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诗的创作时间与地点，由陶敏、陶红雨校注的《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根据诗中用李正封“国色”之语推测此诗为大和二年（828年）至五年（831年）作者在长安所作；瞿蜕园的《刘禹锡集笺证》认为，此诗作于唐大和年间作者重入长安之时；高志忠的《刘禹锡诗编年校注》认为，此诗与《浑侍中宅牡丹》作于同时；吴钢、张天池《刘禹锡诗文选注》疑此诗为永贞革新时所作。
牡丹：著名的观赏植物。古无牡丹之名，统称芍药，后以木芍药称牡丹。一般谓牡丹之称在唐以后，但在唐前，已见于记载。
庭前芍药：喻指宦官、权贵。
芍药：多年生草本植物，属毛茛科，初夏开花，形状与牡丹相似。
妖无格：妖娆美丽，但缺乏标格。妖：艳丽、妩媚。格：骨格。无格指格调不高。
芙蕖：即莲花。
国色：倾国倾城之美色。原意为一国中姿容最美的女子，此指牡丹富贵美艳、仪态万千。
京城：一般认为是指长安，但刘锬编的《咏花古诗欣赏》、鲍思陶等编的《中国名胜诗联精鉴》以及谢明等编的《历代咏物诗选读》认为此诗中的京城是指洛阳。
庭前的芍药妖娆艳丽却缺乏骨格，池中的荷花清雅洁净却缺少情韵。
唯有牡丹花最美，真的是国色天香，花开时节，惊动整个京城。
《赏牡丹》是一首托物咏怀诗，此诗描绘了唐朝惯有的观赏牡丹的习俗。前二句以芍药“妖无格”和芙蕖“净少情”来衬托牡丹之高标格和富于情韵之美，使牡丹兼具妖、净、格、情四种资质，可谓花中之最美者；后二句则以“花开时节动京城”之句，来表现人们倾城而出观赏牡丹的热闹景象，以此赞颂牡丹为人赏爱的倾国之色。全诗用拟人、对比和抑彼扬此的艺术手法，肯定了牡丹“真国色”的花界地位，真实再现了当年牡丹花盛开引起京城轰动效应的情景，亦寄寓了诗人心中的理想人格。此诗乃赞颂牡丹之作，其赞颂之手法，乃用抑彼扬此的反衬之法。诗人没有从正面描写牡丹的姿色，而是从侧面来写牡丹。诗一开始先评赏芍药和芙蕖。芍药与芙蕖本是为人所喜爱的花卉，然而诗人赞颂牡丹，乃用“芍药妖无格”和“芙蕖净少情”以衬托牡丹之高标格和富于情韵之美。“芍药”，本来同样是一种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卉，但据说到了唐代武则天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 （王禹傅《芍药诗序》）。以至有人将牡丹比为“花王”，把芍药比作“近侍”。此处，刘禹锡也怀着主观感情，把芍药说成虽妖娆但格调不高。“芙蕖”，是在诗文中常以清高洁净的面目出现的花卉，但刘禹锡大概因为她亭亭玉立于池面之中，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说她纯洁而寡情。这里暗示了牡丹兼具妖、净、格、情四种资质，可谓花中之最美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这句诗是对牡丹的盛赞，以国色来形容牡丹的超凡脱俗，展现了牡丹在盛开时节的非凡魅力。首先，“唯有牡丹真国色”这句诗，诗人用“国色”一词来赞美牡丹，凸显了牡丹在众花之中的独特地位。国色，即国家的颜色，代表着高贵、典雅和庄重。刘禹锡用这一词来形容牡丹，既是对牡丹美丽形态的赞美，也是对牡丹内在品质的肯定。这种赞美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牡丹在唐代就已经备受人们喜爱和推崇的事实。其次，“花开时节动京城”这句诗，进一步描绘了牡丹盛开时的盛况。京城，即国家的都城，是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牡丹在花开时节能够“动”京城，说明它的美丽和魅力已经超越了花卉本身，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事件。人们在欣赏牡丹的同时，也在享受一种文化的盛宴，感受一种国家的自豪。整体来看，这句诗不仅赞美了牡丹的美丽和魅力，也体现了唐代人对牡丹的深厚情感和文化认同。牡丹作为中国的传统名花，自古以来就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族情感。刘禹锡的这句诗，正是对牡丹文化价值的一种生动诠释和传承。在现代社会，牡丹依然被视为美丽、富贵和吉祥的象征。无论是作为观赏植物，还是作为文化符号，牡丹都在不断地影响和丰富着人们的生活。刘禹锡的这句诗，也成为了人们赞美牡丹、传承牡丹文化的重要引语。
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籍贯河南洛阳，生于河南郑州荥阳，自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 ，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唐朝时期大臣、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政治上主张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后来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今湖南常德）。据湖南常德历史学家、收藏家周新国先生考证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其间写了著名的“汉寿城春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