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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和地盘的扩大，革命阵营内部很多人都意识到广州不再适合作为革命中心，相对而言武汉更适合作为新的革命中心。 1926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派出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司法部长徐谦为调查委员，借整顿各省党政名义,离粤经赣北上，前赴武汉为政府迁移做准备；同行的还有苏联顾问鲍罗廷、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国民政府委员蒋作宾、中央委员宋庆龄等。 11月 26日，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为“适应革命时势之要求”，正式决定把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往武汉。 12月7日，国民党中央通电宣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北迁武汉，第一批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人员启程北上。国民政府四位部长及鲍罗廷一行于10日抵达武汉。 13日，在鲍罗廷的提议下，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到武汉开会之前，代行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职权。联席会议成员有：徐谦、孙科、宋子文、邓演达、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董必武、王法勤等；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鲍罗廷为总顾问。 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明令以武汉为首都。
蒋介石本来也是主张迁都武汉的，而且曾经一再催促迁都武汉；但当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以后，他看到两湖地区工农运动日益高涨，特别是武汉地区革命势力蓬勃发展，国民政府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共同掌握，表现出坚决的反帝反封建倾向，不但不受他的控制，而且要他听命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这就使他处心积虑夺取最高领导权的计划落空。于是,他突然改变一再鼓吹迁都武汉的主张,提出迁都南昌，挑起了迁都之争。 1927年1月3，蒋介石趁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等中央执行委员路过南昌之机，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劝说与会者同意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他所控制下的南昌，迁都问题以后再议。 5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名义发表通电，公开以“南昌中央”与武汉中央相对抗。此后,蒋介石又两次操纵南昌政治会议作出决定，要求武汉成立政治分会，解散联席会议，遭拒绝后他又提出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以便诱惑国民党中央委员到南昌来。 蒋介石迁都南昌的图谋遭到武汉方面的坚决反对。 1927年1月7日，武汉中央联席会议重申迁都武汉的决定，不接受迁都南昌的主张。 2月9日,武汉国民党方面针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提出“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开展以党权抵制军权的斗争。中下旬,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了一系列提高党权的运动,提出“一切军事、财政、外交均需绝对受党的指挥”,斗争矛头直指蒋介石，并请滞留南昌的中央委员即日赴鄂。 在形势逼迫和邓演达等说理斗争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决定于3月6日让被阻留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赴武汉履职。 这次迁都之争虽以蒋介石失败而告终，但其争夺革命领导权和政治中心地位的脚步并未停止。
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决定进军杭州和上海，会攻南京。 东路军在何应钦、白崇禧指挥下，由浙江衢州向杭州方向发起进攻，于2月18日占领杭州。在此期间东路军肃清了浙江境内的孙传芳军，为北伐军进攻江苏、安徽，夺取上海、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 奉军、直鲁军为确保上海、南京地区，也兼程南下，增援孙传芳。张学良亲率奉军到达徐州，以为策应。 2月23日，张宗昌抵达南京，协同孙军扼守淞沪，并设“安国军”苏鲁联军总司令部于南京。 2月25日，孙传芳提出由直鲁军担负淞沪前线防务。张宗昌垂涎苏南、上海的地盘已久，速令直鲁军到上海接防。 东路北伐军在浙江激战的同时，中央北伐军也开始向安徽进军。 1927年2月中旬，程潜指挥江右军的第六军和独立第二师沿长江东下，挺进安徽。兵锋直指南京。 当时防守皖南的是陈调元部，陈调元早在1926年11月24日密派代表向北伐军接洽。3月4日，江右军一部抵达安徽铜陵大通镇，陈调元认为时机已到，乃号召皖军易帜，参加北伐军。3月5日，陈调元由安庆乘舰赴芜湖，通电宣告就任国民革命军第37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 抢在直鲁军增兵之前攻占芜湖对北伐军来说刻不容缓。3月6日，程潜指挥的江右军第1、3两纵队分两路进攻芜湖。芜湖的直鲁守军望风披靡，不敢迎战，纷纷向当涂溃逃。江右军不战而入芜湖。 3月15日，江右军第6军17师和独2师在姑溪南岸约10公里的地区分段进攻当涂。17日黎明北伐军攻占当涂。南京西面的门户打开了，南京城遥遥在望。 与此同时，由李宗仁指挥的江左军也兵不血刃推进至皖中地区，控制了津浦路南段及合肥、六安、蚌埠等城市。
中路军之江右军攻下当涂后，程潜发电报给北伐军总司令兼中路军总指挥蒋介石，电告进攻南京计划、南京敌情和总攻时间，并请补发子弹800万发。但蒋介石回电却要程潜暂不向南京进攻，等东路军何应钦部攻克上海、镇江后，与东路军协同进攻南京。 3月19日，不甘心前线屡战屡败的张宗昌突然从徐州亲抵南京，限令直鲁军前敌总司令褚玉璞3天内将丢失的地方全部夺回来。见此情形，江右军总指挥程潜当机立断，乃令各部队将势就势，以攻对攻，按原定日期提前一天发起全线总攻。 3月23日，程潜命江右军兵分三路进攻南京城，并亲临城下指挥。  1927年3月10日—17日，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缺席的情况下，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主持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会议有两项决议： 一、国民政府继续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政府主要职务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担任。 二、罢免蒋介石国民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任命正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 1927年3月20日，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举行就职宣誓，新一届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拥兵自重的蒋介石当然对此表示不服，他在南昌发表了《告黄埔同学书》，大意是武汉那帮人不能代表国民党中央，决议无效，武汉国民政府已然“赤化”，受到背后的苏联的控制等等。 被清理门户扫地出门的蒋介石开始反击，他集结了张静江、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蔡元培等人，在其手下的北伐军攻陷南京之后，把指挥部迁到了南京，打算在南京也建立首都，跟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3月31日的时候，武汉政府开会，认为蒋介石和武汉政府的矛盾属于内部矛盾，还属于那种不太重要的内部矛盾，只要继续做工作争取就可以了，认识出现严重偏差，实际上蒋介石已经磨刀霍霍，准备革左派和共产党的命了。 4月1日，武汉军事委员会发布训令：国民革命军将士目前最急迫的任务，便是打倒张作霖，消灭奉系势力。准备4月5日誓师继续北伐。 4月4日，程潜从上海回到武汉，通报了蒋介石准备清党的消息，另有消息灵通人士递消息过来，说蒋介石已经准备在南京另立政府了，武汉政府一下子慌了，4月7日，大伙开会到深夜，决定迁都南京。 蒋介石已经在磨刀霍霍了，共产国际派出最新代表团，团长就是那个热衷土地革命的印度人罗易，罗易初来乍到，觉得可以到上海和蒋介石聊聊，鲍罗廷已经彻底看清蒋介石的真面目，坚决反对，主张武力打击，双方争吵不休，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回到上海，蒋介石、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立即上门拜访，蒋介石开门见山：想把鲍罗廷赶走，还想清党，希望汪精卫支持。汪精卫怎么可能答应蒋介石的要求，于是推三阻四，说要回武汉开会讨论；汪精卫专门和陈独秀聊了聊，两人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此宣言不仅完全掩盖了蒋介石蓄谋已久的屠杀阴谋，而且解除了中共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武装，使之处于无准备、无力反抗的束手待缚、延颈待砍的危险境地。  蒋介石从3月16日离开南昌，26日到达上海；蒋介石到达上海后，随即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上海流氓头子等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 帝国主义列强鼓励他“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江浙财阀给了他几百万元的巨额资助，黄金荣、杜月笙保证用他们控制的青红帮流氓充当他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的打手。 蒋介石又约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 4月11日晚，蒋介石指使杜月笙诱杀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 4月12日凌晨，被蒋介石雇用收买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从上海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随后，国民党第26军周凤岐部借口调解“工人内讧”，强行解除2000名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工人纠察队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杀伤300多人。 13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工人大会，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会后，工人群众到宝山路国民党26军周风歧部请愿。当请愿群众走到宝山路时，早已埋伏等候的26军士兵向密集的人群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在上海的得手，更助长了其他地方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他们妄图在全国范围内把革命者斩尽杀绝。 4月15日，广州的反动势力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解散革命组织，屠杀革命群众。在北京，张作霖于4月28日残酷地杀害了李大钊等20名共产党人。 在厦门、福州、宁波、南京、杭州等地，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也惨遭杀害。  尽管左派们群情激奋，恨不得把蒋介石抓过来给剐了，调子一个比一个起的高，但实际上都是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武汉这个地理位置太尴尬，在中国的中部地区，掉头打蒋介石吧，北方奉系会趁机南下捡便宜，继续北伐吧，担心蒋介石不讲武德，偷袭武汉，实在不好选择。 无论怎么选择，都有隐患，共产国际代表们的意见都不统一，鲍总和罗易每次开会就大吵，鲍总觉得应该继续北伐，他认为湖北地处四战之地，武汉政府实力有限，根本守不住，趁现在还有点实力，应当立即北伐，占领河南，和北方的冯玉祥会和。 最后大家吵来吵去，还是定下来先行北伐，把河南打下来，与冯玉祥阎锡山会师，和他们结成同盟，这样实力就很强大了，再依据形势决定是攻占北京或者南下收拾蒋介石。 1927年4月16日，刚刚在上海死里逃生的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国民政府趁蒋介石在南京和上海立足未稳之际，马上出兵讨伐，必然能够成功，周恩来这个看法是非常有眼光的，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才是国民党正统，只要发号司令，大部分军队都会听从武汉政府指挥，打垮蒋介石的几率很大，苏联军事顾问也分析过，政变刚发生的那几天，如果对蒋介石动手，可以轻易解除蒋的武装。可惜的是，斯大林支持继续北伐建立西北基地的想法，所以就继续北伐了。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组成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典礼在南京举行，典礼上，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受印。这个时候中国很热闹，有三个政府： 以新军阀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 以老军阀张作霖为首的北京北洋政府， 联共联苏的武汉国民政府。
1927年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举行二次北伐誓师大会，汪精卫发表重要讲话，表示二次北伐有三个重要目的： 首先是统一全中国，扫除帝国主义势力， 其次是打倒奉系军阀， 第三是打倒内奸蒋介石。 任命唐生智为北伐军总指挥。 ４月２６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４月下旬至５月上旬，北伐军总指挥唐生智率领的八万大军沿京汉路及其两侧北上。冯玉祥也率部由潼关出发向河南进军。 ５月中下旬，武汉北伐军同奉军主力血战于豫南的西平、上蔡、临颍一带，击败奉军。 ６月１日，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与冯玉祥所部在郑州会师。第二次北伐结束。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蒋介石于5月1日准备兵分三路，继续北伐，这时，孙传芳、张宗昌在津浦战场上相继溃败，退回山东。 奉军退回河北后，军事上的溃败，使得奉系军阀内部对于奉系何去何从这一现实问题，产生重大分歧。6月9日，张作霖在北京顺承王府召开会议，讨论解决北方的政治问题，孙传芳、张宗昌及奉系将领张作相、吴俊升等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张作相、吴俊升等人反对投降易帜，主张退守关外；但是孙传芳和张宗昌积极拥戴张作霖为大元帅，改组北京政府，以统一军令和政令，同国民革命军决一死战。 6月16日，张作霖决定，北方镇威、直鲁、五省联军等各路军队的称号一律取消，统一称为安国军，还任命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为安国军第1至第7军团长。当日，又由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褚玉璞、张学良、韩麟春、汤玉麟等8人联名发表通电，拥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政府大元帅。 6月18日午后3时半，张作霖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陆海军大元帅的就职仪式。至此，临时执政段祺瑞被逐后，北京政府元首虚位以待的局面结束。军政府以大元帅总揽陆海军全权，并“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实行军事独裁制度。 张作霖又以大元帅名义任命潘复为国务总理进行组阁，主持内阁事务。这是北京政府第32任内阁，也是北洋军阀的最后一任内阁。 1927年8月6日，国民革命军在徐州战败，孙传芳乘机率奉军沿津浦铁路南下，一直打到长江北岸的浦口一带，南京一带长江北岸尽为奉军所陷。 8月24日，奉军南渡长江，攻占南京以东的龙潭等地。 8月28日，李宗仁等指挥国民革命军打败奉军，取得了龙潭战役的胜利。孙传芳率奉军北撤。之后，由于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下野，国民党内部分化，使得北伐中断。 北洋政府得以继续维持，甚至派兵南下进攻国民政府。
第二次北伐并没有改变武汉国民政府的困境。蒋介石乘武汉军队主力出师北伐、后方空虚之机，不断指使川、黔、桂、粤等地方军阀进攻两湖，同时秘密策反驻扎在两湖的武汉国民革命军军官发动叛乱，企图里应外合，推翻武汉国民政府。 此时武汉政府的基本盘是三个省——湖北、湖南和江西，地处中国中部，四面都是敌人，东面是占据江浙的蒋介石，南面是两广的李济深和李宗仁白崇禧，这两伙人已经和蒋介石穿一条裤子了，北面是张作霖，属于死对头，西边是四川和贵州，因为反共也和蒋介石站一边了。 蒋介石还同帝国主义势力、地方军阀联合起来，在长江和京汉、粤汉铁路上切断武汉的对外交通联络，禁止各地同武汉进行贸易。 各地封建地主势力同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相呼应，与贪官污吏、土匪流氓、反动军官等结成反对土地革命的联合阵线，他们摧毁农会，残害农民，制造反革命恐怖。在这种情况下，武汉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趋于复杂化和尖锐化。 汪精卫是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此革命的紧急关头，他口头上继续声称要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又认为，国共合作不可能长久，“容共之后，必定分共”。 ４月下旬至５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检查各级党部、各级政府机关、各种民众团体之一切言论行动。与此同时，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条例和法令陆续出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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