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長樸 | 尊《序》、廢《序》與漢宋對峙——以《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詩類》爲例

内容摘要

將中國經學的發展，定調爲漢學、宋學兩個系統的對立與競争，最早由《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叙》提出，並大量使用“漢宋對峙”（“漢宋之争”）此一觀念，用以解釋並觀察宋以下經學的發展與變化。這個提法普遍爲學界接受，乾嘉以下，論述經學的著作深受啓發，也莫不從“漢宋對峙”的觀點探討經學內含與發展，影響既深且久，成爲經學研究的主流論述，只要談經學，必然觸及漢、宋學問題，至今依然如此。本文之作，並不在於全面論述《四庫全書總目》的經學觀點，主要在窮源溯本，探討《四庫全書總目》“漢宋對峙”觀點的淵源所自，以及此一觀點如何形成。

  ●  ●  ●  ●  ●  ●  ● 

關 鍵 詞：《四庫全書總目》；漢宋對峙 ；漢學 ；宋學

一    前言

將中國經學的發展，定調爲漢學、宋學兩個系統的對立與競争，最早由《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叙》提出，並以“漢宋對峙”（“漢宋之争”）此一觀念詮釋觀察宋以下經學的發展與變化。這個提法普遍爲學界接受，乾嘉以下，論述經學的著作深受此説啓發，也莫不從“漢宋對峙”的觀點探討經學的內涵與發展，影響既深且久，成爲經學研究的主流論述，只要談經學，必然涉及漢、宋學問題，至今二百餘年，依然如此。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叙》雖然強調漢學、宋學各有其優缺點，同時主張“消融門户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但學界公認《四庫全書總目》的學術立場是立足漢學，貶抑宋學，也就是所謂“崇漢抑宋”。這個觀察基本上是正確的，通讀《四庫全書總目》，其整體學術立場的確有刻意貶抑宋學的傾向。雖説“崇漢抑宋”一詞固然有所偏頗，其所顯示的却正是漢學、宋學對舉現象，足見“漢宋對峙”此一觀念已成爲四庫館臣論述經學的基本觀點。

本文之作，並不在於全面論述《四庫全書總目》的經學觀點，主要在窮源溯本，探討《四庫全書總目》“漢宋對峙”觀點的淵源所自，以及此一觀點如何形成。透過書前提要與《總目》各種版本的比較，從而觀察出四庫臣在編輯《總目》的漫長過程中，經由增删修訂甚至抽换提要的方式，逐步改變著録提要的內容與論述重點，將主題凝聚在“漢宋對峙”問題上，從而建構出嶄新的學術主題，也開啓了經學論述的新視角。以今視之，類此由官方主導“一道德同風俗”，引領學術風向的作法是否合宜，固然見仁見智，各有評價，褒貶不同；但就經學研究而言，這種作法確實有其不可忽視的影響。就事論事，此一成就可説瑕不掩瑜，仍然值得肯定。至於相關問題的深入考察，則請俟諸他日。

二 《四庫全書總目》對《詩經》學的觀察

康熙敕撰《欽定書經傳説彙纂》提要云：

宋以來説五經者，《易》《詩》《春秋》各有門户，惟三《禮》則名物度數，不可辨論以空言，故無大異同。《書》則帝王之大經大法，共聞共見，故自古文、今文互有疑信外，義理亦無大異同。

孫承澤《尚書集解》提要也説：

蓋欲尊宋學，故不得不抑漢儒。然宋儒解經，惟《易》《詩》《春秋》 掊擊漢學，其《尚書》、三《禮》實不甚異同，承澤堅持門户，又併排斥之耳。然千古之是非，曷可掩也？

上述二者所言，各有門户之見的《易》《詩》《春秋》三部經書中，《易》《春秋》二書，此前筆者已有專文討論，此處暫且不論，惟以《詩經》爲探討對象。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各類書籍的著録極爲謹慎，絶不苟且。各經所收書籍雖然上下古今，包羅萬象，無所不有，但也萬流歸宗，總匯爲至關緊要的特定主題。對此，綜攬編務的總纂紀昀即曾坦言：

余於癸巳受詔校秘書，殫十年之力，始勒爲《總目》二百卷，進呈乙覽。以聖人之志，藉經以存；儒者之學，研經爲本。故經部尤纖毫不敢苟。凡《易》之象數、義理，《書》之今文、古文，《春秋》之主傳、廢傳，《禮》之王、鄭異同，皆别白而定一尊，以諸雜説爲之輔。惟《詩》則託始《小序》，附以《辨説》，以著争端所由起，終以范蘅洲（家相）之《詩瀋》、姜白巖（炳璋）之《詩序補義》、顧古湫（鎮）之《虞東學詩》，非徒以時代先後次序應爾也。

足見《總目》經部各經著録各書與其論述均有特定的主旨，目的在於“别白而定一尊”，以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因此《詩》類各書雖然形式上一仍舊貫，比照他經，也依各書時代時代先後排列。但用意不僅止於此一端，其主要目的却遠高於他經，在藉此建立起以《詩序》存廢爲中心的思想論述體系，進而達成建構經學發展論述的嶄新觀點。此處特别標舉“《詩》則託始《小序》，附以《辨説》，以著争端所由起”，開宗明義，用意清楚明白。

整理四庫館臣對《總目》《詩經》學著録各書提要的觀察，可以發現幾個明顯現象，全都與《詩序》有關。足見原本歷代頗有争議的這部《詩序》，已經不再是年代較早却又身份隱晦的一部古書。就館臣的詮釋而言，這部書已經被賦予了不同於以往的學術意義，在新的《詩經》學史上其實有着舉足輕重，不可忽視的特殊地位，不能等閒視之。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以下就此分别論述之。

（一）《詩序》作者爲誰，自漢以來，衆説紛紜，聚訟不已，迄未能解。然歷代學者考事按詞，知人論世，未有不以《詩序》爲本者

《詩序》提要開篇即説：

案《詩序》之説，紛如聚訟。以爲《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元《詩譜》也；以爲子夏所序詩，即今《毛詩》序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爲衛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者，《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也；以爲子夏不序《詩》者，韓愈也。以爲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於毛公者，成伯璵也。以爲詩人所自製者，王安石也；以《小序》爲國史之舊文，以《大序》爲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即爲孔子所題者，王得臣也；以爲《毛傳》初行，尚未有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説者，曹粹中也；以爲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擊而不顧者，則倡之者鄭樵、王質，和之者朱子也。

上述十一種説法，各有其説詞，也各有其依據，但無一能力排衆説脱穎而出，爲歷代學者完全信服者。四庫館臣固然也承認：

《詩序》稱子夏，而所引高子、孟仲子乃戰國時人，固後來攙續之明證。即成伯璵等所指篇首一句，經師口授亦未必不失其真。

但却以此書“去古未遠，必有所受，意其真贗相伴，亦近似《公羊》，全信全疑，均爲偏見……今參稽衆説，務協其平”爲由，依據鄭玄、程大昌《考古編》、朱鶴齡《毛詩通義序》、邱光庭《兼明書》、曹粹中《放齋詩説》及蔡邕的説法爲證，也提出自以爲融貫諸説，切近事理的新解説：

今參考諸説，定序首二句爲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爲毛萇以下弟子所附，仍録冠詩部之首，明淵源之有自。併録朱子之《辨説》，著門户所由分。蓋數百年朋黨之争，茲其發端矣。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録》也説：

是書作自何人，衆説不一。今參考諸書，定首句爲毛公以前經師所傳，其下申言爲毛公以後經師所加。併以朱子辨駁各附條下，著四五百年以來，説《詩》者門户之争，自此書始也。

所謂“併録朱子之《辨説》，著門户所由分”是館臣的神來之筆，充分發揮畫龍點睛的效果，具體呈現了館臣對歷代《詩》學發展的明確主張。此一見解當時是否經過充分意見交换不得而知，但這個説法却代表着朝廷的正式學術態度，當時也産生萬馬齊喑未見異論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館臣刻意在此書每條下附録了原書所無的朱熹的《詩序辨説》以資比對，同時並強調朱熹之書是宋人論《詩》出現門户之見的關鍵，也導致了此下數百年的朋黨之争。《總目》有意藉此建立新的詮釋觀點，用以説明先秦以下《詩經》學的發展與變化。此一作法開風氣之先，極具創意，爲《詩經》學史另創新猷，也建立起《詩經》學論述的新模式，影響深遠，至今未已。

（二）尊《序》、廢《序》，古今説《詩》第一争端，其源出自朱、吕意氣之争，導致門户分歧，亦因而開啓漢宋對峙風氣

説《詩》之有門户宗派，固然始於漢代，當時齊、魯、韓三家分立，各有擁衆。毛《詩》稍遲，却以後來居上之姿態，與三家《詩》分庭抗禮，鼎足而立。自鄭玄《詩箋》一出，流行既廣，齊、魯、韓三家《詩》因之而晦，此下遂無較大争議。及至南宋，説《詩》再度出現極大争議，主要集中於解《詩》是否必須謹守《詩序》法度，不可逾越。其後意見紛歧，争執愈烈，進而發展成《詩序》的存廢問題。

《總目》宋王質《詩總聞》提要云：“南宋之初，廢《詩序》者三家，鄭樵、朱子及質也。”三家之中，鄭樵較早，其“《詩辨妄》，則欲去《序》以言《詩》”，首開廢《序》之風，惜鄭書已佚，其詳不可得而聞。《總目》宋范處義《詩補傳》提要則説：

蓋南宋之初，最攻《序》者鄭樵，最尊《序》者則（范）處義矣。考先儒學問，大抵淳實謹嚴，不敢放言高論，宋人學不逮古，而欲以識勝之，遂各以新意説詩。其閒剔抉疏通，亦未嘗無所闡發；而末流所極，至於王柏《詩疑》，乃併舉《二南》而删改之。儒者不肯信傳，其弊至於誣經，其究乃至於非聖，所由來者漸矣。

“宋人學不逮古，而欲以識勝之，遂各以新意説詩”一語，點明了宋學的特色就在於開新，敢 言人所未言。漢唐以來儒者説《詩》，無不謹守傳統，遵循《詩序》舊説，不敢稍越矩矱。及至鄭樵説《詩》，一反前人作法，首開棄《序》言《詩》之先聲，當時經師無不側目以視，群起而攻之。稍後的朱熹撰《詩集傳》一書，却獨具隻眼，力排衆議，標舉宗旨，上承鄭樵之緒，亦棄《序》而言《詩》，力攻所謂《詩》有美刺之説，成爲廢《序》説的主要提倡者。對此，宋末大儒黄震即明言：

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言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説不同。晦菴先生因鄭公之説，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説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矣。

黄氏本人爲朱子後學，雖謂朱子《詩集傳》“發理之精到，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但亦不能不同意“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説，别求其説於茫冥之中，誠亦難事。”黄震有此疑惑，並不令人意外。其實朱子老友吕祖謙、陳傅良等人，對朱子一改尊《序》初衷，悖離原有傳統，去《序》而言《詩》的大膽作法，當時即頗不以爲然。其後朱、吕二人各有成書，廢《序》、尊《序》自有所見 。朱、吕皆爲當時大儒，支持者衆，主張亦涇渭分明，儼然敵國。二者各執己見，相持不下，難以調和，流衍既久，廢《序》、尊《序》之争，因而持續發展爲南宋中期以後四五百年《詩經》學研究的主流。

對於上述現象形成的原因，四庫館臣的解釋是：

（朱子）註《詩》亦兩易稿，凡吕祖謙《讀詩記》所稱“朱氏曰”者，皆其初稿，其説全宗《小序》。後乃改從鄭樵之説（案：朱子攻《序》用鄭樵説，見於《語録》。朱升以爲歐陽修之説，殆誤也。）是爲今本。卷首《自序》作於淳熙四年，中無一語斥《小序》，蓋猶初稿《序》，末稱“時方輯《詩傳》”，是其證也……楊慎《丹鉛録》謂：“文公因吕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説。”雖臆度之詞，或亦不無所因歟！自是以後，説《詩》者遂分攻《序》、宗《序》兩家，角立相争，而終不能以偏廢。

《總目》推測朱子《詩集傳》曾兩易稿，初稿全宗《小序》，同於吕祖謙《吕氏家塾讀詩記》，其後改從鄭樵疑《序》，與吕説分道揚鑣，自成一家之言。原因可能出在楊慎所説的：“文公因吕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説。”此處雖謂楊氏之説出於臆度，却又説“或亦不無所因歟”，語雖保留，其實意思昭然若揭，已經十分清楚。其後在《欽定詩經傳説彙纂》提要中，館臣即不再迴避此事，逕説：

蓋《集傳》廢《序》成於吕祖謙之相激，非朱子之初心，故其間負氣求勝之處在所不免。原不能如《四書集注》句銖字兩，竭終身之力，研辨至精。

《四庫簡明目録》《詩集傳》提要，亦持同一論調：

其初稿亦用《小序》，後與吕祖謙相争，遂改從鄭樵廢《小序》，而《集傳》未及追改，如《豐年》篇之類者。

由此可見，四庫館臣其實已將廢《序》、尊《序》的起因定調爲朱、吕意氣相争所致。此説是否屬實，是否可以成立，仍有待進一步的討論。但可以確定的是，《總目》不僅肯定朱熹《詩集傳》廢《序》説《詩》起於吕祖謙之相激，更推而廣之，認定由於朱、吕二人各有極多擁衆，雙方堅持己説，互相譏評，因而造成“自是以後，説《詩》者遂分攻《序》、宗《序》兩家，角力相争，而終不能以偏廢”。更在多處提要強調雙方論學不能平心静氣坐而論道，反而惟以意氣相争，造成嚴重的門户宗派問題，紛紛擾擾達數百年之久。

四庫館臣強調朱學開新義、吕學尊舊説，雖各有所長，由於意氣相争，彼此相持不下，互不相讓，爲宋以下解《詩》主流，故宋以後獨取二家爲宗，爲建立“漢宋對峙”説奠定基礎。吕學遵循毛鄭傳統，毛《傳》鄭《箋》宗《詩序》，是漢唐《詩經》學主流，亦爲漢學的正宗；相較之下，朱熹的《詩集傳》爲宋學的代表性著作，解《詩》則擺落漢唐舊説，盡棄《詩序》，不守舊有繩墨。朱、吕二家一守舊，一開新，各有所見，亦各有所偏。尊、廢之間，即使同解一詩，二者解説却經常南轅北轍迥然有異，相沿既久，導致《詩集傳》與毛《傳》鄭《箋》之争大作。壁壘分明的尊《詩序》與廢《詩序》二派，在激烈争執角逐下，影響層面由單純《詩》學逐步擴及整個經學，轉而成爲重考證的漢唐古義（漢學）與重義理的宋代新學（宋學）對立的局面，二者學風雖異，却各領風騷，各擅勝場，從此分道揚鑣各行其是，影響達數百年之久。

（三）透過《四庫全書·經部·詩類》的編輯，建構出“漢宋對峙”説的模式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叙》開宗明義即謂中國經學發展過程中，曾經歷六次變化，各有其特色，也呈現不同的弊病。其後接着説：

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爲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詩類序》更直言：

《詩》有四家，毛氏獨傳。唐以前無異論，宋以後則衆説争矣。然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伸漢學者，意亦不盡在於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各挾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濟以不平之氣，激而過當，亦其勢然歟？

此處所謂“漢學、宋學兩家，互爲勝負”，及“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伸漢學者，意亦不盡在於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明確指出“漢宋對峙”的原因不在於雙方説經解經義的差異，主要關鍵在於二者的意氣之争，這是基本的態度問題，而非單純的學術意見不同。這是朱、吕廢《序》、宗《序》争議的進一步延伸，不僅限於《詩經》一經，也擴大影響到整個經學的發展。在這種認知下，四庫館臣藉着編輯整理《四庫全書·經部·詩類》著録各書的機會，深思熟慮，刻意安排，逐步建構起以“漢宋對峙”爲中心觀點的經學發展史。

存目書不計，《四庫全書·經部·詩類》著録書始於《詩序》，迄於清顧鎮《虞東學詩》，共計收書62部。就各書提要內容觀察，其中尊《序》者31部，廢《序》者19部（集中在宋元明三朝），調停漢、宋者12部（明末及清初）。何以始於《詩序》？此書雖“真膺相伴，亦近似《公羊》，全信全疑，均爲偏見”，但因朱熹撰《詩序辨説》一書，力斥《詩序》謬戾，廢《序》解《詩》，引起尊《序》學者反彈，彼此激盪之下，説經門户因而産生，也進而發展爲此下數百年朋黨之争。究其所以，源頭來自於《詩序》一書的存廢問題，《總目》毅然斬斷荆棘，力排衆議，將歷來争議不斷的《詩序》，直接置於《詩經》類群書之首，原因正在觀瀾以索源，發明立説宗旨。

次於《詩序》的爲《毛詩正義》，此書爲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保存了漢唐舊説，爲漢學淵藪，館臣強調“今特録其書，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以昭六義淵源，其來有自。孔門師授，端緒炳然，終不能以他説掩也。”藉以彰明《詩序》與《毛詩正義》二部典籍，代表的是孔門傳承的風、雅、頌、賦、比、興六義正宗，端緒炳然，原委詳晰。以此開宗明義，用意在彰顯經學正統淵源於此，具體明確，非後世以紫奪朱諸説所能襲亂其正色。

相較於漢唐舊疏謹守傳統，開啓宋儒説《詩》走向棄舊趨新方向的是歐陽修的《毛詩本義》。《總目》雖然説：“自唐以來，説《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説俱廢。推原所始，實發於修。”但同時也坦承：“修作是書，本出於和氣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論未嘗輕議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訓釋，往往得詩人之本志。”對這部書不輕議不曲徇毛、鄭的持平態度肯定有加。

宋室南渡之後，學風丕變，尤以《詩》學爲甚，原本歐陽修《毛詩本義》、蘇轍《詩集傳》雖“以爲（《序》）不盡醇，然疑信猶參半。至王質之《詩總聞》、鄭樵之《詩辨妄》，則欲去《序》以言《詩》矣。”漢唐以來醇厚《詩》風經此摧殘，風雨飄零之下，元氣爲之大傷。鄭樵之《詩辨妄》亡佚已久，故《四庫全書》未收，唯王質之《詩總聞》獨存 。《總目》云：

南宋之初，廢《詩序》者三家，鄭樵、朱子及質也。鄭、朱之説最著，亦最與當代相辨難。質説不字字詆《小序》，故攻之者亦稀；然其毅然自用，别出新裁，堅鋭之氣，乃視二家爲加倍。

當此衆聲喧嘩之際，仍能一本所學，堅持傳統，挺身而出，毅然尊《序》以抗鄭、王者，唯獨范處義一人而已。《總目》云：

大旨病諸儒説《詩》，好廢《序》以就己説，故自序稱“以《序》爲據，兼取諸家之長，揆之性情，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人之意”；又稱“文義有闕，補以六經史傳；詁訓有闕，補以《説文》篇韻”。蓋南宋之初，最攻《序》者鄭樵，最尊《序》者則處義矣……處義篤信舊文，務求實證，可不謂古之學者歟？

這是漢、宋學者的首次對峙，在當時學界雖然影響不大，也罕有回應。但四庫館臣特地表而出之，以凸顯朱、吕相争之前，其實已有鄭、王與范處義的廢《序》、尊《序》辨難。其用意即在藉此彰顯漢、宋兩種學風對峙的現象，不僅早已存在，也是無可避免的事實。《總目》把握此一契機，從而建構“漢宋對峙”觀點，可謂順勢而爲，毫不勉強。

真正促使廢《序》、尊《序》之争浮上台面，成爲學界論述主流的關鍵，自然是朱熹《詩集傳》與吕祖謙《吕氏家塾讀詩記》所形成的朱、吕之争。朱、吕的廢《序》、尊《序》之争，就四庫館臣的觀察，其實就是前述的開新與守舊之辨，《〈四庫全書薈要〉聯句》中，曹秀先即曾説：

亨萇迭授推都講，徽婺齊驅狎主盟。廣袤高深諸象括，飛潛動植萬形呈。

其自注云：

朱子與吕祖謙論《詩》，雖始同終異，然存朱子《詩集傳》之義，可以通舊説之拘墟；存吕祖謙《讀詩記》之義，可以杜後來之妄撰。故宋以後獨取二家爲宗。如《毛詩李黄集解》《詩傳遺説》《詩經疑問》《毛詩解頤》之類，皆朱氏之門徑；嚴粲《詩輯》，則吕氏之支流也。

此處“徽婺齊驅狎主盟”，即朱、吕之學風華正茂，共領《詩》壇風騷之時的具體寫照。曹氏藉此説明南宋以後，《詩經》學朱、吕並顯，雙峰對峙，以凸顯開新與守舊各有所偏，因而有門户宗派之異。朱學開新義、吕學尊舊説，二者各展所長，彼此争鋒，相持不下，共爲宋以下解《詩》主流，故宋以後論《詩》獨取二家爲宗，爲“漢宋對峙”説奠定基礎。

除了曹氏所舉的宋代李樗黄櫄《毛詩李黄集解》、朱鑑《詩傳遺説》與明代姚舜牧《詩經疑問》、朱善《詩解頤》尊朱廢《序》，嚴粲《詩輯》宗吕尊《序》之外，宋代戴溪《續吕氏家塾讀詩記》、輔廣《詩童子問》及元代許謙《詩集傳名物鈔》、劉瑾《詩傳通釋》、梁寅《詩演義》等，無一不是尊朱廢《序》的著作，足見朱學之盛。隨時間流逝，二家氣勢亦隨之消長，尊吕宗《序》的風氣更爲消沈陵替，知名著作屈指可數，僅有袁燮《絜齋毛詩經筵講義》、林岊《毛詩正義》二書而已，且著者都爲宋人。此時朱、吕雖仍並稱，但傳統舊學在朱學興盛的強大壓力下，已逐漸没落式微，不爲時人所好。

真正給予漢學致命一擊的，其實是科舉風尚的轉向，《詩經大全》提要説：

自北宋以前，説《詩》者無異學。歐陽修、蘇轍以後，别解漸生。鄭樵、周孚以後，争端大起。紹興、紹熙之間，左右佩劍，相笑不休。迄宋末年，乃古義黜而新學立。故有元一代之説《詩》者，無非朱《傳》之箋疏，至延祐行科舉法，遂定爲功令，而明制因之。廣等是書，亦主於羽翼朱《傳》，遵憲典也。

館臣強調元延祐年間復行科舉法，《詩經》用朱熹《詩集傳》，朝廷功令既定，天下莫不遵行，而明制因之。此一由官方主導的科舉調整方案，完全改變了經學生態，“獨以《集傳》試士”的獨斷作法，不僅使南宋以來蓬勃發展的朱學定於一尊，《詩經大全》的編輯與頒行，也幾乎斷絶了漢學傳承的一綫生機。所謂“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説亡”正是此一現象的具體寫照。

以上所舉各書，雖廢《序》尊《序》立場不同，但或尊漢或崇宋的態度却極爲明顯。换言之，館臣所篩選的這些著作，鮮明的呈現了各自的學術態度與説經走向，館臣藉此彰顯“漢宋對峙”的用心，可謂具體清楚，極爲明白。

時序進入清朝以後，相較於元、明兩朝，學風有極爲明顯的轉變，此時雖有康熙御定《欽定詩經傳説彙纂》一書，“以《集傳》爲綱，而古義之不可磨滅者，必一一附録以補闕遺。於學術持其至平，於經義乃協其至當。風雅運昌，千載一遇，豈前代官書，任儒臣拘守門户者所可比擬萬一乎﹖”主張於學術力持其平，破除門户成見，立足《詩集傳》，然同時附録古義，以拾遺補闕，兼採漢、宋。但《總目》著録的各書中，已紛紛改弦易轍，轉向漢學考證之途。如王夫之《詩經稗疏》提要：

皆考證名物，以補先儒之所遺。率參驗舊文，抒所獨得。

朱鶴齡《詩經通義》提要：

力駁廢《序》之非。所採諸説，於漢用毛、鄭，唐用孔《疏》，宋用歐陽修、蘇轍、吕祖謙、嚴粲，國朝用陳啓源。其釋音，明用陳第，國朝用顧炎武。

陳啓源《毛詩稽古編》提要：

訓詁一準諸《爾雅》，篇義一準諸《小序》，詮釋經旨則一準諸毛《傳》，佐以《鄭箋》，名物則多以陸璣《疏》爲主。題曰“稽古”，明爲唐以前專門之學也。其堅持古義，不容一語之出入，誠不免或失之拘。然較諸臆斷説經，則相去不止倍蓰矣。

毛奇齡《續詩傳鳥名》提要：

大意在續毛《詩》而糾舉朱《傳》。每條皆先列朱《傳》於前，而一一辨其得失。

上述各家不過犖犖舉其大者，其書無不力斥廢《序》之非，回歸毛、鄭，重視考證徵實之學。這與《總目》所標舉的“至於鳥獸草木之名，訓詁聲音之學，皆事須考証，非可空談。今所採輯，則尊漢學者居多焉”，自然有絶對的關係，從中也可以看出風會轉移的端倪。

與漢學復興同時，開始出現一種新的治學風氣，某些學者揚棄極端對抗的作法，在面對漢宋問題時，改採比較理性也較温和的方式來處理。如惠周惕《詩説》提要云：

惠氏三世以經學著，周惕其創始者也。是書於毛《傳》、鄭《箋》、朱《傳》無所專主，多自以己意考證。其大旨謂大、小雅以音别，不以政别；謂正雅、變雅美刺錯陳，不必分《六月》以上爲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謂二南二十六篇皆疑爲房中之樂，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謂周、召之公，鄭《箋》誤以爲文王。謂天子諸侯均得有頌；《魯頌》非僭，其言皆有依據……然其餘類皆引據確實，樹義深切，與枵腹説經、徒以臆見决是非者，固有殊矣。

楊名時《詩經劄記》提要云：

是編乃其讀詩所記，大抵以李光地《詩所》爲宗，而斟酌於《小序》、朱《傳》之間……絶不回護其師説，可謂破除講學家門户之見……亦不強不知以爲知……亦皆具有考據。於其師説，可謂有所發明矣。

嚴虞惇《讀詩質疑》提要云：

然大致皆平心静氣，玩味研求，於毛、朱兩家，擇長棄短，非惟不存門户之心，亦併不涉調停之見。核其所得，乃較諸家爲多焉。

范家相《詩瀋》提要云：

大旨斟酌於《小序》、朱《傳》之間，而斷以己意，其考證多有可採。

這些學者治學不再步趨前人舊途，事先預設立場，也不區别門户宗派；相反的，在治經時他們不分漢、宋，只問解説是否合理，能否確切符合經義，通過嚴謹的徵實與考證，求得經書的本義，唯善是從，以明聖人之道。這種治經態度破除了漢、宋畛域，也調和了二者的差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顧鎮其人，在《虞東學詩》一書的提要中，館臣説：

是書大旨以講學諸家尊《集傳》而抑《小序》，博古諸家又申《小序》而疑《集傳》，構釁者四五百年，迄無定論；故作是編，調停兩家之説，以解其紛。所徵引凡數十家，而歐陽修、蘇轍、吕祖謙、嚴粲四家所取爲多。雖鎔鑄群言，自爲疏解，而某義本之某人，必於句下註其所出。又《集傳》多闡明義理，於名物訓詁聲音之學皆在所略。鎮於是數端，亦一一考證，具有根柢。蓋於漢學、宋學之間，能斟酌以得其平。書雖晚出，於讀《詩》者不無裨也。

此處館臣明確揭舉“漢宋對峙”起源於講學、博古之極端對立，構釁者四五百年而不能已。又在其後案語中説：

案：諸經之中，惟《詩》文義易明，亦惟《詩》辨争最甚。蓋詩無達詁，各隨所主之門户，均有一説之可通也。今核定諸家，始於《詩序辨説》，以著起釁之由，終於是編，以破除朋黨之見。凡以俾説是經者，化其邀名求勝之私而已矣。是編録此門之大旨也。

《總目》增添案語，原始要終，具體説明漢宋之争起於廢《序》、尊《序》，由意氣之私造成四五百年之門户對立，雖以調停二者作結，然已正式架構起南宋以下經學發展主題即爲“漢宋對峙”，進而提出了中國經學發展的嶄新解釋觀點。

三 對《四庫全書總目》所提觀點的討論

就上述簡要的叙述，已可大致瞭解《總目》藉《詩經》類著録書籍及提要所建構起的“漢宋對峙”觀點。以下擬就上節所論各點，分别進行討論，以略見其得失。討論的方式以《總目》及各種書前提要的比較爲主，藉此以觀察館臣如何透過書籍的更動與提要文字的增删抽换，將論點聚焦在廢《序》、尊《序》的交鋒，漢學與宋學的分門别户與調停異同，進而建構出“漢宋對峙”此一新穎的學術觀點，用以解釋歷代經學的流變與發展。

（一）關於推尊《詩序》的討論

自古以來，《詩序》一書争議極大，除了作者問題異説紛紜，莫衷一是之外。此書的真僞時代，亦是争論不休的另一問題。《總目》曾説：

《詩序》本經師之傳，而學者又有所附益，中間得失，蓋亦相參。

由於館臣存有“中間得失，蓋亦相參”的疑慮，因而編輯《四庫全書薈要》時並未選入《詩序》。相較於此，較晚成書的《四庫全書》不僅收入此書，並且著録於《詩經》類之首，此一作法令人費解。《經部詩類小序》對此的解釋是：

夫解《春秋》者惟《公羊》多駁，其中高子、沈子之説，殆轉相附益，要其大義數十，傳自聖門者不能廢也。《詩序》稱子夏，而所引高子、孟仲子乃戰國時人，固後來攙續之明證。即成伯璵等所指篇首一句，經師口授亦未必不失其真。然去古未遠，必有所受，意其真膺相伴，亦近似《公羊》，全信全疑，均爲偏見。今參稽衆説，務協其平。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舊文，王柏之横删聖籍者，論有可採，並録存之，以消融數百年之門户。

以“去古未遠，必有所受，意其真膺相伴，亦近似《公羊》，全信全疑，均爲偏見。今參稽衆説，務協其平”爲著録此書的理由，似乎過於牽強，所舉證據依然不够充分，不足以服人。既然如此，是否可能有其他的理由呢？

若參考相關資料，進一步思考，《四庫全書》一改《薈要》的謹慎態度，不僅著録《詩序》一書，並且將此書列爲《詩》類之首的真正緣由，其實並不複雜，簡單説來，此事與清高宗有關。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由於清高宗曾撰寫了一篇《書小序考》，用意主要在討論《書序》的作者與真僞問題，文中論述所及，曾就《書序》《詩序》二書做了一番比較，他説：

以余思之，《詩序》既非夫子所作，則《書序》亦定非夫子所作。何言之？使《書序》辭義精於《詩序》，則爲夫子所作，或不可知。今《書序》遠遜《詩序》，朱子亦以爲非夫子所作，而馬端臨且謂《詩序》不可廢，《書序》可廢。是知《書序》乃出於漢儒所爲，徒以不能定其爲誰，且相傳已久，未可擯棄耳。

乾隆的這個推論是否有效姑且不論，但影響却不可輕忽。他認定《詩序》雖非夫子所作，《書序》則更出於漢儒所爲，二者相較，《詩序》辭義確實精於《書序》，價值也遠在《書序》之上，孰優孰劣，高下立判。因此，他毫不猶豫的接受了馬端臨《文獻通考》的判斷：《詩序》不可廢，《書序》可廢，這就確定了《詩序》的地位與價值。上意如此，這個意見自然爲館臣們敬謹接受。爲呼應這個改變，館臣並且不憚詞費，特意在《四庫全書薈要總目·經部詩類》之末，補加了一段“案語”，説明此一調整的來龍去脈：

臣謹案：……其曰毛《詩》者，出於河間人大毛公，其學蓋本於子夏，四傳而至毛公，爲《詩故訓傳》，以授趙人小毛公，其後鄭康成本之以作《箋》，而三家遂廢。要其考事按詞，知人論世，未有不本於《序》説者。自宋朱子廢《序》言《詩》，而學者或專於玩繹詩詞，以意逆志。伏讀御製《書小序考》，謂《書序》遠遜《詩序》，且有取於馬端臨“《詩序》不可廢”之説，聖論折衷，萬古定評矣。茲自《注疏》以下臚列之，亦未敢偏廢云。

在“聖論折衷，萬古定評”之下，即使依然存在真贗相半，後代經師補益紛紛擾擾的各種疑慮，館臣還是奉命唯謹，將《詩序》收入了《四庫全書》。不僅如此，同時還將其著録於《詩》類卷首，隨文附上朱熹的《詩序辨説》，作爲南宋以下《詩經》學種種争議的開端，從而架構起尊《序》、廢《序》，漢、宋門户分立的經學解釋新觀點。由此可知，即使清高宗並未明白干涉《四庫全書》的收書事宜，但在館臣揣摩上意，刻意迎合的心理下，清高宗的強大影響力依然有意無意的存在其中，這是討論《四庫全書》編纂時，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檢視《詩序》提要時，可以發覺爲了加強收入《詩序》一書的正當性，館臣對提要內容也經過相應的修改。文溯本（第76頁，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文津本書前提要（頁195，乾隆四十九年九月）較爲簡略，文淵本（第289頁，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總目》等則於“豈非説經之家第一争詬之端乎”下完全改寫，增添了大量有關《詩序》作者的考證文字，並確定“今參考諸説，定序首二句爲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爲毛萇以下弟子所附，仍録冠詩部之首，明淵源之有自。”同時提要末還強調“併録朱子之《辨説》，著門户所由分。蓋數百年朋黨之争，茲其發端矣。”此一修改，不僅確定了《詩序》的作者問題，以增進此書的信而有徵，同時也藉附録朱熹《詩序辨説》之便，明確將此書定位爲數百年門户朋黨之争的淵源所自。透過增添擴充文字的方式，《總目》正式確立了《詩序》的正當地位，其中斧鑿痕跡，斑斑可考。館臣也藉此建立起宋人説經因尊《序》、廢《序》的分歧，導致門户對立加劇，進而開啓此下漢宋對峙風氣的新説法。

（二）對於尊《序》、廢《序》，古今説《詩》第一争端，其源出自朱、吕意氣之争的討論

在確立了《詩序》的正當地位之後，館臣接着處理尊《序》、廢《序》，所謂古今説《詩》第一争端此一問題時，又進一步提出了一個看法：強調尊《序》、廢《序》争端之起，除了學術研究的差異之外，真正的關鍵出自於朱熹與吕祖謙的意氣之争。由於南宋朱、吕意見分歧，“尊《序》”與“廢《序》”二種不同態度，使得朱、吕後學各有所從，互相争執。相沿既久，因而導致分門别户，朋黨出現，開啓“數百年朋黨之争”，發展爲後世經師漢、宋對峙的局面。

爲了加強朱、吕之争出自於意氣相争，館臣的處理方式不採增補删減文字，而是釜底抽薪，直接抽换提要。以下就以《薈要》提要與《總目》提要互做比較，以觀察館臣藉抽换提要改變論述重點的具體實例。先看朱子撰《詩集傳》：

按：《薈要》等僅引朱子自謂“少年淺陋之説，久而有所更定”，“朱子説《詩》盡去二《序》”，肯定其説《詩》“涵濡諷詠，務得性情之正，此固律世之大防已”，未涉及其他，與文淵等全異。《總目》等則抽换提要，引楊慎之語，強調朱子“因吕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説” 由宗《序》而改從鄭樵廢《序》，與吕祖謙各尊所聞，導致宗《序》、攻《序》角立相争，而終不能以偏廢，雙方對峙形勢自此而成。並謂“《欽定詩經彙纂》雖以《集傳》居先，而《序説》亦皆附録，允爲持千古之平矣。”以調停漢宋。

再看吕祖謙《吕氏家塾讀詩記》：

按：《薈要》僅謂此書最守古説，“蓋朱子初亦篤守毛、鄭，後乃自爲一家言也”，未及其他。文淵本、《總目》等則抽换提要，增補文字，加入“蓋雖應其弟祖約之請，而夙見深有所不平。然迄今兩説相持，嗜吕氏書者終不絶也。”以強調朱子意氣用事，並謂吕氏此書“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能發明詩人之旨”，以彰顯漢學之長。

類似之例極多，不再一一詳舉。透過上舉二例，可以確定館臣其實已經認定朱、吕之争導源於朱子對吕祖謙過於宗《序》的不滿，這種態度出自於意氣而非學術之辨。館臣此一認知不會太早，應該是在《薈要》編纂成書之後，亦即乾隆四十三年（1778）以後，否則不會出現《總目》抽换原提要，以改變論述內容的情形。

《總目》以朱、吕意氣之争爲尊《序》、廢《序》争端之起因，此一意見通貫全書，成爲論述尊《序》、廢《序》之争的基本預設。接下來的問題是，此一預設是否爲真，是否真能成立？這是可以驗證的一個案例。此前，余嘉錫已曾就這個歷史案件做過詳細的考證，他説：

成蓉鏡《駉思堂答問》云：“《提要》謂《集傳》廢《序》，成於東萊之相激。遍考《語類》《文集》，並無此説。蓋本之《丹鉛録》。此升庵臆度之詞，元以前無言此者。夫考亭《詩序辨説》，後儒以負氣求勝譏之，固所不免。然謂成於東萊之相激，亦考之未審耳。庚子凡三《答吕伯恭書》，玩其辭氣，皆無彼此相激之語。其甲辰《答潘文辰書》云：'舊説多所未安，見加删改，别作一小書，庶幾簡約易讀，若詳考則有伯恭之書矣。’此豈與吕相難者乎？《語類》葉賀孫録云：'鄭漁仲作《詩辨妄》，力詆《詩序》。始亦疑之，後來仔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然則《集傳》之廢《序》，亦文公自廢之耳，其不因成公之尊《序》而盡變其説，亦明矣。又案壬寅序《吕氏家塾讀詩記》云：'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説。其後自知其説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黄氏日鈔》亦云：'晦菴先生因鄭公盡去美刺，其説頗驚俗，雖東萊先生不能無疑。’據此，則朱、吕論《詩》，誠有不合焉者。然因廢《序》而有異同，非因 有所不合而乃廢《序》也。”成氏之説善矣。然所引諸書，作提要者皆嘗見之。如“《語類》葉賀孫録”，《提要》此條引之；“《吕氏家塾讀詩記·序》”，《讀詩記》條下提要引之；《黄氏日鈔》之語，《詩總聞》條下提要引之。是朱子所以廢《詩序》之故，《提要》非不知也。知之而仍信《丹鉛録》之臆説者，因紀文達諸人不喜宋儒。讀楊慎之書，見其與己之意見相合，深喜其道之不孤，故遂助之張目，而不暇平情以核其是非也。

成蓉鏡之説重點有四：其一，《提要》謂《集傳》廢《序》，成於東萊之相激。朱子著作中完全没有此説，元以前亦無類此説法。此説本之於楊慎《丹鉛録》，是楊氏的臆説，没有任何佐證；其二，後儒固然有以“負氣求勝”譏諷《詩序辨説》者，但不能説此書“成於東萊之相譏”。因朱、吕二人通信頻繁，庚子年的三封《答吕伯恭書》不僅没有“彼此相激之語”，甲辰年的《答潘文辰書》更是肯定吕氏之書；其三，據《語類》所載，朱子自謂《集傳》廢《序》，是其自廢之，與吕祖謙尊《序》毫無關係；其四，“朱、吕論《詩》，誠有不合焉者。然因廢《序》而有異同，非因有所不合而乃廢《序》也”。成氏所舉四點，證據充分，論證亦嚴謹，完全破除了《總目》所持《詩序辨説》“成於東萊之相譏”説法。余嘉錫同意成蓉鏡的推論，並具體指出成蓉鏡所列的各種資料，其實全都見於《總目》提要，不能説《總目》失察未見。余氏的結論是，館臣不是不知這些資料的存在，知道同時也引用了這些資料，却仍相信楊慎臆説，令人不解。余氏強調真正的答案應出自於館臣不喜宋儒，有此成見在心，所以才逕自採用楊慎的妄言，據以造出“尊《序》”與“廢《序》”來自於朱、吕之意氣相争此一論述。此種作法是不問是非，只有立場，就學術研究而言就是不誠實，並不足取。

（三）對於館臣藉《總目·詩類》的編輯，建構“漢宋對峙”理念的討論

《四庫總目》的經部各類中，有别於其他各經的編輯，《詩》類的編輯工作最特别細緻，處理方式也最值得討論。此因《詩》類的著録部分，從卷首的《詩序》始，至卷末顧鎮的《虞東學詩》止，所收著録書環環相扣，構成了完整的論述體系，清晰的彰顯了館臣標榜的“漢宋對峙”主題，也爲《經部總叙》所揭櫫的“漢學、宋學兩家，互爲勝負”説法，做了最契合的説解，這是其他各經罕見的成就，就建立經學發展理論而言，是相當成功的作法。

如何透過《詩》類著録各書及其提要，以建構“漢宋對峙”爲中國經學發展的主軸，並據以解釋歷代經學流變，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工作。四庫館臣的作法有幾個重點，以下分别説明：

   1. 首先，確定《詩序》一書的價值，爲《詩經》學討論的基礎。由於此書有作者争議及內容真贗參半的問題，必須先行處理。館臣的作法是，以清高宗的《書小序考》爲依據，在“《詩序》不可廢”的指示下進行討論，以確定這部書的歷史地位。接着，又徹底檢討了《詩序》的作者争議，透過考證，判定“序首二句爲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爲毛萇以下弟子所附，仍録冠詩部之首，明淵源之有自。”此書最後附録了朱熹的《詩序辨説》二卷，用意在窮源溯流，説明“四五百年以來，説《詩》者門户之争，自此書始也。”

其次，爲了加強並維護《詩序》在《詩經》學的特殊地位，館臣又對緊接《詩序》之後的《毛詩正義》做了一些調整。此前《薈要》（142頁，乾隆四十年五月）《詩》類收入的首部書即爲“《毛詩注疏》三十卷”，文溯（第76頁，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書名、提要相同，可見書前提要皆如此。《薈要》提要原作：

臣等謹案：《毛詩注疏》三十卷，漢鄭康成箋，唐孔穎達疏。《詩》惟毛傳、鄭箋至爲雅奥，孔氏集南北朝諸儒之長，作爲義疏，形名度數，于是爲詳。宋王安石自作《新義》，屏棄注疏，晁氏譏之。明初取士，孔疏、朱傳猶並重焉。蓋《詩》隨乎樂，樂附於禮，康成以禮言《詩》，其説至煩而不可厭也。惟穎達疏猶爲克守家法。明刻本不載鄭氏《詩譜·序》，今本已補入。毛晉刻本《關雎》篇誤以陸氏《釋文》混入鄭箋，今亦校正，信爲善本云。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及至《總目》，不僅書名改爲《毛詩正義》，提要也完全改寫，字數更大幅增加至千餘字，其中最關鍵的內容爲：

至宋鄭樵，恃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渡諸儒，始以掊擊毛、鄭爲能事。元延祐科舉條制，《詩》雖兼用古注疏，其時門户已成，講學者迄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爲令典，於是專宗朱《傳》，漢學遂亡。然朱子從鄭樵之説，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箋》自《傳》《箋》，鬨然佐鬥，遂併毛、鄭而棄之。是非惟不知毛、鄭爲何語，殆併朱子之《傳》亦不辨爲何語矣……今特録其書，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以昭六義淵源，其來有自。孔門師授，端緒炳然，終不能以他説掩也。

按：《薈要》、文溯提要簡略，略述歷代《詩經》學的歷史，絲毫不提宋儒鄭樵掊擊毛、鄭之事，更未涉及漢、宋問題。《總目》則詳述歷代《詩經》學發展，除強調《毛詩正義》與《詩序》同爲《詩經》學之淵源外，同時藉此説明漢、宋學之門户分立，關鍵在於南宋諸儒刻意排除毛、鄭古注疏，棄而不用，有密切的關連，也凸顯出“漢宋對峙”之説其來有自。

2.南宋以下漢、宋學門户分立，彼此相傾軋達四五百年之久，其開端起於朱熹、吕祖謙廢《序》、尊《序》之針鋒相對，這是歷史事實，也毋庸置疑。但館臣貶斥宋儒成見在心，無視客觀事實，寧採楊慎無根之言爲據，逕自認定朱、吕之争出自於意氣，並於各書提要中再三做此評斷，就要求嚴謹的學術論述而言，這是極端失策的作法，也是建構“漢宋對峙”理念時一個敗筆，應避免而未避免，殊爲可惜！

 3.《詩》類著録各書之後，以調和漢、宋的顧鎮《虞東説詩》作結，是相當合理的安排。館臣在《詩序》附録《詩序辨説》，以彰顯《詩經》學起釁之由來，這是經學由合而分的開端，隨着廢《序》、尊《序》的對立互斥，影響此下數百年學風，也形成“漢宋對峙”的局面，但基本上是新學壓倒舊學，宋強而漢弱的態勢。及至清代漢學復興，局勢大爲改觀，反而一轉而爲漢強宋弱。此時惠周惕《詩説》、楊名時《詩經劄記》、嚴虞惇《讀詩質疑》、范家相《詩瀋》、姜炳璋《詩序補義》等不主一家，兼採《小序》《朱傳》的著作紛紛出現，或斟酌於二家之間，而斷以己意；或毛、朱兩家對舉，無所偏主；或於毛、朱兩家，擇長棄短，非惟不存門户之心，亦併不涉調停之見。經學因之由分而合，走向摒棄門户對立，唯實是求的學風。在這許多著作中，館臣以力主調和漢、宋的顧鎮《虞東學詩》作爲著録書的結束，其實頗有深意。原因在於此書：

蓋於漢學、宋學之間，能斟酌以得其平。書雖晚出，於讀詩者不無裨也。

案：文淵（第372頁，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文溯（第93頁，乾隆四十七年八月）、文津本（第248頁，乾隆四十九年三月）等書前提要相同。

津圖紀稿（第2-554頁）、浙本（第136頁）、殿本（第1-359頁）《集傳》據書前提要修改，如“是書大旨以講學諸家尊《集傳》而抑《小序》，博古諸家又申《小序》而疑《集傳》”下，原作“《集傳》既不敢不從，《小序》又不可竟廢。于是委曲調停，驛騎於兩家之間，謂其説本無大異，是亦解紛之一術也。徵引者凡數十家”，改爲“搆釁者四五百年，迄無定論，故作是編，調停兩家之説，以解其紛。所徵引凡數十家”；原作“在漢學、宋學之間，可謂能持其平者矣”，改爲“蓋於漢學、宋學之間，能斟酌以得其平”。

不僅如此，爲了凸顯編輯《詩》類的用意，館臣更在此書提要末另加上文淵等書前提要原無的“案語”，明言：

案：諸經之中，惟《詩》文義易明，亦惟《詩》辨争最甚。蓋詩無達詁，各隨所主之門户，均有一説之可通也。今核定諸家，始於《詩序辨説》，以著起釁之由，終於是編，以破除朋黨之見。凡以俾説是經者，化其邀名求勝之私而已矣。是編録此門之大旨也。

就此而言，館臣藉《詩》類建構“漢宋對峙”史觀的努力，以《詩序辨説》始，以著起釁之由；再以《虞東學詩》作結，達到消弭門户、破除朋黨之見的最終目的。整個編寫過程環環相扣，秩然有序，與其他各經相較，的確是用心設計，迥然有别。

若結合《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叙》《四庫全書·經部詩類小序》《詩序》提要、朱熹《詩集傳》提要、吕祖謙《吕氏家塾讀詩記》提要及顧鎮《虞東學詩》提要等內容觀察，可以清楚看出：《經部總叙》開宗明義提出經學史始於孔子，以下歷代變化雖多，也各有利弊得失，但綜括而論，經學的主流不外乎“漢學、宋學兩家，互爲勝負……消融門户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經部詩類小序》則説明漢、宋之争，經義之外，意氣成份居多，因而有數百年門户之對峙，“然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伸漢學者，意亦不盡在於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各挾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濟以不平之氣，激而過當，亦其勢然歟？”《詩序》提要刻意隨文附上《詩序辨説》的異見，則用意在“著門户所由分。蓋數百年朋黨之争，茲其發端矣。”至於朱熹《詩集傳》提要、吕祖謙《吕氏家塾讀詩記》提要則進一步説明廢《序》、尊《序》之所以起。顧鎮《虞東學詩》殿於《詩經》著録之末，主要由於此書“於漢學、宋學之間，能斟酌以得其平”，調和漢、宋，呼應了《經部總叙》主張的“消融門户之見而各取所長”，以此書作結束，用意在終結漢、宋互相攻訐，去除門户之見，最終達到“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的理想。《經部詩類》的結構，也充分證成了“漢宋對峙”爲經學發展的主流，這是館臣建構嶄新學術史觀的具體成果。

四 結語

“宋學”一詞，最早出現於明唐樞所作的《宋學商求》；“漢學”一詞，最早則出現於清惠棟所作的《易漢學》，在此以前，不曾有將二者對舉，作爲不同學風（或學派）的專有稱呼。最早且正式將二者對舉，用來作爲經學中二種不同治學風格的即是《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叙》。四庫館臣薈萃衆説，首先將“漢學”“宋學”對舉，以二者各自代表不同的學風與治學方法，在經學領域內具體落實，用爲比較的標準，建構起“漢宋對峙”的模式，藉此解釋中國經學史的發展與演變，這是《總目》的創舉。此一作法可能受到清高宗乾隆五年上諭的影響，但將此一説法具體落實爲“漢學”“宋學”二者對舉，則四庫館臣應是最大的功臣。

爲了建立一個完整的學術典範，《總目》針對《詩經》類著録書及提要，做了堪稱縝密的規劃，以南宋以下《詩經》學糾纏數百年的廢《序》、尊《序》之争爲主體，透過增删修改及抽换提要等方式，將提要論述重點聚焦在廢《序》、尊《序》問題上，同時進一步將廢《序》、尊《序》之争，擴大解釋爲“漢學”“宋學”二者的争議。配合提要內容的調整，以建構完整的論述體系，館臣藉着《經部總叙》《經部詩類小序》以及《詩序》提要、《詩集傳》提要、《吕氏家塾讀詩記》提要、顧鎮《虞東學詩》提要，再加上案語的論述，將“漢宋對峙”此一概念，發展爲近乎完整的思想體系，也成爲《總目》論述經學發展的基本理念，以今視之，這個作法代表了官方的經學態度，“漢宋對峙”也因此成爲探討經學或經學史時，必然涉及的論題，其影響至今依然存在。這可説是《四庫總目》對經學詮釋的一個貢獻。

學術研究工作講究實事求是，經學研究自不例外。探討《四庫總目》的經學思想時，也必須以堅實的文獻作爲基礎，唯有植基於可信的文獻上，加上嚴謹的分析論證，所做出的研究成果，才可能成爲信而可徵的論述，爲學界普遍接受。這是從事經學研究時，何以必須以具體可信的文獻資料爲後盾的最重要理由。

作者簡介

夏長樸（1947-2021），男，湖北黄陂人，曾任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爲中國學術史、中國經學史、四庫學。近年代表性論著有《四庫全書總目發微》（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四庫全書總目闡幽》（即出）等。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學》第三十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微信版注釋從略。

编辑：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