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临时中央局概述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

临时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博古、张闻天等于1932年底先后由上海出发，抵达瑞金。临时中央迁到苏区后，与在瑞金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总负责人为博古。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到1934年长征前，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和有关方面人员还有刘少奇、聂荣臻、博古、陈云、林伯渠、项英、任弼时、邓发、瞿秋白、刘伯承、叶剑英、萧劲光、何叔衡、李富春、张爱萍、董必武、谢觉哉、王观澜、杨尚昆、陆定一、王首道等人。

他们大都通过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安、大埔、永定、长汀至瑞金这条秘密交通线，历经艰难险阻最后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完成了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央首脑机关及其领导人的秘密大转移。

1933年春，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至江西瑞金后，根据中央指示，上海中央局（亦称白区中央局）成立，并指定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李竹声为书记，原中央秘书长黄文容为组织部长，从苏联调回的盛忠亮为宣传部长。

1934年6月，李竹声被捕，盛忠亮任上海中央局书记。

1934年10月，盛忠亮被捕后黄文杰接任上海中央局书记并兼任组织部长。

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等大批干部30余人被捕，上海中央局中央机关及文委、左联、社联、中央发行科、印厂等均遭破坏，损失严重，上海中央局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

3月，刘仲华召集中央特科的贺昌之和中央宣传部的浦化人开会，决定成立由刘仲华、贺昌之、浦化人及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者一人，青年团中央工作委员会成员一人，组成五人领导机构（也称五人团），成立上海临时中央局。

5月底6月初，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到达上海后，召集刘仲华、贺昌之开会，决定五人团缩小为由刘仲华、贺昌之、浦化人组成三人团，并确定三人团的领导地位和分工。

7月，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一次最严密的搜捕，一些组织机构、人员情况、联络地址等重要文件被敌人搜去，约30处被破坏，有40人被捕。

8月，刘仲华等人接到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发来的信，指示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刘仲华等人决定不再恢复上海临时中央局，上海临时中央局结束。

在王明左倾主义的领导下，上海临时中央局犯了一些错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陕北红军的肃反事件。

关于陕北红军的组成，实际上属于双层领导。

其中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属于陕北特委领导下的地方武装力量。而谢子长领导的红27军，是陕北省委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属于上海临时中央局。

当时原陕甘省委书记杜蘅和军委主席谢子长在左倾主义领导下，命令刘志丹率领红军进攻关中，使红军受到严重损失。杜蘅兵败后叛变，后逃到台湾，于1965年病死。

在陕北红军进攻关中失败后，陕北红军剩余不到千人，陕北根据地也在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围剿下岌岌可危，由根据地向游击区转变。

面临这个严峻形势，病榻上的谢子长，向上海临时中央局写下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指责了刘志丹的游击主义、逃跑主义、右倾主义，请求中央派人来指导陕北红军革命。

不久，谢子长因病去世，但这封信也成了陕北红军肃反的引子，最后导致了刘志丹的牺牲。

杜蘅叛变后，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遣朱礼治、郭洪涛分别任省委正副书记，领导陕北革命斗争。

朱、郭到达陕北后，看了谢留下的信，就对刘志丹有了看法。鉴于红26军实力远远大于红27军，朱也迫于无奈，没有马上对红26军肃反。

1935年8月，红25军长征与陕北红军会师，省委实力大增，成立了以朱礼治为首的陕甘军委，朱礼治任主席，程子华任副主席兼红15军团政委。刘志丹任红15军团副军团长，但并没有进入军委委员名单，实际上已经被边缘化了。

随后，朱礼治、郭洪涛发起了对红26军的肃反。

刘志丹被徐海东逮捕后，由戴继英负责肃反工作。

这段历史，就是上海临时中央局在坚持敌后斗争中，犯的一次比较严重的错误。

当然，这与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定有关系，因为当时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并不真正了解陕北的革命斗争状况，只听信了谢的一面之辞，再加上当时左倾的影响。

在杜蘅叛变后，陕北根据地已经游击区化，面临着丧失的危险。上海局为了掩护中央北上，就命令红25军离开豫陕边继续北上长征，与陕北红军汇合，稳定并扩大了陕北根据地，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建立了基础。

1936年，北方局正式成立，刘少奇同志任北方局书记，继续领导白区的地下工作，上海临时中央局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