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人君之望、恐难主天下——明安宗弘光帝朱由崧

明安宗弘光帝朱由崧，是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之孙、福忠王（恭宗孝皇帝）朱常洵长子，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七月生于京师福藩王邸。

朱由崧之父福王朱常洵，是明神宗万历帝的第三子、也是最喜欢的爱子，万历帝当初就有舍弃皇长子朱常洛，改立朱常洵的想法（万历帝次子朱常溆早夭）。但明代中晚期以来，文官集团势力庞大、对抗皇权毫不退缩，为了维护儒家宗法制度的尊严、以及在事实上掌握“治统”的权力，文官集团以“祖宗家法、人伦道统”为借口，对万历帝的“废长立幼”举动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反对。

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朱常洵出生时开始，文臣们和皇帝就“立储”之事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拉锯式斗争，双方因为此事闹得不可开交，朝廷首辅因此换了数任、被降职、革职、甚至挨了廷杖的文官不在少数，这就是晚明时期，著名的“国本之争”。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生母慈圣皇太后的出面干预下后，再加上万历帝对于多年以来与群臣斗争始终不能获胜的厌烦和灰心心情影响下，文臣们的坚持终于得到回报：万历帝向臣子们妥协，不再坚持立皇三子朱常洵，而是正式下达册立皇太子的诏书，以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冬天，虚岁二十的朱常洛，终于在文官集团的拥护和力推下（其实也是维护文官集团自己的利益），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而和皇位擦肩而过的皇三子朱常洵，也在同时被册封为福王，以中原大城洛阳为藩国。历时十五年之久的国本之争，终于以文臣的胜利而落下帷幕。但与此同时，福王一系也和文官集团产生了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将在四十多年后，给大明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结果。

朱常洵封藩后，万历帝以其年岁尚幼为借口，没有立即将他遣往封地洛阳，而是继续让他留居京师，待年岁稍长后，再行“之国”。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万历帝给刚刚满十八岁的朱常洵在京师举行大婚典礼，除了命户部支出白银三十万两用于福王大婚礼用度之外，万历帝还发私帑(就是皇帝自己的小金库）白银二十余万两给朱常洵，作为婚礼费用。在有明一代皇子（亲王）的婚礼中，福王所耗费的用度，是最高的一位（并且远远高过其他皇子亲王）。

而就在福王大婚的第二年，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福王的兄长、皇太子朱常洛诞育了自己的长子，取名为朱由校，这就是日后的明熹宗天启帝。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福王长子出生，取名为朱由崧（有史料记载朱由崧是福王嫡长子，但根据后来朱由崧始封爵位是德昌王、而不是福世子来看，他应该不是福王的嫡长子）。按照明代祖制，皇子封王、大婚后，都要立即前赴藩国就封，而不应呆在京师，以免威胁皇权。可福王自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受封、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大婚以来，迟迟没有前往藩国洛阳，还是继续住在京师的王邸内，这让本来就和他关系恶劣的文官们十分不满，因此多方催促万历帝，让福王早日就藩、“屏护皇室”。

万历帝对文官们天然就有一种厌恶、抵触、逆反感，文官们越是催促，万历帝越是不愿意照办，因此，福王封藩后，足足在京师居住了十三年，一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已经二十九岁的福王再也没有任何借口继续留在京师了，万历帝这才依依不舍地将他安排前赴洛阳就藩，时年十岁的福王长子朱由崧，也随着父亲辞别皇祖、一同出京，前往洛阳封国。

在此之前的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阳历是1611年2月6日），朱由崧的伯父、皇太子朱常洛诞育了第五子，朱由崧又多了一个堂弟。不知道此时尚在京师的朱常洵、朱由崧父子，是否曾到皇太子宫中去探视、祝贺兄长（伯父）再获子嗣（按照朱常洛、朱常洵兄弟之间因为争夺储位的尴尬关系来推测，朱常洵应该不大可能会亲自去祝贺兄长得子，最多派內侍送些礼物，也就罢了）。这个刚出生的婴儿，被万历帝亲自赐名为朱由检，也就是日后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代（正统）皇帝——明思宗崇祯帝。

自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至崇祯十三年（1640年），就藩的福王父子在封国洛阳度过了富贵悠闲、无所事事、尊贵而乏味的二十多年。这期间，大明皇统数次更替，皇位从朱由崧的皇祖万历帝朱翊钧手中先后传给了伯父泰昌帝朱常洛、堂兄天启帝朱由校、堂弟崇祯帝朱由检。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帝驾崩后，新君泰昌帝朱常洛晋封皇侄朱由崧为德昌王（这证明了朱由崧不是朱常洵嫡长子，不然就直接封福世子了）。大约在崇祯八年（1635年）左右，朱由崧被堂弟崇祯帝晋封为福世子（明制：藩王无嫡子、且年过五十者，可册立在世庶子中最长者为世子；而崇祯八年，福王朱常洵已年满五十），这一年，朱由崧二十八岁。

崇祯二年（1629年），陕西农民起义爆发，在随后的十余年中，农民起义军转战明朝北方、中部各处，同时关外的后金政权也数次入寇、威胁明朝中枢的统治。内外夹击之下，明朝对全国的统治越来越虚弱无力，控制力衰退，江山社稷摇摇欲坠。

但这些内外乱局，以及如何应对的筹划，统统和洛阳的福王父子没有关系。按明朝皇室制度，藩王不得干预地方政务、不得随意出城，不得私蓄兵士，只能守在封国城中，无聊地消耗着财富而已。因此，朱由崧和父亲福王，即使已经身处严峻局势中，也只能被动接受，而不能自己选择应对道路（没得选）。

崇祯十二年（1639年）底，被明军击败、远遁陕西商洛山中的农民军趁明军主力前往四川、追剿另一股农民军时，趁机在商洛山中再次起义，并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初从商洛山杀出，同时汇集数千人，先入湖广郧阳（湖北十堰），然后迂回进入河南。

农民军入河南后，连克永宁、 宜阳、新安等十余座城池，还发布了“均田免赋”的口号，一路收留饥民，开仓赈济，因此“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如流水，日夜不绝，而其势燎原不可扑”，农民军因此迅速发展到十数万人。在攻克洛阳四周城池后，农民军对洛阳城形成了包围之势。在洛阳优哉游哉居住了近三十年的福王父子，这一下不得不要面对真真切切的人生危局、和近在咫尺的生命危险了。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崇祯帝闻报洛阳被围后，急忙命河南布政使司参政王胤昌率总兵王绍禹、副将刘见义、罗泰等援救洛阳。王胤昌率军入城后，福王朱常洵赐宴给援军将领，并发王府内帛犒赏援军。

数日后，农民军数十万大军（这个时候又增加人数了，投靠农民军的饥民实在太多太多）开到洛阳城外，开始四面包围、环攻洛阳城。刚开始守城的时候，福王还和城内官员一起，以重金招募城内义兵，出城偷袭农民军营地（其中福王出了'千金’，也就是一千两黄金），取得了一些战果。但农民军遇挫后，集中兵力猛攻洛阳城西北角，取得了很大战果，守城军士伤亡惨重，也得不到抚恤、甚至物资补充，所以士气迅速低落。

围城数日后，因为城内粮草不济、再加上守军士气低落、并和城外农民军中许多人都是熟人、乡党（农民军中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河南人），彼此相识，不愿意死守。因此，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夜，王绍禹属下士兵在城内发动了起义，并且擒获了统兵文官王胤昌，开洛阳北门迎农民军入城，洛阳因此失陷。

洛阳失陷后，猝不及防的福王父子在惊慌失措中弃城逃走，福王来到城外的迎恩寺中躲藏，第二天，循迹而来农民军在迎恩寺中抓住了体胖不能及时逃走的福王朱常洵。福世子朱由崧则在乱军中拼着命用绳子顺着城墙而下，逃离了洛阳城（福世子当时应该不是很胖，否则做不出这么有难度的逃命举动），辗转跑到怀庆府躲藏，暂时由皇室宗亲、封国怀庆的郑藩代为照料。

福王朱常洵被农民军抓住后，当即被处死，不过野史中所记载的“福禄宴”恐怕是杜撰的。因为根据福王的“圹志”（墓志铭）以及官修的《明史》记载，福王被杀后，王府内的两名承奉（宦官）还向农民军乞求将福王的尸体交还给他们，并用车子载着运到洛阳西关安葬（后来改葬邙山之原）。因此，福王不大可能被农民军杀死后，和梅花鹿一起煮成“福禄汤”吃掉。

福世子朱由崧避难于怀庆时，怀庆郑藩郑敬王朱载壐已薨，郑世子朱翊钟因罪被赐死，郑敬王次子朱翊铎尚未袭爵，郑藩也是混乱得很，估计不大顾得上朱由崧这个逃难后辈。朱由崧在怀庆的避难日子，可想而知，很是艰难。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在为父亲服丧三年（实际二十七个月）后，福世子朱由崧得到了堂弟崇祯帝颁下的继位诏令，正式承袭福王。崇祯帝在命堂兄袭爵的同时，还将自己所佩戴的玉带交给颁诏內侍，让他转交福王，以示挂念。

原本福藩封国在洛阳，但此时洛阳尚在农民军手中，所以福王不能返回封地就国。虽然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孙传庭收复了洛阳，但旋即再次失守，孙传庭败退回潼关。因此，福王不得不继续寄居在怀庆，与郑王朱翊铎同城而居。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农民军在西安建国，成立了大顺政权，随即分兵各地，向京师以及其他明朝尚占据的地方进军。怀庆也被农民军攻克，郑王朱翊铎不知所终，郑世子朱常澄弃城逃跑，慌乱中顾不上带着福王一起逃难。

危急中，福王再一次发挥了优异的逃跑本领，从怀庆府成功逃离，一路颠簸，逃至卫辉府，投奔卫辉当地的皇族长辈、潞王朱常淓（明穆宗隆庆帝之孙、万历帝之侄、福忠王堂弟、福王堂叔）。

三个月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四，卫辉府也有警讯传来，农民军开始向卫辉府进发。潞王、福王叔侄紧急商量后，决心避免怀庆郑王的前辙，趁农民军尚未到来之际，提前放弃卫辉，向南方“转进”、以避兵燹之灾。于是，福王随叔父潞王在当天就收拾细软，逃离卫辉，向南方避祸，暂居于淮安府。

在抵达淮安府时，福王、潞王遇见了同样为了躲避农民军兵锋而逃难的宗室成员周王、崇王，大家同在淮安避难。事出仓促，诸王没能在城内找到居住地，只得暂时住在湖嘴的舟船上。周王年老体弱、又经历了农民军三次围攻藩国开封的激烈作战，因此身体损害严重，不久后便在舟船中去世了。

就在福王暂避淮安府舟船之上时，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农民军主力攻破京师，大明中枢覆灭，明朝在黄河以北的统治宣告结束。

京师破城后，崇祯帝在绝望中于煤山自缢殉国，其仅存的三个皇子：皇太子朱慈烺、皇三子定王朱慈炯、皇四子永王朱慈炤都被农民军所获，大明皇统的传承被人为打断。

崇祯帝殉国前一天，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寓居淮安舟中的福王等诸王终于得以上岸居住，其中福王被接到淮安当地士绅杜光绍的别墅中。三月二十九，京师被攻破、崇祯帝自缢殉国的消息传到了包括淮安府在内的江南各地，江南文武官员、宗室诸藩、军民百姓，都得知了这个有如晴天霹雳般的噩耗。

虽然皇帝已经殉国，包括皇太子在内的皇子们也已落入农民军之手，皇室大宗传承断绝，但大明宗藩诸多，其中不乏宗室近支成员，因此，南方文武官员还是可以依照当年太祖皇帝所制定的《皇明祖训》中的内容，按制度挑选合适者承袭皇位。

因此，控制着两淮、湖广、两广、浙闽、云贵等广大区域的明朝南方势力代表——留都南京应天府内的勋臣、南京守备及南京六部官员，决定按照祖制，在宗室近支藩王中，选取合适者承袭皇位，以延续国祚，对抗占据北方的农民军。

当时，崇祯帝一系皇族中，崇祯帝本人自缢殉国，皇太子兄弟三人则被农民军所控制，自然不可能南下继位。崇祯帝皇兄天启帝也无子留存（三子皆早夭，因此才由崇祯帝这个皇弟继位）。因此，崇祯帝、天启帝之父，明光宗泰昌帝朱常洛位下再没有了可以继位的人选。南京的勋臣、辅臣们，只能从泰昌帝的兄弟、万历帝的皇子们、以及他们的后裔中，去挑选符合祖训中所规定条件的继位之人，承袭大统。

而此时泰昌帝的兄弟、万历帝的皇子中，长大成人、得以封藩的只有万历帝第三子福王朱常洵(已经去世、即福忠王）、第五子瑞王朱常浩（在世）、第六子惠王朱常润（在世）、第七子桂王朱常瀛（在世）。

按照“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伦序当立”原则，在泰昌帝一系后裔或早夭、或陷于“流寇”，都不具备继位的条件时，南京诸臣们就该按照伦序原则，以泰昌帝之下、万历帝最长的皇子、福忠王一系后裔来承袭大统（泰昌帝是万历帝长子、福忠王是第三子，而万历帝次子朱常溆早夭无后），也就是以福王朱由崧继位。这个原则，当年在万历帝的皇祖、明世宗嘉靖帝以“兴世子”身份入继大统、承袭驾崩且无后的堂兄正德帝所留下的皇位时，就已经实施过了。

并且，当时在世的万历帝诸皇子（福忠王诸弟、福王朱由崧诸叔），都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距离南京应天府很远（瑞王在重庆、惠王在衡州、桂王在梧州），即使被选为新帝，也很难立即前来继位，从而影响之后的政局稳定。

而瑞王、惠王、桂王都是崇祯帝的叔父，按照“兄终弟及、伦序当立”原则，他们不能以叔父的身份来承袭侄子的皇位（除非崇祯帝再也没有其他同辈近支兄弟了，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即使身为万历帝的皇子，瑞王、惠王、桂王三人也不具备此时继承皇位的优先权。

所以，在崇祯帝殉国、皇太子兄弟陷敌、南京诸臣急需拥立新君以承袭皇统、保持江南半壁稳定之时，身处南京附近（淮安府距离南京很近）、又是崇祯帝伦序最近的堂兄、福王朱由崧确实是《皇明祖训》中所规定的条件下，最适合继位的宗室近支成员（福王是万历帝皇孙、其父福忠王是泰昌帝最长的成年弟弟，按照皇统承袭顺位，福王伦序第一）。

但是，目前掌握南京实权的是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南京吏部尚书张慎言、江西湖广总督、兵部右侍郎吕大器、南京翰林院学士姜曰广等文官，以及虽然被免官、但凭借着“党魁”名号暗中操控朝政的东林党首领、前任礼部侍郎钱谦益。诸如史可法、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等，也都是东林党人。

虽然福王朱由崧“伦序当立”，但掌握南京实权的东林党人，他们的前辈在四十年前，就以“祖宗家法”阻碍过万历帝册立福王之父、福忠王朱常洵为皇太子，并坚决支持万历帝的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这件事情前后延续了十多年，终于迫使万历帝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选择认输，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而福王之父朱常洵则只能以藩王身份出外，在洛阳就国，即“国本之争”。当年阻挡万历帝册立福忠王为皇太子的那些人也是东林党，就是如今史可法、钱谦益等人的前辈、老师，同僚。

几十年前就和福藩因为“立储之事”结下了梁子，且双方都是怨恨难平，因此，掌握南京实权的东林党高官们，自然不愿意轻易地就将当年被自己得罪得死死的福忠王朱常洵之子朱由崧拥立为新帝。那样的话，将来坐稳了皇位的新帝绝对不会给这些东林老对头们好果子吃！

所以，即使福王是目前和崇祯帝血缘最近、伦序也最靠前的皇室子弟，但东林党人就是不想立他为皇帝。

在南京诸臣商议迎立哪位宗藩为新帝的廷议中，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等人都反对立福王，并且言辞激烈地说：“福王，虽然是神宗皇帝之孙，按伦序也当立，但福王有七不可立的理由：贪财、好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政务。而潞王是神宗皇帝的侄子，贤明谦恭、仁德宽和，当立为天子！”

虽然福王本人确实有很多缺点，东林党人给他安上的七个过失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但再怎么说福王也是目前万历帝在世最长的孙子（也是泰昌帝伦序最近的侄子、崇祯帝最长的堂兄）。万历帝有儿孙在（不止福王一个人），按《皇明祖训》中的继位原则，怎么也轮不到身为侄子的潞王来继位。东林党人这样做（指越过万历帝直系后裔、拥立其侄），这政治节操也忒下作了（讽刺的是，当年的东林党前辈们，就是死死咬住“立嫡立长、伦序当立”这一点，和万历帝死磕，并最终取得胜利。如今的东林后辈们，却为了自身利益、党争成败、权力斗争，居然想堂而皇之地推翻前辈们的原则、改变立场，确实让人鄙视）。

当时，同为东林党人的史可法节操稍好，在诸同僚都要舍弃福王、改立远支的潞王时，还是于廷议中提出“立贤立长、立亲”之议，提出神宗皇帝（万历帝）有子孙在，不可改立别支（潞王）。

不过，史可法终究也是东林党，依然走不出疏远、提防福藩的思想，他也不想拥立和东林党有着过节的福王。为了折中，史可法提出立神宗皇帝第七子、桂王朱常瀛为新帝，承袭大统，这样也算是延续了万历帝的皇统了。

但《皇明祖训》中只说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没听说有“侄死叔继”的，史可法的意见也不能被所有人接受。况且桂王因为躲避农民军的兵锋，已经从封地湖广衡州府远遁广西梧州府避祸，即使能承袭皇位，但路途遥远，赶来南京所耗时间太长。而北方的局面瞬息万变，农民军已经向南方派出大批军队准备征讨，同时又出兵北征，预备和保有山海关一线的明军余部吴三桂、高第部开战。万一有所耽搁，而大统迟迟未能确定，那么南方明朝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就要大打折扣，将来在面对农民军时会处于劣势。

关键时刻，寓居于淮安的福王朱由崧做出了他这一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超水准发挥：他在南京诸臣大都不看好他、或者说不愿意拥立他的情况下，通过秘密联络曾任福藩承奉太监、前任总督京营太监、现任凤阳守备太监的卢九德，请卢九德利用所拥有的关系，协助自己继位，并许诺如果自己能够继位，将提拔卢九德进入司礼监，任掌印太监。然后，福王通过卢九德，又向驻守在江北的三镇武臣——徐州高杰、滁州黄得功、寿州刘良佐发出联络信，请他们协助自己继位，将来事成后，定以爵禄、封地相酬。

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原本隶属于凤阳总督马士英，但如今福王已经亲自求上门来，且成事概率极大，几乎是是无本万利的绝佳机会，而且成功后还有“定策拥立、从龙元勋”的大好处，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够放过。因此，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均不假思索的同意了福王所发来的求援信，然后一致同意甩开名义上的统帅——凤阳总督马士英，直接发兵送福王去南京继位，以此建立奇功，成为“从龙元勋”。

福王当时寓居在淮安，而淮安府镇将是刘泽清。当初南京诸臣在商议拥立新君时，刘泽清是站在东林党一边、赞同拥立潞王的(当时潞王也在淮安府）。所以，福王对刘泽清的底细不是很清楚，对他的举动也不是很放心，因此在向江北诸镇武臣发出求援信时，没有就近联络刘泽清。

但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被福王拉拢过去、议定要出兵护送福王前往南京，争夺皇位之后，后知后觉的刘泽清眼见自己一镇之兵估计打不过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他们三镇，于是立即改变了立场，也随即向福王发出了效忠信，请求一同护送福王南下，前往南京。福王自然求之不得，于是也接纳了刘泽清的效忠。江北四镇，由此全部被福王所拉拢和收于门下。

四镇武臣归附福王后，他们的上司、凤阳总督马士英得知了江北四镇已经完全被福王所招抚、正准备发兵南下，先凭“伦序”入继大统，假如受挫的话，再以武力强行夺取皇位的计划。

短暂思考后，马士英立即做出了选择——以四镇统帅的名义，行文给驻守淮安府的刘泽清，让他联合其余三镇，护送福王立即南下，人南京承袭大统。马士英这样做，是以此向福王表示心意，自己完全支持福王继位，南京文臣之中，自己乃是“从龙”第一人。

然后，马士英连夜联络了勋臣、操江提督诚意伯刘孔昭（刘基后裔），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韩赞周，南京礼左部侍郎李沾，取得了他们的赞同意见，一致决定抛开东林党人，拥立福王为新帝，入继大统。与此同时，福王已经在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的护卫下，准备离开淮安府南下，向南京前行。

而就在马士英向福王输诚、表明拥立态度，成为文臣中“从龙第一人”的时候，史可法却还被蒙在鼓里，依旧决定迎立远在梧州的桂王前来南京继位，还向马士英发出书信，让他赞同自己的意见，并在信中对福王指手画脚、痛斥福王昏聩糊涂，万不能立为新帝。结果，这封信也被马士英直接交给了福王，日后成为史可法诋毁新帝的证据。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三，马士英渡过长江，北上迎接福王一行人。当天，北方农民军在山海关一片石大战中惨败给明军吴三桂部及清军联军，败退回京师。北方的局势，从此改变。

直至马士英动身前往江北以后，南京城内的东林党人才得知福王居然已经抢先下手，招揽了江北四镇，以此为基础，准备南下争夺皇位。史可法等人悔恨万分，深恨自己没有提前下手，早早确立新帝人选，以至于福王得以乘虚而入、招揽武臣，强行夺位。

东林党人原本还想抵制福王的举动，但南方明军大部分都被福王所招揽，南京诸臣想反抗，也没有多少军队可以用，大势已去之下，史可法等人也只好默认了这个现实，准备迎接福王来京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六，南京朝廷再一次进行廷议，马士英的同党李沾、刘孔昭、韩赞周等提议立福王为新帝，而东林党人垂头丧气、无可反对。因此，廷议得以通过，以福王朱由崧继承大统，继位为帝。然后，群臣将此议奉告于太庙，然后紧急修整皇宫武英殿，以备福王举行登基大典时使用。同日，福王在马士英及江北四镇的护送下，抵达仪征，南京礼部官员在此举行仪式，参拜福王。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八，福王由仪征至浦口，勋臣、南京守备、魏国公徐弘基渡江参拜福王，并接引福王过江。第二天，福王的座舟抵达南京观音门外的燕子矶，暂居于此。四月三十，南京文武百官到燕子矶迎见福王，恭请其就任监国。福王接受监国之请。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初一，福王拜谒了太祖孝陵，并参拜了懿文太子陵，随后进入皇宫，拜谒奉先殿后出宫，暂时以南京内守备府为监国行宫。五月初二，群臣到行宫劝进，三辞三让后，福王以景泰帝故事，就任监国，从大明门进入皇宫，在整修一新的武英殿举行了监国礼。也就在同一天，北方，在降清的前明军将领吴三桂的引领下，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从朝阳门进入农民军撤离后的京师，标志着清朝正式入主中原。.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十五，监国福王朱由崧在武英殿正式即位，改明年为“弘光元年”，“南明”的历史由此开端。朱由崧即南明第一代皇帝——弘光帝。

弘光帝的继位，完全是依靠江北四镇武臣的支持，才得以成功，因此，弘光帝继位后，对江北四镇兑现承诺，大肆封爵、赐地、极度信任笼络。而四镇则以“天子恩公”、“定策元勋”自居，飞扬跋扈、割据地方，地方官员对四镇的军队失去了控制权，南明武臣势力的壮大由此开始，并很快尾大不掉，实际上形成了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这也是南明国祚不得长久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从龙”之功而得以掌握大权的马士英、卢九德、刘孔昭等人，利用弘光帝的信任和倚重，不断借助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打击东林党等政敌，排挤史可法等人出外，占据了弘光朝廷的大部分权力。但东林党人也不甘就此失败，在失势后，也在时刻策划，对马士英等人展开攻击，新一代党争也拉开了帷幕。

弘光帝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宗室藩王，一辈子都没有受过正统的帝业教导（也不敢学），在风云激荡之下，才幸运地继承了皇位，其实个人的帝王素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他的统治下，南明朝廷上下管理混乱、地方控制力软弱，文武群臣文恬武嬉、不思进取，内政不修、外御不备，政治极度腐败，更甚崇祯晚年。弘光帝本人又沉湎于酒色、穷奢极侈，更加助长了糜烂腐败的社会风气。当初史可法等东林党人说他“有七不可、恐难主天下”，并没有完全说错。

而弘光帝为了稳固自己的皇位，在登基以后，除了无原则的纵容四镇武臣及马士英等人之外，还为了打击政敌、消除威胁，先后发动了“大悲案”、“南太子案”、“童妃案”等“南渡三案”，其实都是南明内部的内斗。这些内斗使得本来就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弘光朝廷更加衰落，君臣之间离心离德、普通民众对弘光朝廷的正统地位不再信任。将来弘光政权的最终覆亡，从这里就埋下了伏笔。

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因“南太子案”发生前后、以及结案中的诸多疑云，让弘光朝堂的内斗达到了高潮。有人（主要是东林党人）向武昌镇将、宁南侯左良玉传信，说动左良玉以“太子密诏”为依据，号称“救太子、诛奸臣”，发兵从武昌顺流而下、威逼南京。

面对左良玉的叛乱行动，弘光帝调动亲信的江北四镇出兵征讨，而四镇被调兵后，他们所驻军的两淮一线出现了兵力不足、防守不力的局面。已经大举入关的清朝，则迅速抓住南明军队内讧、两淮一线防守空虚的机会，大举发兵南下，进攻南明弘光政权。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清军连续攻破了防守空虚的徐州、归德、颍州、太和、泗州，渡过了淮河，直抵扬州。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二十五，被排挤出朝、以督师名义驻守扬州的史可法，在清军攻破扬州的战役中被俘、不屈而死，南京的重要屏障扬州陷落。随后，清军在五月初八从瓜洲渡过长江，攻克了京口、镇江，包围南京城。五月十一，弘光帝在心惊胆战、一筹莫展中，抛弃了文武百官、后宫嫔妃、满城百姓，仅仅带领内官四五十人，骑马从通济门逃出城，向太平府、芜湖府方向逃奔，投奔芜湖守将、靖国公黄得功。而得知消息的马士英则护送邹太后逃往杭州。

五月十五，在滂沱的大雨中，以钱谦益为首的南京文武百官，开城门向围城的清军统帅、豫亲王多铎投降，清军正式进入南明统治中心南京城。

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二十二，清军追击弘光帝而至，黄得功为了保卫逃到自己军营中的弘光帝，不顾手臂有重伤，依旧率全军出击，和清军拼死作战。清军势大，明军不能抵挡、纷纷溃逃。身受重伤的黄得功抵挡不住，又不愿意投降清军，于是在乱军中自刎而死。

黄得功自尽后，他的手下总兵田雄、马得功等人早就对弘光小朝廷失去了信心，于是想要抓住弘光帝，献给追的清军，换取富贵。随即，以田雄、马得功为首，另有丘钺、张杰、黄名、陈献策等人参与，他们冲上了弘光帝的御舟，将惊魂未定的弘光帝劫持，并打出白旗，将弘光帝送到尾追的清军大营中。

当时，为了防止弘光帝自杀或者逃跑，田雄、马得功用铁链将弘光帝紧紧锁住，然后由田雄亲自背着弘光帝，马得功在背后牢牢抱住弘光帝双脚，向清军大营赶去。弘光帝一路上苦苦哀求田雄、马得功放了自己，甚至痛哭流涕、再三乞求，田雄、马得功都不予理会。弘光帝痛悔愤恨之下，用牙齿撕咬田雄的脖子，血流满衣，田雄丝毫不顾痛处，依旧火速赶往清军大营，一边跑还一边哈哈大笑，将弘光帝当做价值连城的宝贝一样。

到了清军大营后，豫亲王多铎命给弘光帝去除锁链，以红绳虚捆。而立下“擒获福王大功”的田雄、马得功两人则就此归降清军。田雄后来被授杭州总兵、浙江提督，左都督、少傅兼太子太傅，晋爵二等侯，死后追赠太傅；马得功则任泉州总兵、都督同知、福建提督，晋爵三等候，死后追赠一等侯。

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二十五，被俘的弘光帝在清军押送下，身穿蓝布袍，头戴缁素帕，坐着无幔小轿，用油扇掩着面，从聚宝门进入南京。当百姓们得知是逃跑的皇帝被押回来后，都夹路唾骂，甚至有投掷瓦砾者，可见弘光帝在民间的名声有多臭。

当天，豫亲王多铎在前灵璧侯府设宴，招待被俘的弘光帝，但故意让他坐在“南太子案”中的主角——同样被俘的“北来太子王之明”之下。 宴会结束后，弘光帝被送到江宁县衙暂时关押。

弘光元年（顺治二年、645年）闰六月，弘光帝被俘后，明朝宗室、唐王朱聿键在福州自立为帝，当年改元为“隆武”，朱聿键即南明第二任皇帝——隆武帝。隆武帝即位后，给被俘的弘光帝遥上尊号为“圣安皇帝”。

隆武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在南京软禁的弘光帝和在杭州被俘的邹太后、以及堂叔潞王朱常淓一起，被清军押送北上，前往到京师，安置别院居住。而在一众人等渡过淮河时，邹太后投水自尽。但弘光帝没有自尽的勇气，而是浑浑噩噩地随清军抵达京师，成为高级囚徒。起初，清朝对待被俘的弘光帝以及其他藩王待遇尚可，经常赐物、赐宴给他们，每次赐宴时，弘光帝都酣饮不止，极为享受（和蜀后主有一拼）。

隆武帝即位后，坚持在南方和清军持续作战，以恢复大明社稷为己任，而中原百姓怀念大明者不在少数。长此以往，清朝统治者们觉得留着前明的皇帝、亲王们在京师居住，实在是莫大的隐患，假如有人借着他们的名号和身份，在北方各地也发动反清起义、抗击清朝的统治，那就不妙了。

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年）四月，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借口有人向朝廷告发，说在京的前明衡王朱由棷、荆王朱慈煃两人“私藏印信、意欲作乱”，于是将包括弘光帝朱由崧在内的前明降清（或者被俘）的皇帝、藩王们全部下狱严审。审讯的结果，是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都发现藏有“前明金银册印”。

这一下，多尔衮坐实了前明藩王们“私藏印信、预谋作乱”的证据，也因此给他们定下了“谋逆”的死罪。（其实这都是借口，明朝藩王们降清后，当初的印信自然会带在身边，清朝也没说要革去他们的王爵，结果被多尔衮抓住机会、当做谋反罪证了）。

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多尔衮下令，将弘光帝朱由崧、潞王朱常淓、惠王朱常润、秦王朱存极、晋王朱审烜、荆王朱慈煃、衡王朱由棷、周王朱绍烿、崇王朱慈爚、德王朱由栎，以及包括“南太子王之明”在内的十七位前明藩王、或高级宗室，押赴京师菜市口，以“谋反”的罪名斩首（另说弘光帝是以弓弦勒死，保留全尸）。

弘光帝被杀时，年四十岁；不知道他临死前，有没有怀念起少年时在洛阳的富贵悠闲生活、以及逃离洛阳后的颠沛流离；有没有怀念招揽四镇、入南京继位时的风光；有没有后悔轻易放弃南京、抱头逃窜时的狼狈。

弘光帝死后，其妃子黄氏之弟黄盐梅出面收敛了他的遗体，然后运回河南，安葬在孟津县东山头村，和黄妃合葬一处。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1657年）四月，南明第四代、也是最后一代皇帝——弘光帝堂弟（桂王朱常瀛之子）、永历帝朱由榔追尊堂兄弘光帝，给他追上庙号“安宗”，追上谥号“奉天遵道宽和静穆修文布武温恭仁孝简皇帝”，入宗庙和历代大明先帝一起接受供奉（此时的南明宗庙，其实也就是个简陋之所，永历帝自己都朝不保夕，能够给弘光帝这个待遇，已经很不错了）。弘光帝的身后，总算得以享受到身为曾经的大明皇帝所该享有的名份、待遇、尊崇。不过这个时候的大明王朝，也即将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