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刊编译 | 王裕华：血浓于水：精英亲缘网络与宋代国家建设

花间挹香 2024-04-25 发布于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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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浓于水：精英亲缘网络与宋代国家建设

摘要:

社会科学对于国家建设讨论往往认为，亲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影响国家建设，本文作者认为当如果精英的亲缘关系网遍布全国，则精英亲缘关系网形成的利益偏好便与国家利益一致，国家在保护精英利益的同时增强中央政府。当亲缘网络地理分布遍及全国，官员通过国家机构而非家族制度保护亲缘利益的动机变强，而依托中央政府形成保护所需的边际成本远小于家族独立建设保护措施的成本。本文作者通过宋代王安石变法检验这一理论，利用墓志铭等资料，作者搜集官员的亲缘关系以及政治态度。统计分析表明，当亲缘关系地理分布广泛时，精英更可能支持增强国家力量。这一发现强调精英的社会结构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且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国家建设——这是一个有重要作用却鲜少有人研究，并过于欧洲中心的研究课题。

作者简介:

王裕华，哈佛大学政府系Frederick S. Danziger副教授

文章来源:

Yuhua Wang. Forthcoming.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 Elite Kinship Networks and State Building in Imperial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本文作者：王裕华

一、引言

在世界历史之中，亲缘关系网络与中央集权国家长期共存，其中，中国的官僚体系也长期建立在血缘关系组成的社会网络之上。亲缘关系本身影响精英的政治偏好，进而可能影响中央政府的政策；但另一方面，精英如果面临相对一致的威胁，则也有可能协同增强国家能力。本文意在论证，即便面临如强大外地的共同威胁，精英依旧可能在国家建设以及改革中存在分歧。

本文认为，亲缘关系地理形态对于建设国家有重大影响。如果精英的亲缘关系网遍布全国，则精英亲缘关系网形成的利益偏好便与国家利益一致，国家在保护精英利益的同时增强中央政府。当亲缘网络地理分布遍及全国，官员通过国家机构而非家族制度保护亲缘利益的动机变强，而依托中央政府形成保护所需的边际成本远小于家族独立建设保护措施的成本。另一方面，如果官员的亲缘关系地域划分明显，那么官员倾向于保护既存地域利益，而不愿向中央缴纳更多税款以获取等量的保护。

二、理论与假设

当官员亲缘关系网分布遍及全国时，相比于在各地建立起由本家族承担的保护机制而言，向中央缴税换取保护更有利于资源整合，而官员也会将注意力转移到谋取家族利益之上的国家利益。这便是霍布斯式的协议，即臣民以税款向国家换取中央政府的保护。这一协议的保障来源于：其一，官员因其家族的广泛分布在皇帝面前有较强议价能力，因而皇帝必须约束自身提供公共品，而非利用权力掠夺社会资源；其二，由于国家制度更难将亲缘网络中某一个体排除在外，因此官员的亲属在获得国家保护的同时等同于获得制度化的保障，这两点使得广泛分布的亲缘关系与国家集权相得益彰。

作者由此做出这一假设：官员亲缘网络地理分布越广，对于增强国家能力的政策支持力度越高。在下文中，作者以王安石变法为主要案例论证该假设的真伪。

三、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

北宋建国以来，长期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因此在1065年首次出现赤字的主要原因，也是大量财政收入用于国防。宋神宗为扭转局面，采取系列变革措施，史称熙宁变法，主要举措包括：方田均税、保甲、青苗、募役。改革实施之后，宋朝税收上升至当时罕有的17.5%。朝臣对于变法的态度相对分裂，王安石等变法派认为国家能力增强与家族利益一致，而司马光为首的反对变法者则认为变法伤害臣民利益而极力反对。

四、亲缘关系网

为此，作者选取从三品以上对于朝会有直接参与权的神宗朝官员。作者从《全宋文》中收录的墓志铭中搜集亲属关系信息，建立亲缘关系网络；参考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集中搜集官员父母、本人以及子女三代的亲缘关系。作者绘制亲缘关系网络如下，其中包含官员自身核心家庭，以及婚姻关系与之关联的家族形成的社会网络。

另一方面，官员一生在不断调动中与许多地方家族建立联系，通过婚姻关系与地方势力产生联系从而降低风险，获取地方社会支持，而这种联系往往由官员父辈决定官员子女婚姻关系建立，因此作者搜集墓志铭和人物传记资料库中关于官员及父辈迁徙的信息，以官员祖父和父亲最终定居地的直线距离衡量。以下为官员父辈迁徙距离与亲缘关系网分布集中程度的OLS回归分析结果。

作者及其团队记录了《宋史》、《全宋文》、《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对于变法期间所涉及的137名官员态度，并进行编码，支持记为1，反对记为0，对于部分政策支持部分反对记为0.5，有64位官员公开表达态度，未表态者多为礼仪官员，可能对于决策参与较少。以下为官员态度的柱状分布：

以下为本文主要回归结果。从下表可以看出，结果非常稳健，其中控制变量分别代表不同的替代理论，例如：

地域特征影响农业产出，从而影响家族收入和税收责任，从而影响该家族官员的政策态度；
官员自身在家族网络中的地位影响了其自身行为意愿；
亲属、子女数量影响官员构建自身保护的成本，从而影响官员采取霍布斯式交易的意愿；
宋代的师承关系对于官员的选择也十分重要，因而作者控制官员是否与变法派领袖有科举上的主考-考生关系，或者同年科考，或属于同一学说流派；
相对官阶也影响官员的态度，低位官员可能通过支持或反对变法获得高位官员的认可，从而获得提携，因此应当控制官员在神宗朝的平均品级；
家族受外敌威胁程度也影响官员态度，受外敌直接威胁的家族更可能支持中央国家的强大；
地形本身也可能影响家族自身抵御建设成本，因此作者控制地形崎岖程度；
家族历史影响家庭政治观念，进而影响官员本人政治态度，因而依靠门荫和科举入仕的父辈可能对官员产生影响。

以上控制变量均未影响回归显著性和结果。

六、讨论与结论

本文作者认为，超越地域划分、地理上分布更广的亲缘关系网会使得官员政治偏好与国家利益一致，从而增强国家建设。当精英与地方关系网产生连接时，精英会倾向于通过地方、私人组织保护家族利益，从而削弱国家建设。这一发现提示读者，国家建设是一个社会问题，单纯的官僚制度变革无法解决问题，因此，国家建设要从社会结构层面入手，改变政治精英的利益和激励。

编译｜木海

审核｜林陌声

终审｜李志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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