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是一个容易感伤的人，也是一个善于发现快乐的人。当个人命运的悲剧浩大沉重地降临，他就用无数散碎而具体的快乐来把它化于无形。这是苏东坡一生最大的功力所在。
1、帝国的官场，比赣江十八滩更凶险。就在过赣江十八滩时，苏东坡收到了朝廷把他贬往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的新旨意。苏东坡翻山越岭奔赴岭南的时候，他的老朋友章惇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帝国的新宰相。
苏东坡曾戏称，章惇将来会杀人不眨眼，不过那时二人还是朋友。后来的历史，却完全验证了苏东坡的预言。苏东坡到惠州后，章惇一心想搞死他，以免他有朝一日卷土重来。由于宋太祖不得杀文臣的最高指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明代刘俊绘《雪夜访普图》轴，描绘赵匡胤在风雪之夜探访大臣赵普的场面，可见赵匡胤对文臣的重视），他只能采取借刀杀人的老套路，于是派苏东坡的死敌程训才担任广南提刑，让苏东坡没有好日子过。苏东坡过得好了，他们便过不好。
2、无论怎样，生活还要继续。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称，不妨把自己当成一个一生没有考得功名的惠州秀才，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岭南，亦无不可。他依旧作诗，对生命中的残忍照单全收。虽年过六旬，亦从来不曾放弃自己的梦想，更不会听亲友所劝，放弃他最心爱的诗歌。在他看来，丢掉了诗歌，就等于丢掉了自己的灵魂，正是灵魂的力量，才使人具有意志、智性和活力，尽管那些诗歌，曾经给他，并且仍将继续给他带来祸患。
此时，苏东坡写了一首名叫《纵笔》的诗，诗是这样写的：
白发萧萧满霜风， 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诗，苏东坡说自己虽在病中，白发萧然，却在春日里，在藤床上安睡。这般的潇洒从容，让他昔年的朋友、后来的政敌章惇大为光火，说：“苏东坡还过得这般快活吗？”朝廷上的那班政敌，显然是不愿意让苏东坡过得快活的。他们决定痛打苏东坡这只落水狗，既然不能杀了苏东坡，那就让他生不如死吧。公元1097年，来自朝廷的一纸诏书，又把苏东坡贬到更加荒远的琼州（今海南），任昌化军安置，弟弟苏辙，也被谪往雷州。
苏东坡知道，自己终生不能回到中原了。长子苏迈来送别时，苏东坡把后事一一交待清楚，如同永别。那时的他，决定到了海南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确定墓地和制作棺材。他哪里知道，在当时的海南，根本没有棺材这东西，当地人只是在长木上凿出臼穴，人活着存稻米，人死了放尸体。
苏东坡孑然一身，只有最小的儿子苏过，抛妻别子，孤身相随。年轻的苏过，过早地看透了人世的沧桑，这也让他的内心格外早熟。他知道，父亲一贬再贬，是因为他功高名重，又从来不蝇营狗苟。他知道，人是卑微的，但是自己的父亲不愿因这卑微而放弃尊严，即使自然或命运向他提出苛刻的条件，他仍不愿以妥协而实现交易。有这样一个父亲，他不仅没有丝毫责难，相反，他感到无限的荣光。苏过在海南写下《志隐》一文，主张安贫乐道的精神，苏东坡看了以后，心有所感，说：“吾可以安于岛矣。”
苏东坡的命运，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但是对人生的热情与勇气，是他应对噩运的杀手锏。在儋州（今海南省儋州市），他除了写书、作诗，又开始酿酒。有诗有酒，他从冲突与悲情中解脱出来，内心有了一种节日般的喜悦。
3、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下旨将苏东坡徙往廉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廉州镇）。苏辙徙往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渡海帖》就是这个时候书写的。只不过这次渡海，不是从大陆奔赴海南，而是从海南岛渡海北归，返回大陆。
那一次，他先去海南岛北端的澄迈寻找好友赵梦得，不巧赵梦得北行未归，苏东坡满心遗憾，写下一通尺牍，交给赵梦得的儿子，盼望能在渡海以后相见。这幅《渡海帖》，被认为是苏东坡晚年书迹代表，黄庭坚看到这幅字时，不禁赞叹：“沉著痛快。”
无论对于苏东坡，还是他之后任何一个被贬往海南的官员，横渡琼州海峡都将成为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段旅程。宋代不杀文官，那个被放置在大海中的孤岛，对于宋代官员来说，几乎是最接近死亡的地带。因此，南渡与北归，往往成为羁束与自由的转折点。苏东坡就这样告别了那个岛，告别了林木深处的花妖，带上行囊里仅有的书，重返深远的大陆。
越过南岭，经赣江入长江，船至仪真（今江苏省仪征市）时，苏东坡跟米芾见了一面。米芾把他珍藏的《太宗草圣帖》和《谢安帖》交给苏东坡，请他写跋，那是六月初一。两天后，苏东坡就瘴毒大作，猛泻不止。到了常州（今江苏省常州市），苏东坡的旅程，就再也不能延续了。
七月里，常州久旱不雨，天气燥热，苏东坡病了几十日，二十六日，已到了弥留之际。
他对自己的三个儿子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
意思是，我这一生没做亏心事，不会下地狱。
又说：“至时，慎毋哭泣，让我坦然化去。”
如同苏格拉底死前所说：“我要安静地离开人世，请忍耐、镇静。”
苏东坡病中，他在杭州时的旧友、径山寺维琳方丈早已赶到他身边。此时，他在苏东坡耳边大声说：“端明宜勿忘西方！”
苏东坡气若游丝地答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
钱世雄也凑近他的耳畔大声说：“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
苏东坡又答道：“着力即差！”
苏东坡的回答再次表明了他的人生观念：
世间万事，皆应顺其自然；能否度至西方极乐世界，也要看缘分，不可强求。他写文章，主张“随物赋形”，所谓“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他的人生观，也别无二致。苏迈含泪上前询问后事，苏东坡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溘然而逝。那一年，是公元1101年。苏东坡的生命里没有失败，就像圣地亚哥说出的一句话：“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海明威《老人与海》）
文化
千里赣江北下，从赣县至万安有120公里的水路，其间有十八个险滩。其中9滩在赣县，9滩在万安。从上而下的18个滩为：储滩、鳖滩、横弘滩、天柱滩、小湖滩、铜盆滩、阴滩、阳滩、会神滩、梁滩、昆仑滩、晓滩、武术滩、小蓼滩、大蓼滩、绵滩、漂神滩、黄公滩。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第十八险滩――黄公滩。黄公滩地处万安古城观澜门外，距万安县城约1公里处（万安水电站大坝下游），“黄公滩”是18滩最后一滩，也是最险恶的一滩，此滩最深、最奇、最险。古人有《水中石头记》这样描绘黄公滩：“石多如牛者、如狗马者、如龙蛇而狞欲飞走者，如猿而上下其臂，或蹲似啼者，皆激水者闻百里……舟行无不动心，稍不慎则又齿之而碎。”令历来舟子视为畏途。后将“黄公滩”改为“惶恐滩”的，是大名鼎鼎的坡。1094年，苏轼被贬谪广东惠阳，路过万安，寓于与知津阁，写下了著名诗篇《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
七千里外二毛人， 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喜欢劳远梦， 地名惶恐泣孤臣。
长风送客添帆腹， 积雨浮舟减石鳞。便合与官充水手， 此生何止略知津。
苏轼在这里改“黄公”为“惶恐”，其因有二：一是误听，因为“黄公”与“惶恐”读音接近。二是有意，因为只有用“惶恐”，才能准确表达此滩之可怕；只有用“惶恐”才能对上“喜欢”，只有用“惶恐”才能体现诗人此时此刻的处境及心情。因坡而有了惶恐滩之名，从此名扬四海。
古代诗人吴兴祚也曾有感而发：“怪石触舟怯，飞涛惊梦寒。曾问三峡险，不似此行难。”后有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此挥笔写下千古名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民间亦有流传：“惶恐滩，鬼门关，十船过滩，九船翻。”其实，围绕赣江“十八滩”，特别是针对万安境内的九个险滩，千百年来，已留下众多诗词歌赋。如杨万里的《过皂口》《过百家渡四绝句》，朱熹的《野馆》，周敦颐的《香林寺唱和诗》，赵\的《惶恐滩》，文天祥的《过万安县》《题凝祥观》，彭汝砺的《万安道中》，戴复古的《游五云阁》，郭师元的《云洲》，乐雷发的《金滩》，辛弃疾的《书江西造口壁》，解缙的《过十八滩》《疏源诗》等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滩头文化。
由于万安处吉州、虔州（今赣州）之间，为水陆交通要道，因此，历代特别是宋代，有无数文士骚客，达官要人途径万安，过十八滩，或传经讲学，或吟诗作词，或结朋交友。他们之中，有唐代的张九龄、张籍；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辛弃疾、胡铨、周必大、文天祥、杨万里、刘辰翁、朱熹、周敦颐、赵\；明代有戴复古、解晋、罗钦顺、罗洪先；清代有王士祯、袁枚等，这些人，大都在中国文学、哲学史上有一席之位。因为他们，十八滩文化才有了丰富的文化底蕴、高雅的品位和永恒的魅力。
十八滩文化的主干是十八滩诗词，载于旧《万安县志》的诗词就有几百首，其中大部分与十八滩文化有关。
这些诗词，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咏物诗，以描述十八滩及万安的山水风光为主要内容，其代表作有张籍的《玉山馆》、杨万里的《过皂口》、王士祯的《十八滩三首》以及袁枚的《过万安县》等。在唐代著名诗人中，留诗万安的只有张籍，他的《玉山馆》写得情景交融：
长溪新雨色如泥， 野水阴云尽向西。楚客天南行渐远， 山山果树鹧鸪啼。
在文学史上，杨万里以高产诗人著称，在万安留诗的名人中，杨万里留诗最多。他的《过皂口》写得优美自然：
赣石三百里， 春流十八滩。路从青壁绝， 船到半江寒。
不是春光好， 谁供客子看。犹频一尊绿， 并遣百忧宽。
在十八滩诗词中，对十八滩的险恶之状描述得最生动形象的，当数王士祯，他的《十八滩三首》中的第一首，是专门描述惶恐滩的：
系舟万安城， 已闻滩声恶。连峰造天关， 疾雷殷地络。
篱槁师理楫， 直与惊湍薄。万山立积铁， 其下临大壑。
沈沈蛟龙宫， 神物信所托。排空纷怪石， 森林奋博攫。
潜虬动鳞甲， 巨刀扬镡锷。地根在何处？坐觉坤轴弱。
怅然念神禹， 封泥此疏凿。长年聚群力， 撒旋出寥廓。
三复垂堂言， 远游亦何乐！
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奇特的想象和丰富的修辞方法，把惶恐滩的凶险描述得淋漓尽致。
另一类诗词，则以抒情为主，这类诗词数量不多，但质量上佳。这些诗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诗人把十八滩的风光与国家的兴亡、人民的安危联系起来，发思古幽情，抒爱国之豪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中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和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是这类诗词中的扛鼎之作，如两颗恒星光芒四射。
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大举南下，从湖北进军江西。隆裕太后（高宗的伯母）从南昌逃到万安造口，又从造口逃到虔州（今赣州）。淳熙三年（1176年），辛弃疾任江西提点刑狱，途经造口，怀古叹今，写下这首词，作者怀爱国爱民之情，发出了“中间多少行人泪”、“可怜无数山”的悲愤之声，“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
民族英雄文天祥，在他从政、抗元的生涯中，多次途经惶恐滩。从现有资料中，已知文天祥在三首诗中提到惶恐滩，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文天祥在空坑（江西永丰附近）被元军打败，由惶恐滩退往福建。
《过零丁洋》中“惶恐滩头说惶恐”，便是指空坑兵败过惶恐滩一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体现了他宁死不屈的爱国精神，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成为流传千古的爱国格言。
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与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作为中华诗词的瑰宝，爱国诗词的代表作，收录在、国家教委主编的爱国主义教育丛书之一《一百首爱国诗词》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