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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自杀背后那个不为人知的沈从文

 快乐老年435 2024-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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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88年夏天,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瑞典文学院打过来的,他们在电话里问,中国一个叫沈从文的作家,被提名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不是还在世?

几秒之后,电话这头说:

“我们不知道我们国家有这样一个人。”

这是沈从文第二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可惜的是,这一年5月,沈从文已经去世,与诺奖擦身而过,因为诺奖一直有一个规定,奖项只颁给在世的人,如果已经去世,就失去了获奖资格。

后来,一个当年的诺奖评委说:

“如果沈从文没有逝世的话,他当年就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其实,让沈从文1987、1988连续两年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的一本小说,这本小说,就是《边城》。

02

《边城》整本书,一切都是静的,美的,但事实上,这本书到最后还是讲了一个悲剧故事。

小说最后,老船夫死了,外孙女嫁翠翠不出去了;追求翠翠的两个年轻人,一个死了,一个走了。

就像沈从文在这本书里面写的那样:

“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

或许这就是现实中大多数悲剧发生的原因,很多时候,没有人想让事情往坏的方向发展,没有人刻意去制造悲剧,有时候可能只是时机上的阴差阳错,只是机缘上的不凑巧,一切都是在无意之间,最后却不小心酿成了悲剧。

沈从文写这本书是在1934年,1934年前后,中国发生了什么呢?

在东北,日本关东军簇拥着溥仪,建立起“大满洲帝国”,在江西,毛泽东带领着红军,开始了长征,并且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当时国内物价飞涨,将近四分之一的工厂停工。

就是在这样的动荡不安里,当时的沈从文,一个人从湘西跑出来,一路从北平到上海,再到青岛,经历了十多年的漂泊生活,也见过了许许多多像他一样,从故乡跑出来谋生活、求理想,然后游离、漂泊于整个时代的人。

所以他动笔写下《边城》这本书,是写给许多失去故乡的人。

就像当年是的沈从文,以及他见过的那些在动荡时代里游离的人们,就像现在的我们,生活在巨大的陌生人社会里,游离在故乡之外,商业的浪潮冲散了一切,人情、温度、信仰、善良、慷慨、诚挚,都在这样的社会里消失殆尽,人们都生活得太疲惫了,所以在经历了将近一百年后,现在我们读这本书,依然会有长久的感动。

03

其实沈从文的文字,跟他同时代的人都不一样。

沈从文生活的年代,是热火朝天革命的年代,是翻天覆地变化的年代,但沈从文却逆着时代的潮流,选择了另一条路。

当时的作家,都在写什么呢?

最有名的鲁迅,在用文字战斗,写人性麻木,讨伐时代黑暗,还有一些左派作家,矛盾、郭沫若,他们写革命热情,写阶级斗争,写时代群像,就连写爱情的张爱玲,也要在《倾城之恋》里面写进去香港沦陷大时代背景。

只有沈从文,写那些看起来闲散,似乎不承载多少意义的文字,但当时代的风吹过,曾经的政治背景远去,曾经的革命热潮退却,最后剩下的,只有审美,当文字脱去了承载的外衣,只剩下审美时,沈从文却脱颖而出了。

沈从文是个不折不扣天才。

他写文章很快,他二十多岁的时候,换着不同的笔名,比如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写了很多散文、小说,被当时的同行嘲讽,说他是个“高产作家”;二十九岁那年,沈从文写几万字的《从文自传》,行文优美,结构稳健,而他只用两周时间就写完了。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都可能以为沈从文出生在湘西一个普通家庭,以为他很土,但事实上,沈从文出生名门。

少年时代的沈从文,生活在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军人,祖父做过将军,曾跟着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功勋卓著,后来做了贵州提督,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司令,沈从文的父亲也参加过武昌起义,刺杀过袁世凯,非常传奇。

但这并不是沈从文少年时代的全部。

辛亥革命的时候,沈从文还不到十岁,那时候到处都在杀人,沈从文所在小城,每天都要杀100多个人,这个很黑暗的经历,在《从文自传》里,沈从文这样说:

“我那时已经可以自由出门,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每当人已杀过赶不及看那一砍时,便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屈指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

这就是沈从文幼年时的经历,非常不一般,可以想象,在这样环境里长大的沈从文,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要么像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做个军官,四处征战,要么就像他在自传里写的那样,做一个地方上是绅士,娶一个富商女儿,平庸却安稳地度过一生。

但这都不是沈从文的人生。

辛亥革命后,沈从文自己也进了军队当兵,因为字写的好,在里面做了司书,也就是文书,写一写公文,整理一些文件。那时候他跟着军队,到处清乡剿匪,见到的也都是军队的强取豪夺,杀人如麻,到后来,观看杀人都成了一种消遣和游戏,就像他在自传里写的那样:

“我们部队到那地方除了杀人似乎无事可作。我们兵士除了看杀人,似乎也是没有什么可作的。”

在《从文自传》那本书里,沈从文讲过两个最让他难以忘记的故事。

一次是他在场集上,看到两个乡下人在那里决斗,用刀互砍,直到砍得血肉模糊,其中一个人躺下才停止。

还有一次,当地商会会长年轻的女儿得病死去埋葬后,当夜便被一个卖豆腐的年轻男子从坟墓中挖出,背到山洞中睡了三天,又送回坟墓里去。审判的时候,沈从文问他,为什么这么做,那个男的只是笑着,什么也不说。后来砍头的时候,那个男的也还是一直笑。

这种恐怖的经历,在沈从文前二十年的生命里,不断重复,反复上演。

在晚年时,沈从文说,他少年时的这些经历,有些人可能觉得别具一格,离奇有趣。但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能体会到那种相当于出入地狱般的沉重和辛酸。事实上,沈从文在湘西的经历,一点也不有趣,对他来说,那是“二十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的生活”。

但即便是经历了如此黑暗、血腥的少年时代,沈从文却反过来写出了最干净的文字。

因为沈从文,一直都把自己当成是个读书人,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时代吹鼓手,不为权力读书。放到现在,就是写文章不能只为政治服务,要为审美服务。当然,他也不是不关心时代,他还从上海专门订了一份《申报》,密切关注着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

青年沈从文

04

其实早在《边城》发表的五年之前,沈从文一直都在酝酿这部小说。

二十九岁那年,沈从文写自传,回忆他少年时代的生活,当时他还没有写出《边城》, 在自传里,他用冷静的文字讲述他的过去,试图与那些荒诞、黑暗的过往和解。

当时的沈从文,已经没有了跟随军队时的彷徨,他一定也渴望稳定的生活,虽然那时他还没有遇到爱情,生活依旧贫困,但他一定对自己的才华饱含信心,他一定坚信他的才华能给自己一个稳定的生活。

但很可惜,这本自传只写到沈从文二十九岁,因为当时他只有二十九岁,我想他在写作的时候,敢去猜想他未来的生活吗?

二十九岁之前,他从湘西走到北平,一个少年,因为一场失恋,身无分文来到北平,靠一支笔闯荡生活,处处被人冷嘲热讽,但他才华耀眼,耀眼到刚到北京就得到徐志摩、郁达夫的帮助,还得到胡适的赏识,被邀请到青岛大学教书,似乎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但未来那些他没有写下的人生呢?会更好吗?其实并没有,未来他有的只是破碎。

他那些才华耀眼的作品,并没有给她更好的人生,反而一生带来的都是磨难、欺辱。

沈从文的灾难来的很早,早在1946年,抗战结束后,沈从文的灾难就开始了,因为在抗战期间,为了谋生,他发表了很多爱情小说,被批判为“桃色小说家”。事实上,当时沈从文也写了很多时代苦难的东西,但在颠沛流离中,文稿都丢失了,没有发表出来。

到了1949年,对他的批判第一时间就到来了,当时做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郭沫若,发了一篇长文,公开斥责沈从文,还扣了一个大帽子,说沈从文是反动派,对他的批判,从文学上升到了政治。

新中国成立前后,沈从文身边的文人朋友,一个个都有了公职,他的好友丁玲,做了文协副主席,巴金在上海做了作协主席,只有沈从文,坚持远离政治,远离权力,没有任何职务,他深爱的妻子张兆和很不理解,在信中质问沈从文:

“你为什么不拥抱新时代?”

后来,沈从文被迫和家人分居,只有到每天晚上,他才能回家去吃饭,吃完饭走之前,他还必须要带走第二天的早饭和午饭。

从那时候起,不管是政治上,还是家庭里面,沈从文都被彻底孤立了,他非常绝望地说:

“我行将被拒绝于群外,阳光不再属于我有了。”

同样的话,大剧作家曹禺也说过,他说:“太阳出来了,但太阳不是我们的。”

这是当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真实境遇,那种情形,就像海涅说过的那句名言:“革命胜利了,知识分子却毁灭了。”

我们很多人都关心沈从文的爱情八卦,却很少有人知道,沈从文的自杀。

1949年以后的中国,新旧两个时代交替,生长在旧文化里的沈从文,对未来充满绝望,所以,在1950年,绝望、痛苦到极点的沈从文,割开自己的手腕,划破脖子上的血管,又喝了煤油,在家里自杀了。

这一年,沈从文不过才48岁,自杀那天,幸好突然来了一个拜访他的堂弟,发现了昏迷过去的沈从文,及时送到医院,他才活了下来。

但从那以后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沈从文就再也没有写过小说,也再没有任何文学上的创作。他去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做讲解员,住在冬天都没有火的小房子里,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的服饰。

后来,到了文革里面,沈从文的遭遇更加悲惨,他自己被关进了牛棚,他的书也成了禁书,不但被批判,还要被逼着去打扫女厕所,那时候他已经快七十岁了!

沈从文晚年

05

即便这样,沈从文还是很高寿,但寿则多辱。

沈从文活了86岁,1988年5月10日晚上8点,沈先生突发心脏病去世。

沈从文的去世,国内的报纸并没有多少报道,因为那时候的沈从文早已被国人遗忘,当时年过八十巴金老先生,在家里一连几天翻看上海和北京的报纸,都找不到老友沈从文的名字。

当时的中国人早已忘记了沈从文,也没有几个人记得起沈从文。

临去世前,沈从文紧紧握住张兆和的手,留下了他人生最后的遗言,只有短短三个字:

“对不起。”

他想说对不起谁呢?

对不起他一生挚爱的张兆和,对不起少年时决意离开的母亲,对不起一心想让他成为将军的父亲,还是对不起时代,对不起国家,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身上有着一个文人该有的骨气和从容,体面和尊严,就像他曾经总结的那样:

我这人原来就是悲剧性格的人物,近人情时极近人情,天真时透底天真,糊涂时无可救药的糊涂,悲观时莫明其妙的悲观。但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时代总会有一个风箱,像一首悲怆无可奈何的交响曲,在风中为一些有才华的人喊冤。

1988年以后,沈从文的作品,才从历史中被重新被打捞出来,惊艳了不少人,吓我们一跳,可我分明还是看见一个年轻人,穿着白衬衣,戴着圆框眼镜,笑容腼腆拘谨,他跋山涉水,一路小跑,走出故乡,可一转身,就被风吹散了。

唯有才华,幸好还有才华,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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