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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点击公众号查看 日签-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 宜相遇 编者按 文艺批评公号今日推送鲁迅研究专家刘春勇教授两部著作书讯。新著《“非文学”论：“文”之行动者鲁迅及其写作》于2024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属于近年来最值得关注的鲁迅研究力作之一，刘春勇教授力图跳出“文学”与“现代”的既定范式来认识鲁迅的写作及其社会实践，并运用世界史理论来整体观照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问题，尝试从“文学”的角度破译“现代性”的核心难题，进而探求新媒体时代下，中国文学在更高层面上回归中国传统之“文”的可能性。 《多疑鲁迅：鲁迅世界中主体生成困境之研究》原本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2023年5月上海三联书店推出修订版。本书以鲁迅性格中不容争辩的“多疑”事实为媒介，探讨“多疑”与鲁迅本人的主体建构和自我认同的关系、“多疑”个性对鲁迅创作的具体影响，以及“多疑”在鲁迅全部思想中的位置。刘春勇教授认为，“多疑”是鲁迅所特有的个性和思维方式，这使其与众不同。鲁迅观察事物的透澈性，在彷徨中仍然持有的那种坚韧的行动力，正是由于他意识到了“人的有限性”，正是源于其对“我思”主体绝对性的怀疑和多疑。该著作此次修订的内容包括增加代序、修改注释、补录文献综述、修正结语、调整后记以及部分文字的润色。文艺批评特推送两部著作的后记（包括重版后记），以飨读者。 感谢刘春勇老师授权文艺批评推送！  刘春勇  2024-1  这本书最初的起意是我想出一本关于鲁迅研究方面的总结性的专著，好对自己博士阶段以来所从事的学术工作做一个总结。书的初稿成型时，恰逢贾振勇兄过来商量“70后”学人整体推出一套丛书的事，于是决定就放在“奔流”丛书中出版。回想起来，最初商议的时间是2017 年，到现在都已经过去几年了。2019年3月，我第二次去尼泊尔探亲时，将初稿发给了编辑，后来各种事情的耽搁，到今年6月编辑将初审意见发来，我才根据修改意见在8月份最终定稿。其间，“奔流”丛书其他几位同人的专著都已纷纷出版，好像最后就剩下我和袁盛勇兄的两本了。 从初稿到定稿，虽然只相隔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可是，感觉跟过去了好几个世纪似的。一方面也许是一年多来世界发生太多太大变故的缘故吧，2019年12月31日，世界史一定会铭记这一天。那个时候还没有太多人意识到危险的来临，人们还沉浸在谈论人工智能的未来世界，期待无人驾驶进入日常生活，以及梦想未来不久的生物医学的革命可以使人类永生，可是随着2020 年元旦钟声的敲响，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悄然来临。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北京取道曼谷第三次来到尼泊尔的。对于我个人而言，这一次长途旅行虽然是一次平常的探亲行动，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个人思想转型，即便没有疫情，这种转型对我而言也是个体生命中决定性的一环，更何况又有如此重要的世界性事件发生呢！ 就我个人生命而言，我的学术研究的重心鲁迅研究一直不是一个单一的学术研究的面相，而是早就融化在我的生命当中了。因此，将近二十年对鲁迅的阐释与搜求，同时也是我个体心性成长与实践的历史，这其中自然就已经暗含了，书写不是书写而是实践的意识了。高远东提醒的鲁迅的“文”最终的指向的是实践与行动，王乾坤、孙郁的个体生命实践，以及钱理群的不知疲倦的个体书写与行动，这一切都深深触动了我的灵魂，很庆幸同他们的交往给我的生命所带来的一切，当然尾崎文昭和木山英雄一如既往地给我的文字与学术注入行动的源动力，张承志的《鲁迅路口》将我带入我长期忽视的鲁迅的行动时期——辛亥革命与留日时代。这一切促使我反省以前的文字与学术，而将重心挪移到对鲁迅一生行动与实践源头与动力之源的关注上，也就是对鲁迅一生的血性生命与“文”之实践性与行动性的源头与动力到底在何处的思考。而这一思考本身也是我个人追求血性与力之生命实践的个体心性的重要组成。2017年在给北京大学近代文体与文章研讨会提交的《杂之于鲁迅：鲁迅晚期写作论》一文的写作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鲁迅杂文同顾炎武《日知录》之间的某种关联性，于是触动了我对于鲁迅同晚明话题的关注，同时也激活了我对木山英雄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的重新认识。复古以革新的认知又反过来促使我对鲁迅重新认知，于是就有了对鲁迅《野草》等一系列文本的重新解读、实践与行动，鲁迅对生命中沉睡的那个辛亥革命之魂的召唤始终是我关注的主题。  《日知録集釋（校注本）》 [明]顧炎武 著 [清]黄汝成 集釋、欒保群 校注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3-9  《野草》 鲁迅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3 这一系列的转变促使我在编辑本书的同时转向了一个同以往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晚明。2019年4月，我在加德满都完成了《从长时段视角重审五四与晚明之关联——兼论“文”之实践性与行动性》这一长文的写作。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这篇文章既是对我过去研究思路的一种拓展，同时也形成了某种精神的背叛，从而逐渐将我的学术生涯引向了一条未知的道路。 正因为对晚明的考察，把我带进了迷人的 17 世纪（岸本美绪语），一方面加深了对晚明话题的思考，同时更进一步的阅读也慢慢促使我放弃了长文中过多集中于思想层面的考察，从而形成了对其背叛的想法。这也就是我开头所说的好像过了好几个世纪的感觉。真的是恍如隔世，去年这个时候差不多还沉浸在写作的兴奋当中，可是一年后却彻底不认同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想法。其中的原因大概要归功于我对岸本美绪、弗兰克等人的阅读，当然，更重要的是年初我的欧洲之行。 决定同我太太去欧洲旅行一开始只是一个普通的休假之旅，绝没有想到会对我的生命形成巨大的冲击。甚至在去土耳其、意大利之前，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会去伊比利亚半岛，这一切都要归因于疫情的大暴发。其实在欧洲之行以前，我对要去的地方的历史及地理知之甚少，以至于在夫人一再催促之下也不太愿意做旅游攻略。可是，旅行结束回到尼泊尔之后，我对所游之地，尤其是对葡萄牙、西班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对于自我生命历程的珍视与追念，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晚明话题将我的学术生命同旅行生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我突然意识到伊比利亚半岛同晚明的血肉联系，于是猛读。阅读同样是一个漫长的旅行，在旅途中会不断地碰到与丢失，这本专著，甚至同时写作的那篇长文大概都是被丢失的一部分吧，而且是有意为之，而波托西、阿卡普尔科、果阿、卡利卡特（古里）、长崎、马尼拉、巴达维亚、白银……这些恐怕是无意中遇到，而又必然遇到的吧？所以无意中撞开了经济史的大门，那么，思想史的地位会骤然下滑，这也会是注定的事情。总之，一切都在变化之中，而我则太喜欢这种不断地思想变化与冒险了，希望还能继续变化下去。 世界无穷大，生命太渺小，然而，多么美妙！ 本书的出版，要感谢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出版资助，感谢贾振勇兄的精心策划！与 9 位当前国内风头正劲的“70 ”后学人联袂出版，实感荣幸之至。感谢林少阳兄和孟庆澍兄在本书书名拟定过程中所提供的参考意见，感谢人民出版社陈晓燕编辑的辛勤付出！ 最后，要感谢远在东京的尾崎文昭老师，本书中的几乎每一部分都凝结着尾崎老师的心血，感谢老师十年如一日的书信往来与悉心指导！ （以上文字写于2020年12月9日） 书即将付印。编辑问我还要不要放“后记”。我有点愕然，完全不记得还写过一篇“后记”之类的文字。时间太久了，依稀记得那时 和编辑有过相关讨论，但后来书稿一改再改，“后记”这回事就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了，甚至都没有保存原稿，待编辑发来，我看完之后，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那就权当“后记”吧！不过，时间又过去这么久了，总得加上几句吧。 我记得王乾坤同我见第二面时，跟我讲，钱理群有一次问他，“乾坤，你还有十几年才退休，这么长时间，怎么办？”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王老师原封不动地把这个问题交给了我。这自然不是一个什么世俗问题，然而足够令我闻之胆寒且战栗。 三年前形成的想法到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我的一个毕业多年的学生，似乎患了很重的病，抑或是精神方面的问题也未可知，并不经常联系，然而隔两三年，冷不丁就会来问候我一句。他喜欢日本文化与思想，又似乎是艺术学方面的毕业生。总之，我只是偶尔碰巧给他上过一堂课，但他似乎捕捉到了什么似的，仿佛觉得我是可以从精神层面交流的人。于是即便三年之久不联系，微信发来的话也照旧是多年老朋友的感觉。他的问题总是奇怪而突兀，譬如有一次，他说他真的得了很重的病，大概三五年就会不在人世了。然而过了六年，他又给我发来书房的照片，告诉我他正在阅读日本电影方面的最新著作。又有一次，也是很多年前，很久没有消息了，他突然在微信上问我：“刘老师，您是不是快退休了？”我当时觉得好笑而诧异：他是不是很多年没见我了，觉得我白发苍苍了？不过转念一想，其实我离退休也无非十几年而已，于是就回答他说：“是的呀，很快的，还有十来年就退休了。”于是接下来又有好几年没有联系了，他又突然来问我相同的问题，我在想他是不是真的忘了我曾经认真回答过他。 反复面对这样的问题时，我有时候心里也会犯嘀咕，或许我真的有点苍老了吧，否则他缘何问个不停？抑或真如他所言，他得了很重的病？有一次他发给我他的近照，头发稀松，有些大病初愈之后的样态……我内心其实一直有点害怕同他接触，然而却又在心里很挂念这个有些奇怪的学生。他在哪里，现在如何，我其实并不了然。 我虽然心里有些害怕，却发自心底的喜欢这样一些突如其来的突兀的人与事，让我觉得人间还有一些滋味，不至于无聊到要死，就如同我愿意在帕米尔高原这样的地方一直行走下去一样。如果人生所有的事情都摆在我面前供我选择，且时间无多的话，那么，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阅读”与“行走”。也只有这两件事情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如此开阔，古老而又新奇，平凡且突兀。 至于写作这件事情，如果不与自我的生命相连，不出自肺腑的话，终止也无不可。这也就是开头钱理群抛给王乾坤的问题，王乾坤又抛给了我。 再次感谢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出版资助，感谢贾振勇兄！感谢陈晓燕女士的辛苦编辑！此外，收入本书的大部分文字以各种形式发表过，感谢其间帮助我发表的陈漱瑜、张梦阳、陈子善、赵京华、谭桂林、高远东、黄乔生、傅光明、周海波、曹振华、顾广梅、易晖、姜异新、鲍国华、崔云伟、张克、陈艳等诸位师友！罗岗、顾广梅、李音三位仁兄以微信公众号的形式帮助推广传播过这些文字，也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春勇 2023年6月6日  2009-3  2023-5  1999年我进入北师大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所修的方向是中国当代文学，硕士论文做的是余华研究。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对鲁迅一丁点兴趣也没有，因为三年时间我只有一次摸过鲁迅的著作，而且仅看了半个下午就放弃了，甚至这半个下午也是由于他人的鼓动。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是硕士二年级，慕名去听杨义先生的讲座，他鼓动说，“我们读书一定要读一些大书，譬如《史记》和《鲁迅全集》……”于是我就跑到学校图书馆借了《鲁迅全集》中的一本，发誓要将《鲁迅全集》在一个星期之内看完。至于借的其中的哪一本，我早就忘了，只是记得是一本杂文集，竖排版的，破破烂烂，好像我当时拿着这本书时极不情愿借它，因为我想找一本干净的横排版的《鲁迅全集》,可是最终没有找到。但当我无可奈何地拿着这本书时，我的心情还是好的，因为那时正准备拉开架子大读一番。 那天下午我就趴在桌子上准备完成我的心愿，可是我却怎么也进入不了鲁迅的文本，现在想一想，我那时是主张和平的，可以一整天地坐在吵闹的小花园里，晒着太阳，津津有味地读《论语》或者《孟子》，而鲁迅我却无论如何是进入不了的，因为我那时候觉得他太吵闹! 自那天下午之后，我再也没有摸过鲁迅的著作，直到我的博士论文选题。这期间大约有两年的时间，我后来经常懊悔这段时间中的选择，“要是我那个时候就熟读鲁迅该多好啊!……”可是我就是没有读怎么办呢? 博士期间我转到刘勇老师的门下，刘老师对我的博士论文选题非常关心。起初我模模糊糊地想做一个以陈三立为核心的“晚清遗民文学研究”，当时的心气很高，想法很好，想打通古代和现代，原因是我对古典文学几乎一无所知，我想借做博士论文的机会彻底弥补这个缺失。虽然这么想，当时也找了一些材料来看，可是我平时读书的兴趣却证明我完全不适合做这样一种资料性的题目。那么,我该做什么题目呢?我一边这么想，一边仍旧以“晚清遗民”来搪塞旁者善意的提问。这样有一段时间彷徨无定的时候，刘老师的一句话使我作出了决断，他说，“你不要总是盯着偏僻生涩的地方，有的时候在三十年当中选择一个题目：反倒更能够体现一个人的实力(大意如此)。”这样我就决定做鲁迅研究，其时已经是2003年“非典”的萌芽了。我马上打电话给刘老师说了我的想法，得到的回答是，“你无论做什么题目我都会支持。”这无疑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于是我就做了决定：准备研究鲁迅。 然而跟随决定而来的是“非典”的肆虐。在这个如临大敌的时候，我没有将鲁迅读下去，有趣的倒是，我将《史记》读完了，这也算是完成了一桩心愿。除了一套《史记》外，SARS期间我偶然读到了卡尔 · 洛维特的一本历史哲学著作《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这本书对我产生了持续的影响，那期间我写的一篇《SARS只是一个小巫——SARS与现代社会伦理辨考》的文章就是受了这本书的影响，文章有极强烈地反“末世论”的倾向。对于“末世论”的反对一直占据我的思想，我那时分析SARS，思考鲁迅都是从这个角度着手的，并且进而从“末世论”走到了对中外时间思想的考查，而我的一位朋友那时正在撰写一篇关于时间的博士论文。于是我非常有兴趣对鲁迅的时间思想进行一次深入的思考，其实思考的凭借还是“末世论”的，我那时幼稚地认为鲁迅骨子里是一个西化很深的人，因此想当然地认为鲁迅的时间观就是一种“末世论”的时间观，实际上德国汉学家顾彬就有此想法。虽然刘小枫的《儒家革命考》是对顾彬的回应，并且反对顾彬的提法，但就我和朋友的分析，刘小枫先生骨子里实际上是非常“末世论”化的。对于“末世论”的反对占据了我当时的思维空间，不过在某些时候我也会在内心嘀咕：是不是“末世论”就完全无可取之处，这种逆反的想法始终存在于内心，但也仅此而已，它从来没有得到过正式的表达。 “非典”过后我就鲁迅的时间观及“末世论”问题和王富仁先生有一次很长的谈话。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幼稚得可以。王老师问我要做 什么题目，我说要做鲁迅的时间问题，并且问王老师这个问题是不是没有人做过?王老师非常谦虚地说他做过几篇就登在《鲁迅研究月刊》上。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非常的冒失，而王老师的谦虚则是我从未经历过(见过或亲身体验过)的。  《鲁迅全集 : 2005修订版》 鲁迅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1 这次谈话大约在2003年8月，很炎热，我那时候甚至连《鲁迅全集》三分之一都没有看完。之后我就买了一套1981年版的注释本《鲁迅全集》，以前我有的是那种没有注释的1973年甲种本的鲁迅小册子。我开始非常认真地阅读鲁迅恐怕是从这个时间开始的。开学的9月份我在石景山一所学校兼课，每个星期有两天要挤地铁从积水潭到苹果园，我至今还记得每次捧着一本《鲁迅全集》从头坐到尾有时候是站着的——的情景，甚至有的时候为了读完手头的这本集子，我宁愿多坐几圈环线地铁，而不是到了积水潭就马上下车。地铁里非常嘈杂，而我感觉在那里读鲁迅比在其它任何地方的效率都要高得多，这种感觉我至今仍怀念不已。 就这样在地铁里我完成了对鲁迅的第一次通读。在这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又重读了三次《鲁迅全集》,可是对于切入点的思考依然是一头雾水。我经常会在感到头疼的时候埋怨鲁迅的复杂，确实是这样，无论是尼采还是别的什么人，通读几遍下来，你就会对他有一个起码的统一认识，可是唯独鲁迅他让你迷失了方向。此外，时间愈来愈紧迫，我几乎要绝望了，甚至感到再这样下去研究鲁迅，连毕业都会成问题。时间，时间!与当年汪晖先生沉浸于鲁迅研究六年多的时间相比，自己的时间竟不足三年，而更为重要的是，仅鲁迅先生的著作就六七百万字，其研究著作更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我一下子感觉到自己面对的不是一座山，而是一面无限大、无限厚的墙，我如何切入其中呢?切入的艰难几乎淹没了我，我选了无数个点企图切入其中，末世论、时间、革命、身体、主体……每找到一个点时我都会欣喜不已，但等到平静下来继续读书思考，反复论证时，却又都觉不妥。有一段时间我几乎要到了崩溃的边缘，想当逃兵，想简单地做一个别的题目了事。现在想起来，那段日子被鲁迅折磨得痛苦不堪，于是我想起了鲁迅的一个老法子，就是麻痹与逃避。2004年的夏天我经常不堪鲁迅的折磨，逃到什刹海去下围棋，内心向往北京街头小痞子的生活，他们是多么的无忧无虑啊！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两场病将我从其中拖了出来，我的论文思路这才有了某种转机。2004年7月末的一天我忽然患重感冒，持续发烧数天而不止，到医院检查，医生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含含糊糊的办法就是打青霉素退烧，这是迄今为止我一生中打点滴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连续打了两个多星期，还仍是发烧，而且后来出现青霉素过敏甚是吓人。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想到了从主体入手研究鲁迅，但对具体操作依然很模糊。这样，两个星期的点滴之后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去什刹海，虽然每次去都心事重重(这自然要输棋了)。于是到了10月我在忧心忡忡中不慎摔坏了腿，以至于之后卧床四个月，与轮椅相依为命，很多朋友认为我完蛋了，肯定无法按时完成论文，刚开始连我自己也这么想。然而我的论文的框架竟然是在病床上构思而成的，我决定将“多疑”和“主体”结合起来写鲁迅的多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10月26日，我从医院出来，用两周的时间熟悉鲁迅文本，11月18日在自我逼迫下，我开始动笔写下了最初的几段文字。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写作，经常要到深夜两三点钟，写累了我就躺一会，或者坐着轮椅到走廊里转一转，夜深时候的走廊空无一人，我可以随意转动着轮椅。现在想起来，我总以为是有某种天意在冥冥中安排着什么,因为写作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如果在平时遇到这些困难时我一准会上什刹海，可是现在无处可去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坐在电脑前敲啊!打啊！想啊！挠头啊！…… 这期间有太多的人伸出援助之手来，而在论文观点上直接帮助过我的人是刘勇老师、钱理群先生、孙郁先生和王珏女士。刘老师来电话时我的论文大约写了5万字，他的电话来得非常及时，无异于雪中送炭。这次电话他不仅直接指点了我的论文，而且还建议我同钱理群、孙郁诸位先生联系，让他们提出意见。事情后来的发展证明刘老师的这次指点成为了我论文撰写的一大转折点。我按照刘老师的建议分别打电话询求了钱、孙二位先生的意见。二位先生的意见非常中肯，钱理群先生认为讲鲁迅的多疑，必须解决鲁迅的“信”的问题，现在论文的第四章就是在这个建议下写成的；孙郁先生则指出一定要动用鲁迅先生的各种资料，譬如藏书及其对版画的扶持行动等，并且告戒我切忌从文本到文本。孙先生是重资料的，因此提出这样的要求，可惜我对鲁迅关于藏书和版画方面的研究微乎其微，根本没有达到孙先生的要求，只是尽量做一些类似的考证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孙先生的意见不仅是这些，他还对我的初稿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他所提出的鲁迅对科学的某种倚重可能也是鲁迅“信”的一种表达是值得我深入思考的，只可惜由于我的知识储备的不足，这个问题有待将来再行仔细的研究，以谢先生!当我对刘勇老师、钱理群先生和孙郁先生表达感谢的同时，我也要感谢王珏女士!王珏女士是我的同人好友，师从张祥龙先生攻读现象学，她平时与我的切磋砥砺开阔了我的眼界，而这篇论文在大的问题上有很多是来自于她的影响。此外，在我病痛卧床期间，王珏女士在我生活和资料查询上也帮过很多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此外，在学术上关心和影响过我的还有刘锡庆先生、杨聚臣先生、王富仁先生、蓝棣之先生、张梦阳先生、王一川先生、李春青先生，以及远在外地的朋友夏可君、柯小刚、张先飞、魏朝勇、郭建玲，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我还要非常感谢日本东京大学的尾崎文昭教授，感谢他在百忙当中为我审阅论文! 感谢参与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会的孙郁先生、张中良先生、程光炜先生、邹红先生和钱振纲先生! 再一次感谢我的导师刘勇先生，三年来，先生谆谆的教诲，无所不在的关心，将使我铭记终生! 最后我还要将感谢留给我的家人! 春勇 谨识 2005年4月25日  本书重版做了以下修订： 其一，注释的修改。初版时关于《鲁迅全集》的引文，全部用的是随文注，只注卷数和页码，不出现篇名，参考版本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修订版则全部改为脚注，参考的是2005年版本，且在注明卷数和页码的同时统一加上了文章的篇名。 其二，对部分文字进行了修改润色。书的绪论以及第一章，因最先落笔的缘故，行文上有些“紧”,有些表达并不十分通畅，此次修订的时候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书的后面几章也略有修改的地方。 其三，绪论中文献综述部分补录了当年写作时遗漏的三篇重要的相关文献，即钱理群的《鲁迅“多疑”的思维方式》(《语文学习》1994年第8期),房向东的《论鲁迅的“多疑”——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理论与当代》1996年10期),陈学勇的《漫说鲁迅的“多疑”》 (《书屋》1997年第3期)。当初写作的时候，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和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以及尾崎文昭的《试论鲁迅“多疑”的思维方式》三篇是作为最重要的对话资源加以征引的。并且按照本书的逻辑，在绪论中就已经将钱理群《心灵的探寻》中的“多疑”定义作为“破除”的对象加以扬弃了。但直到后面见到这篇遗漏的文献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钱老师早在1994年就已经进行了自我扬弃。并且就文章的题目和内容而言，可以看得出钱老师此篇和尾崎老师的代表作之间是有某种精神契合的，二位老师在写作的时候，应该是有过相互的交流。  鲁迅 其四，结语部分原来写得比较匆忙，有些措辞在当时就颇受非议，此次修订版做了一些细微的改动。不过基本上还保持了原貌。 其五，初版序言原为孙郁与尾崎文昭二位老师所作，重版仍然不变。不过在初版两篇序言的基础上加上了王乾坤老师的一篇文字作为重版代序。之所以要以王老师这一篇作为代序，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该篇文字原本就是王老师与我个人关于《多疑鲁迅》的“万言”通信，我认为是说到点子上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初版序言的二位老师没有说到点子上，孙老师和尾崎老师其实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点到了《多疑鲁迅》的长处和缺点，而且我自己也深以为然。但因为是在“为他人作序”的框架下写就，二位老师在颇多赞叹之外，对“缺点”的谈论其实是极为克制的。然而王老师在私人通信中是不需要这样的“克制”的，本着朋友之间的探讨问题的态度，他的文字就显得更为直接且酣畅。我喜欢这样的文字。此次重版，我跟王老师讲，想把他这篇文字作为重版代序，王老师非常高兴地应允了。其实这篇“万言”书，我上次出版《文章在兹——非文学的文学家鲁迅及其转变》(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的时候就已经经本人同意收录到了该书的附录当中。后来，木山英雄老师的博士生方淳(片山淳)兄跟我透露说，木山老师在我这本书的序言(同样出自王乾坤)和附录上反复做了许多的勾画。我当时听完之后会心一笑。我能想象得到木山老师对他所勾画的序言和附录的喜爱，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谈论“鲁迅与佛学”的文字，用钱理群老师的话说，“王乾坤写的'鲁迅与佛学’的文字是目前大陆研究'鲁迅与佛学’最好的论文!” 其六，初版后记也稍微做了一些调整，毕竟时过境迁，一些人和事不提也罢。 以上为此次修订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得出，基本上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润色与修改，主体框架部分并没有改动。这当然同我“不悔其少作”的慵懒性格多少也有些关系。《多疑鲁迅》确实有着明显的缺陷，譬如，对北京时期的《野草》重视不够，没有关注到木山英雄的《野草论》的相关论述。关于这一点，尾崎老师在初版序言《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中已经详细指出过。我后来也在一个场合公开承认过这个缺点。 但，即便如此，我想至少在“鲁迅与虚无主义之关系”的辨析上，在“鲁迅的行动之力的来源”上，《多疑鲁迅》的相关论述也依然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关于这一点，尾崎老师给了我持续的鼓励。此外，《多疑鲁迅》当中对于鲁迅“日常性”品格的重视实际上就已经蕴藏了日后我关于“虚妄”、“留白”等诸多问题的思考路径，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我后来的鲁迅研究开启了道路。 从2005年博士论文答辩完成到今天，已经整整18年了，如果再加上前面准备的两年时间，就足足有20年。20年一瞬间，我的青春都已耗尽在这有意味无意味的文字当中了。值当与否，不予评说。但有一点却是明确的，即鲁迅的文字已经深深烙进了我的精神当中。 感谢20年间一直对我或投以善意，或施以援手的师友，感谢张大伟兄的仔细编校!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父亲正在隔壁和刚发现的胃癌做艰苦的斗争，我早耳闻化疗的苦痛，竟不料会如此的酷烈。我祈求我的父亲能平安渡过此劫，享受到一段不那么痛苦的晚年。 夜在进行，苦痛弥散大地…… 春勇记于北京通州寓所 2023年4月3日凌展 本文选自《“非文学”论：“文”之行动者鲁迅及其写作》（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1） 《多疑鲁迅：鲁迅世界中主体生成困境之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23-5） 《“非文学”论:“文”之行动者鲁迅及其写作》 刘春勇 著 人民出版社 2024-1 目录 向上滑动查看更多 向上滑动阅览 前言 / 001 上编 如何重新“描画”鲁迅 第一章 超越“前现代一现代一后现代”线性叙事 / 003 一、如何重新“描画”鲁迅 / 003 二、理解鲁迅的几个关键词 / 007 三、世界历史与文学进程中的鲁迅及其价值 / 011 四、“作为方法的鲁迅”及学院派研究的未来 / 015 第二章 多疑、留白与鲁迅对虚无主义的克服 / 007 一、鲁迅之“信” / 021 ——兼论鲁迅对虚无主义的克服 / 021 二、鲁迅的面孔与文章 / 040 ——走出符号化的鲁迅形象 / 040 三、留白与鲁迅的文章写作 / 057 四、辛亥原点:鲁迅的顿挫与复苏 /071 中编 强力生命的回归与“文”之行动的传承 第三章《野草》与强力之生命的回归 / 095 一、强力之生命的回归:《野草》前六篇 / 095 二、黯然与复苏:《希望》《过客》与“故乡三部曲” / 106 三、踏过“虚无”:《野草》“梦七篇” / 116 四、“地火”与“大时代”:《野草》后五篇及《题辞》 / 130 第四章 血性生命书写与“ 文”之行动的传承 / 144 一、“文” 与中国的两次“ 文艺复兴”/ 144 二、“文”与明清之变 / 159 ——以顾炎武、颜习斋为例 / 159 三、“文”之行动的传承 / 167 ——从戴东原到章太炎 / 167 四、周氏兄弟对晚明资源的取舍及其分途 / 177 下编 “非文学”家鲁迅及其“文”之写作 第五章“非文学” 家鲁迅及其杂文的发生 / 191 一、“非文学”家鲁迅 / 191 二、留白与虚妄:鲁迅杂文的发生 / 201 三、鲁迅对中国传统“文章”创造性转化的两种路径 / 213 四、昆德拉·鲁迅·非虚构写作 / 240 ——鲁迅之“文”在当下的价值 / 240 第六章 “文” 与《故事新编》的写作 / 254 一、长历史、后学与《故事新编》 / 254 二、鲁迅的“文脉”与《故事新编》的读法 / 276 三、油滑·杂声·超善恶叙事 / 287 ——兼论《不周山》中的“油滑”/ 287 四、“杂”与鲁迅的晚期写作 / 298 ——以《故事新编》为中心 / 298 后记 / 326 《多疑鲁迅 : 鲁迅世界中主体生成困境之研究》 刘春勇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23-5 目录 向上滑动查看更多 向上滑动阅览 重版代序:关于鲁迅与佛学的通信 / 001 初版序一:“疑”的力量 / 001 初版序二: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 / 001 导论 鲁迅的多疑及其界定 / 001 第一节 鲁迅是多疑的吗? / 001 第二节 史上对鲁迅多疑的评价 / 010 第三节 重新评价售迅多疑的立场 / 029 第四节 多疑与主体生成的关系 / 031 第五节 多疑的界定 / 038 第一章启蒙时期:我是谁? / 050 引言 启蒙者周树人 / 050 第一节 世界图象、异与自我认同 / 052 第二节 进化论与历史进步观 / 061 第三节 立人——谁立人? / 069 第四节 伪士当去，迷信可存? / 079 小结 理想主义者周树人及其道路 / 087 第二章鲁迅世界的诞生:鲁迅是谁? / 091 引言 作为“回心”的多疑 / 091 第一节 作为多疑起点的《狂人日记》 / 092 第二节 多疑与荒原体验 / 104 第三节 多疑与人性恶及循环史观 / 112 第四节 多疑与鲁迅的仇猫 / 120 第五节 作为多疑“风景”的《呐喊》 / 131 小结 彷徨始于呐喊 / 141 第三章 鲁迅的身-位感:我在哪里? / 144 引言 身-位感及其调整 / 144 第一节 多疑与兄弟失和 / 150 第二节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婚恋 / 157 第三节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青年 / 169 第四节 多疑与中间物 / 187 第五节 祥林嫂是谁? / 202 小结 给我一条光 / 212 第四章 鲁迅之信:我往哪里去? / 214 引言 “光” / 214 第一节 虚无主义与信 / 216 第二节 鲁迅对虚无主义的克服 / 224 第三节所谓悖论及多疑的实质 / 244 第四节 中国的脊梁 / 257 小结 探路者及其孤独 / 269 结语 / 271 附录 / 274 主要参考文献 / 278 初版后记 / 286 重版后记 / 2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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