中间节点，不过对于和尚岭墓地两座墓葬的具体年代却有不同的看法（详见下文）。由于和尚岭墓地两座墓葬的年代对于建立淅川楚墓的年代框架，研究淅川楚墓三个墓地的关系与性质，以及由此所反映的埋葬制度等问题都非常重要，因此本文拟通过与此前不同的切入点对和尚岭墓地两座墓葬的年代再做检讨，在此基础上，尝试解读下寺、和尚岭和徐家岭三个墓地之间的关系。

一

自和尚岭墓地的发掘报告发表后，陆续有学者对其年代进行了讨论，其中对于和尚岭M1的年代有春秋晚期、春秋晚期晚段、春秋战国之际和战国初年等判断，对M2有春秋晚期、春秋晚期晚段、战国早期、战国早期早段和战国早期晚段等观点[7]。虽各家认识有所不同，但M1的年代早于M2是基本共识[8]。

淅川和尚岭M1被盗严重，残存2件“克黄”所作之鼎，后收缴的方壶和盖豆也有“克黄”的铭文[9]。原报告认为墓主人即作器者“克黄”，是文献所载楚成王时期的令尹子文之孙，其于楚庄王时曾出使齐国，于公元前605年改名为“生”，因此“克黄”器铸造的年代要早于公元前605年。亦有研究者指出，作器者“克黄”并不是文献记载中所见之“克黄”，而是楚薳氏之“克黄”，只是文献中没有与之相关的记载[10]。此后陆续有研究者指出和尚岭M1的年代不会早到公元前605年，大体应该在春秋战国之际[11]，虽然这是一种较为模糊的表述，但也说明研究者认为该墓的年代可能已进入战国。朱凤瀚先生在《中国青铜器综论》中对M1出土铜鼎的形制进行了充分的比较和讨论，认为和尚岭M1的年代不早于春秋晚期末叶，可能已进入战国初期，只是暂时将其放入春秋晚期末叶[12]。笔者认同朱书这种基于器物形制比较而判断年代的方法和其最终的比较结果，同时认为朱书关于和尚岭M1的年代“不早于春秋晚期末叶”的提法应是出于谨慎，实际上“不早于春秋晚期末叶”应该表明该墓的年代已经进入战国初期，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和尚岭M1的年代在战国早期早段。

关于和尚岭M2的年代，原报告认为其与M1同为春秋晚期，两墓相比则M1稍早于M2[13]。由于和尚岭M2出有纪年青铜器，提供了不同于M1的可判断年代的基础，因而学界对此多有关注，加之M2的年代对于讨论淅川三个墓地之间的关系亦非常重要，因此关于M2的年代亦是下文论述的重点。

大部分学者通过将和尚岭M2随葬的青铜礼器与那些基本同时期的青铜礼器进行形制上的比较，指出M2和曾侯乙墓随葬的青铜礼器中多有形制相近者，其年代相当，应为战国早期[14]，或认为M2的年代可明确到战国早期早段[15]，不过也有学者提出和尚岭M2的年代可以晚到战国早期晚段[16]，也许因为其观点的提出是基于对曾国青铜礼器的研究，似乎并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和认同。

还有一部分研究者通过对和尚岭M2出土的青铜器纪年铭文的解读来判断其年代。M2出土了8件“薳子受”镈钟和9件“薳子受”纽钟，所出铭文相同，均有“十又四年三月惟戊申”之记载。有学者指出楚王中与铭文所记历朔相契合者只有楚庄王十四年（公元前600年）、楚惠王十四年（公元前475年）和楚简王十四年（公元前418年），而楚庄王十四年太早，楚简王十四年过晚，只有楚惠王十四年最为合适，应该是编钟和编镈的作器年代，因此M2的年代当稍晚于此[17]。而研究者之所以认为楚庄王太早、楚简王太晚，很可能是受到此前报告作者认为和尚岭M2的年代为春秋晚期的影响。

上述对和尚岭M2年代的讨论，可以看到有两个不同的出发点，一个是基于对部分随葬青铜礼器的形制比较，另一个则是对青铜镈钟所出纪年铭文的解读，两个出发点的研究之间并没有交集。笔者在观察M2的材料时，发现除了其出土的铜鼎或大部分青铜礼器可与楚墓以及曾侯乙墓所出同类器物进行比较以外，有纪年铭文的“鄬子受”编镈在形制上也可以与江淮地区和汉水流域出土的青铜镈钟进行比较，并且在这个地区青铜镈钟的发展序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将青铜镈钟纪年铭文的解读与青铜镈钟形制的研究结合起来确认其制作年代，并将之与对青铜礼器形制的比较而得出的认识相结合，进而判断和尚岭M2的年代，应该是更为合理的研究思路。目前关于江淮地区和汉水流域青铜镈钟的研究大多从音乐考古的视角展开[18]，涉及音列、音乐性能、镈与钟的组合、乐悬制度等[19]，上述研究中凡涉及年代问题时，多以学界对M2已有的认识为基础，鲜有通过讨论青铜镈钟的形制、发展序列以确认年代的研究。由此，本文将把对载有纪年铭文的青铜镈钟的形制研究和对纪年铭文本身的研究结合起来，以期进一步明确和尚岭M2的年代。

二

自春秋中期以来一直到战国中期，在江淮地区和汉水流域的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多有成套的青铜乐器出土，除编钟以外，一些墓葬还出土了编镈。除叶县旧县M4出土了4件有脊镈钟以外，其余各墓所出镈钟均无脊。这些镈钟的整体轮廓相近，钲部正反两面均有突起的三排乳钉，每排三个。比较有特点的是其鼓部纹饰，多为4对或2对互相纠结的蟠龙纹，其共同的特征是在鼓部纹饰的四角，都有突出的龙角或尾部的尖状纹（图一）。同时期的中原地区高等级贵族墓葬中也多随葬有青铜镈钟，整体轮廓和钲部纹饰与江淮地区和汉水流域所出基本相同，但是其鼓部纹饰则有明显的区别，或为细密的蟠虺纹，或为由饕餮纹演化出的蟠龙纹组成，有的还加有凤鸟纹，鼓部纹饰的整体轮廓较为规整，除个别镈钟外，四角很少有向外凸出的尖状纹（图二）[20]。和尚岭M2所出“鄬子受”镈钟的鼓部于左右各有一对互相缠绕的蟠龙纹，在鼓部纹饰的四角为突出的四只蟠龙的尾部，属于典型的江淮地区及汉水流域的镈钟形制。

图一 江淮地区、汉水流域镈钟鼓部纹饰

图二 中原地区镈钟鼓部纹饰

观察江淮地区和汉水流域所出镈钟，可以看到依年代不同而发生变化的部位以用来悬挂的纽部最为明显。青铜镈钟纽部的形制，主要有动物形和环形两种，环形纽因形制简单、缺少变化，其年代特征并不明显，而动物形纽的形制依年代不同可看到有较为明显的变化轨迹。和尚岭M2所出镈钟的纽由一对回首动物组成，如果能够厘清春秋战国时期江淮地区和汉水流域镈钟动物形纽的变化轨迹，确认和尚岭M2所出镈钟在这一发展序列中的位置，应该是在对镈钟纪年铭文中年、月、干支日进行比对的基础上，确认与之相符的楚王纪年进而判断其制作年代的可靠方法。

三

目前已知江淮地区和汉水流域开始随葬无脊镈钟的墓葬年代大体在春秋晚期早段，一直到战国中期都有发现。所出具有动物形纽的镈钟可依其构成纽部的动物数量分成多体动物造型和单体动物造型两类。多体动物造型，纽部通常由三对或四对完整的蟠龙或蟠螭组成；单体动物造型，纽部仅由一对完整的蟠龙、蟠螭或其他类动物组成。下文简称为多体型纽和单体型纽。个别镈钟的纽部两侧在完整动物之上，还附加有一只不完整的动物，但是并不与构成纽部的主体动物间有纠结或缠绕，由于其更接近单体型纽，因此将其并入单体型纽讨论。

多体型纽的镈钟主要分布在江淮地区，自春秋晚期早段开始出现，一直到战国早期早段都有发现。

春秋晚期早段，在安徽凤阳卞庄M1、大东关M1[21]、河南叶县旧县M4（许公墓）[22]和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23]、邳州九女墩M3[24]等墓都出土了纽部为多体型的镈钟。凤阳大东关M1、卞庄M1和叶县旧县M4所出镈钟鼓部均由四对互相纠结的蟠龙纹组成（图三，1~3），丹徒北山顶春秋墓所出镈钟的鼓部为四只蟠龙纹两两相对（图三，4）。上述各墓镈钟纽部形制相近，均为一对蟠龙和三对蟠螭构成，蟠龙在上呈对衔状，三对蟠螭均呈噬咬蟠龙或其他蟠螭身体状。江苏邳州九女墩M3所出镈钟原报告仅发表了不清晰的照片，据文字描述鼓部饰“羽翅式兽体卷曲纹，纽部由两对大龙和两对小龙纠结而成”（图三，5），当与前述四墓所出相近。

图三 江淮地区多体型镈钟

春秋晚期晚段，江苏六合程桥M2[25]和安徽寿县蔡侯墓[26]出土了纽部为多体型的镈钟。六合程桥M2共出土了5件镈钟，形制相同，报告发表了2号镈钟的拓片和照片，虽然细部并不十分清晰，但仍可以清楚地看到鼓部纹饰也是由相互纠结的蟠龙或蟠螭纹组成，四角有突出的尖状纹，纽部是由多对蟠龙或蟠螭构成（图三，6）。寿县蔡侯墓出土8件形制相同的镈钟，据其发表的照片和拓片，可看到其鼓部构成和纽部纹饰较为繁复，鼓部纹饰与大东关M1所出相近，纽部由多对蟠龙或蟠螭构成，只是不能明确具体数量（图三，7）。

战国早期早段，固始侯古堆M1出土了纽部为多体型的镈钟[27]，发表的线图可清楚看到鼓部纹饰和纽部形制与春秋晚期早段诸墓所出镈钟相同，鼓部由四对互相纠结的蟠龙组成，只是在细部稍有差异，纽部则由一对蟠龙和三对蟠螭构成（图三，8）。

纽部为单体动物造型的镈钟主要发现于汉水流域的楚国地区。最早见于春秋晚期晚段的淅川下寺M10，一直到战国中期都有发现。

春秋晚期晚段，淅川下寺M10共出土了8件形制相同但大小相次的镈钟[28]，鼓部纹饰与上述春秋晚期诸墓所出的多体型纽的镈钟相同，由四对互相纠结的蟠龙纹组成。纽部由一对回首蟠龙组成，具体形态稍有不同。M10:78，蟠龙形态写实，纽梁两端有似龙角的突起（图四，1）；M10:73，蟠龙的身体和足的弯曲处基本呈直角，纽梁两端直接与龙角相连，表现出图案化的倾向（图四，2）。

图四 汉水流域单体型镈钟

战国早期早段，淅川徐家岭M3出土了8件镈钟[29]，鼓部纹饰均为左右各一对互相纠结的蟠龙，报告描述纽部的形制为“舞上有两条镂孔蟠龙组成的纽”[30]，对镈钟的拓片和线图进行观察，可发现其纽部虽然都是由一对回首蟠龙组成，但具体形态却有较明显的区别。第一种，1件，M3:14，蟠龙写实，身体卷曲灵动，纽梁两端突起似龙角状物（图四，3）。第二种，2件，M3:12、M3:13，蟠龙形制与下寺M10所出相近，身体和足的弯曲处皆直角（图四，4）。第三种，5件，M3:15~M3:19，蟠龙极度图案化，只是保留了似蟠龙身体卷曲的结构，但头、角、目、吻、足等细部均已省略（图四，5），可以看成第二种形态的进一步简化形式。

战国早期晚段，曾侯乙墓出土的楚惠王赠给曾侯乙的镈钟[31]，未发表线图，从照片看鼓部纹饰与寿县蔡侯墓所出镈钟比较相近，应为两对或四对相互纠结的蟠龙组成。纽以一对写实的回首卷尾蟠龙纹为主，蟠龙纹之上有一对身体并不完整且没有尾部的蟠螭纹，以口衔纽梁两端（图四，6）。

年代分别在战国中期早段和战国中期晚段的淅川徐家岭M10[32]和江陵天星观M2[33]，都出土了纽部造型为单体动物的镈钟，两墓所出镈钟的鼓部仍然为两对相互纠结的蟠龙纹，因有较多夸张、华丽的附加装饰而有些变形，纽部都是由一对写实的回首蟠龙纹组成。徐家岭M10共出镈钟8件，形制相同，其纽梁两端径直连接到回首蟠龙的颈部（图四，8、9）[34]，天星观M2共出土镈钟10件，纽部均由一对回首蟠龙组成，但蟠龙形态稍有不同。第一种，1件，M2:42-（23），蟠龙首有长角，呈后伏状与背部相连（图四，10）；第二种，2件，M2:42-（27、28），蟠龙的角呈凤冠状在身体前部下垂（图四，11）；第三种，7件，无角，M2:42-（24~26、29~32）（图四，12、13）。

将江淮地区和汉水流域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多体动物造型纽和单体动物造型纽的镈钟分别进行梳理后，可以看到二者的发展轨迹。多体动物造型纽的镈钟最早出现于春秋晚期早段，一直流行到战国早期早段，纽梁均由两端位于最上部的蟠龙对衔。单体动物造型纽的镈钟最早出现在春秋晚期晚段，一直到战国中期都有发现。单体动物造型镈钟的纽梁，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在春秋晚期晚段和战国早期早段时，动物均为回首，在具体表现上较为简省[35]，不仅整体上出现了直角化、图案化的趋势[36]，甚至出现了徐家岭M3:19那样非常简化的造型，纽梁两端与动物的关系或似为动物头上突起的角的延伸，或直接与动物的颈部相连。到战国早期晚段时，曾侯乙墓出土的楚王镈钟的纽部造型并没有延续此前这一地区镈钟纽部出现的简省风格，对峙的动物造型写实，纽梁的两端也是以蟠螭对衔，只是口衔纽梁的两只蟠螭已不完整。到战国中期以后无论是战国中期早段的徐家岭M10、还是战国中期晚段的天星观M2，其纽部的单体动物造型延续了楚王镈钟的写实风格，只是纽梁的两端简单地与蟠首相连。目前还不能说明曾侯乙墓所出楚王镈钟纽部的动物造型为什么没有延续战国早期那种简省或图案化的风格，但从战国中期的镈钟看，这种写实的风格被继承下来。

和尚岭M2所出“鄬子受”镈钟共8件，形制相同，鼓部纹饰与徐家岭M10所出相近，为两对互相纠结的蟠龙；其纽部为单体动物造型，由一对写实的回首蟠龙组成，蟠龙无角，卷尾，纽梁两端有似对衔的蟠螭，但几乎不见蟠螭的身体（图四，7）。与上述单体动物造型镈钟的发展过程进行对比，和尚岭M2所出“鄬子受”镈钟显然是处于曾侯乙墓所出楚王镈钟和徐家岭M10所出镈钟之间，因此和尚岭M2“薳子受”镈钟的制作年代不会早于曾侯乙墓楚王镈钟的制作年代——公元前433年。

与和尚岭M2“薳子受”镈钟铭文所记“十又四年三月惟戊申”的历朔相符合的楚王纪年分别有楚庄王十四年（公元前600年）、楚惠王十四年（公元前475年）和楚简王十四年（公元前418年），通过上述讨论可知，与铭文中的“十又四年”最为符合的楚王纪年当为楚简王十四年，即公元前418年。和尚岭M2的年代既可能与“薳子受”镈钟铭文所示年代相当，亦可能晚于这个年代，考虑到其形制虽晚于曾侯乙墓楚王镈钟，但和徐家岭M10镈钟相比，还是更接近于前者，加之前文提到的很多学者都指出和尚岭M2所出青铜礼器中多有与曾侯乙墓相近者，二者年代亦不会相差太远，因此认定和尚岭M2年代不会晚到与徐家岭M10同时，当在公元前418年或稍后，即战国早期晚段，应是合理的判断。

四

在淅川墓地中，除和尚岭M2出土有8件“鄬子受”镈钟和9件“鄬子受”纽钟以外，另有徐家岭M3出土2件“鄬子受”戟，徐家岭M9出土2件“鄬子受”束腰平底鼎和1件“鄬子受”鬲。通过上文的研究，可知“鄬子受”镈钟的制作年代当在公元前418年或稍后，即战国早期晚段，而徐家岭M3、M9出土的“鄬子受”器均无纪年铭文，仅据现有材料并不能认定这两座墓出土的“鄬子受”器制作年代与“鄬子受”镈钟相同。曾有学者通过对三墓所出铜箍口鼎形制的对比，认为和尚岭M2和徐家岭M3、M9的年代相当，只是难以判断哪一座墓的墓主是“鄬子受”，抑或这些墓葬的墓主均非“鄬子受”[37]，但同时也指出三墓中当以徐家岭M3年代最早。原报告认为徐家岭M3、M9所出器物与和尚岭M2相同，其年代在春秋晚期[38]，后学者亦多认为徐家岭M3、M9与和尚岭M2的年代相当，只是年代为战国早期[39]，亦有研究进一步认定为战国早期早段[40]，或战国早期晚段[41]。如前所述，本文已认定和尚岭M1的年代为战国早期早段，和尚岭M2的年代为战国早期晚段，下文将把和尚岭M1、M2和徐家岭M3、M9出土的青铜礼器进行比较，以进一步确认徐家岭M3、M9的年代。

由于和尚岭M1被盗严重，各墓出土的青铜礼器组合也不完全相同，这样就给用四座墓葬随葬的青铜礼器进行比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由于各墓都随葬了数量不等的各类铜鼎，因此铜鼎成为可供比较的主要器类。

需要说明的是，多位研究者已经指出淅川楚墓出土的青铜礼器中部分存在着传世现象，即有些墓葬中会有年代不同的青铜礼器共出[42]，而判断存在这种现象的墓葬年代当以其随葬器物中年代最晚者为准，因此下文的比较中除了关注四座墓葬之间的相似程度以外，也会关注部分器物与晚期遗存之间的关系。

和尚岭M1、徐家岭M3和M9都出土了束腰平底鼎，其中和尚岭M1出土的2件“克黄”鼎（图五，1、2）和徐家岭M9出土的2件“鄬子受”鼎（图五，7、8）、1件无铭鼎（图五，9）均在鼎腹饰兽形扉棱，同时鼎腹花纹均由上部蟠螭纹和下部垂鳞纹两部分组成，应该属于同一类型。但是和尚岭M1所出“克黄”鼎的兽形扉棱棱角分明，顶部不高于口沿，鼎腹所饰蟠螭纹和垂鳞纹粗疏，而徐家岭M9出土的3件束腰平底鼎兽形扉棱圆润无棱角，顶部高出口沿，鼎腹所饰蟠螭纹和垂鳞纹细密，上述区别很可能是同一类型的束腰平底鼎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徐家岭M3出土的4件束腰平底鼎没有扉棱（图五，3-6），与上述有扉棱者应属不同类型，不过其腹部所饰的间有直角条带的宽带状蟠螭纹，整体上与和尚岭M1“克黄”鼎所饰蟠螭纹极为相似，二者年代应当相近。

图五 和尚岭和徐家岭墓地出土束腰平底鼎比较

四座墓葬都出土了箍口鼎，其中和尚岭M1所出的“曾太师”鼎（图六，1）和另一件无铭鼎（图六，2）虽腹深不同，但均为圜底，双耳和三蹄足外撇明显，鼎盖捉手为双环形，“曾太师”鼎腹部花纹为上下两周绹纹夹细密的蟠虺纹，无铭鼎的腹部为两周细密的蟠螭纹。徐家岭M3所出2件箍口鼎，底近平，鼎盖捉手与和尚岭M1所出相同，为双环形，其中M3:40双耳和三足外撇（图六，3），腹部为两周细密的蟠虺纹，M3:39为“鄬子孟升嬭”鼎，双耳直立，三足无明显外撇（图六，4），腹部为两周宽带夔龙纹。和尚岭M2所出4件箍口鼎均为平底，双耳基本直立，三足亦无明显外撇，鼎盖捉手为单环有凸形（图六，5~8），其中M2:29和M2:32腹部的两周纹饰带均饰鸟首兽纹。徐家岭M9仅随葬1件箍口鼎，平底，双耳直立，三足无外撇，鼎盖捉手为单环有凸形，腹部的两周纹饰带与和尚岭M2:29和M2:32相同，为鸟首兽纹（图六，9）。和尚岭M2和徐家岭M9都出现的这种鸟首兽纹在东周时期的楚系青铜器中并不多见，目前所知除这两座墓以外，还见于熊家岭M24[43]（图六，10）、徐家岭M11[44]（图六，12）和襄阳团山M107[45]（图六，11）所出的其他类型铜鼎上。其中熊家岭M24的年代在战国早期晚段，徐家岭M11的年代在战国中期早段，襄阳团山M107的年代已到战国中期晚段[46]。

图六 和尚岭和徐家岭墓地出土箍口鼎比较

和尚岭M1、M2和徐家岭M3还随葬有子母口鼎，各墓所出形制大体相似，较为明显的差别是鼎耳的形制。和尚岭M1和徐家岭M3所出子母口鼎均为长方形立耳（图七，1~3），和尚岭M2所出的“誾尹”鼎，其形制与前者所出相近，但双耳为环形立耳（图七，4）。这种环形鼎耳见于淅川下寺M11出土的箍口鼎上（图七，5），但其下端形态相差甚远，在战国早期的楚式子母口鼎中，则很少见到，不过目前在战国中期早段的叶县旧县M1（图七，7）和战国中期晚段的襄阳团山M107（图七，6）都出土了环形鼎耳的子母口鼎，形制与“誾尹”鼎非常相似。

图七 和尚岭和徐家岭墓地出土子母口鼎比较

上述四座墓葬除了铜鼎可以进行比较之外，其他的青铜礼器大多因各墓所出器类不能对应而缺少一定的可比性，只能对个别的簠、缶和斗进行一些观察。和尚岭M2和徐家岭M9均出有铜簠，形制基本相同（图八，3、4、7）；和尚岭M2和徐家岭M3、M9均出有缶，其中和尚岭M2和徐家岭M9所出铜缶为鼓肩，斜腹，下腹缓收至底（图八，5、8），而徐家岭M3所出铜缶鼓肩，直腹，下腹向内急收至底（图八，1），与前者应为不同的类型，无法进行直接比较。和尚岭M2和徐家岭M3、M9均出有铜斗，徐家岭M3所出铜斗腹部较直，斗柄向上倾斜的角度较大（图八，2），而和尚岭M2和徐家岭M9所出铜斗腹部较弧，斗柄向上倾斜角度相近，小于徐家岭M3所出（图八，6、9）。

图八 和尚岭和徐家岭墓地出土部分青铜礼器比较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到徐家岭M3所出青铜礼器多与和尚岭M1接近，徐家岭M9所出青铜礼器多与和尚岭M2接近，同时后两座墓葬所出青铜礼器的一些特点还多见于战国中期以后，亦表现出其年代应较前两座墓葬为晚的信息。因此判断徐家岭M3的年代与和尚岭M1相当，大体在战国早期早段，而徐家岭M9的年代与和尚岭M2相当，大体在战国早期晚段，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推测。

结合已有对下寺、和尚岭和徐家岭各墓地墓葬年代的研究，三个墓地的年代关系见表一。

表一 淅川楚墓年代关系表

五

已有研究中，通常将淅川下寺、和尚岭和徐家岭三个墓地进行通盘考虑，认为这是一处连续发展的“薳氏”家族墓地。由于三个墓地均处于丹江水库淹没区，从现在的地图上已经看不到当年墓地的具体所在，不过通过日本学者山本尧基于数据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制作的墓地分布图还是能清楚地看到三个墓地之间的地理位置关系（图九）。下寺墓地处于最南端，所在地势北高南低，原报告将发掘的24座春秋时期墓葬从南到北分为甲、乙、丙三组[47]，年代则由早及晚，从春秋中期晚段到春秋晚期晚段（图一〇，1）[48]。和尚岭墓地位于下寺墓地的北部，两个墓地间相距仅400米，已发掘的两座墓中，位于南侧的M1年代早于位于北侧的M2，延续了下寺墓地由南向北年代由早及晚的关系（图一〇，2）。徐家岭墓地远在距和尚岭墓地3千米的北边，与和尚岭墓地间有丹江的小支流相隔。徐家岭墓地共发掘11座墓葬，年代最早的M3分布在墓地中部偏东南，M9分布在M3的西北部，二者的相对位置关系与和尚岭M1和M2相同，只是相距较远。其余墓葬中，M2、M4和M7被盗严重，可判断年代者除M3和M9以外，M1、M5、M8、M10、M11的年代可到战国中期早段，M6的年代则可以到战国中期晚段。从已知年代墓葬的整体布局看，年代最早的M3和M9基本分布在墓地的中部偏南，而年代可以晚到战国中期的M1分布在M3南部，M10、M11分布在M9的西北部，M5、M6分布在M9的东部，整个墓地表现出由中部向四周、由早及晚的分布状态（图一〇，3）。

图九 淅川楚墓地点分布示意图

图一〇 淅川下寺、和尚岭与徐家岭墓地墓葬分布图

值得注意的是，和尚岭M1和徐家岭M3、和尚岭M2和徐家岭M9这两组年代分别相同的墓葬，在随葬的青铜礼器组合和数量以及墓葬规模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根据已有的研究，在由随葬青铜礼器的组合和数量所反映的墓葬等级方面[49]，徐家岭M3和M9为Ab等级，高于和尚岭M1的Ac等级和M2的B等级[50]；在基于墓口面积所反映的墓葬规模上，徐家岭M3和M9甚至是和尚岭M1和M2的两倍以上（表二）。

表二 和尚岭M1、M2和徐家岭M3、M9墓葬等级与墓葬规模

通过以上对淅川三个墓地的整体情况进行观察，可以看出淅川下寺、和尚岭两个墓地在地理位置上相互邻近，年代相接，分布趋势相同，表现出二者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后者很可能是前者向北部的直接延伸，为了强调两个墓地间的这种关系可将其称为下寺-和尚岭墓地。而徐家岭墓地距下寺-和尚岭墓地不仅在地理空间上有一定的距离，而且其间又有沟壑相隔，两墓地基本同时期的墓葬其等级不同，规模相差甚大，墓葬的分布规律也不相同，因此，徐家岭墓地应该是一个与下寺-和尚岭墓地关系密切，同时又存在着区别的墓地。很可能到了战国早期早段时，下寺墓地墓主人的后裔出于某种原因分为两支，一支作为下寺墓地的直接延续者埋入和尚岭墓地，同时有在地位上已经超越埋入和尚岭墓地的另外一支，他们在下寺-和尚岭墓地的北部重新开辟了新的墓地，即徐家岭墓地，并延续使用这个墓地一直到战国中期。

三个墓地都出土了与“薳氏”家族相关的有铭铜器，其“薳”字有三种不同的写法，分别为从邑从正反双虎，读作“薳”（图一一，1）；从邑从为，读作“蒍”（图一一，2）；以及从化从邑，隶定为“”（图一一，3、4）。有研究者认为上述不同写法只是同一字在书写上的不同[51]，也有研究者结合文献记载，认为在春秋晚期时，“薳氏”宗族已至少分裂成三支，其中“薳氏”为大宗，“蔿氏”和“氏”为小宗，即三种写法与当时“薳氏”的大宗小宗有关[52]。本文的讨论虽然不能为上述“薳氏”宗族的“大宗小宗”说提供确切的证据，但也表明似乎不宜将淅川墓地所反映的“薳氏”家族视为一个单线发展、不可分割的整体。

图—— “薳”字的三种写法

六

本文的研究主要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1）通过对东周时期江淮地区和汉水流域出土青铜镈钟的形制进行比较，并结合淅川和尚岭M2出土的“鄬子受”镈钟上关于年、月、干支日的记载，认为“鄬子受”镈钟的制作年代当在公元前418年，和尚岭M2的年代或与公元前418年相当，或稍晚于公元前418年，大体在战国早期晚段。

（2）通过对和尚岭M1、M2与徐家岭M3、M9出土的部分青铜礼器进行比较，和尚岭M1和徐家岭M3、和尚岭M2和徐家岭M9的年代分别相当，前者为战国早期早段，后者为战国早期晚段。

（3）和尚岭墓地和下寺墓地关系密切，前者是后者的直接延续，可称之为下寺-和尚岭墓地；徐家岭墓地虽与下寺-和尚岭墓地具有较密切的关系，但徐家岭和和尚岭两个墓地的起始年代相同，同时期的墓葬又存在着明显的地位差别，应是与和尚岭墓地同时开辟的一处新的墓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重点关注的是考古学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即通过器物形制的比较来确认和尚岭墓地的年代，建立淅川墓地的年代框架，进而理清下寺、和尚岭和徐家岭三个墓地的关系，因此较少涉及对淅川墓地出土的大量有铭青铜器的解读。希望本文对于研究淅川墓地所反映的楚系墓葬中贵族墓葬以及相关的家族墓地的埋葬制度，解读淅川墓地作为“薳氏”家族或宗族墓地的发展过程，以及东周时期楚国的“薳氏”一族的兴衰等，能够提供一些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新认识和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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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2]a.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县博物馆.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b.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淅川县徐家岭11号楚墓[J].考古，2008(5).

[3]a.李零.“楚叔之孙倗”究竟是谁——河南淅川下寺二号墓之墓主和年代问题的讨论[J].中原文物，1981(4).

b.李零.再论淅川下寺楚墓[J].文物，1996(1).

c.张剑.淅川下寺楚墓的时代及其墓主[J].中原文物，1992(2).

d.胡永庆，浙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墓主身份探讨[C].河南文物考古论集（四）.郑州：大县象出版社，2006.

e.田成方.东周时期楚国宗族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18-22.

[4]a.王乐文.江北地区楚墓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118-121.

b.尚如春.东周时期楚国社会变迁研究——以江汉淮地区墓葬为中心[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163-167.

[5]a.张亚初.淅川下寺二号墓的墓主、年代与一号墓编钟的名称问题[J].文物，1985(4).

b.常怀颖.楚地钟镈编列制度形成初论[C].三代考古（六）.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6]〔日〕山本尧著，范佳楠译.论淅川楚墓铜器群的传世与其历史背景[C].三代考古（七）.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7]对淅川楚墓的年代进行了系统讨论的代表论著有：

a.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785-1796，2039-2043.

b.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100-103.

c.同[4]a:118-119.

d.袁艳玲，张闻捷.楚系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J].考古学报，2015(4).

[8]a.高成林.淅川和尚岭楚墓的时代问题[J].中原文物，1996(4).

b.吴升仁，熊跃泉.略论淅川和尚岭春秋楚墓[J].江汉考古，2001(1).

c.冯峰.克黄器与淅川薳氏墓群[C].湖南考古辑刊（第11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9]淅川县博物馆.淅川楚国青铜器精粹[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68.

[10]同[8]c.

[11]a.同[4]a:118.

b.同[7]b:103.

[12]同[7]a:1791-1792.

[13]同[2]a:120.

[14]同[7]d.

[15]同[7]a:2039-2057.

[16]同[7]b:103.

[17]赵世纲.鄬子受钟与鄂国史迹[J]，江汉考古，1995(1).

[18]关于音乐考古学的论述可参见：

a.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博士学位论文丛书》序[J].音乐文化研究，2019(4).

b.方建军.音乐考古学通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20.

[19]代表性的论著有：

a.李纯一.曾侯乙墓编钟的编次和乐悬[J].音乐研究，1985(2).

b.邵晓洁.楚钟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

c.陈艳.春秋许公墓青铜编钟研究[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9.

d.同[5]b.

e.张闻捷.周代葬钟制度与乐悬制度[J].考古学报，2017(1).

[20]目前鲜见有从镈钟的形制、纹饰等方面讨论东周时期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镈钟的差异，与之相对，已有学者注意到北方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在钟镈使用上存在的差别，这些研究大多从青铜乐器的种类、配置、组合等钟镈编列形式，以及青铜乐器在礼制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讨论，可参见：

a.同[5]b.

b.张闻捷.试论春秋晚期乐钟随葬制度的变革——以曾国、晋国为中心[J].中国音乐学，2019(4).

c.同[19]e.

或从青铜乐器的悬挂及演奏方式、实测的音列等进行乐律学的讨论，可参见：

a.陈荃有.中国青铜乐钟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

b.同[19]b.

[2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凤阳大东关与卞庄[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2]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叶县文化局.河南叶县旧县四号春秋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7(9).

[23]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J].东南文化，1988(21).

[24]孔令远，陈永清.江苏邳州市九女墩三号墩的发掘[J].考古，2002(5).

[25]南京博物院.江苏六合程桥二号东周墓[J].考古，1974(2).

[26]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2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侯古堆一号墓[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28]同[1]:258.

[29]徐家岭M3的年代，原报告认为在春秋晚期，后多位研究者认为其年代已到战国早期，代表性论著参见：

a.同[7]a:2039.

b.同[7]b:103.

c.同[4]a:118.

d.同[7]d.

本文认同徐家岭M3的年代为战国早期的观点，同时由于徐家岭M3的年代与和尚岭墓地的年代关系密切，笔者在下文还将有更为详尽的讨论。

[30]同[2]a:139.

[31]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32]徐家岭M10的年代，除原报告和朱凤瀚先生认为在战国早期以外，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其年代已到战国中期，本文认同后者的观点，其代表性论著请参见：

a.同[7]b:103.

b.同[4]a:119.

c.同[7]d.

[33]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关于天星观M2的年代，发掘报告提出当在公元前350~ 前330年，朱凤瀚先生认为在战国中期早段。可能是基于对战国中期的起始年代和将其划分为早晚两段的绝对年代有所不同，后有研究者提出，天星观M2的年代应该属于战国中期晚段，见：

a.同[4]a:153-159，图二，一，楚墓青铜器分期图.

b.同[7]d.

[34]同[2]a:278.

[35]这种简省的表现方式，在中原地区春秋中期晚段即已出现，形制上也多有相近之处，因此江淮地区所出很可能是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不过这些讨论已超出本文所关注的范围，因而本文不作论述。

[36]实际上在中原地区春秋中期晚段时，新郑郑国祭祀遗址中出土的镈钟纽部既已表现出非常简化的风格，甚至纽的两端只有蟠螭的头部，到了春秋晚期晚段，在辉县琉璃阁甲墓、M60中都出土了纽部动物形象呈直角化的简化造型，但是纽两端的动物是完整的，形制与汉水流域春秋晚期晚段的单体动物纽的镈钟非常相似。只是目前在中原地区尚没有发现春秋晚期早段的单体动物造型纽的镈钟，因此目前尚不能说明春秋晚期晚段中原地区出现的这种简化造型动物纽的镈钟是延续了该地区在春秋中期晚段既已出现的简化趋势，也不能判断在中原地区和汉水流域出现的这种直角化、图案化的单体动物形纽的镈钟孰早孰晚。

[37]同[7]b:103.

[38]同[2]a:351.

[39]同[7]d.

[40]同[7]a:2039-2043.

[41]同[7]b:103.

[42]代表性论者请参见：

a.〔日〕山本尧著，范佳楠译.论淅川楚墓铜器群的传世与其历史背景[C].三代考古（七）.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b.同[8]a.

[4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南水北调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河南淅川熊家岭墓地M24发掘简报[J].华夏考古，2016(2).

[44]同[2]b.

[45]刘江生.湖北襄阳市团山墓地M107[J].考古，2017(1).

[46]以上各墓年代参见尚如春.同[4]b.

[47]同[1]:3.

[48]尽管学界对于淅川下寺楚墓中个别墓葬的年代有不同意见，但整体上下寺墓地从南到北，年代由早及晚是学界共识，可参看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中关于春秋时期楚墓的论述。

[49]同[4]b:56-58.

[50]根据尚如春文，Ab等级为随葬有4~5组偶鼎同时有4~5件平底束腰鼎的墓葬，Ac等级为随葬有4~5组偶鼎同时有2~3件平底束腰鼎的墓葬，B等级为随葬3组偶鼎，没有铜平底束腰鼎的墓葬。

[51]a.同[3]b.

b.张丹.薳、蒍、、逺关系考——兼谈楚薳（蒍）氏家族发展脉络[J].中原文物，2012(2).

c.同[7]a:1792-1793.

[52]田成方.再论楚薳氏的族称和宗支[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8(1).

作者：滕铭予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