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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顺礼，曾用名蔡教生，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七日出生在江西吉安县油田镇金鸡村，一九二七年参加儿童团，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延福游击队，后编入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一至五次苏区反国民党“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青年干事，第二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一军团第十二团总支部书记，中央保卫营政治委员，红一军团骑兵连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骑兵营、团政治委员。一九四三年起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科科长，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党校组教科科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锄奸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九旅、第七旅政治委员。一九四八年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八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九年任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五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正太、清风店、石家庄、平津、太原、兰州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武装保卫局局长。一九五0年起任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部长。一九六五年起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一九六九年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一九七五年任石家庄高级陆军学校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蔡顺礼个子不高，一副面善的笑脸，90岁的蔡老走路要借助拐杖的力量，我们分别与他合影留念，与我们谈话时一口吉安音仍未有改变。 1955年9月底，正值金秋。北京城内彩旗飘扬，呈现出一派迎接国庆的节日气氛，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的授衔仪式将要举行了。 蔡老在他回忆的文章中谈到了授衔、授勋的经过:“我有幸与在京的军队领导干部亲临中南海参加授衔、授勋仪式。 我是在1949年开国大典后到达北京的，平津战役胜利后，遵照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将革命进行到底”和“解放全中国”的指示，我所在的第六十五军随第十九兵团挥师大西北，一举攻克了阎锡山长期盘踞、经营的反共老巢——太原，并向兰州进军。 在向兰州开进的途中，我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到北京中央军委公安部工作。接到命令后，我考虑进攻兰州的任务很重，于是我请示上级，兰州解放后再到北京报到。我的报告得到了批准。八月底，兰州解放了，我立刻在军里交接完工作，几经辗转赶到北京。 公安部当时叫中央军委公安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罗瑞卿部长是我的老上级。在组建公安部时，他提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各调一名军级的政治干部到公安部任局长，并亲令第一野战军调我任公安部武装保卫局局长。 一九五0年，成立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时，公安部的武装保卫局改为总政治部保卫部。总政治部是与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相对应级的，所以总政治部和下属各部的级别都很高。总政治部相当于方面军级，下属各部相当于兵团级。各部的部长基本都由总政治部的主任、副主任兼任。 由于保卫部工作性质特殊，所以保卫部的部长由公安部的副部长兼任。一九五一年，中央军委明确提出，我军要实行军衔制度。一九五二年为评定军衔做准备，全军开展了“干部评级工作”，以便根据军队干部的级别评定相应的军衔。当时级別的分类与现在有所不同。团以上的职务都分为“准”“副”“正”三级。我时任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被评为准兵团级。 在正式授衔前，我并不知道自己将被授什么衔，在学习授衔文件时才得知，评军衔的条件是以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和在军队服务的经历以及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为标准的。 由于此前的评级工作，即以“德、才衡量干部现职为标准”，与授予军衔的条件是一致的，所以评定军衔是以干部当时级别为主要依据，参照编制军衔的规定，按照编制规定——准兵团多数可定为中将军衔。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考虑这些问题，一切只等组织上决定。 在举行授衔仪式前，我们每个参加授衔的同志都领到了由专门机构量身裁制的新式军装。打开那紫色纸壳做的服装箱，里面是非常漂亮的湖蓝色的礼服，礼服的袖口和衣领处都是用金丝线绣的边饰，裤子边线处缀有金黄色和红色的条纹。同时还配有藏青色的领带和庄重的大檐帽。特别是肩章上用金丝线编着两颗大大的金星。 看到这漂亮、华丽又威严的礼服，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想到当年先后从江西吉安金鸡村出来的几十个老乡，经过了多年炮火连天、枪林弹雨的战争，如今只有我一个人能参加这样盛大的、饱含有巨大荣誉的授衔仪式。 我进而想到几万、几十万、上百万的战友们，牺牲在反“围剿”的战斗中，牺牲在艰苦的长征路上，牺牲在为中国人民的独立、自由、解放而奋战的征程上。我的眼泪不禁流了下来。 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内举行。怀仁堂是中南海里室内面积最大的一处建筑。数百名在京的将帅们，穿着崭新的礼服，在怀仁堂中间整齐列队。整个怀仁堂被军人的英武气概所覆盖。 下午五时整，授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开始。在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后，毛主席为老帅们颁发授予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和勋章。周恩来总理向共和国的将军们颁发了命令状和勋章。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在数百名将军中，我们这一列的勋章得到了毛主席的亲授。 回想当时的情景，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到我们的队前，依次与我们握手，并将勋章交到我们手里，在那神圣、庄严的场合，我们每个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最好的军姿，感受这美好的时刻。 我们这一列第一名是原来二十三基地司令员郑国仲同志，我在第三名。当毛主席向我授予勋章时，我紧紧地握着他那双大手，不由得回想起了一九三0年十月红军攻克吉安城举行庆祝胜利的大会时，我第一次聆听毛主席讲话的情景。 当时毛主席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国民党叛变了革命，蒋介石、汪精卫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红军要像打狗一样，打倒他们。”仅仅过了不到二十年，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就实现了，我们解放了全中国。” 我请蔡老题写留言，他走到书房内，他在战争年代受伤的手有力的写下了“贯彻十六大的精神，把家乡建成小康社会”。 蔡顺礼中将是从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保卫干部。1927年，13岁的蔡顺礼，参加了当地的儿童团，为革命政权站岗、放哨，协助农民协会一起打土豪、分田地。 1928年春，朱德领导的红军队伍，来到金鸡村。对于这支纪律严明的队伍，蔡顺礼感到十分亲切。随后，蔡顺礼也萌发了加入这支部队，参加革命的愿望。 1929年4月，在组织的批准下，蔡顺礼参加了吉安县油田区延福游击队，当了一名勤务兵。不久后，延福游击队被编入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蔡顺礼被派往第2连，当了司号兵。此后，蔡顺礼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 1930年，蔡顺礼因表现出色，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毛主席领导的红军，攻占了吉安城，蔡顺礼非常高兴。 随后，红军在广场上组织召开庆祝大会。在庆祝大会上，毛主席讲了话。这也是蔡顺礼第一次见到毛主席，聆听毛主席的讲话。这次讲话，让蔡顺礼明白了穷人为什么辛苦劳动，还一直受穷。 后来，独立第2团被编入红20军，蔡顺礼也编入红4军随营学校司号连，担任司号员。后来，蔡顺礼失掉了团组织的关系。 1931年，红4军随营学校和瑞金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合并。不久后，在学校的号召下，蔡顺礼又一次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2年，林彪的红一军团司令部要找一名素质过硬的司号员。不久后，蔡顺礼被选中，成为了红一军团的司号员。 后来，林彪率红1军团攻打漳州。在看到红军与国民党军接近的时候，林彪将望远镜拿开，转身对蔡顺礼说：“吹冲锋号！” 听到林彪的命令后，蔡顺礼鼓起腮帮，运足中气，将冲锋号吹得十分响亮。战士们听到号声后，向猛虎一样，向敌人冲去…… 同年，在何敬之的介绍下，蔡顺礼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后来，因表现出色，蔡顺礼被任命为青年队2排任排长。后又担任了新兵连副连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期间，蔡顺礼所在的第3团担任后卫，蔡顺礼负责伤员收容和部队的思想工作。 1935年9月，红军在哈达铺进行了改编，蔡顺礼被编入陕甘支队第1纵队第2大队第1连，担任了连指导员。 期间，在遭到国民党军马鸿逵部突然袭击后，蔡顺礼和连长一起指挥部队，抢占了制高点，及时制止了敌人的推进。随后，在后续部队的加入下，蔡顺礼和战士们一起对马鸿逵部展开了反击。后来，蔡顺礼还参加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直罗镇战役，并为这次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36年5月，蔡顺礼奉命，到红军大学参加了学习。次年3月，蔡顺礼被调到中央保卫营，担任了政委。此时，蔡顺礼的主要任务，便是保卫中央首长和机关的安全。 任职期间，有一次，周恩来和张云逸等人前往西安，与杨虎城共商抗日大计。途中，周恩来等人遇到了土匪袭击。得到消息后，蔡顺礼立即带人抄近路，前去寻找他们。看到周恩来等人安全无恙后，蔡顺礼才放下了心。 平型关战斗时，蔡顺礼任八路军115师骑兵营第2连政治指导员。期间，第2连与日军在茶千岭遭遇，先于日军抢占了西山坡，迫使日军退回了涞源城。这次行动，为平型关大捷作出了必要贡献。 后来，骑兵营奉命向敌占区主动出击，连续攻占了曲阳、唐县、完县（今顺平）和满城等地，并快速袭击了平汉铁路清风店车站，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11月，蔡顺礼因功被提拔为独立第1师第3团总支书记。后又担任了骑兵营政委。期间，为了配合台儿庄战役，蔡顺礼派人袭击了日军交通线。 1939年6月，骑兵营扩充为骑兵团。蔡顺礼被任命为骑兵团政委。任职期间，蔡顺礼率部在路边设伏，将日军的运输车队全歼，缴获了一批物资。其中有一架非常昂贵的德国莱卡照相机。利用这架照相机，八路军晋察冀画报社摄影科科长沙飞拍摄了许多珍贵的抗日照片。 1940年，日军集结了4000多人，对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进行了“扫荡”。期间，骑兵团被敌人包围，蔡顺礼率部与敌人展开激战，争取突围。 在这次战斗中，蔡顺礼在腿部受伤的情况下，依然指挥部队突出重围，转移到安全地带。 1941年，蔡顺礼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兼直工科科长。后来，蔡顺礼又担任了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科科长、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组教科科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蔡顺礼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锄奸部部长，负责部队反奸细斗争和维护部队驻地社会治安。 期间，为了让下属熟悉业务，蔡顺礼要求锄奸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提出的九条方针，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训干部，教育群众。” 后来，在蔡顺礼的努力下，成功挖出了潜伏在军区机关内部的两名国民党特务，为纯洁党的部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了罗瑞卿的表扬。 1947年4月，蔡顺礼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第3纵队第9旅政委、旅党委书记。正太战役打响后，蔡顺礼所在的第9旅仅用了2小时10分钟，便全歼了获鹿守军，将国民党军冀晋之间的联系切断，完成了军区下达的作战任务。 9月，蔡顺礼奉命，率第9旅参加了保北战役。战争期间，蔡顺礼率领第9旅一天内走了120里，与兄弟部队一起，将国民党军第3军击垮，俘虏了第3军副军长杨光钰以下3800人。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野战军政委罗瑞卿表扬说： “第9旅执行纪律好，有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1948年3月，蔡顺礼被任命为第3纵队第7旅政委。任职期间，蔡顺礼率部参加了察南、绥东战役。后与兄弟部队，一起拖住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收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 11月，华北军区第2兵团第8纵队成立，邱蔚被任命为司令员，王道邦为政委，蔡顺礼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平津战役期间，蔡顺礼和邱蔚、王道邦率部，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克服了重重困难，与兄弟部队一起将傅作义嫡系部队第35军，包围在新保安，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表扬。 12月，第3、4、8纵队奉命向新保安展开进攻，一举攻克了新保安，将守敌1.5万人全歼。此战，第8纵队俘虏了国民党军1600余人。随后，第8纵队奉命向大同进军，配合兄弟部队将大同包围。 后来，第8纵队又奉命返回平津前线，参加了对北平之傅作义集团的围歼。 1949年1月15日，第2兵团第8纵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第65军，蔡顺礼被任命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北平和平解放后，蔡顺礼奉命对国民党军第16军军部及所属第94师，进行了改编。期间，蔡顺礼严格执行中央政策，从思想上对第94师官兵进行了改变，受到了第19兵团政委罗瑞卿的表扬。 彭德怀在太原总前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3月，蔡顺礼率第65军参加了解放太原的战争，后又奉命追随彭德怀参加了解放扶眉、兰州的战役。 10月，蔡顺礼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公安部武装保卫局局长，负责人民解放军的保卫工作和公安部队的政治、行政等相关工作。期间，蔡顺礼奉命拟定了公安部队的编制方案和服装、臂章等。 1950年4月，蔡顺礼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协助部长杨奇清，实际主持部里的日常工作。 11月，总政治部第一次全军保卫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在蔡顺礼的参与下，向中共中央呈交了《关于人民解放军保卫工作会议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提出了军队保卫工作的任务、路线和侦察工作方针。 不久后，中共中央在报告上批示：同意，批转全军贯彻执行！ 在全军“肃反”和“清理”工作中，蔡顺礼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查处了一大批混进解放军队伍的美蒋特务和反坏分子，作出了巨大贡献。 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召开第一次保卫工作会议。会上，蔡顺礼作了讲话，要求各志愿军各部队，要积极探索在异国作战中，如何做好防间反特工作。 1952年，蔡顺礼针对军队保卫中侦察工作的极端薄弱情况提出，要有重点、有目的地建立侦察队伍，加强刑事技术建设。不久后，蔡顺礼的建议，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 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蔡顺礼被授予中将军衔。 新中国成立后，蔡顺礼先是担任了公安部武装保卫局局长，后来又被调到总政治部，并在1955年被授予了中将军衔，成为开国中将。在总政治部期间，蔡顺礼陆续担任了总政的卫生部副部长以及部长等职务，也是在担任总政卫生部部长期间，蔡顺礼带队调查了开国上将陈再道之子陈东平。 陈东平1960年进入哈军工学习，在校期间连年挂科，是高干子弟中的“害群之马”，1962年，为了脱离军校生活，陈东平特意休学，然而，在休学期间，陈东平却偷听敌台广播，甚至产生了“入伙”的想法。1962年12月，湖北省公安厅查获了一封从国外寄来的信，经过调查后发现陈东平与特务联系。 此后湖北省委以及总政都参与了这起事件，1963年4月，蔡顺礼带队前往哈军工，亲自调查了陈东平事件，并且还在哈军工专门作了报告，向学员们公布了陈东平案件，给他们敲响了警钟。返回总政后，在蔡顺礼的主持下，总政下发了《关于陈东平案件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不过，鉴于陈东平是初犯，而且还是开国上将陈再道之子，所以只是开除了他的军籍、团籍与学籍，让他劳动改造。 1960年，在蔡顺礼的主持下，召开全军首次核试验保卫保密工作会议。在讲话中，蔡顺礼提出了核试验保卫保密工作的各项制度和要求。这些制度和要求的落实，保证了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 后来，在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的指示下，蔡顺礼与相关部门多次协商，把钱学森等一批专家，共同列为警卫对象，保证了专家队伍的安全。 1965年5月，蔡顺礼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1967年4月，蔡顺礼被任命为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1969年6月，蔡顺礼被任命为昆明军区副政委。任职期间，蔡顺礼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侦办了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和夫人王里岩遇害案。 1978年5月，蔡顺礼被任命为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政委。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蔡顺礼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984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蔡顺礼主动提出，辞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的职务。中央经过慎重考虑，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蔡顺礼依然关心党和人民的大事，积极为灾区和贫困儿童捐款，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建言献策，并将自己的积蓄拿出来，支持家乡建设，受到了家乡人民的爱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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