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与《营造法式》

 本文刊发于《建筑史学刊》2023年第4期

1919年朱启钤先生在南京发现宋《营造法式》并刊印丁本《法式》，之后委托陶湘先生以《法式》诸版本勘核校对并出版陶本《营造法式》，接着朱先生成立中国营造学社，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并延请梁思成、刘敦桢等学者加盟，从此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系统建构，与对宋《营造法式》这部古代建筑大书的深入探索。自梁思成于1925年由乃父处获得陶本《营造法式》到其加入学社，开展紧锣密鼓的古代建筑考察与研究，直至发现唐代佛光寺大殿，接着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的艰难岁月，梁先生始终坚持以理解与研究宋《营造法式》为中心，以建构中国建筑史与诠释中国古代营造制度为目标的艰难学术之旅。自1919年朱启钤先生发现《营造法式》至梁先生的学术大作《〈营造法式〉注释》全本以《梁思成全集》第七卷的形式于2001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其间经历的大半个世纪，正是几代中国学人在探究中国古代建筑奥秘这一学术道路上筚路蓝缕的真实历程。

1 《营造法式》的发现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创立

2 梁思成与《营造法式》的初次接触

3 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愿景

4 弄懂《营造法式》与建构《中国建筑史》

5 《营造法式》奥秘初探与早期木构建筑的考察发现

6 解开中国建筑之谜的两把钥匙

7 20世纪40年代与60年代——《营造法式》研究的两次冲刺

8 《〈营造法式〉注释》中的创造性发现

9 结语

王贵祥

WANG Guixiang

贯穿20世纪中国建筑叙事史与学术史的重要线索之一，是一部以宋代屋木营造为主旨的中国古代典籍——北宋徽宗朝将作监李诫编纂的宋《营造法式》（后称《营造法式》或《法式》）。这部完成于哲宗元符三年（1100），于徽宗崇宁二年（1103）由朝廷下旨颁印并海行天下的崇宁本《营造法式》，还未来得及在当时造成什么大的影响，北宋王朝这座原本美轮美奂的大厦就在靖康之乱中轰然坍塌。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当时的平江知府王㬇偶获一部北宋刊印的《营造法式》旧本，当即加以校勘重印，是为绍兴本《营造法式》。此后，这部命运多舛的古代建筑大书就流落民间，成为私人藏书家辗转誊抄的珍稀文本。明代修《永乐大典》，清代修《四库全书》，先后从民间藏书中将之收入其中。然永乐本在晚清外患中不幸付之阙如。清代藏有《四库全书》的七座庋书之阁，有几座在内外战乱中遭遇兵燹，阁中所藏的《营造法式》文本自然也在劫难逃。

20世纪最初的那十余年，广袤中国大地上的房屋营造思想，仍然深深根植于传延数百年的清代屋木匠作传统之中，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旋涡中的中国建筑学领域，无论是在建筑设计方面，还是在历史建筑考察方面，几乎任何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建筑创作与学术研究进展，其主要的操盘手，不是欧美建筑师，就是欧洲或日本的考古学者。

1《营造法式》的发现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创立

中国近现代建筑学领域这样一种以西方及日本建筑师与学者主导的叙事构成与学术流向，因为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在1919年出现了重要转机。先是在此前的一年，中国建筑史学的先驱大家朱启钤先生作为南北和谈的代表，在其南下之际的间隙，受当时江苏省省长齐耀琳先生之邀，来到位于南京的江南图书馆，无意间发现馆中收藏的一部宋《营造法式》抄本。大喜过望的朱桂老以他敏锐的学术直觉，深刻意识到这部古代典籍对于中国建筑的重要性。

正如先生在谈到这一发现时所言：“民国七年，过南京，入图书馆，浏览所及，得睹宋本《营造法式》一书，于是始知吾国营造名家，尚有李诫其人者，留书以谂世。顾其书若存若佚，将及千年，迄无人为之表彰，遂使欲研究吾国建筑美术者，莫知问津。”朱先生对这部书的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向者已云营造学之精要，几有不能求之书册，而必须求之口耳相传之技术者。然以历来文学与技术相离之辽远，此两界殆终不能相接触。于是得其术者，不得其原，知其文字者，不知其形象。自李氏书出，吾人然后知尚有居乎两端之中，为之沟通媒介者在。”后来，先生还特别强调：“我国历算绵邈，事物繁赜，数典恐贻忘祖之羞，问礼更滋求野之惧，正宜及时理董，刻意搜罗，庶俾文质之源流，秩然不紊，而营造之沿革，乃能阐扬发挥前民而利用，明仲此书，特其羔雁而已，来轸方遒，此启钤所以有无穷之望也。”

朱先生当即决定将这部古代营造奇书以石印缩版付梓。这部面世于1919年，且由今人付梓刊印的中国古籍大书，就是20世纪初最早问世的石印本《营造法式》。因其所依之本是曾被钱塘丁氏嘉惠堂收藏的一部民间抄本，故又称“丁本”《营造法式》。当时的上海商务印书馆随即将这部丁本《法式》印刷出版，一时间引起时人的关注。

如后来所知，丁本《法式》本系传抄自常熟张芙川影宋抄本，但因几经誊摹传抄，其中的缺失与讹误较多。在丁本问世之后，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朱启钤先生又委托当时的知名学者陶湘先生对这一文本进行勘核校订。如陶先生在他的核校本之末所附《识语》中所言：“知丁本系重钞张氏者，亥豕鲁鱼，触目皆是。吴兴蒋氏密韵楼藏有钞本，字雅图工，首尾完整，可补丁氏脱误数十条，惟仍非张氏原书。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旧钞，亦绍兴本。《四库全书》内《法式》，系据浙江范氏天一阁进呈影宋钞本录入，缺第三十一卷。馆臣以《永乐大典》本补全。明《文渊阁书目》，《法式》有五部，未详卷数、撰名。《内阁书目》有《法式》二册，又五册，均不全。”可知，陶湘先生在丁本基础上，遍寻当时能够找到的诸种版本，核对全文逐一加以勘校更订之后的新版《营造法式》与宋人李诫的原著似乎更为接近。

1925年，朱启钤先生将陶湘先生校订过的《营造法式》再次付梓刊印，是为后来得到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学界大家一致认可，并赖以作为进一步勘核校订与研究阅读之基础性文本的陶本《营造法式》。关于这一点，梁先生在后来也曾提到，在丁本《法式》刊印不久，“在由内阁大库散出的废纸堆中，发现了宋本残叶（第八卷首叶之前半）。于是，由陶湘以四库文溯阁本，蒋氏密韵楼本和'丁本’互相勘校；按照宋本残叶版画形式，重为绘图、镂版，于公元1925年刊行（下文简称'陶本’）。这一版之刊行，当时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极大注意”。

2 梁思成与《营造法式》的初次接触

也正是在陶本《营造法式》问世的这一年，这部旷世奇书引起了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的注意，并且迫不及待地将之遥寄于远在大洋彼岸的公子梁思成。当时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的梁思成，甫一见到这部装帧精美的中国古代建筑大书，显然也充满了好奇与喜悦的心情。从后来梁思成先生一生的学术足迹可以推测，很可能就是从看到这部近千年前古人撰写的建筑大书那一刻开始，读懂这部宋代屋木营造古籍，并以这部书为基础彻底厘清中国建筑的历史经纬与本质特征，便成为他此后毕生追求之学术道路的一条主线。这一学术理念似乎也对同在宾大留学的林徽因先生产生了影响。换言之，正是在这一年，这部宋代房屋营造古籍就和梁思成与林徽因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梁、林二位先生后来近乎多半生的学术生涯。

然而，当时的中国学界在面对《营造法式》这部千年古籍时，几乎面面相觑，茫然不知所措。如学术大家朱桂老，在《法式》文本阅读上几近下足了功夫，却也曾遇到不少困惑，他曾感叹地谈道：“启钤受而读之，心钦其述作传世之功，然亦未尝不于书中生僻之名词，讹夺之句读，兴望洋之叹也。于是一面集赀刊布，一面悉心校读。几经寒暑，至今所未能疏证者，犹有十之一二。”当然，众所周知，朱先生在文本最初的校读断句与版本勘核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又如，受朱先生之嘱从事文本勘校的陶湘先生，本是遍览诗书的饱读之士，但是当他完成全书核校之后，面对《法式》卷尾的附图，却殊难将其所校文本与图中所绘制之殿阁厅堂的构造名件一一对应，只得“爰倩京都承办官工之老匠师贺新赓等，就现今之图样按法式第三十、三十一两卷大木作制度名目，详绘增坿，并注今名于上，俾与原图对勘，觇其同异，观其会通，既可作依仿之模型”。

仅此一端或可推知，晚清民初的文人学者们面对这部通篇皆为不知所云之名词术语的千年古籍，即使是学富五车的硕儒，或可能在文字句读与版本勘校上取得较大进展，但在《法式》文意与宋代匠作系统理解上，亦很难作出太多令人可信的诠释与置评。唯一能够做到的，是延请经验丰富的晚清官工匠师，并借用清代建筑的名词术语，对书中所附古图加以比附描摹，以尝试作出一种似懂非懂的依仿式诠解。显然，陶湘先生的这一做法也是无可奈何之举。

不出所料，这样一部千年古籍也令正在踏入建筑学之门的梁思成同样感觉到阅读上的困难。梁先生在谈到他初获其书时的兴奋与茫然时，也流露出了深深的感慨：“虽然书出版后不久，我就得到一部，但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

1927年，梁思成完成了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业，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又转入哈佛研究生院，准备开始他有关“中国宫室史”的博士研究课题。但因当时的美国有关中国建筑的资料相对比较匮乏，在作了三个多月的资料搜集之后，他决定先回国从事实地考察，以掌握中国建筑的第一手资料。之后，已成伉俪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两位先生又携手游历欧洲，到他们在美国学习时所了解到的重要欧洲历史建筑实例中学习考察，从而积累了丰富的世界建筑史知识。这一欧陆考察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也为他们后来能够全身心地投入中国古代建筑考察研究与中国古代建筑史史学建构，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928年9月，梁、林两位先生回国之后，先是到辽宁沈阳新建立的东北大学创立了建筑系。在东北大学的这一时期，梁先生不仅为建筑系学生制定了全新的教学计划，还亲自撰写《中国雕塑史》讲稿，希望从艺术史的角度开启中国建筑教育的先声。同时，他还与林先生一起，组织学生对沈阳附近的清代陵寝建筑开展测绘，既希望引导建筑系的学生从一入门就能够关注中国建筑，也希望藉此开始他们自己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求索之路。同时，他在东北任教的不长时间内，还曾与林徽因、陈植、张润田、童寯、蔡方荫一起为吉林大学做总体规划设计，并亲自设计建造了一栋兼具现代建筑特征与中国古代建筑意味的石构建筑，从而开启了他所希望的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融入现代建筑创作之中的探索之路。

3 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愿景

在陶本《营造法式》问世4年之后的1929年，对中国传统营造情有独钟的朱启钤先生开始筹建中国营造学社（后称中国营造学社、营造学社或学社），希望藉学社这一平台推进对包括宋《营造法式》在内的中国传统营造术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编纂一部能够应用于当下建设的“工科实用之书”。如他在这一年撰写的《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一文中所言：“启钤自刊行宋李明仲《营造法式》，而海内同志，始有致力之涂辙。年来东西学者，项背相望，发皇国粹，靡然从风。方今世界大同，物质演进，兹事体大，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李明仲以淹雅之材，身任将作，乃与造作工匠，详悉讲究，勒为法式，一洗道器分涂，重士轻工之锢习。今宜将李书读法用法，先事研穷，务使学者，融会贯通，再博采图籍，编成工科实用之书。”

显然，组建中国营造学社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以一种科学的眼光开展对《营造法式》的系统研究，并由此生发出于当下建设有实用价值、适合中国人的房屋营造之学。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朱先生提出了“沟通儒匠”“资料征集”“编辑进行”三部曲，并提出要纂辑营造词汇、辑录古今中外营造图谱、编译古今东西营造论著、访问大木匠师与各作名工及工部老吏样房算房专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整理实物及图样，开展包括释名、论著、各作法式、诸种做法案例等的搜集整理。同时，朱先生还围绕这一目标，特别制定了以破解《营造法式》之谜、探索中国建筑实用工程体系为核心目标的中国营造学社最初的五年研究计划。

1930年之后，随着中国营造学社的正式成立，慧眼识珠的朱启钤先生于1931年与1932年，先后延请到有着深厚中国历史与建筑学功底的梁思成与刘敦桢两位先生，分别担任学社的法式部与文献部主任。这20世纪30年代的最初几年，正是成立之初的中国营造学社充满了学术活力的时期。初步崭露头角的营造学社，既有朱启钤高瞻远瞩的运筹帷幄，又有梁、刘两位学术巨擘以及随之先后加入学社的单士元、邵力工、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等杰出学者的鼎力合作，加之当时一些社会精英、学界名流以及诸多知名建筑师，也包括一些传统营造厂商等，都或在名义上，或在实际上，直接或间接地加盟或支持了刚刚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在学社成立的最初几年，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三位先生仍将一部分精力放在已经出版的陶本《营造法式》的文本校订与文字纠错上。他们以深厚的文献功力，结合“丁本”“四库本”“张本”，以及1932年发现的“故宫本”等不同版本，分别再一次对陶本《法式》作了仔细的梳理与校订。梁先生特别提到了这一阶段的工作：“故宫本发现之后，由中国营造学社刘敦桢、梁思成等，以'陶本’为基础，并与其他各本与'故宫本’互相勘校，又有所校正。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各本（包括'陶本’）在第四卷'大木作制度’中，'造栱之制有五’，但文中仅有其四，完全遗漏了'五曰慢栱’一条四十六个字。惟有'故宫本’，这一条却独存。'陶本’和其他各本的一个最大的缺憾得以补偿了。”这一阶段的深入校订，为梁思成先生后来开展的《营造法式》研究与注释工作，奠定了一个更为扎实的文本基础。

4 弄懂《营造法式》与建构《中国建筑史》

然而，事实证明若要真正弄懂宋《营造法式》这部读起来有些佶屈聱牙且不知所云的千年古籍，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仅靠在历代古籍中寻章摘句，或是借用国外的营造论著与词汇，很难厘清其中的内容。同时，如果仅仅将精力全部集中在《营造法式》的文本研究上，不仅在理解与解释这本千年古籍上仍然存在较大困难，而且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整体，特别是中国建筑的演进历史，仍然难有较为深入的认知。

相信当时的梁思成先生正是从他对《法式》文本的反复阅读与勘校中，深深体味到了这一点。加盟中国营造学社的最初几年，梁思成除了积极参与《营造法式》文本的勘核校正工作之外，也同时开展了另外两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是，利用当时北平地区明清官式建筑遗存案例极其丰富的天然优势，结合学社积蕴的丰富资源，特别是朱桂老积年搜集无私提供的清代工匠在各种匠作技艺方面的口诀、秘籍与算例，集中力量对清代官式建筑诸种匠作的制度与做法加以研究整理。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以经典建筑学的学术逻辑理路、文字叙述方式与科学图形语言，编撰出版了《清式营造则例》（后称《清式营造则例》或《则例》），并在其书之末附以经过整理的“营造算例”。同时也将明清官式建筑的制度、做法、算例，以及种种精密琐细的名词术语与构造做法，从世代相传的官工匠人职业圈内释放出来，令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普通人能够读懂看懂那些近在咫尺的明清建筑。换言之，通过这部书，梁先生让读者初步理解并掌握了中国古代建筑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即明清建筑，特别是明清官式建筑中的大式与小式建筑的构架、斗栱、瓦石、装修与彩画等的制度、做法与名词术语。

其二是，将目光转向对可能尚存的早期建筑，特别是唐、辽、宋、金时期木构建筑的系统考察、发现与研究上。加盟学社的最初几年，梁先生对唾手可得、规模宏大且比较容易出学术成果的考察与研究课题，如他生活工作所在地北平的建筑群，以及已有专班往返长途汽车，在当时交通尚属便利的热河地区大量的明清古建筑群，并没有投入太多的热情与精力。却将学术的关注点聚焦在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极不便利，且可能受到当时各种战乱影响，在安全上没有充分保障的华北地区早期建筑实例的发现、考察与测绘上。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后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或《汇刊》）前几期的研究论文中可以看出，1932年梁先生先是对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与山门进行了科学测绘与研究，接着对宝坻广济寺三大士殿进行了同样方式的测绘考察，以科学的研究方法充分证明了这几座建筑都是重要的辽代遗构。

之后的1933年，梁先生又不顾华北地区的兵荒马乱，赴河北正定进行系统的考察调研，特别对正定隆兴寺摩尼殿、转轮藏殿与慈氏阁等北宋木构遗存作了测绘研究。也对广惠寺华塔、天宁寺木塔、临济寺青塔、开元寺塔等宋金塔幢，以及正定县文庙、府文庙、开元寺钟楼、阳和楼等时代跨度较大的多座木构建筑遗存作了扼要的考察与研究。接着，梁先生又与刘敦桢、林徽因先生一起远赴山西大同，对辽代华严寺、善化寺以及北魏云冈石窟等作了系统考察与测绘。

之后至迟在1933年，他们考察与调研的足迹到达山西应县，并为尚存最高的古代木构建筑应县木塔拍摄了一批较为早期的照片。从相关史料中可知，梁先生与莫宗江等人于1933年9月就对应县木塔作了实测，并绘制了详细的测绘图与精美的木塔立面渲染图。在紧锣密鼓的连续跋涉与长途奔波中，梁先生与莫宗江等又专程考察测绘了赵县大石桥等几座重要古代石构桥梁建筑。在此期间，梁、林两位先生还作了一项包括太原晋祠、赵城县（今洪洞县）广胜寺等在内的覆盖范围更为广阔的晋汾古建筑调查研究。同在这一时期，刘敦桢先生也对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苏州古建筑、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进行了范围广阔的考察调研。

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的1937年6月，梁思成与林徽因、莫宗江还在继续着对地处偏远的五台山佛光寺唐代东大殿与金代文殊殿等的调查与研究，以及对包括宋代遗构山西榆次永寿寺雨花宫等在内的晋中地区古建筑的考察研究。或许是苍天有眼，正是在这几乎是时局最为危险的大规模战事爆发前夕，梁先生终于发现了他多年以来心心念念锲而不舍不懈寻觅的唐代木构建筑遗存，即唐代遗构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从而为中国建筑史的史学建构找到了明显早于宋《营造法式》，亦明显早于之前已经发现的辽、宋初期木构遗存的极其宝贵的重要唐代木构建筑实例。

这些由中国营造学社支持的、有条不紊范围广阔的早期建筑遗构调研、考察与测绘，在梁思成的心目中其实是有着一个明确的学术目标的。那就是要推翻国外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所得出的，中国已难发现比1038年建造的辽代殿堂大同薄伽教藏殿时代更早的木构建筑实例的仓促结论。同时，要基于充分的实例考证与坚实的文献史料支撑，建构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能够跻身世界建筑史之林的中国建筑史。这一点从梁思成于1932年发表的《伯希和先生关于敦煌建筑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在这封信中，伯希和先生针对梁思成关于他所拍摄发表的敦煌窟檐照片中“原照片虽不甚清楚，但各部结构大概已很了然。《图录》中与此类似之照片还有几张，都显然表示唐建的形制”这一问题，通过其中一处檐廊建筑的形制与文字题刻证明“这个檐廊的年代所以是公元九八〇年”，以及采用同样方法说明，另外“一处檐廊的年代所以是九七六”年的。紧接着，伯希和特别提到了日本学者的早期判断：“照他们的说法，中国木建筑可考之最古年代当为一〇三八，但我们在敦煌有一处檐廊，较此更古数十年。”因此，伯希和先生写道：“我们的同志常盘和关野认为中国木建筑没有确实比一〇三八更古的，在一九三一年《通报》第二二一及四一三页上我已将此点讨论。上列文字若以为可用，你也可以发表。”两人信件往来中所表达的共同观点就是，日本学者常盘大定与关野贞两位先生的这一草率结论仍有商榷之处。

其实，稍微留意一点就会发现，梁思成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在《汇刊》的同一辑上，也刊载了林徽因的论文《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紧接其后梁先生连续发表的几座辽、宋建筑实例考察与研究成果，亦是循着这一学术理念逐渐展开的。由此可知，在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之初，他们心心念念的学术目标就是：通过对早期建筑的发现与研究，建构一部具有科学实证意义的中国建筑史。并在艺术史与技术史的建筑学学理层面上，对中国古代建筑——包括晚近的明、清建筑与早期的唐、辽、宋、金、元建筑——的形制做法与本质特征加以系统地揭示与阐释。

事实上，中国建筑史的史学建构是梁思成与刘敦桢两位学术大家苦心孤诣学术生涯中的共同夙愿之一。在抗日战争的至暗时刻，在四川李庄那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梁先生在林徽因、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帮助下，带病坚持完成的《中国建筑史》与以英文撰写且图文并茂的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图像中国建筑史》）两部大著，以及20世纪50—60年代，梁、刘两位先生共同领导界内同仁开展广泛调查研究与合作撰写，并由刘敦桢先生主持完成，直至20世纪80年代终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付梓问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就是典型的例证。

然而，为《中国建筑史》史学体系建构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中国营造学社早期学术目标的一个方面。如本文开篇所提到的，真正贯穿20世纪建筑叙事史与学术史的一条主线，是朱启钤先生在学社成立之初就确立了的对宋《营造法式》的全面理解与诠释，并将之应用于当下的实用建设之中。《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一册就以宋《营造法式》作者画像“宋李明仲先生像”与朱启钤先生撰写的《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一文为开篇，即可视作佐证。该册的主要内容也是以《李明仲八百二十周忌之纪念》等文章为核心展开的，后来的几卷诸册亦陆续刊载了包括王观堂、梁启超等先生有关《营造法式》的遗札与墨迹，以及关于“营造词汇纂辑方式”或诸多与“营造算例”“工段营造录”以及“营造法式版本源流考”等相关的系列文字，藉此亦可略窥一斑。之后的《汇刊》第六卷第二期，梁思成集古代建筑诸部分之做法图例，编纂出了“建筑设计参考图集”。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学社初期确有集一众学者之力，解开宋《营造法式》这部古籍中所蕴涵之古代营造秘法，并将其与现代建造工程加以结合利用的宏大学术愿景。

然而，这并非是一个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目标。从更深层次来说，这是一个耗费了梁思成及其助手们几乎大半生心血，直至学社成立数十年之后才基本完成的目标。其部分研究成果在梁思成先生辞世十多年之后才得以问世，而其完整研究成果的最终付梓刊印，已经是21世纪初的事情了。这时，距离朱启钤先生发现《营造法式》这部奇书并将其付梓印刷，同时开启他矢志一生的中国古代营造研究与弘扬之学术事业，已经过去了80余年。

5 《营造法式》奥秘初探与早期木构建筑的考察发现

梁先生在其文《〈营造法式〉注释序》中特别提到了他在《营造法式》研究过程中的心路历程：“我比较系统地，并且企图比较深入地研究《营造法式》，还是从公元1931年秋季参加到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以后才开始的。我认为在这种技术科学性的研究上，要了解古代，应从现代和近代开始；要研究宋《法式》，应从清工部《工程做法》开始；要读懂这些巨著，应从求教于本行业的活人——老匠师开始。因此，我首先拜老木匠杨文起老师傅和彩画匠祖鹤州老师傅为师，以故宫和北京的许多其他建筑为教材、'标本’，总算把工部《工程做法》多少搞懂了。对于清工部《工程做法》的理解，对进一步追溯上去研究宋《营造法式》打下了初步基础，创造了条件。公元1932年，我把学习的肤浅的心得，写成了《清式营造则例》一书。”

由此可知，初入学社的梁思成即开始了对《营造法式》的研究。但是，他并没有囿于一般古籍研究中就文本研究文本的传统做法，而是从建筑实例出发，比照实例研读文本。当时最现成的建筑实例是北方地区大量存在的清代建筑。于是，梁思成一边阅读清工部《工程做法》文本，一边向经验丰富的老匠师请教，并以当时北平地区举目皆是的清代建筑为样本，以期弄明白清代木构建筑基本的制度与做法。并绘以图例，撰以文字，附以算例，以此理解清建筑大木、瓦石、装修、彩画等的基本做法与术语，又为进一步弄懂千年古籍宋《营造法式》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此过程展示了一种逻辑上十分清晰明了的学术研究方法与路径。

如梁先生所言，在深入开展《营造法式》研究之前，亦即加盟营造学社之初，他即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对清代建筑制度与做法的研究，并以《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对这一阶段的工作做了一个初步的总结。之后，他的主要精力实际上已经转入对宋《营造法式》的研读与探究。这一研读与探究，也正与他所设定的另外一个学术目标——中国建筑史的史学建构相契合。也就是说，他开始全身心地投入早期中国建筑实例的发现与研究，并在这一研究中逐步拓展自己关于《营造法式》文本内容与意义认知的广度与深度。

在《〈营造法式〉注释序》中，梁先生进一步吐露了他在这一时期的学术理念：“但是，要研究《营造法式》，条件就困难得多了。老师傅是没有的。只能从宋代的实例中去学习。而实物在哪里？虽然有些外国旅行家的著作中提到一些，但有待亲自去核证。我们需要更多的实例，这就必须去寻找。”

接着，他特别谈到了自己于1932年春最早开展的两座早期建筑实例即独乐寺观音阁与山门的考察、测绘与研究过程，并说道：“但是它们是辽代建筑而不是宋代建筑，在年代上（公元984年）比《法式》早一百一十余年，在'制度’和风格上和宋《法式》有显著的距离（后来才知道它们在风格上接近唐代的风格）。尽管如此，在这两座辽代建筑中，我却为《法式》的若干疑问找到了答案。例如，斗栱的一种组合方法——'偷心’，斗栱上的一种构材——'替木’，一种左右相连的栱——'鸳鸯交手栱’，柱的一种处理手法——'角柱升（生）起’，等等，都是明、清建筑中所没有而《法式》中言之凿凿的，在这里却第一次看到，顿然'开了窍’了。”

如果阅读梁先生先后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的诸篇考察研究性论文时稍微细心一些，就会发现梁先生是一边做早期木构建筑实例的发现、考察与研究，一边参考阅读宋《营造法式》文本，并将两者加以悉心比照，以期在实例考察的同时逐步加深对《法式》行文的理解。这一点从其文章描述早期建筑时所使用的术语——由最初将宋式建筑术语与清式建筑构件名词相互参照比较使用，到逐渐使用较多《营造法式》各作营造术语，直至最后完全运用宋代《法式》行文中的名词术语对唐宋建筑加以描述——这一文字表述习惯的渐次变化中，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如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一文中，其每提到一个构件，几乎都注以清代相应的构件名称，以作解释。如：“柱头铺作清式称柱头科。其栌斗（今称坐斗）……自栌斗外出者计华栱（今称翘）两层，……上层跳头施以令栱（今称厢栱），……置于交互斗（今称十八斗）内。……令栱之上，置散斗（今称三才升）三个，……”同时，还不时地将其做法与《营造法式》中的描述或相同位置的清式做法加以比较，如：“有栱之形，而无栱之用，实柱头枋（清式称正心枋）上而雕作栱形者也。就愚所知，敦煌壁画，嵩山少林寺初祖庵，《营造法式》及明清遗构，此式尚未之见，而与独乐寺约略同时之大同上下华严寺，应县佛宫寺木塔皆同此结构，迨辽之特征欤？”这样一种将《法式》词汇与清式术语比照使用的做法几乎贯穿了全文，与《法式》内容相关的疑问也不时出现于行文之中。这些都十分明显地透露出，梁思成在开展早期建筑实例考察之前做足了功夫，不仅将手边能够找到的各种图片资料仔细核对，还对《营造法式》文本细致研读，故才会采用这样一种表述方式，亦会提出这样一些颇具深度的疑问。

在《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一文中，这种将清式建筑术语与宋代《法式》词汇并置使用的情况显然少了一些，但仍然可见。如：“柱头铺作按《营造法式》说法，是'双抄重栱出计心’，清式叫做'五彩重翘’。自栌斗口中，伸出华栱（翘）两跳，第一跳跳头横安瓜子栱（外拽瓜栱），瓜子栱上安慢栱（外拽万栱），慢栱上安罗汉方（外拽枋）。”需要注意的是，在此前的一文中，梁先生还曾将宋代术语中的“柱头方”称为类于清代说法的“柱头枋”。而在这篇文字中，梁先生已经纯然采用了宋式的说法，直接称“罗汉方”而非“罗汉枋”。说明这时梁先生对《法式》文本有了更为深切的理解。

在稍后的《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一文中，梁先生已经十分自如且自信地采用宋代《法式》术语对宋代木构遗存作直截了当的叙述，而不再缀以彼此对应的清代术语了。这不仅是行文风格上的演变，也表明梁先生对《法式》的构造术语已经了然在胸，并且能够熟练地将之与实例建筑清晰对应了。只是从这篇文字的行文中，仍然多少可以见到点滴清代建筑术语的痕迹。如其文中谈到正定隆兴寺摩尼殿的立面时，称其为“重檐歇山的殿身，四面加歇山抱厦”，而未采用宋《法式》术语“重檐九脊”描述其殿身屋顶，亦未以术语“副阶之四面出龟头殿”描述其殿身下四周副阶所附加山面朝外的“龟头屋”式门廊的做法。这些表述方式透露出，这一时期的梁先生在叙述宋《法式》的文本与辽宋建筑的种种做法之时，仍沿用一种相互交叉的折中表述方式，以使读者能够读懂为主要目标，而不刻意追求其对宋代建筑各部分的论证与叙述必须与《营造法式》文本术语充分契合。这或也因为梁先生对《营造法式》文本的注释工作还未及充分展开，因而也尚未来得及将宋代建筑各部分在术语表述上的统一作为其论文阐述的重要标准之一。

在后来的诸篇论文中，这种情况几乎已经完全改观。如在稍后梁先生与刘敦桢先生合作发表的《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中，他们两人关于大同地区辽代木构建筑各部分的描述，几乎无一例外地直接采用了宋《营造法式》术语表述方式。同时，在形式的描述上，如描述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屋顶时，称其“殿顶为九脊式，即明清之歇山”。描述大同上华严寺大殿，则直接称其为“殿面阔九间，单檐四注”。甚至在谈到薄伽教藏殿内的壁藏与天宫楼阁时，还直接引述了《法式》小木作制度中的描述：“营造法式壁藏制度，……下层为坐，……中层为帐身，横直排列经匣，……上层于平坐上，设天宫楼阁，有殿身茶楼，角楼，龟头殿，挟屋，行廊等，缭以单钩阑，见同书卷三十二天宫壁藏一图。”并将之与薄伽教藏殿内的小木作详细比对。这些都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梁思成与刘敦桢先生对《营造法式》的文本内容已经十分熟悉，且对各种匠作制度的做法、构造与术语有了愈来愈深入且全面的理解与把握。

反观抗日战争期间梁先生在四川宜宾李庄为他在1937年发现的当时所知最古老的唐代木构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撰写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一文。这篇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历程中至为重要的学术论文，最初连续发表在石印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二期上。因这两期在极其困难时期发行，为蜡纸刻版石印，纸质薄脆，不易保存且印数极少，后来已较难找到。在1953年的《文物参考资料》第五、六期中，重又刊发了此文。梁先生的这篇研究文字，行文简明扼要，语言严谨流畅，逻辑线索清晰，将这座至为重要的中国古代木构殿堂实例条分缕析地加以充分的解析与阐释。

重要的是，梁先生这篇重要论文的行文，通篇均采用与宋《营造法式》各种名词术语全然契合的学术语言。其文对佛光寺东大殿的造型、平面、大木构架、斗栱铺作及小木作装饰等，作了酣畅淋漓的学术性勾勒与描绘，却只字未再采用清式建筑术语加以比照、解释。通篇读来，就是一位对唐宋时期建筑体系与做法已成竹在胸，对宋《营造法式》中的大木作、小木作等诸种匠作之构造与名件的名词术语了如指掌的学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作了一次全面的解剖与分析。这篇文章中还附有丰富的大木作梁架与斗栱等插图，图中各部分名件亦标有详细的术语名词。所有附图中的图示不仅皆为第一手测绘所得的唐代建筑构造做法资料，且其所注诸构件名词术语，亦皆和与之相对应之《营造法式》所描述的该处名件术语一一契合。

显然，这时的梁思成先生不仅自己对宋《营造法式》中所述及的各种匠作制度与做法已熟谙在心，也期望以《法式》中所内蕴的唐宋时期建筑的构造关系、名词术语及叙述方式来描述这座创建于宋代之前的木构建筑实例，从而开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代学术新风。即关于不同时代建筑的学术研究与陈述，应该在文字表述上与该时代通行的屋木结构、各部构造与名件术语保持一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此时梁先生已经对宋《营造法式》的文本内容有了充分与全面的理解。

6 解开中国建筑之谜的两把钥匙

同一时期，梁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二期上发表了他的《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一文。这两部课本，指的就是梁先生所说的“清宋两术书”：一部是清代工部所颁布的建筑术书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另外一部就是自宋代遗留至今的《营造法式》。在这篇文章中，梁先生谈道：“这两部书，要使普通人读得懂都是一件极难的事。当时编书者，并不是编教科书，'则例’'法式’虽至为详尽，专门名词却无定义亦无解释。其中（有）极通常的名词，如'柱’，'梁’，'门’，'窗’之类；但也有不可思议的，如'铺作’，'卷杀’，'襻间’，'雀替’，'采步金’……之类，在字典辞书中都无法查到的。且中国书素无标点，这种书中的语句有时也非常之特殊，读时很难知道在哪里断句。”接着，梁先生对这两部书的内容作了一个通俗的介绍，又对两部书分别作了扼要的比较性分析与解释，尤其对宋《营造法式》中的材分制度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在此文的结语处，梁先生以十分简要的语言作了一个概要性总结：“'大木作’是由每一组斗栱的组织，到整个房架结构之规定，这是这部书所最注重的，也就是上边所称为我国木构建筑的'文法’的。其他如'小木作’'彩画’等，其中各种名称与做法，也就好像是文法中字汇语词之应用及其性质之说明。所以我们实可以称这两部罕贵的术书做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

可以说，梁先生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他对宋《营造法式》的研读与探究，并在结合各不同版本对《法式》文本做详细考订的基础上，完成了《法式》中最为基础的壕寨制度、石作制度，以及最为核心的大木作制度的研究及制图工作。亦有可能同时尝试着作了一些关于《法式》之小木作、瓦作、砖作、窑作、竹作、彩画作等各种匠作制度的初步研究与分析，因而才有了足够的底气，对宋《营造法式》这部学习中国建筑最重要之两部“文法课本”中的一部，作了特别的强调与解说。

就术语表述方式而言，宋代的《法式》与清代的《则例》是两个几乎截然不同的营造术语体系。其各自术语所叙述的建筑与结构方式，也千差万别。然而，即使历史上存有一定数量的宋元古籍，但涉及房屋营造的书籍却几如凤毛麟角，希望从古人的描述中读懂《营造法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唯一的方式，就是采用经典建筑史学的科学学术理路，结合基于现场实例考察所得充分数据与形象的唐宋辽金时代建筑实例，对照《法式》中的文本描述，逐字逐句地爬梳、对比、推敲、猜测每一字词及其上下文的意义，并通过实际案例的测绘考察与科学绘图来加以逐一验证。

7 20世纪40年代与60年代——《营造法式》研究的两次冲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梁先生所致力的第一项建构中国建筑史的工作，其难度已经等同于蛮荒之中的披荆斩棘了；而其所面对的第二项研究工作，即唐宋建筑制度与营造体系的诠释，则几乎是在暗夜中摸索前行。

如前所述，这项工作在一开始几乎就是一个盲人摸象的过程。没有相应的参考书籍，没有一个与《法式》的描述全然一致的建筑实例，梁先生和他的助手们所面对的，除了晦涩难懂的《法式》文本之外，就是虽然数量不足，却又千差万别的唐、宋、辽、金建筑实例的考察资料。而在李庄时的营造学社，又几乎处在连学社社员的基本生存都难以为继的艰难困苦状态。这一时期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先生，也正同时经历着严重的病痛困扰。在这样一个极端困难的情境下，还在进行着几乎是拓荒性的学术研究，其困难之大，其对研究者之坚忍不拔的意志力与超乎寻常的实行力方面的严苛要求，是可以想见的！

如梁思成先生在《〈营造法式〉注释序》中所描述的，这一时期他的《营造法式》研究工作的大致过程是：“公元1940年前后，我觉得我们已具备了初步条件，可以着手对《营造法式》开始做一些系统的整理工作了。在这以前的整理工作，主要是对版本、文字的校勘。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做到力所能及的程度。下一阶段必须进入到诸作制度的具体理解；而这种理解，不能停留在文字上，必须体现在对个别构件到建筑整体的结构方法和形象上，必须用现代科学的投影几何的画法，用准确的比例尺，并附加等角投影或透视的画法表现出来。这样作，可以有助于对《法式》文字的进一步理解，并且可以暴露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我当时计划在完成了制图工作之后，再转回来对文字部分做注释。”

在为其文章《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所作的注中，梁先生也特别提到了他从事《法式》研究的这一过程：“营造学社同人历年又用《四库全书》文津、文溯、文渊阁各本《营造法式》及后来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之清初标本相互校，又陆续发现了许多错误。现在我们正在作再一次的整理，校刊注释。图样一律改用现代画法，几何的投影法画出。希望不但可以减少前数版的错误，并且使此书成为一部易读的书，可以予建筑师们以设计参考上的便利。”可知，在20世纪40年代那至为艰难的岁月中，循着朱启钤先生最早为中国营造学社制定的，从研究《营造法式》出发，以“……将李书读法用法，先事研穷，务使学者，融会贯通，再博采图籍，编成工科实用之书”的学术路线，梁先生始终锲而不舍全身心地埋头于这一极其困难的研究工作中。

在《〈营造法式〉注释序》中，梁先生还概括说：“总而言之，我打算做的是一项'翻译’工作——把难懂的古文翻译成语体文，把难懂的词句、术语、名辞加以注解，把古代不准确、不易看清楚的图样'翻译’成现代通用的'工程画’；此外，有些《法式》文字虽写得足够清楚、具体而没有图，因而对初读的人带来困难的东西或制度，也酌量予以补充；有些难以用图完全表达的，例如某些雕饰纹样的宋代风格，则尽可能用适当的实物照片予以说明。”

同时，梁先生还给出了一个当时开展《法式》研究工作的大致时间表和进展情况的简单描述：“从公元1939年开始，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止，在四川李庄我的研究工作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并有莫宗江、罗哲文两同志参加绘图工作。我们完成了'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和'大木作制度’部分图样。”

之后的一个时期，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因为梁先生的工作过于繁忙，用先生自己的话说：“《营造法式》的整理工作就不得不暂时搁置，未曾恢复。”

在搁置了十余年之后，梁先生主导的《营造法式》研究于1961年重新开始。这一次的参与者，包括楼庆西、徐伯安、郭黛姮三位清华大学建筑历史教研室的教师。当时已是教研室负责人的莫宗江先生也参与了这一阶段的部分指导性与讨论性工作。用梁先生的话说：“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已经将'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和'大木作制度’的图样完成，至于'小木作制度’，'彩画作制度’和其它诸作制度的图样，由于实物极少，我们的工作将要困难得多。我们准备按力所能及，在今后两三年中，把它做到一个段落，——知道多少，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

换言之，除了在古建筑实例发现、考察与研究的日常工作中，以日积月累的方式，结合文本与实例对《法式》中的行文内容作逐一的、循序渐进的研读与探究之外，在梁先生整个学术生涯中，曾经有两个阶段他几乎用尽全力对《营造法式》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第一次就是在至暗时刻的1939—1945年，他与学社其他成员在四川李庄的时候。这一期间，带病坚持工作的梁先生，在独立承担《中国建筑史》与英文本《图像中国建筑史》两部书艰难写作的同时，还带领莫宗江、罗哲文先生等人有计划地开展了《营造法式》的系统研究与制图。这一时期，他们不仅对《法式》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大木作制度等的文本进一步考订，对其文字加以分析理解与阐释，并以现代绘图方式绘制了详细的壕寨、石作与大木作等的制度图样。从后来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似乎与梁先生的《营造法式》研究可能有所关联的部分草图资料猜测，是否有可能也是在那一段至为艰难的时期，梁先生或也曾尝试着对《法式》小木作部分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入的探究？甚或也有可能带领助手们绘制了一部分小木作制度铅笔草图？这一问题至今仍令人充满疑问。但是无论如何，这一艰难时段梁先生带领他的助手们所做的所有工作，都为后来《〈营造法式〉注释》一书的最终完成，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第二次则是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忙碌、探索与挫折之后，在国家进入最困难时期的20世纪60年代初，梁先生再一次把精力集中在了《营造法式》研究的最后冲刺上。这就是他提到的，从1961年开始，“这项搁置了将近二十年的工作又重新'上马’了”。

这一次重拾《营造法式》研究工作的时间，大约持续到1965年下半年，据林洙老师所编《梁》一书中所附1965年9月21日梁先生的一封信中的描述，那一时期，他的“全部时间都用在《法式》上。总计文字约九万字，大图版57张，插图94张。这一部分算是完成了。当然，文字部分又有不少增、删、改，需要重抄一遍。图也有些要稍微修改一下的。总的来说，可以说质量是不低的。徒弟们付出极大量的劳动，没有他们（特别是我眼花，手抖了），这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现在他们也已经把小木作的图版草图（正式草稿，只欠上墨画成正式图）全部完成。我的注释部分也已经开始，计划在年内完成，即将小木作以前部分交中华书局排印”。

这第二次对《营造法式》研究的全面展开，如梁先生所言：“对于《营造法式》的文字部分，我们这一次的工作主要有两部分。首先是将全书加标点符号，至少让读者能毫不费力地读断句。其次，更重要的是，尽可能地加以注释；把一些难读的部分，译成语体文；在文字注释中，我们还尽可能地加入小插图或者实物照片，给予读者以形象的解释。”

梁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在体裁上，我们不准备遵循传统的校正、考证，逐字点出，加以说明的形式，而是按历次校勘积累所得的最后成果呈现出来。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这是一部科学、技术著作，重要在于搞清楚它的科学、技术内容，不准备让版本文字的校勘细节分散读者的注意。”

梁先生的这些话，正是我们理解《〈营造法式〉注释》这部学术大著的一把钥匙。其要点，一是要通过标点符号的标注与文本内容的充分注释，使人能够看得懂；二是以经过包括梁先生自己在内的多位学术大家反复校勘过的《营造法式》文本为基础，将研究与注释的重点聚焦在《法式》蕴涵的科学与技术层面上，从而使这样一部营造古籍更好地展现其科学与技术的内涵。这显然是一种要点突出、思路清晰的科学研究路线。

8《〈营造法式〉注释》中的创造性发现

梁先生最初的计划，是将《〈营造法式〉注释》一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主要包括当时已经基本完成的“壕寨制度”“石作制度”与“大木作制度”的文字注解、插图配置与诸作图样。下卷则将更为繁琐细致的“小木作制度”“彩画作制度”及其他各作制度，以及功限、料例等集为一卷。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梁先生和他的助手们在那一时期采用刻板油印的方式，将《〈营造法式〉注释》上、下两卷的初稿逐字逐句、工工整整地刻字印刷，作为正式出版前的原稿以供核对、纠错之用。刻板油印这一过程所花费的功夫，不亚于将《法式》全文及梁先生的注释文字仔仔细细地校核誊写了一遍。

遗憾的是，梁先生最终未能亲眼看见他花费了大半生辛劳与心血所完成的学术大作的最终付梓出版。在最后的艰难岁月中，梁先生在社会运动与体弱病痛的双重高压下，连自己的科研助手绘制的“小木作图样”也没能有机会加以更为深入的指导。关于这一点。徐伯安先生在其为《〈营造法式〉注释》所写的“编后记”中作了特别说明。

从梁先生《〈营造法式〉注释》下卷文字的字里行间，我们似乎也能够感受到，迫于当时的社会压力，对于涉及古人宗教建筑设施如佛道帐、壁藏等的宋代小木作制度，以及涉及为帝王宫廷的殿阁厅堂或佛寺、道观等建筑提供装饰的彩画作制度，梁先生在遣词造句上是如何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可以说，在这样一种特殊时代的外在氛围下，梁先生和他的助手们对下卷的研究，很难达到他们在上卷研究时的着力程度。换言之，《〈营造法式〉注释》下卷部分未充分展开或未及深入说明的部分，其原因不在梁先生和他的研究团队投入精力不够，而在其时其势的大环境所限。

《〈营造法式〉注释》中关于《法式》行文的许多科学解释，都是具有原创性的重要科学研究成果。如其对屋顶举折部分有关斗尖亭榭之簇角梁法的研究，对房屋翼角结构中隐角梁的解释，对彩画作中关于绘制彩画用色的主要原则的阐释，及对建筑彩画装饰和绘画创作的区别等所做的注解，都具有独创性与理论性内涵。其中最为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就是对宋式建筑中“铺作”出跳概念的诠释，即对何谓“出一跳谓之四铺作，出二跳谓之五铺作”等的科学解释。梁先生还特别谦虚地将这一重要科学发现归功于他学术助手们的名下。

重要的是，在这一研究中梁先生已经注意到《法式》行文中一些数据表述的秘密。如在“石作制度·重台钩阑”节中，梁先生注意到《法式》文本中所给出的各种名件的小尺寸，实际上并非是这一名件的真实尺寸，只是相对于其名件某一基本构件尺寸的比例性尺寸。这一点在梁先生书后所附的“石作重台钩阑权衡尺寸表”与“石作单钩阑权衡尺寸表”中表达得十分清晰。同时，在“门砧限”一节的注释中，梁先生还进一步十分明确地提出了“绝对尺寸”与“比例尺寸”这两个概念，从而为理解《法式》文本中所给出的诸名件细部尺寸，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理论支撑。

虽然梁先生没有来得及对这一概念作更多的解释，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看，这显然是梁先生在《营造法式》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理解了这一发现，就能够为读者在《法式》后文有关小木作诸名件极其繁细的小尺寸的理解——即对小木作各部分所列各种琐细名件的小尺寸，以其某一基本构件的高度或长度为基础，按相关比例给出的“积而为法”的比例尺寸，对应其文本加以推算理解，从而得出每一相应构件的最终真实尺寸——提供一个十分重要的思维基础。

如果说关于《法式》中“壕寨制度”“石作制度”与“大木作制度”部分，梁先生和他的助手们已经作出了十分深入透彻的研究，则“小木作制度”及之后的其他各作，以及其后的“功限”与“料例”部分，情况确实有一些不同。因为梁先生在展开这一部分的研究工作时，正处于一个十分困难的时期。那一时段，对《法式》文本的任何深究既缺乏相应的资料，也受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种种禁锢，正如梁先生当时在“小木作制度四、五、六”几节前迫于当时环境不得不说的话：“这三卷中，都是关于佛道帐和经藏的制度。佛道帐是供放佛像和天尊像的神龛；经藏是存放经卷的书橱。在文化遗产中，它们应该列为糟粕。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建筑的创造中，它们更没有什么可资参考或借鉴的。……因此，关于这三卷，我们除予以标点符号并校正少数错字外，不拟作任何注释，也不试为制图。”

了解了这一点，也就了解了梁先生和他的助手们当时的学术环境，或也理解了何以《〈营造法式〉注释》对小木作中的佛道帐、壁藏、转轮经藏等部分几乎未作更加深入的叙述，对彩画作的分析与研究似乎也有一点欲言又止的感觉。造成这一窘况的原因之一，当是其时也、其势也。在那样一个历史语境下，梁先生和他的助手们几乎已经尽到了他们所能够尽到的最大努力。理解这一问题的核心要点是，他们既需要做严谨科学的学术研究，又不能轻易陷入那一特殊时期不必要的社会纠葛之中。即使是这样，上文提到的几个学术发现与解释，都堪称是《〈营造法式〉注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学术成果。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20世纪80年代中叶梁先生与他所领导的包括莫宗江、楼庆西、徐伯安、郭黛姮等在内的学术团队，因其取得以《〈营造法式〉注释》等为代表的许多具有创新发现的重要研究成果，而获得国家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设立的顶级奖项，即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殊荣，的确实至名归。

9 结语

在梁思成先生离开我们11年之后，直到1983年，令他辛苦大半生、早在1945年就初步完成，并于20世纪60年代初进一步得以完善的《〈营造法式〉注释：上卷》的文字与图版，终于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出版，从而填补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空白。这部书的出版，使得中国建筑史学界终于能够初步看懂梁先生在数十年前所说的中国建筑的两部“文法课本”的第二部。特别是其中有关宋代壕寨制度、石作制度与大木作制度部分的科学、详尽且通俗的诠释，明显推动了中国建筑史学界与文物保护界对中国早期木构建筑实例，尤其是对唐、宋、辽、金、元建筑的进一步普查发现与分析研究。

但是，同样已经完稿且有《〈营造法式〉注释》油印稿本的，包括了小木作等诸作制度，及功限、料例等内容注释的“下卷”，却迟迟难见正式付梓刊印的希望。时间又过了将近20年，2000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启动了《梁思成全集》与《刘敦桢全集》的出版工作，事情的发展才得到了新的转机。直至新世纪之初的2001年，也就是梁思成先生获得陶本《营造法式》之后的第76个年头，以及梁先生加盟中国营造学社整整70年之后，同时也是朱启钤先生发现宋《营造法式》80余年之后，朱先生在学社成立之初所设立的重要学术目标之一，同时也是梁先生曾为之艰难探索、辛劳大半生的对宋《营造法式》的系统研究成果——《〈营造法式〉注释》全本，终于以《梁思成全集》第七卷的形式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或也可以称之为一部贯穿了20世纪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建筑学术史的经典大著。

今天，在梁先生辞世50多年以及《〈营造法式〉注释》全本问世20多年之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又再一次将包括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等在内的、梁先生生前完成的一些重要著作刊印出版，其中也包括凝聚了梁先生大半生心血的《〈营造法式〉注释》。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部书无论在梁先生的学术成果中，还是在近现代中国建筑史学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与价值。透过这部书，每一位读者需要了解与回溯的，不仅是自《营造法式》问世以来的古代中国千年营造史，更是既迂回曲折又波澜壮阔的20世纪中国建筑学术史。

作者简介

王贵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

公众号图文有删节，完整阅读请参见《建筑史学刊》2023年第4期。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王贵祥. 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与《营造法式》：一部贯穿大半个世纪的学术史[J]//建筑史学刊，2023，4（4）：128-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