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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视角下的权力与国际关系  作者：Daniel Drezner，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来源：Daniel Drezner,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Temporal View”,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7, No. 1, 2021, pp. 29-52. 导读 国际关系学者普遍认同权力是国际关系的基石，然而对于权力的定义却没有共识。本文旨在重新定义权力，以及其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当前学界之所以对权力的定义众说纷纭，是因为各种不同的理论中隐含了权力的时间假定，进而影响了学者对权力的界定。首先，不同理论对国际关系关键因果链的时间跨度有不同的前提假定；第二，这些理论对权力随时间推移究竟会增强还是减弱也有不同的假设。本文通过分析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理论四个理论范式的经典文本，揭示了这四种理论范式对时间与权力关系的隐含逻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范式间的冲突根源，也将推动更多有效的范式间辩论。 权力与国际关系 毫无疑问，权力处于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地位。然而，学者却无法就权力的具体定义或衡量标准达成一致。目前在政治科学界引用最广泛的是达尔对权力的定义：“甲对乙拥有权力，意味着他能让乙做一些乙本不会做的事”。然而，大多数学者引用达尔的定义只是为了对其进行批判。达尔的权力概念一经提出，学者和理论家们便为权力概念添加了更多的维度，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修正自己的结论。在当前研究中，权力已经有了有三种或四种不同的面向。例如，约瑟夫·奈便在2004年至2018年间相继提出了软实力（soft power）、巧实力（smart power）和锐实力（sharp power）三种概念。为权力提供更多的新定义反而使得权力的概念更加模糊：学者开始在权力前加上各种各样的形容词，甚至认为权力无法用一个定义概括。 作为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权力却缺少具体的定义，这对学科乃至现实世界发展十分不利。不同范式间的跨理论辩论越来越少，而对权力的不同理解很可能外溢成现实世界的冲突。例如，在大衰退后的十年间，学者和评论家对美国和中国的相对实力大小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些学者认为，2008 年的金融危机并没有让美国失去世界上最强大行为体的地位；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了当今国际最强行为体。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权力已经迅速扩散至每个人手中，以至于没有任何国家行为体或其联合能够再以可信的方式行使权力。由此观之，即使学者们都无法就权力的概念和权力分配达成一致，那么各国决策者和公众更不可能就权力分配达成共识。 权力的时间面向 走出当前理论困境的方式便是重新思考国际关系学者是如何看待权力与时间之间的关系的。虽然时间观念是政治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20世纪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对此却鲜有明确讨论。大部分主流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即使明确讨论时间，也更多地关注时间如何影响利益而非权力。 而当前，更多研究开始以不同角度探究时间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作用。麦金托什敏锐地观察到，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变得碎片化，便是因为不同范式对时间有隐含假设：“所有学者，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或提出何种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在其研究中涉及时间问题，从而隐含地提出了各异的时间观念和时间理论”。一些研究探讨了国际关系行为体对未来的认知和判断是否会影响其战略，另一些研究则关注因果链条的时间跨度。目前而言，有两条与时间有关的假设最能影响不同理论范式对权力的定义： 其一是国际关系的时间跨度。例如，该理论的关键因果链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展开？该理论认为政治互动跨越几天还是几十年？社会建构主义认为，规范的形成可能需要跨越几个世纪，进而以更长远的视角分析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举动；开放经济政治学则将国际环境的许多方面视为既定事实，解释问题时的时间跨度相较建构主义要短得多。而当前的中层理论在分析问题时几乎都预设了较短的时间跨度。 对时间跨度的假定直接限制了理论对国家可用权力种类的判断。如果一个理论预设的时间跨度较短，该理论视角下一国运用的权力类型便会减少。因为，在时间跨度较短的情况下，一国是无法将国际规范、意识形态等非物质力量转化为武力或经济实力的。在瞬息万变的危机中，重塑身份或世界观的规范性权力不太可能发挥作用，充其量只能作为武力的辅助手段。而如果一个理论预设的时间跨度较长，该理论视角下一国可运用的权力类型就会增多，因为不同权力有了互相转化、替代的空间。在时间跨度较长的情况下，软实力可以决定硬实力的分配，甚至在潜在危机出现之前将其化解。随着各种权力相互转化空间的增加，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偏好和身份也会更加有弹性。 其二是时间跨度对权力的影响。例如，该理论认为，一国增进、行使权力所引发的国际反馈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当前学界对“权力随空间衰退”达成了共识：一国与其行使权力的地方相隔的物理距离越远，其权力行使效果就越弱。此即“力量损失梯度”（loss of strength gradient），所有重要的国际关系范式都或隐或显地预设了空间距离与权力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是，学界并没有就“权力与时间的关系”达成任何共识。虽然大部分理论范式都认为权力产生的影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弱，但一些理论却认为情况恰恰相反——由于制度、议程等的正反馈效应，权力的影响会随时间推移不断放大。例如，制度和议程一经设定，便会限制国际关系行为体在未来的选择范围。一些外交政策理论，如新保守主义或多米诺骨牌理论，都假定当前权力的行使会在未来诱发更大的影响。 时间、权力与国际关系理论 不同的理论范式对时间的前提假定将影响他们对权力的定义。本部分通过分析四种主要范式的经典文本，尝试分析这些范式对时间-权力的判断，并发现不同范式对时间的不同假定催生了范式间的分歧。  图1 国际关系范式对时间的不同假定 （一）现实主义（Realism） 现实主义的因果链发生在较短的时间范围内，展开速度极快。这是因为其假定的无政府状态的性质限制了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行动时间，导致现实主义在分析局势时更注重短期互动。全球主权的缺失导致武力的威慑与应用一直笼罩在国际政治进程中，再强的国家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如果一国在近未来的生存都成问题，谋划未来便毫无可能。因此，沃尔兹、米尔斯海默、吉尔平等人笔下的现实主义均将自保视为国家的首要追求。可以认为，现实主义视角是一种危机视角，其中的行为体相对短视。 由于应对危机的时间紧迫，现实主义强调军事权力的重要性，忽视不同权力相互转化的可能性。例如，米尔斯海默便认为，财富无法成为军事实力的替补，声望的价值也被国际关系理论高估了，因为决策者不关心这种抽象的国家权力形式。 同时，现实主义认为权力会随着时间衰退。例如，发达国家会不断开发新技术进而获得领导权，然而这些技术又会不断扩散至其他搭便车的国家，不仅削弱发达国家的权力优势，还冲击发达国家的领导地位。而且，由于安全困境的存在，国家对权力的不断追求将导致一系列负面效应。在充满相互竞争的个体的世界中，每个国家为了逃脱别国的权力控制，都会谋求更多权力，但这种行为反而会导致更严重的安全困境。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便脱胎于上述假设。由于权力将导致一系列安全困境，且一国为了生存总会不断获得权力，当一个国家追求更多权力时，其他国家便会联合起来制止它，进而构成所谓均势。可见，在国际关系层面，成功必然导致失败。 整体而言，现实主义在较短的时间范围内观察国际政治，并据此认为权力（尤其是军事权力）的积累是必然的，且将立即导致严重的后果。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ism） 新自由制度主义假定的无政府状态更加温和，进而增加了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行为时间。多数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存活并不困难，因此行为体同等重视未来与当下的发展。这种视角促使新自由制度主义关注未来的收益，并且认为对未来收益的期望会导致国家在互动中建立合作关系。 不过，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因果链也发生在较短的时间范围内，虽然较现实主义更长，但是仍然短到行为体的不同权力无法相互转化。以基欧汉和奈的相互依赖理论为例：相互依赖理论认为国家的不同权力只能在特定的议题领域中应用，如在国家安全领域军事权力压制经济权力，但是在安全领域外，军事权力便失去了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核心为博弈论。虽然多重博弈会将时间拉长，但是每次博弈仍然发生在较短的时间内，而在这个过程中博弈双方的利益偏好均保持不变，不同种权力也没有相互转化的空间。 新自由制度主义与现实主义时间视角的真正分歧在于时间跨度对权力的影响。如前文所述，现实主义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各国主动争取更多权力的举动将会招致负面影响；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则认为，制度将会随着时间推移为设定制度的强国自动催生更多权力，没有任何副作用。伊肯伯里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强大到能塑造国际秩序和制度，那么这些制度将为该国管理国际社会提供抓手，进而固化该国偏好的国际环境。强权推行的制度一旦在国际社会生根，就会限制各国的选择，而弱者的服从将会进一步增强制度的合法性，为强权提供更多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弱国的利益偏好将会和强国达成一致。可见，制度将会显著延长强国“硬权力”的寿命，使其影响力通过塑造制度穿透更长时间。 此外，现实主义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现有的权力将会逐渐贬值；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则认为国际制度将会为其创设者提供源源不断的权力，且不同制度的协调将会使单独一套制度产生的效益翻倍。例如，如果各国能够在经济相互依赖的情况下设置超国家组织来管控跨境贸易的负外部性，获得的收益将会比单纯的经济相互依赖更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三）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 与上述两种理论范式不同，建构主义会在分析问题时检验更长的时间跨度。这是因为建构主义关注社会互动方式，而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成型或发生变化。需要注意的是，建构主义同样重视权力的作用。正如温特所言，强国在参与国际社会互动时对弱国身份有更大的影响。建构主义承认，规范、规则无法替代权力在当前国际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只是辅助权力的一种工具。不过，建构主义会将权力放在更宽广的历史背景上进行观察，这为更多权力形式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 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一样，建构主义同样认为规范性权力随着时间推移将会不断增多。这是因为国际社会的惯例一旦成型，便自有惯性。即使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不完全相信一些惯例，为了与国际社会成员互动、显出“负责任”的态度，也会自觉遵守这些惯例。而随着时间流逝，惯例将最终嵌入行为体的认知和身份中，获得合法性加持而免受挑战。该进程又会进一步增强惯例的合法性。 （四）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需要注意的是，批判理论并不是单一的理论，而是理论集群。不过其中每一种理论对时间、空间关系的看法都类似。考克斯认为，批判理论是一种问题导向且非历史性的理论。 和建构主义一样，批判理论重视理念、惯例和身份认同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因此，批判理论同样以长时间跨度视角看待国际关系，认为惯例的产生需要花一定时间，同时关注惯例、身份认同的打造过程。此外，批判理论更加突出权力对理念和身份的塑造，关注权力在身份构建中扮演的角色。在他们看来，只有理解强国的话语权力，才能更好地进行反抗。 批判理论与建构主义时间视角的真正分歧在于时间跨度对权力的影响。建构主义认为打造惯例是可行的，而且认为惯例、身份认同一旦产生就很难改变；而批判理论则认为，一种范式越强劲，随着时间的推移，批判、反对它的声音也会变大。这种视角来源于批判理论对权力的理解。批判理论认为，每一次国际社会互动都被权力裹挟，而其中总有一方占主导地位。主导方越强势，越可能在互动后激发相应的反对力量。 可以认为，批判理论是尝试颠覆现有权威与合法性的理论集合，而批判本身便具有颠覆、重塑现有权力关系的力量。揭示主导方与被支配者的权力关系是批判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他们注重找出当前占据霸权地位的权力关系，并打造反抗这种权力关系的话语联盟。反抗行为包括打造新的分析方式、针对当前权力关系进行话语反击、打造平行的权力网络等等。 一些反思 通过分析四种理论范式中暗含的时间假定，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范式（如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在较短的时间跨度内观察国际政治，而另一些范式（如建构主义和批判理论）则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观察国际政治，这使得更多的权力形式得以展现出来。 此外，包括现实主义和批判理论在内的一些范式认为，权力的积累终将自掘坟墓，因为权力积累会诱发反对力量，进而对争取更多权力的国家进行权力制衡或反霸批判。而包括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在内的一些范式认为，权力的积累不会带来副作用。制度的合法化将使霸权国享受源源不断的权力，而其他国家的服从则会进一步巩固现有制度，最终打造出稳定的国际秩序。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分析的所有范式均重视权力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只有现实主义才重视权力的作用，其他范式也将权力囊括在自己的分析框架中。他们和现实主义的区别在于，是否将权力放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中观测。此外，通过观察不同范式对时间的假定，我们可以发现不同范式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未来研究需要用更多元的方式观察权力与时间。目前所有的理论范式对时间的假定都是单一的，并没有认识到权力与时间之间复杂的关系。实际上，一些研究已经发现，权力与时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正相关或负相关。例如，吉尔平认为，现实主义视角下也存在霸权国前期的权力积累不受阻挠，后期才遭反抗的情况。 同时，未来研究也需要重新审视当前的中层理论。如果仅采用一种时间跨度分析问题，就会忽视其他影响国际关系进程的因素。当前的中层理论过于强调建立更紧密的因果链，这使得他们局限于短时间跨度，难以注意更缓慢的变化。而由于时间假设是隐含在理论中的，不同中层理论之间的矛盾也很难解开。 或许，“以长时段观察国际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这就是为什么新兴的霸权国更愿意提供公共物品、支持国际秩序发展，因为他们有更充裕的活动时间与空间；而衰落的霸权国则会减少类似投资，因为他们逐渐被各种突发、短期的危机掣肘，因此无暇等待塑造国际秩序的长期回报了。 要求不同范式对时间的假设保持一致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本文更希望学界注意到现存理论中的时间隐喻，并且就此推动跨范式的对话。 词汇积累 Realism 现实主义 Neoliberal Institutionism 新自由制度主义 Constructivism 建构主义 Critical Theory 批判理论 译者：唐一尧，国政学人编译员，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 校对 | 江若婵 罗洁 审核 | 李源 排版 | 钟汝熙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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