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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家国:清军惨败的意识形态根源

 遇事明言 2024-04-25 发布于广东

        我们不详细地讲解鸦片战争的战术和战斗过程,因为没有什么可讲的。清军始终处于全面被动挨打、毫无还手之力的境地,几乎每一次战斗,都是英军军舰大炮狂轰,用半个小时到几个小时的时间打哑清军炮台,然后陆军趁机从侧翼登陆,彻底肃清炮台或占领城镇。

清军的炮台几乎都只在朝向大海的方向修建了防御工事,其背部和侧翼缺乏防御。大部分清军士兵被英军的大炮一通狂轰之后就溃散了。还剩一些清军士兵躲在工事后边的,在英军陆军从侧翼或后方攻上来以后,也立刻逃散。

清军的火炮技术落后,铸造和加工水平都很差,火药爆炸力也不行,射程近、精度差、杀伤力弱、装填炮弹速度慢。英军的火炮在海面上可以准确击中清军炮台,清军的火炮则根本够不到英军军舰,打得准不准也就没有讨论意义了。清军的火枪也是一样,都是200年前的工艺水平,甚至更差。

至于海军,清军基本没有,只有一些仅能在内河航行的小型武装船只。鸦片战争之前,道光皇帝曾经给广州水师提督下令,让他驱散珠江口外走私鸦片的商船,水师提督发现自己的“军舰”根本无法出海那么远去驱逐外国商船。鸦片战争中,英军船队在海上来去自如,随意选择攻击的时间和地点。清军在沿海投入了十万军队防御,但分散于数十个沿海据点,每个据点只有几千人。英军最多只有两万,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几千人,但在每一次战役中,英军都可以取得兵力优势,火力优势则比军队数量差距更大。

在不同的战役中,清军将领有的作战英勇,有的贪生怕死,但对战争结果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最后结果都一样——惨败。清军方面设想出来的各种作战方案,修建的各种防御工事,最后证明都对战役过程基本没有影响。

所有战役中,除广州内河之战外,主力交战的持续时间都没有超过一个白天,清军就会溃败、阵地失守。广州内河战斗花的时间长是因为河道漫长狭窄而且两边小炮台比较多,需要挨个清理。

但这种局面又不足为奇。在数十年前的白莲教起义中,没有地方团练切断白莲起义军的后勤保障和兵源补充之前,清军跟分散作战的小股农民军打起来都很吃力。

镇压白莲教起义的清军与抵抗英军的清军基本上是同一水平,都以南方地区的绿营为主,也有少量的驻防八旗。农民军跟清军比,武器装备更差、组织水平更低、后勤保障更弱,清军和农民军作战尚且打不过,面对海上后勤线路安全稳定、装备近代化武器的英国正规军,就更打不过了。

清军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在北方,既没有用于镇压白莲教,也没有投入鸦片战争。驻京八旗战斗力为最强精锐,这支部队没有动。西北地区的八旗兵之前刚刚在镇压张格尔叛乱中立下大功,也没有动。这两大主力,关系到清王朝的生存命脉,一个拱卫京师,一个负责监视和控制蒙古,当然不能因为南方的战事就调动过来。这是清王朝“南守北攻”战略的体现。虽然说就算投入进来,也未必能扭转战局,但战斗情况应该会有所改善。

唯一在战斗中给英军制造了一点麻烦、带来一些伤亡的,还是八旗兵。

所有战役中,清军只在两个地方表现得稍微有点抵抗能力,一个是乍浦,一个是镇江。原因也很简单:这两个地方有八旗兵,其他地方没有。

表一:鸦片战争主要战役情况简表(单位:人)

数据来源:根据茅海建所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有关内容整理。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我们将鸦片战争中主要战役按照英军死伤的顺序进行排列(见表一)。需要注意,这个死伤数据是英方的记录,不一定准确,存在少报自身伤亡情况的可能,也可能会把一些受伤后没有立刻死掉、后医治无效死亡的算成是受伤而非死亡,等等。夸大对方伤亡、少报本方伤亡,这在战争史料中是常态。但统一使用英方数据还是会得到相对准确的排序,因为用的是同样的统计口径。

我们可以从表格的最右边开始看。

首先看作战方式。清军主动进攻的效果最差,对依靠舰船防御没有登陆上岸的英军几乎毫无威胁。

其次看各种防御工事的坚固与否。这一点基本与英军伤亡情况没多大关系。最坚固的防御工事在厦门,颜伯焘耗资150万两白银、依托厦门海岸石壁、配合鼓浪屿和厦门城防组建起联防体系,看上去极其易守难攻,然而实战效果极差。镇海和定海有沿海山岭为依托,防御体系也很坚固,战斗效果也不怎么样。杀伤英军最多的镇江反倒只有普通的城墙。

再看将领情况方面。有守土之责的军事主将表现一致,不分满汉全都战死了。这是因为明清军事纪律都十分严厉,军事将领一旦丢失城寨的只有斩立决一个处罚,没有任何借口,因此必须坚守阵地。海龄、长喜、定海三总兵、关天培都属于此类。但没有守土之责的方面大员,汉族官员全部逃跑或认输妥协,满蒙官员大部分逃跑或认输妥协,只有裕谦选择了自杀于驻防地。虽然只是个例,但看起来似乎满蒙官员的抵抗意志还是要强一点。不过他们的表现,从英军伤亡来看差异也不大。特别是定海三总兵战死之役,仅有2名英军士兵死亡。唯一拼死抵抗的裕谦组织的镇海保卫战,也只杀死了3名英军士兵。

与英军伤亡关联性最强的因素是中方士兵构成。英军伤亡最严重的战役发生在镇江,第二名是广州,第三名是乍浦,这三个地方都有八旗兵驻守。在镇江和乍浦,清军抵抗最为顽强。这不仅体现在数据上,也体现在战斗过程中。

乍浦的城墙比厦门和定海都要低矮很多,也没有山崖,火炮数量只有厦门的1/10,相当于定海、镇海的1/4。乍浦守将跟其他地方一样,完全不懂英军战法,消极防御,被动挨打。但是,这里对英军的杀伤人数相当于厦门、定海和镇海的总和。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中对战斗过程的描述是“大部分清军在战斗中逃跑;而乍浦驻防八旗官兵的拼死作战又使英军震惊”。如在天尊庙,一些清军仅凭借房屋和轻型武器进行抵抗,击毙英军军官汤林森等人,直至该庙被火炮夷为平地。

被英军优势火炮持续轰击,主要阵地已被占领,但少数士兵还坚持顽抗到底,这种作战情形只在乍浦和镇江之战中出现过。

镇江之战的对比更为明显。绿营士兵在遭到火炮轰击后立刻一哄而散,剩下八旗士兵在镇江城内依托房屋进行巷战,给英军制造了巨大的杀伤力。最后,清军方面的死伤情况是,八旗士兵伤亡超过30%,而绿营伤亡率只有1.6%。

表二:镇江之战清军部别死伤情况统计(单位:人)

数据来源: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表二里,京口八旗是长期驻守镇江的,青州八旗是刚从山东青州调过来的。镇江绿营也是长期驻守镇江,其他湖北、四川等绿营是刚调过来的援军。伤亡率与驻守和援军的身份差异关系不大,而与士兵身份是八旗还是绿营密切相关。绿营兵共计2700人,不管是镇江绿营还是援军绿营,阵亡都是个位数,基本属于逃散之前被大炮轰击的随机损失。青州八旗只有400人,死伤失踪高达144人,伤亡率高达36%,甚至比长期在本地驻防的京口八旗(1185人,伤亡率30%)还要高。

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中将镇江八旗的抵抗归结为旗兵在这里长期驻守上百年,安土重迁,说他们因为把镇江当成自己的家,所以才拼命抵抗。这个分析似乎站不住脚,因为不管是乍浦还是镇江,都既有本地八旗,也有本地绿营,还有援军。士兵的抵抗强度似乎与在本地驻守时间长短并无很强的关联,而跟士兵身份属于八旗还是绿营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在英军伤亡表中,广州之战排第二。广州是中原九大八旗驻防地之一。作者目前尚未看到记录广州八旗军作战过程的史料。不过,广州之战有一个很特殊的因素:英军以海军吸引清军防守南边的内河,陆军却悄悄从陆地上绕过广州城,突袭越秀山。而越秀地区是广州的满城所在地,由八旗驻防,越秀山上的四方炮台也是由八旗驻守。英军夺取炮台,必然要跟广州的驻防八旗交火。这次袭击有很强的突然性,清军方面一直以为英军只擅长海战,不懂得陆战。林则徐甚至认为英国士兵的绑腿太硬,会让膝盖不能弯曲,摔倒在地就没法自己站起来。清军方面根本料想不到英军竟然会绕道进攻越秀山。八旗守军遭此奇袭,还能给英军制造仅次于镇江之战的伤亡,必然是拼死奋战的结果。

更神奇的是,在三元里自发组织起来抗击英军的老百姓,制造的杀伤在整个鸦片战争中排到了第四位。他们没有火枪和大炮,人数也不多,仅有简陋的自制刀枪棍棒,但杀伤的英军比有钦差大臣自杀的镇海之战和颜伯焘花150万两银子组织的厦门之战加起来还多。

以上的对比可以帮助我们探究鸦片战争中中方惨败的深层次原因。

长期以来,出于激发人们爱国主义精神的良好愿望,我们一直认为鸦片战争中的“爱国官兵”都在奋勇抵抗,仿佛主要问题出在上层的腐败和胆小。两江总督牛鉴临阵脱逃等问题被重点强调,而中下层官兵则总是“英勇抵抗”。但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中做了细致的考证,从各种材料中可以看出,情况可能正好相反。那就是,高级将领的抵抗意志反而更强,总兵、提督、都统等高级武官纷纷战死在阵地上;文官大员们虽然多有逃跑妥协的,但也不乏很顽强的,比如裕谦;低级官员如定海县令也战败自杀;未参战官员则是清一色地主张打到底,反对妥协投降。总体来讲,腐败的上层在鸦片战争中抵抗意志并不算弱。

相反,真正的问题出现在中下层,尤其是在军队中地位低下的绿营。没有守土之责的中下层官兵一看见炮弹在身边爆炸就开始逃散,这在鸦片战争中是普遍现象。清军绿营士兵死亡数量较多的地点基本都在小型海岛或者舰船上,因为这里在大炮的轰击下无处可逃。在镇江、厦门那些有足够空间逃生的地方,无论战局如何惨不忍睹,绿营士兵的伤亡比例总是低得可怜。

1841年的广州内河之战中,沿河各炮台只要自己不遭英军攻击,就会对眼皮底下英军的行动不闻不问。3月18日,凤凰岗炮台在英军攻击其他炮台的时候一炮不发,怕的是引来英军火力。沙尾、猎德炮台看着英军在清理河道,却未采取任何行动。大黄滘炮台守军将领在临战前一天,派人去和英军谈判说:“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没有炮弹的炮,给我们皇帝留面子,然后走掉。”

对英作战的主体军队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如何指望他们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和给敌人制造有力的杀伤呢?

为什么满汉高层将领抵抗意志强烈、八旗兵奋勇作战,而绿营中下层官兵则软弱溃散呢?原因也很简单——谁把自己当成了国家的主人、有保家卫国的意识,谁就坚决抵抗;谁不把自己当成国家的主人、缺乏国家意识,谁就软弱溃散。

作为满汉联合专政政府,满洲权贵和汉族士绅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他们有强烈的国家主人意识,对英国的无理侵犯感到非常愤慨,只要能看到一丝取胜的希望,就主张坚决战斗到底。那些认输投降的官员,在战争一开始也都是坚决主战的,只是在看到战争毫无取胜希望之后才改变了立场。

八旗兵也把自己当成国家主人。虽然内部腐败严重,但即使普通士兵,待遇和社会地位也远远高于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他们知道皇帝把他们当成亲人和依靠,时不时地也会得到皇帝亲自批示的各种恩典银子。国家不仅给他们发工资,还给了土地,让旗兵的地位可以世代继承。他们有足够的优越感和军人的自豪感,相信自己的奋战既是在保卫自己的家,也是在保卫自己的国、自己的政权、自己的皇帝。

而绿营士兵们则不相信自己为清政权拼命有任何价值。军队的腐败、阶级的压迫、民族的歧视,这些东西重叠起来,让他们在军队中受到军官的欺压克扣,让他们的家庭在社会上受到豪强和官僚的剥削压迫,他们相对于八旗兵而言处处受到歧视——各种待遇都要差一大截,贵族特权阶层占据了绿营的很大部分中级军官岗位,压缩了他们的晋升希望,也断绝了他们与满洲政权的感情联系。民族特权和歧视在军队以外的地方也处处存在,关于当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在中下层人民中间广为流传。他们没有国家主人意识,甚至没有国家意识。对他们而言,当兵不过是领着微薄工资的一份低贱工作而已,为什么要拼命?他们甚至都搞不清楚,英国人和满人有什么区别,谁来当中国的主人有什么差异?他们甚至可能都感觉不到这个国家被入侵了,这只不过是满洲政权和英国人之间的斗争,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家里还有妻儿老小,我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对他们来说,保家和卫国不是一体的,而是割裂的,甚至是矛盾的。

在西北和西南地区,绿营士兵在八旗兵的监督和支持下,面对战斗力低下、武器落后的叛军,尚且还可以一战。到了东南沿海,绿营士兵分散在各个堡垒完全独立作战,不受八旗兵监督,看到英军猛烈的优势炮火,很快就开始溃逃,发生这种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一些胆子大一点的,尚且敢于在炮台工事里边开炮抵抗,但英军陆军会从侧翼包抄过来,一旦失去堡垒的庇护,也就立刻放弃抵抗。在失去堡垒之后,还能够坚持巷战抵抗的,只有乍浦和镇江的八旗兵。

除了八旗兵,真正英勇奋战的还有三元里的老百姓。但他们并非为这个国家而战,更多是因为英军在途经三元里袭击越秀山的过程中,沿途劫掠物资并强奸妇女,激起了村民们保护自己家园的斗志。对八旗兵而言,他们是在“卫国”,所以青州兵到了镇江也照样拼死作战;同样的,对三元里老百姓而言,他们是在“保家”。或许,只要英军不烧杀劫掠,老百姓们对这场战争并不感兴趣。1841年,义律陪伴新派来的远征军司令前往香港,中途遇到台风,船被吹翻,他们游上岸,被当地村民抓获。义律承诺给他们一千银圆,村民们就高兴地把这些人用船送去了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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