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华 | 学术门径 治学良师——《四库全书总目》的价值及其总纂纪昀

学术门径 治学良师——《四库全书总目》的价值及其总纂纪昀

陈晓华

      古人读书，讲“法、相、品”。法即方式方法，相就是读书之状貌精神，品即感悟书之五味，但无论哪种，其实都在讲如何读。不过，如何读很重要，但如何才能入读书之门，更为重要，此乃读之筦钥，即读书首先要明白按需应读哪些书，要会按目索书。不然，纵有万般法相品，或不得要领，或终是乱读。

四库总目

      对于读书治学门径，中国清人是最谙习的。他们不但作出了理论总结，诸如不读《汉书·艺文志》无以知天下书等尽括目录精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是汉代及其以前的书籍，也就是一部先秦学术史，而先秦是中国学术的源头，其后的学术基本上以他为纲，未出其左右，也就自然不读《汉书·艺文志》，无法掌握读天下书的门径，难以读懂理解天下书。这与清人所道，目录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讲的是同一个道理。在最早的目录书刘歆的《七略》失传之后，基本上保存其面貌的《汉书·艺文志》也就是现存的目录书籍的开山之作，不读它，何以知天下书也就确实是不刊之论。清人不仅作了理论总结，他们还进行了实践。他们实践的最高成就即《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总目》是18世纪，尤其是明代以前典籍的汇总，以分类体系，书目著录的取舍，简练严密的序论和提要阐述了古代学术源流、各书作者的事迹、内容正误、价值高低，辨汉宋儒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主持风会，斟酌古今等，凝聚了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乾嘉之后辈出的通儒、近代以来如陈垣、余嘉锡等不少大学问家，都无不得益于它。此外，它的分类体系和编撰体例达到了古代目录书的最高水平，集中展示了中国传统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影响了后来许多目录书的编纂。当今整理古籍，四部分类法仍是最好的编纂方法。

      当然，读它，我们不仅可以见到它对读书治学引领门径之功，还可见到其对学术文化，甚至思想的领航。《四库全书总目》每书先列作者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详为订辨；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就不仅仅是目录之书，还蕴涵着时代，以及时代中闪动的人物，展示了岁月的悲欢，尽显历史的厚重。

      《四库全书总目》的时代是乾隆时代，也囊括了此前诸时代。是乾隆时代的四库馆臣们立足本时代，感知品尝各代，点评各代江山、人物风情、学术文化、国策大政，赋予各代意义和悲欢离合的集大成之作。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关的人物，既是它所著录的书中人物，也是用自己的笔书写这些人物的馆臣们。而《四库全书总目》是纪昀一手裁定的，因此《四库全书总目》也可视为纪昀的作品。孟子道，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所以，我们要先看看《四库全书总目》的重要人物——纪昀。

纪昀其人

      纪昀，生于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卒于清仁宗嘉庆十年（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河北献县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侍读学士、兵部侍郎、礼部侍郎、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他仕途中唯一的败笔是泄密。因泄密有过一次谪戍乌鲁木齐的经历。不过，这次谪戍对他来讲未必是坏事。

▲纪昀（1724—1805），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世称文达公。

      如果不是乾隆决意修纂《四库全书》，纪昀对乌鲁木齐的感观会与他传世诗文所描绘的迥异。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两淮盐引案，纪昀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为有营私贪污之嫌的儿女亲家两淮盐政卢见曾通风报信，被查知，因此谪戍乌鲁木齐。不过，他谪戍乌鲁木齐仅等于一次沉重的旅行。乾隆三十三年（1768）八月启程，乾隆三十四年（1769）二月抵达乌鲁木齐，乾隆三十五年（1770）乾隆就下诏召他回京。乾隆三十六年（1771）二月初一正式踏上东归之路，六月抵京。也就是说，纪昀在乌鲁木齐仅待了几个月，对边塞的苦寒，并没有切肤之感。理想、斗志、情趣并没有似其他谪戍之人，因年年岁岁的无望守候而泯灭，所以他眼中的乌鲁木齐，大有盛唐之风。是盛世之下，志士能人开疆拓土，报效朝廷的由衷抒发。面对盛世边疆的繁荣，纪昀豪情万丈，感慨山河的壮美，国家的一统强盛，民康物阜，差点忘却了自己是在谪戍。他不无兴奋地赞颂道：“夫乌鲁木齐初西番一小部耳。神武耆定以来，休养生聚仅十余年，而民物之蕃衍丰膴至于如此，此实一统之极盛。昔柳宗元有言：'思报国恩，惟有文章。’余虽罪废之余，尝叼预承明之著作，歌咏休明，乃其旧职。今亲履边塞，纂缀见闻，将欲俾寰海外内咸知圣天子威德郅隆，开辟绝徼，龙沙葱雪，古来声教不及者，今已为耕凿弦诵之乡，歌舞游冶之地，用以昭示无极，实所至愿。不但灯前酒下，供友朋之谈助已也”。也写下了“雪地冰天水自流，溶溶直泻苇湖头。残冬曾到唐时垒，两派清波绿似油”“断壁苔花十里长，何年雄镇控西羌。金瓶舍利行人息，筑塔当从阿育王”等慷慨之句。如果不是谪戍，他会完全沉浸其中，扬鞭驰骋，大抒建功边疆之志的。这慷慨之志与激情，还是被现实，自己的谪戍之身冲淡了不少。但纪昀就是纪昀，谪戍之前，正统教育下，一帆风顺的他，谪戍之后，面对谪戍之地，盛世之下的大好河山，他士人的本心，不但没有被消磨掉反而更加强了。这士人的本心，令众多士人即使身处逆境，还是心向朝阙。纪昀也如此。如此美妙的北国风光，没有自己的勾勒描摹，岂不遗憾。于是这逆境立马被如何改变现状代替，成了亢龙有悔，潜龙跃渊。因此，他仍以激昂之调向天下明示欲以戴罪之身报效朝廷，而且直接道出了报效之途——文章可经国，文章也可报国。他要用士人的看家本领，即立言补过效命。于是在纪昀的边塞诗文中，就见到了他谪戍边疆，毫无怨言之外，还多出了一番建功立业表彰盛世的豪情。感由心生，真情所致，本就畅快通透，无抑郁之声，传于当时，也就自然传递出了“声调流美，出入三唐，而叙次风土人物，历历可见，无郁愁苦之音，而有舂容浑脱之趣”的情调，而且引发有识者向往边疆关注边疆之念：“今天子神圣威武，自西域底平以来，筑城置吏，引渠屯田，十余年间，生聚丰衍，而乌鲁木齐又天山以北一都会也。读是诗，仰见大朝威德所被，俾逖疏沙砾之场，尽为耕凿弦诵之地，而又得之目击，异乎传闻影响之谈。他日采风谣、志舆地者，将于斯乎征信。夫岂与寻常牵缀土风者，同日而道哉！”（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纪晓岚乌鲁木齐杂诗序》，《四部丛刊初编》第301页，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8页。）

      纪昀的边塞之感，与受其牵累的自己的亲家卢见曾，曾经的流放体会相比，意境大异。卢氏《塞外接家书》一首说:“料来狼狈原应尔,便说平安那当真。”除了愁苦忧虑之外，无处可闻从容流美之音。当然，这也的确是二人谪戍的真实感受。纪昀流放前全在京城任职，天子身边的得意门生，哪里有卢氏的宦海沉浮，多历艰险。卢氏所有的天威无常，纪昀自然无法感受到。即使发配边疆，对纪昀而言，他感受的也只是一次应得的惩戒，皇恩会在不久的某一天很快降临。果然，在圣恩还没有从他记忆中抹掉之际，他就获赦了。所以，二人谪边之感自然大别。果如纪昀所料，他谪戍一年之后，乾隆三十五年（1770），乾隆因四库修书的需要，加以刘统勋的推荐，即恩准他回京。犹如出了一趟远差，天子刻意安排的一次锤炼，即回到天子身边。从此一帆风顺，仕途通达。向乾隆推荐他的刘统勋，对纪昀不止一次施以援手了。刘统勋对纪昀的知遇始于纪昀乡试，是纪昀乡试的主考官。而后来纪昀被发配的案件，又恰是刘统勋负责。纪昀一生的两个官场贵人，除乾隆外，就是刘统勋。并且纪昀和刘统勋的儿子刘墉关系不错。一个善文，一个工书，纪昀的诗文常请刘墉书写。二人都喜好砚台，常互赠也互攘夺，且都不介意。

      这一切也自然令纪昀毫无顺治年间因被祸丁酉科场案而被流放宁古塔的吴兆骞谪戍边疆的悲苦与凄寒。吴兆骞所道“塞外苦寒，四时冰雪，呜镝呼风，哀前带血。一身飘寄，双鬓渐星。妇复多病，一男两女，藜藿不充。回念老母，莹然在堂，迢递关河，归省无日……”，与纪昀边塞诗作相比，无啻于天壤之别。吴兆骞漫漫二十三年没有期盼的苦楚，绝非加上路途连3年不到的纪昀所能感知的。但吴兆骞是没有希望的等待。当然，吴兆骞后来还是在康熙二十年（1681），与孙旸从流放地被赎回，总算获得解脱。

      他的这种盛世下的谪戍情怀，与他得意门生洪亮吉谪戍伊犁之思也是不同的。洪亮吉谪戍，有《伊犁日记》《天山客话》传世。二人所作，边塞风情虽有相似处，但洪亮吉处在盛世之末，以先知先觉感知到了盛世的衰颓，也就多了为国分忧，革弊振新，防止边患，恢复真正盛世的经世致用之心。

      不过，这次谪戍虽然对纪昀自己来说，感受了大好河山，得到了历练，丰富了阅历，但对他家庭却是颇有影响的。他的长子汝佶因自己流放事大受挫折，萎靡颓废。此间，一见《聊斋志异》，遂视之为心灵救星，从此沉迷于鬼怪神狐中，再也无心科举。所以他的《阅微草堂笔记》颇见他对《聊斋志异》的厌恶，他的爱妾郭彩符病重之际正是他发配乌鲁木齐之时，虽然捱到他返回，但最关情处人却不在。

      纪昀、卢见曾、洪亮吉官员的身份，谪戍达到惩戒思过目的即罢。皇恩浩荡，当圣天子需要时，即可东山再起，自然不同于平民身份的吴兆蹇。纪昀的这次谪戍，加以他本身的睿智，使他更懂得变通，承领圣意。这次谪戍，对他而言，更大的收获是，他的视野得以开阔，心胸得以开拓。就日后的腾飞而言，这次谪戍是他腾飞必备的前课。就四库修书而言，这次谪戍酝酿了四库修书所需要的包容百家，整齐各派的雄心，成就了与四库修书相始终，却不至于落得如他的四库馆同事陆费墀那样的结局的智慧。

      当然，相对于宦海沉浮的卢见曾、洪亮吉，纪昀无疑是非常幸运的。他所任几乎都是清贵显要之职，且多扈从皇帝，备皇帝顾问，是乾隆身边随身带的文词经学之士。乾隆对他确实恩宠有加。巡视也多带着他。乾隆二十一年（1756）伴驾热河，乾隆二十七年（1762）伴驾南巡，乾隆五十五年（1790）伴驾热河， 乾隆四十五年（1780）伴驾第五次南巡，乾隆五十七年（1792）伴驾第六次南巡。乾隆三十九年（1774）因次子犯罪被牵连，处以降职调任，乾隆知道后改判为降三级留任。乾隆五十年（1785）还参加乾隆在乾清宫摆的千叟宴。四库修书期间，虽然多次记过赔写罚款，但都无恙。

      所以四库修书期间，纪昀对乾隆感激肺腑的一些言语，如“臣惟有勉竭驽骀，益殚葵藿，修明军纪，倍勤考校于五兵，检阅书林，速蒇编摩于《七录》”“恩荷高深，冀仰酬于万一”（ 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四《恩擢兵部侍郎仍兼文渊阁直阁事恭谢摺子》）等，虽不免阿谀之嫌，但实有感而发，确存真心。毕竟乾隆对他知遇甚隆。历代士人梦寐以求的君臣相和，“致君尧舜上”，他纪昀得到了。为知遇之恩，纪昀一生精力尽瘁其中。他恪尽职守完成了乾隆修书宏愿，乾隆给予的回报是高官厚禄。

      四库馆中的几个总纂，唯有纪昀与四库修书相始终还升迁职位最高。也只有他既能完成官办学术任务，又能全身。怪不得当今影视剧以之为智慧的化身。不过，纪昀虽以其非凡才气为乾隆身边文词经学之士，为他随时备用的得心应手的助手，但在政事上却得到了乾隆腐儒之称。但就是纪昀这样的腐儒，方能把四库修成而不披祸。对于四库修书，乾隆倾注了高度热情，从征书修书体例到成书，无不亲览，馆臣宠辱因此不定，四库馆因之也成为时人向往的终南捷径。修书历来为中国士人的最高荣誉，但要在四库修书中保住这份荣誉实属不易。这需要技巧。纪昀就很好把握了这个度。他站在当时的国家立场迎合朝廷需要，弃所谓鄙诞小说不顾，一边却私自抄存或带回家以满足个人喜好。在帝王亲自督查把控下，不以完全的正统观念对待书籍，能做到一定的学术公正，不愧为大儒。当然，这种公正只能是一定程度上的公正，一旦涉及政治，大儒也只能折中，正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他能在提要中大谈兼容并包，但实际上却偏好汉学，使四库馆成为汉学发挥的矢地，把四库馆建设成了汉学家的大本营。这也正是乾隆所需要的。亦即，四库修书成功完成了乾隆所需的学术导向。所以，得乾隆腐儒之称的纪昀可谓智识与聪慧的化身。再看乾隆称其腐儒的情境可知，乾隆如此言说实际上是为了保护纪昀。因为纪昀奉旨调查阿桂姻亲海升殴死妻子吴雅氏之案，以纪昀为首的一拨人得出的结果是自缢。吴雅氏弟弟不服上告。阿桂、和珅奉旨会同刑部一道勘核，未见缢痕。此案，阿桂被革职留任罚俸五年。而办案有误的纪昀，乾隆却不想查办，甚至道出“纪昀本系无用腐儒，原不足具数，况伊于刑名事件素非谙悉，且目系短视，于检验时未能详悉阅看”之语，为之开脱。当然，最后不得已，还是交给刑部议处了。有帝王如此的恩宠，纪昀的回报自然是为完成乾隆交代的任务而不惜肝脑涂地。因此，面对乾隆如此重视的四库修书，纪昀自然一身精力尽瘁其中，不再有大型著作问世。为了乾隆的知遇之恩，纪昀也不阿附和珅。这令他在嘉庆朝，再获荣升，升至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管国子监。纪昀能有此圆满收官，当然还得归功于他自己的躬谨、豁达、宽厚。他每次赴任，必有诗传示同僚，以躬谨相勉。并且他不惮余力，奖掖后学。与当时的在野文坛盟主袁枚，一民间一朝堂，大力提携人才，有“北纪南袁”之称，既学问淹通，又人情练达。所以乾隆的儿子嘉庆有言“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看似与乾隆所语“腐儒”矛盾，实一致。

      因此，纪昀一手裁定的《四库全书总目》，呈现给时人后人以颇多复杂性。一方面，纪昀要体现圣朝的宏阔与包容，要整齐百家，奖纳万方，不得偏私任何学术；一方面，纪昀受制于官修，受制于自己的学术好恶。纪昀虽名义上要调和汉宋，但实际上是汉学家；一方面纪昀喜好汉学的笃实谨严、征实不诬，但却不喜它过于拘琐，思维发散不够，局于文献难以自拔。所以，对宋学，纪昀也有肯定之处。并且纪昀对于正统，只要从根本上不违背乾隆大政方针，纪昀并不执着之。他会为了己好，收存抄录四库馆弃之不顾的街谈巷语稗官之流书籍，甚至偷偷带回家据为己有。这些思想和文化气质，都通过纪昀裁定提要内容时，反映在《四库全书总目》之中。

      因此，《四库全书总目》详述古今学术源流、文章体裁之异同分合，“剖析条流，斟酌古今，辨章学术，高挹群言”（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录》），辨汉宋儒术的是非，析诗文流派的正伪，主持风会；集传统批评方法的集大成，具有纳百川气象的批评风格。在乾隆的总控制下，正是纪昀做到了既展示我国古代学术文化思想的精髓，又不违乾隆的意旨，一手裁定了《四库全书总目》，传递了十八世纪学术文化界的信息，呈现给我们一个广阔的思想文化空间。

作者简介

陈晓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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