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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抗日战争时期，李约瑟博士受英中文化协会之命，前往中国援助战时科学与教育机构，为中国科学家提供实验设备、科技书籍和期刊。他于1943年2月24日到达中国西南，不久他便获准在陪都重庆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又名中英科学合作局。到1946年4月离开时，他的足迹已经遍布了四川，云南以及日本占领区之外的中国南部，西南和西北等地区。期间，他走访了众多大学、实验室、工厂和车间，拜访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士，尤其是科学家与学者。在中国的3年多时间里，李约瑟博士拍摄了大约1000张照片，其中大部分都是他在乘卡车考察中国的漫长而艰难的旅途中拍摄的。 
1943年呈贡魁阁（云南大学社会学系）
1943年，李约瑟夫人与许烺光、吴景阳 
1943年呈贡社会风貌 
1943年呈贡文庙（清华国情普查研究所）
李约瑟夫人 在同一个小镇的另一部分，有另一个清华的研究所，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是陈达博士，他的得力助手是戴世光博士。这个研究所在选定的地区进行实验性人口调查，观察农民的反应，纠正各种错误的根源，寻求怎样更好地使中国乡民适应在一定进程中必然发生的变化。该研究所位于一座孔庙里，经过一系列堂皇的牌楼和大门，进入大厅，高出地面的讲坛在几株高大古松的浓荫之下。神龛确实体现了儒教的拘谨，里面只有圣人的金字牌位，周围是他的弟子门徒的牌位。孟子和朱熹的牌位可以辨别出来，下面是计算器和统计学家的卡片索引。人们觉得孔夫子可能会很高兴看见他的庙宇被用于为大量增加的人口服务，他有一句名言：“衣食足而知礼节。”孔子像我们今天的很多人一样，关注政府问题。科学与政府的恰当关系，这个问题几乎在英国和美国都没得到解决，因而，更不用说了，在中国也没解决。初看起来，在中国似乎大学的科学家与发展的工业之间没有足够密切的联系。也许还有这样一种倾向，以牺牲基础科学来过分强调短期性的应用科学，这特别是在学生培养和选派他们出国方面体现出来。科学家通常被忽视或被视为不切实际的学究式人物。但是，有时那些对他们有足够的物质支持和基本的研究经费的要求不理不睬的人又期待他们拿出实际的成果，不得延误。他们在政府机关内的咨询优势也没有被充分重视。在这两篇文章中，只能提及遥远的西南地区中国科学的一些显著特征。参观这个重要省份的科学机构时，访问者得到的主要印象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在自己祖国的边远地区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执着和勇气以及他们在逆境中表现出了非凡的乐观与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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