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达－仆仆大漠先行者

朝夕徘徊于诸窟之间，

纵观魏、隋、李唐以及五代、宋、元之名迹

神游艺苑，心与古会，边塞行役之苦，尘世扰攘之劳，

不复关情，平生之乐无逾于此也。

　　　　　　　　　　　　　　　　　　　　——向达

当向达于1942年到达敦煌时，张大千一行与另一个画家王子云所率的考察团已待在那里有一段时间了。

张大千于1941年到达敦煌，率子侄门生与工匠历时近三年，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临摹壁画大小270余幅。由王子云任团长的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也以临摹为主，王子云说：“我们目的是为了保存现有面貌，按照原画现有的色彩很忠实地把它摹绘下来。而张大千则不是保存现有面目，是'恢复’原有面目。他从青海塔尔寺雇来三位喇嘛画师，运用塔尔寺藏教壁画的画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已因年久褪色的壁画，加以恢复原貌，但是否真是原貌？还要深入研究……”可见身为艺术家的张大千在对待文物的态度上亦颇为“艺术”。
 张大千在陪同于右任参观张编第20窟（今编号130窟）时，曾揭掉表层的宋代壁画，露出盛唐时画的乐庭瑰及夫人太原王氏供养人像。于此事，从张大千自己早年的记录来看其并不以为意，他说：第20窟“甬道两壁画，几不可辨，偶于残破处，隐约见内层朱色粲然，颇以为异，因破败壁，遂复旧观”。
 
这种轻率的做法当然会激怒向达，他在1942年11月给傅斯年、李济的信中指出：张大千“盘据此间，已历年余，组合十余人，作临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张氏崇拜北魏、隋、唐，遂以为宋以下无一可取，凡属北魏、隋、唐原开而经宋元重修者，辄大刀阔斧，将宋元壁画砍去，以求发见隋、唐作品或年号、题识，唯日孜孜，若恐不及”。随后，向达在《大公报》撰文呼吁将千佛洞收归国有，由学术机构管理。这个呼吁日后渐成舆论。

其后，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致电敦煌县长：“张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敕转告张君大千，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
 
向达在敦煌所居的中寺，与张大千居住的上寺就在隔壁。《大公报》文章发表后不久，双方关系随之颇为紧张。直至最后，两人在榆林窟考察时仍有不愉快的遭遇发生。到1943年5月，张大千离开敦煌时几乎是被赶走的。
对于向达而言，敦煌所有的一切，都是中国及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是公器而非私物，是民族精神、人类文明的命脉之所在，更是学者不惜一切代价要护持的神圣之物。正如向达所指出的那样，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张大千的行为太过“率尔从事，徒然损坏遗迹，见讥识者，而于学术曾无补益也”。张大千并不具备现代学术的知识概念和相应能力，经他剥离的外层壁画被完全破坏。这违背了基本的保护文物法则和学术道德，绝不能相容于学者。

向达可以说是第一个真正从考古学意义上提出敦煌保护的人。当年他身在敦煌时曾遥想西千佛洞当日之庄严华丽，又感慨所见之毁坏崩塌，向达这样写道：“……故自西千佛洞至南湖店，沿党河北岸，为风剥蚀，崖壁裂成深沟，形同峡谷。”除却自然之力，人为的破坏更令人痛心疾首，《西征小记》处处可见这样的记载：“……不知是何妄人思欲以刀子截去，以致残损……”，“……题记一方，为张大千所剥离，临行以赠敦煌艺术研究所，不知原在窟内何处……”

解放后，向达曾欢欣万分：“敦煌千佛洞设立了研究所，石窟里面装上电灯了。西自天山，东至于海，所有的石窟寺都由国家进行保护了。敦煌发现的俗讲文学的话本也已汇集起来即将出版了。回想以前埋首伏案于伦敦、巴黎的图书馆中摸索敦煌残卷，以及匹马孤征，仆仆于惊沙大漠之间，深夜秉烛，独自欣赏六朝以及唐人的壁画，那种'摘埴索涂’、'空山寂历’的情形，真是如同隔世！”然而，他的个人命运却正走至令人悲伤的拐点。

解放后，向达说社会活动过多，“几乎要abnormal了”。又说自己八个月来未有一日安坐于书桌之前，大有倦勤之意。1957年2月，全国政协开会，据郑振铎的日记所写，座谈会上向达牢骚甚多。向达的“倦勤”和“牢骚”，应该都与1949年后政治运动过频的社会氛围相关，当然也与其个性相关。他自恃毕生独立治学，一向出言无忌，秉性狷介。邓嗣禹就曾目睹向达在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面前出言质问图书经费一事，他当时表情严厉，完全不留余地。
 
1949年后我们对知识界预设的隔膜，乃是用积久的成见所筑起，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时紧时缓。从来天意高难问，向达不明其究竟，天真地认为：“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使它做得好，不让它变化。”他在1957年被划为史学界第二号大右派，罪行中有一条是“文教部门的一些党员领导人员无不被他诬蔑谩骂，和他接触过的四五十个共产党员中除两人以外，都有遭受过他恶意攻击”。加之曾建议认定“土家族”而被诬为“搞民族分裂主义和破坏民族团结”，致使向达在政治上被彻底打倒。在运动中不知所从的向达后来交代说，自己早年从欧洲回国乘船过南海时，俯看海水碧蓝，有此是归宿处的感觉，而迄今彷徨茫然，既不甘落于朝代，又难舍弃治学生活，时时觉人生如同朝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向达被下放劳动，因身患尿毒症却不能得到及时治疗而去世，时年66岁，这正是一个学者的黄金时代。

也是在那一年，筹划多年的《敦煌莫高窟全集》被迫终止。远在西北大漠中的敦煌格外沉寂，那些久远丰美、记载着人类文明的荣耀正黯淡失色。
　　（撰文：阴牧云）
 

向达
向达（1900—1966），字觉明，笔名方回。湖南溆浦人。
1924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着重于敦煌俗文学写卷和中西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研究。
1935年秋赴欧洲，访求中西交通史、敦煌写卷、汉籍及俗文学写卷等重要资料。
1938年，携带数百万字资料回国，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
1942年，参加国立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团，考察了莫高窟、万佛峡。
1943年，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再赴敦煌，完成大量学术考察与著作。
1949年后，向达任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二所副所长兼学部委员。主要著作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西交通史》《蛮书校注》。

220窟　初唐《舞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