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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 者 | 冯立君，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 载 |《文史哲》2024年第1期，第137-153页 扩展阅读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讨论中国史研究范式时说：“新问题开创了新的追问角度，并延扩和转变了历史的轮廓，在早先的理论框架中是处在研究边缘的材料拥有新的意义，并推动我们寻找新的回应材料。”自开皇十八年（598）至总章元年（668）七十年间，隋唐王朝针对辽东高句丽发动多次战争，史称“辽东之役”，在战争末期，作战对象扩大到百济、日本甚至新罗。作为中古史的一项国际性课题，中外学人从隋唐皇帝与政治史、军事与战争史、国际关系史等角度对隋唐辽东战争战事已有不少研究。然而，对于唐朝因辽东之役而在北部内陆边疆调动力量、引发域内域外广泛联动的问题，学界尚未措意。这一问题对于重新理解唐代对外关系意义重大，本文不揣谫陋，希望通过细绎胡汉史料，揭橥史相与史实，反思既有理论框架，庶几达到杜氏所言“延扩和转变历史轮廓”目标之万一。 一、唐军的胡汉混融与参战的北边诸蕃 陈寅恪指出，唐太宗、高宗所用之兵并非“不堪攻战”的府兵，而是以蕃将所统部落为其武力主要部分。章群将唐代蕃将分为“边族蕃”和“西域胡”两类，总数约两千五百人。马驰则将蕃将分为入朝、在蕃及综合型三类。最近苏航又补充了内附蕃部的蕃兵考察。通过辽东之役这一实例，对参战蕃兵胡将的具体分析，有助于认识唐代军事上胡汉融合的特点。 中古时期，蕃汉与胡汉等二元对立概念将非汉族群标示得很清楚，虽然各时期“蕃”“胡”具体所指不同，但“蕃兵”“蕃将”“诸蕃军将”泛指非汉人军将则殆无疑也。特别是在唐代辽东之役叙事中，“蕃将”和“蕃兵”指的是对皇帝亲总之六军麾下参与对高句丽作战的非汉将领及其兵士。贞观十八年（644）十二月唐太宗发布诏书，分别提及契丹、奚、靺鞨蕃长和新罗、百济两国君主所率“联军”的作战计划，诏书虽有一定夸耀色彩，但道出了当时附唐诸蕃出兵之实情。契丹等在辽东道行军，新罗等在平壤道行军。“凡此诸军，万里齐举”，唐朝对高句丽的宣战在东部欧亚区域掀起壮阔波澜。 高宗时期，这一特征仍有鲜明体现。龙朔元年（661），契苾何力作为行军大总管再次出征，其墓志对此战轻描淡写：“于时九月，水陆两军，大会平壤。”但其女墓志却极力褒扬乃父“平辽之功，公乃称最”。在海东，冷眼旁观战局变化的日本，也记载了该年七月契苾何力的再度出征：“苏将军与突厥王子契苾加力等，水陆二路至于高丽城下。”那么，契苾何力和苏定方率领的水陆大军，其规模及兵力构成究竟如何？《册府元龟》载该年四月高宗下诏，任雅相、契苾何力、苏定方分任浿江道、辽东道、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并率诸蕃军将，总三十五军，川陆分途”。《新唐书·契苾何力传》也提及“率诸蕃三十五军进讨，帝欲自率师继之”。《资治通鉴》在交代上述三大总管后则说：“与萧嗣业及诸胡兵凡三十五军，水陆分道并进。上欲自将大军继之。”要言之，高宗皇帝本欲亲征高句丽，所以出动了水陆三十五军，其中兼有“诸蕃军将”“诸胡兵”，可见唐朝动员了多部族力量参战。到总章元年（668）决战时，这种蕃汉混杂的军团模式一如其旧，当时契苾何力“引蕃汉兵五十万人逼平壤”。 太宗、高宗时期帝国的东征大军，具有鲜明的胡汉混融特征，这无疑与唐代前期军事整体格局中突厥等各族蕃将比例奇高有关。 （一）突厥部落随唐东征 我们的“追问”和“寻找”，将从鄂尔浑古突厥文《阙特勤碑》中与唐代辽东之役有关的一个词语开始。唐朝开元二十年（732）树立的《阙特勤碑》分汉文、突厥文两部分，突厥文东面第4行、第7至8行两次出现的Bökli一词，即高句丽： （作为）吊唁者从前面，从日出之方，有高句丽人、唐人、吐蕃人、阿瓦尔人、拂林人、黠戛斯人、三姓骨利干人、三十姓鞑靼人、契丹人、奚人——这样多的人民前来吊唁。 实际上，突厥文碑文中的Bökli与拜占庭史家所撰《历史》中的Mukri、敦煌吐蕃文书转录的回鹘使者所记《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中的Muglig、唐代《梵语杂名》中的Mukuri等同，是不同语言人群对高句丽的称谓。重要的是，唐太宗东征高句丽时突厥部落确曾追随。这便引发了进一步要讨论的问题：唐代辽东之役中突厥诸部如何参战？通过对汉文史籍的梳理，特别是吴玉贵《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对部分突厥将领赴辽东前线记事的提示，将突厥军将跟随皇帝亲征奔赴辽东的记录整理为表1。可见，参战突厥将领特点是级别较高，多为可汗、小可汗或酋长。
归结起来，贞观十八年从征辽东的突厥蕃将，既有突厥汗族阿史那氏诸将，也包括铁勒、沙陀等部将领，因其是率领本蕃部落兵作战，所以赴高句丽的突厥兵士亦为数不少。这在战争进程中也有所体现，如阿史那思摩“从驾东行，在道蒙授右卫将军，仍领蕃兵度辽”。再如，贞观十九年辽东前线智取高延寿、高惠真十五万大军时，太宗曾以阿史那社尔诱敌，“诏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总突厥千骑以诱之”。仅一位突厥将领一次诱敌所使用的小股兵力就有千骑，可见东征中突厥总兵力之众。贞观十八年辽东道行军下还有“兰河二州降胡”，这指的是哪支胡人部队？兰即皋兰州，唐朝瓦解铁勒诸部后，贞观二十一年（647）正月铁勒回纥等十三部内附，置六都督府、七州，其中浑部置皋兰州，后隶燕然都护府；河即浑河州，永徽元年（650）十月，在乌都鞬山的葛逻禄左厢部落置狼山州，右厢部落置浑河州，隶燕然都护府。兰河二州降胡为铁勒浑部和葛逻禄两部蕃兵。 除突厥、铁勒蕃将蕃兵外，回鹘也有参战记录。回鹘首领吐迷度之子婆闰也曾随唐朝作战，“从讨高丽有功”。高宗时，回鹘亦曾遣兵由扶余道行军总管统率，参加对高句丽作战：“永徽六年，回鹘遣兵随萧嗣业讨高丽”，“龙朔元年正月，以鸿胪卿萧嗣业为扶余道行军总管，率回纥等蕃兵赴平壤以讨高丽”。突厥、回鹘将士发挥的作用一向不彰，结合碑铭所记，似应得到更多注意。 既然唐朝北边最强劲的突厥诸部广泛参与唐代对辽东之役战争，那么唐朝周边其他族群是否也主动参战或受到战争席卷？ （二）契丹、奚的参战 隋唐时代靠近幽营地区的契丹、奚、靺鞨实际上具有一定联动性，帝国发兵征讨驱使的辽东周边区域“在地诸蕃”主要是契丹、奚和靺鞨，且常统一将三者纳入军事或行政管理。契丹夹处唐朝、突厥与高句丽之间，历史上遭到突厥、高句丽侵攻，唐朝挟突厥诸部蕃兵对高句丽作战，契丹势难置身事外，而唐朝的策略正是拉拢契丹、靺鞨袭击高句丽辽东。 贞观十七年（643），新罗因受高句丽、百济进攻而向唐朝请援，唐太宗给出的三种建议之一便是仅以契丹、靺鞨偏师进攻高句丽，暂解新罗危机。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六月），太宗也曾有意出兵惩罚高句丽盖苏文的弑君行为，他向臣下问计时也提到：“朕将敕契丹、靺鞨以扰之，何如？”可见，契丹以及靺鞨是被当作唐朝最初袭取高句丽的重要力量。贞观十八年，唐太宗正式发兵高句丽前，下令前线的营州都督张俭“率蕃兵先行抄掠”，其后张俭又“兼领诸蕃骑卒，为六军先锋”。这里的蕃兵实际上主要也是契丹、奚部落兵。《资治通鉴》贞观十八年条记为“营州都督张俭将胡兵为前锋”，而《新唐书》对此事叙述更为清楚，“七月甲午，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兵及契丹、奚以伐高丽”，可见蕃兵除了契丹、奚兵之外，应还有其他“胡兵”。《新唐书·张俭传》载： 可知张俭在营州白衣领职期间就曾率兵击破高句丽进犯，对照《册府元龟》所载，张俭率领的是营州镇兵以及“营州所管契丹、奚、霫、靺鞨诸蕃”。李靖平突厥后，“有思结部者，穷归于俭”，张俭麾下应有相当数量的突厥兵，据上引《张俭传》知，这也就是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辽东之役时随其“略地至辽西”的“蕃兵”。那么，作为行军总管的张俭麾下“诸蕃骑”当首先是皇帝分派给行军大总管的北方诸蕃骑兵，包括契丹、奚、靺鞨、突厥和汉兵。贞观十八年十二月，太宗再次“诏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分道击高丽”，“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兵及契丹、奚以伐高丽”。概言之，张俭在营州时麾下以契丹、奚等辽东在地蕃兵为主，兼有突厥等部士卒，对高句丽作战者即是。 那么，营州都督所率契丹、奚等蕃兵参战的具体形式如何？换言之，他们是否成部落地开赴战场？据《册府元龟》，贞观十九年十月，太宗战后返归营州，“诏本州刺史、父老及契丹等蕃长、首领宴会，父老年七十以上，契丹、奚蕃长以下，各班赐缯、锦、绫数千万段”。又据《旧唐书·契丹传》，贞观二十二年（648），契丹窟哥等部咸请内属，唐廷“以窟哥为左领军将军兼松漠都督府、无极县男，赐姓李氏”。两则史料，一为太宗赏赐契丹和奚，一为契丹内属。二者虽未明言窟哥所部契丹参战，但通过唐朝授予窟哥左武卫将军不难推断，契丹内属前应是随太宗东征并立有军功。高宗永徽五年（654）十月，“高丽遣其将安固率高丽靺鞨兵侵契丹”，松漠都督李窟哥出动骑兵在新城击败之，契丹遣使向唐朝告捷。这些都是契丹部落成兵参加辽东之役的例证。 实际上，在贞观十八年、十九年征高句丽诏书中，早已明言契丹和奚成部落地由其蕃长率领参加对高句丽作战：“契丹蕃长于句折、奚蕃长苏支、燕州刺史李玄正等，各率众绝其走伏”；“行军大总管英国公勣、行军总管张俭等，率领骁锐，元戎启行。北狄、西戎之酋，咸为将帅；奚、霫、契丹之旅，皆充甲卒”。可以明确，契丹和奚是作为营州总管麾下先头部队对高句丽予以抄掠寇击，正式东征后，其蕃长率领部落兵众与辽东道、平壤道各路大军一起向辽东发起总攻。贞观二十一年三月，太宗再次遣将出兵攻打高句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郑仁泰作为副大总管率领营州都督兵，借由新城道进军。其中营州都督府下契丹等蕃兵赫然在列，“其营州都督府所管兵马，尽皆隶勣”。李勣所部此战胜利班师时，渡过白狼、黄岩二水后，曾向这些契丹蕃兵询问辽水之源所在。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降玺书警告百济义慈王，勿再与高句丽进攻新罗，否则“即令契丹诸蕃渡辽泽入抄掠”，明确提到抄掠作战的力量是“契丹诸蕃”。永徽六年（655）新罗金春秋上表求救，唐朝发兵一万，东夷都护、营州都督程名振率兵破高句丽于贵端水，所资力量也应该包括契丹蕃兵。显庆三年（658）六月，程名振和薛仁贵攻高句丽众烽镇，大获全胜，稍后高句丽遣将率众三万反击，“名振率契丹兵逆击，大破之”，可见营州都督下辖契丹兵始终在唐朝辽东之役中扮演重要角色。 与契丹常常并称的奚，在辽东之役中的作用也不小，“帝伐高丽，大酋苏支从战有功”。其后奚部内附，唐廷设置松漠、饶乐等都督府，并在营州复置东夷校尉管理。《辽史》所载“拓跋部帅”提供了奚人参战的线索：“拓拔氏乘辽建牙于此，当饶乐河水之南，温渝河水之北。唐太宗伐高丽，驻跸于此。部帅苏支从征有功。”此拓跋氏即后文“奚长可度率众内附，为置饶乐都督府”所说之奚。 （三）靺鞨的分化 靺鞨实际上是夹处于突厥、契丹、高句丽之间的一个松散共同体，各部不相统属，战争中常常分处双方或多方阵营。靺鞨突地稽部在隋末内属营州，“炀帝授突地稽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随后其部在大业八年辽东之役中即参战。唐贞观十七年六月，太宗有意动用契丹、靺鞨力量袭扰高句丽边境，九月新罗向唐朝求援时，他又建议略发边兵和契丹、靺鞨进攻辽东。如前所述，靺鞨和契丹都是袭取高句丽的重要力量，营州麾下靺鞨部队与契丹、奚诸蕃兵一同作为先锋部队参战。 668年，高句丽灭亡，唐朝与新罗矛盾升级，最终爆发战争，唐军西调赴吐蕃作战后，安东的靺鞨部队作用更为重要。突地稽之子李谨行就是唐朝名将，在平定高句丽遗民叛乱中战功卓著，其时新罗积极扶植高句丽叛众对抗唐朝，以图攻占百济和高句丽故地，“咸亨四年闰五月，燕山道总管李谨行破高丽叛党于瓠卢河之西，高丽平壤余众遁入新罗”。李谨行所率部队后在薛仁贵给新罗王书信中被称为“高将军之汉骑，李谨行之蕃兵”，可见高侃、李谨行部队具有蕃汉杂糅特性，其中除靺鞨兵外，或许还杂有辽东之役余下的诸蕃兵。随后671年的“高侃等率蕃兵四万到平壤，深沟高垒侵带方”便是明证。新罗方面史料记载，同年春正月，“靺鞨兵来围舌口城，不克将退，出兵击之，斩杀三百余人”。唐朝方面史料也有靺鞨兵为唐朝对新罗作战力量的记录，李谨行担任安东镇抚大使。 靺鞨除了亲唐诸部随唐朝大纛同征高句丽之外，亦有附高句丽者。最有名的是安市城之战中北部耨萨高延寿、南部耨萨高惠真所率“高丽靺鞨之众十五万”，太宗出奇兵大败之。反映驻跸之战靺鞨受高句丽驱使的史料说“高丽与靺羯合军四十里，太宗有惧色”。战后太宗“收靺鞨三千三百，尽坑之”，盖因作战时“高丽尝令靺鞨居前”。此外，史籍中还有“辽东之役，高丽靺鞨犯阵，李勣等力战破之”的记事。前述永徽五年十月高句丽对契丹新城之战，所依靠力量仍是靺鞨部队，“藏以靺鞨兵攻契丹”。此后这部分靺鞨仍随高句丽一起进攻新罗，永徽六年新罗金春秋上表求救：“高丽与百济、靺鞨相连，侵其北境，已夺三十三城。”唐朝因此发兵一万讨伐高句丽。新罗方面自陈，龙朔元年五月九日，“高句丽将军恼音信与靺鞨将军生偕合军，来攻述川城，不克，移攻北汉山城”，明确提到靺鞨将领的名字。 乾封元年（666），契苾何力再次被任命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当时，高句丽“又引靺鞨数万据南苏城”。契苾何力斩首万余级，乘胜连拔数城。是年，泉盖苏文之长子莫离支泉男生投唐，其麾下亦有靺鞨契丹部众。咸亨年间，李谨行大破高句丽叛军于瓠芦河之西，“时谨行妻刘氏留在伐奴城，高丽引靺羯攻之，刘氏擐甲率众守城”。这些例证说明，这一部分靺鞨与附唐靺鞨相反，是依附于高句丽与唐对抗者。在高藏王被派回辽东安抚本蕃余众时，他企图谋叛，拉拢的对象就是靺鞨。而且，靺鞨势力可能已经深入朝鲜半岛南部，与新罗毗邻，如显庆三年新罗王以“何瑟罗地连靺鞨”设州置都督以镇守，盖因何瑟罗原是高句丽悉直州。另，新罗统一后所建“九誓幢”部队中的“黑衿誓幢”就是由原属高句丽后被纳入新罗的靺鞨人组成。 靺鞨在辽东之役中的分化，也为重新认识这一群体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实例。 （四）高昌、粟特、羌、蛮诸蕃将 1.高昌王的参战。贞观十八年底东征军出发，平壤道行军序列下的作战力量包括“江、淮、岭、硖劲卒四万，长安雒阳召募三千，战舰五百艘”，而辽东道在大总管李勣和副大总管李道宗统领下，除张士贵、执失思力、契苾何力、阿史那弥射、张俭等名将外，赫然还有“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麴智盛……并为行军总管以隶之”，这清楚反映出大军的多族混融特征，其中高昌王麴智盛系于贞观十四年为唐军所擒，此时作为参战将领，根据唐前期蕃将领兵一般原则，麾下必有一定数量高昌士卒。 2.粟特首领的参战。《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载，粟特首领安附国也曾随太宗到辽东作战并因功受封，“十九年，太宗扬銮蹔抚，清海俗于三韩，驻跸聊麾，骇天声于六汉。侯公参末将，绩预元戎，诏论功授上柱国，封驺虞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据碑文，安维出自安息，原本附于突厥，贞观四年（630）随父朏汗脱离突厥入唐。他受太宗拔擢，与鸿胪丞赵德楷出使吐谷浑，后来“加秩为忠武将军，行本职”。由其职守来看，辽东之役中作为“末将元戎”的安附国，率领的是维州本部兵马。 3.羌人将领的参战。《三国史记》载，新罗文武王十一年（671）“冬十月六日，击唐漕船七十余艘，捉郎将钳耳大侯，士卒百余人，其沦没死者，不可胜数。级湌当千功第一，授位沙湌”。中原史料对此无载，考虑到战役结果，或有讳言可能。据《隋书》所记萧琮族妹嫁给钳耳氏故事可知，钳耳大侯是羌族。钳耳大侯部下当有羌兵参战。 4.岭南蛮人将领参战。庞孝泰先后参加太宗、高宗辽东之役。贞观十八年，他作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众将“帅江、吴、京、洛募兵凡四万，吴艘五百，泛海趋平壤”，史载“白州人庞孝泰，蛮酋凡品，率兵从征高丽”，表明他是作为酋豪率兵出征。龙朔初，庞孝泰为沃沮道行军总管，与其子壮烈战亡，事迹被《册府元龟》编入《将帅部》忠门下予以表彰：“时孝泰率岭南水战之士，军于蛇水之上，高丽盖苏文益兵击之，孝泰大败。”这里提及他所率兵士为“岭南水战之士”，《新唐书·高丽传》记为“岭南兵”，《通鉴》还补充了“军败，与其子十三人皆战死”的信息。 （五）高句丽、百济和新罗部队 高句丽、百济、新罗投入辽东之役战斗自不必赘言，但唐军将高句丽、百济人吸收进作战部队序列尚无正面的揭示。 1.高句丽人。有案可查的随同唐军反戈辽东和平壤的高句丽部队，一是前述高延寿、高惠真所部，一是著名的内附高句丽权臣泉男生所部。贞观十九年，高延寿、高惠真被唐朝收降，人数多达36800，高句丽举国震骇。唐朝在驻跸之役得到的降卒，在八月的安市城战斗中被投入作战，推测这些人也参加过其他战斗。高宗时期，莫离支泉男生投诚唐朝时，所部人数也不少，其后泉男生所部主力直接反戈辽东作战，此即《泉男生墓志》所载“领本蕃兵，共大总管契苾何力等相知经略”。《新唐书·泉男生传》亦载“与李勣攻平壤，使浮屠信诚内间，引高丽锐兵潜入，擒高藏”，投唐高句丽兵士还立下破城擒王之功。随着战事推进，高句丽投唐人数越来越多。 2.百济人。百济士卒被编入唐军一向没有引起注意，兹揭出证据坐实。《册府元龟》载：“龙朔元年，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拔百济之贞都城，其王义慈来降。遣左卫郎将王文庶赍玺书慰劳定方已下将士及百济百姓，各令安堵如旧，有才者节级录用，若能便经略高丽者，委定方拣择将士可否，闻奏。”这里明文确定吸收百济人作为对高句丽作战力量。此外，《日本书纪》也有百济向倭国“转赠”唐朝战俘以请兵助战的记录，661年，“百济佐平鬼室福信、遣佐平贵智等来献唐俘一百余人”。据此推断，唐、百济战斗互有胜负，唐朝方面将俘虏的百济人再投入战斗也合乎情理。当然，唐朝收编的百济部队可能较为零散、人数不多。 3.新罗军参战是毋庸赘述的事实。新罗和百济因为邻近高句丽并且与之存在争霸关系，其实更为直接、全面地处在辽东之役的漩涡之中，并因此而展开长期的外交配合。关于这方面研究较多，此从略。 总之，唐朝大军一侧云集了来自唐朝周边四方的蕃胡军将。在唐帝国所发动的辽东之役系列战争及其附属战争（百济之役、新罗之战）中，诸蕃将士参战的方式则有所差异：一是为唐朝驱使，在蕃长统领下成部落参战，从邻近的幽州、营州进发，如突厥、契丹、奚等；二是派出蕃兵随唐将作战，如回纥、葛逻禄等；三是在国王及众将统率下自高句丽边境攻入，如高昌、粟特等。此外，新罗军则自朝鲜半岛南方进军。 二、唐代辽东之役与周边联动 唐朝多管齐下，北边诸蕃皆出军助阵，东征部队实际上囊括了以唐朝皇帝（后被尊为“天可汗”）为首的胡汉复合军团，辽东一隅的陆海军事行动已经引发了唐朝周边的连带效应。不止如此，在战场之外，相关各政权或因时而起事，或借力打力，或被动发生连环影响，政治关系上的波澜壮阔丝毫不逊于军事战争的硝烟弥漫。下面以薛延陀、吐蕃、倭国、新罗、渤海契丹为线索，观察唐帝国周边联动关系的多层涟漪，揭示辽东之役引发的连环影响。 （一）阿史那忠“东征北伐”的启示 在正面论述从北部边疆到东部边疆周邻的联动之前，我想通过墓志揭示一位突厥武将的戎马一生，对辽东之役期间唐朝控驭整个北边的内在本质做一探索。通过《阿史那忠墓志》，突厥蕃将个人“东征北伐”的一系列活动恰好反映出唐朝疆域东西之间的内在联系。阿史那忠因擒颉利可汗有功而被赐名，他的活动可以用高宗诏书中的话概括：“东征北伐，西抚南驰，经营四方。” 墓志先是追忆贞观十八年二月至十九年九月唐朝辽东之役期间，身在东疆的阿史那忠奉命赶往西疆，与安西都护郭孝恪一同平定、安抚焉耆：“圣驾雷动，问罪东夷。公衔命风驰，慰抚西域，旌悬泑泽，骑越葱河，处月焉耆，共计王略。公扬威电击，诸戎瓦解。前庭宝马，驱入阳关，罽宾飞鸾，将充禁籞。辽东奉见，诏隆奖饰，仍授上柱国。”焉耆的叛乱不止牵动了安西地方军队的神经，唐廷也发出诏命让阿史那忠率领中央军队前往主持平定焉耆的善后安抚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阿史那忠完成任务后还迅速赶往圣驾所在的辽东前线复命。唐朝统治者身在东边，心系西边，东西互动牵扯唐朝政策方向，但应对游刃有余：“侍辇幽燕，言过汾晋。于时延陁犯塞，羽檄纷然。公驰驿赴救，事宁而返。蜂蚁复集，风尘大惊。诏率全军，应时摧殄，延陁遂灭，漠北以空。”继而，阿史那忠随太宗返回长安，自河朔途经晋北时，正逢薛延陀犯塞，这实际上是北边的薛延陀因辽东之役产生了联动效应，阿史那忠率兵救急，奉诏殄灭薛延陀。“永徽中……为左武卫大将军，寻迁右骁卫大将军。属兴师辽碣，以公为使持节长岑道行军大总管。元戎长驱，天威遐畅。”高宗永徽年间，辽东战事再起，他这次是直接率军出征的行军大总管，与贞观辽东之役时外围作战不可同日而语，战事虽以骈辞虚写，但其长岑道行军统辖的突厥部卒无疑取得了胜利。“契丹在白猿之东，居黄龙之右，近侵卉服，外结鸟夷。公回师诛翦，应机殄灭，虏获万计。”阿史那忠从辽东回军途中顺势解决契丹问题，碑、志综合来看似为显庆五年（660），与史书记载不同。契丹作为贞观辽东之役的“盟友”之一，此时已经发展到需要中央出动军队平定的地步，起因与辽东之役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关（详后）。“总章元年（668），吐蕃入寇，拜使持节青海道行军大总管……西海诸蕃，经途万里，而有弓月扇动，吐蕃侵逼，延寿莫制，会宗告窘。以公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唐朝平定高句丽、百济，东疆暂宁，但是吐蕃等扰动西疆，唐朝政策方向转而向西，联动牵引帝国对外方向转移。陈寅恪最早将唐灭高句丽但旋即退出朝鲜半岛的根本原因归于吐蕃对其关中核心区域附近的威胁，阿史那忠墓志可视作此论的注脚。 阿史那忠在太宗、高宗两朝辽东之役期间密集的军事行动，反映出唐朝居于中心的地位，环绕其周边接连发生关系变化和区域联动。墓志揭示的仅是一个典型个案，尚难窥全豹，我们再近距离观察薛延陀、吐蕃、契丹和倭、新罗等周边政治体与辽东之役的具体联动关系。 （二）薛延陀的异动 贞观十四年东突厥内附后，太宗欲将其安置在河南，薛延陀即开始进攻突厥旧地，带来北方草原的不安定因素。在东征之前，唐朝统治层有人对留在河南的突厥降部极为担忧：“陛下方远征辽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师不远，岂得不为后虑!愿留镇洛阳，遣诸将东征。”此前早有突厥安置地争论，这次的建言与其无关，其实是希望太宗取消亲征。太宗予以驳回是基于对突厥和薛延陀形势的分析：“突厥贫弱，吾收而养之，计其感恩，入于骨髓，岂肯为患!且彼与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其情可见矣。”他宣称十五年内“保无突厥之患”。这反映出唐朝东边政策的制定、出台、实施与突厥、薛延陀等北边政策有内在联系。 果然，薛延陀在唐朝大军向东进发之后出现异动。高句丽对薛延陀主动拉拽，企图促其对唐朝后方采取行动，薛延陀趁唐朝忙于对高句丽作战，大举进犯内陆。其间细节颇值得剖析： 有两点须注意：首先，太宗反向警告薛延陀，切勿铤而走险趁东征之机南下。其次，薛延陀真珠可汗致谢，并请发兵助攻高句丽，太宗不许。至此薛延陀与辽东之役的联系尚若隐若现，接下来则因战争走向而与高句丽发生直接关系：驻跸之战后，盖苏文发动靺鞨遣使联系真珠可汗，“太宗拔辽东诸城，破驻跸阵，而高丽莫离支潜令靺鞨诳惑夷男，啖以厚利，夷男气慑不敢动”。“啖以厚利”或“诳惑”无外乎许以共同对付唐朝而得到的回报。真珠可汗在位时虽拒绝了高句丽和靺鞨的利诱，没有作乱北边，其少子肆叶护拔灼继位后（即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却立即反转真珠的既定政策，“是时复以太宗尚在辽东，遂发兵寇夏州”，表明薛延陀与高句丽因情势而形成一定战略联动。 然而，拔灼遭唐朝自辽东战场调回的突厥大将执失思力痛击，“将军执失思力击败之，虏其众数万，拔灼轻骑遁去，寻为回纥所杀，宗族殆尽”。《资治通鉴》说：“上之征高丽也，使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将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备薛延陀”，语义似执失思力并未出征，其突厥部队预先屯驻在夏州以北防备薛延陀，但下文又说“上遣左武候中郎将长安田仁会与思力合兵击之。薛延陀大败，追奔六百余里，耀威碛北而还”。结合太宗发兵征高句丽诏书（十八年十月、十二月）明确将执失思力确定为辽东道行军总管的记载，执失思力应是在辽东临危受命反击薛延陀。翌年六月，太宗诏令各路大军共同征伐薛延陀：“诏以江夏王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瀚海安抚大使；又遣右领卫大将军执失思力将突厥兵，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将凉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万彻、营州都督张俭各将所部兵，分道并进，以击薛延陀。”诸将领都曾率兵东征参加辽东之役，说明执失思力与其他将领都是从辽东调回，只是存在时间差，执失思力在先，诸将在后，且思力是二度受遣。再结合上文薛延陀出兵始末的分析，其南下实则早在唐朝预先防备计划中，田仁会而非执失思力才是留在北边的守军将领。这一事实有助于揭示薛延陀问题和辽东之役紧密的联动性。 唐太宗曾说：“朕自平定突厥、破高丽已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为州县，夷狄远服，声教益广。”他所自矜的平定突厥、铁勒，攻破高句丽，使唐前期形成兼跨中原和草原的大格局。在薛延陀的军事行动中，他直接将过往的东征和眼下的北征联系起来，贞观二十年（646）六月平定薛延陀后下诏说： 《令皇太子处分庶务诏》也说：“朕因东行忧劳，幸灵州绥抚，冒寒来往，稍觉疲弊。”贞观二十年的另一份手诏，也仍在强调“薛延陀破灭，其敕勒诸部，或来降附，或未归服，今不乘机，恐贻后悔，朕当自诣灵州招抚。其去岁征辽东兵，皆不调发”。这些都直接反映出帝国东征与北征的内在联系。皇帝在诏敕中明言东征带来身心上的“疲弊”“忧劳”，这些话语说明了什么深层问题？王朝接连应对不同方向的边患形成的危机，唐太宗征高句丽无疑消耗了大量物资、人力，更重要的是皇帝亲征对全国的牵引深巨，易使其他方向空虚之地暴露，引发内外动荡，这在战前对辽东之役的廷议中已有充分反映。太宗相应地预先做了部署，但牵引力达到一定程度，矛盾必然激化甚至失控，薛延陀问题便是如此。突厥故地薛延陀部与高句丽的联络在唐朝应对下被化解，回纥又因唐朝反击薛延陀的军事行动而崛起，辽东之役成为这一系列连环波动的动因。 （三）吐蕃的反响 再来看西边的吐蕃。陈寅恪著名的外族盛衰连环学说的例证之一，就是唐代与高句丽战争的成败一方面与新罗、百济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又与唐朝西边的吐蕃局势密不可分，即所谓“吐蕃之盛强使唐无余力顾及东北，要为最大原因”，他还将唐朝注意力自东向西的转移视作其后数百年变化的发轫。吐蕃侵入西北边地，唐朝由此抽调加诸东边的军力专心对付吐蕃，进而造成安东都护府、熊津都督府等地失守，这是外族连环影响唐朝内外政策的典型案例。在此基础上，笔者再增补史料试作拓展，揭示吐蕃与高句丽在贞观、永徽-龙朔两代辽东之役进行时即存在联动关系。 其一，《册府元龟》卷九九一载，仪凤三年（678）九月，高宗因吐蕃侵扰边境一事的对策问题，与廷臣有一番往复对话。高宗问：“吐蕃小丑，屡犯边塞，我以务在安辑，未即诛夷。而戎狄豺狼，不识恩造，置之则疆场日骇，图之又未闻上策。宜论得失，各尽所怀。”高宗这一策问的核心在于应对吐蕃内侵，唐朝是选择即刻进兵反击，抑或蓄养兵力粮食储备再缓图进击？三位建言者一致认为骤然出击只能招致军事失败，倾向于休养士兵，营田储粮，防守边疆，而后一举发兵讨灭。针对这些意见，高宗的话透露出对于朝廷而言，眼前的吐蕃边患与已成往事的平定百济、高句丽之间存在内在联系：“海东二蕃，往虽旅拒，高丽不敢渡辽水，百济未敢越沧波。往者频岁遣兵，糜费中国，事虽已往，我亦悔之。今吐蕃侵我边境，事不得已，须善谋之。”对唐廷而言，除却劳师动众、靡费国帑的共同点，以及东、西边疆的差异性，中央必须把吐蕃和辽东联系起来考量，一体措置。 其二，《旧唐书·吐蕃传》载，吐蕃赞普弃宗弄赞（即松赞干布）在太宗亲征返回的第一时间，即呈上《贺平辽东表》：“圣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国，并为臣妾，而高丽恃远，阙于臣礼。天子自领百万，度辽致讨，隳城陷阵，指日凯旋。夷狄才闻陛下发驾，少进之间，已闻归国。雁飞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预子婿，喜百常夷。夫鹅犹雁也，故作金鹅奉献。”以往对这一贺表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唐蕃双边关系，而鲜有注意到吐蕃等唐朝西边蕃国的高句丽观。这里援引一份敦煌文书试作揭示。现藏法国的P.T.1283敦煌文书为吐蕃文《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是回鹘可汗遣使搜罗当时东方各族资料汇总，它可能来自汉文，译成突厥文，最后转译为吐蕃文，反映的是回鹘、吐蕃的世界观。现抄录牵涉高句丽的段落于下（王尧先生译文）： 文书对记述对象风俗或有夸张，但就其对当时辽东和朝鲜半岛族群名称和方位记载的准确性和可对应性而言，蛮子百济无疑指的是百济，汉译非常准确；而Muglig正如文书自我解释的就是当时的高句丽。因为历史记录的匮乏，古代东部欧亚之间的交往交流能形成文献流传的少之又少，这份珍贵文书的价值在于，它反映了吐蕃对于被偌大的唐朝区隔开来的东部欧亚人群的知识。此外，梵文中的“高丽”可能也会成为吐蕃通过吸收梵文典籍了解高句丽的知识来源，如前述唐代《梵语杂名》之例证。结合松赞干布《贺平辽东表》来看，吐蕃出于战略考虑，积极搜集辽东战事进展信息，对唐朝出师、回师细节了如指掌，对其邻邦的地理环境十分熟悉。吐蕃情报系统在探测唐朝军事计划方面为学者称道，这很可能是吐蕃后来趁唐代辽东之役尾期胶着于平定安东局势而趁机进攻唐朝西边的重要前提。 （四）倭国的震荡 让我们再将考察方向转向东边，探寻倭国动向的超地缘意义。以往中外学者研究重点在白江之战，聚焦于倭国的出兵动机、军队规模、东亚关系等问题，这为进一步从唐朝周边观察东部欧亚的联动关系提供了基础。通过倭国与高句丽、百济的互动及对唐朝认知，可剖析辽东之役对倭国的震荡性影响。 6世纪中期，新罗先后攻取洛东江下游的金官伽耶（532）、大伽耶（562），使百济东进政策遭到挫败，对介入朝鲜半岛南部的倭国势力也是沉重打击，因为此地历来是日本输入大陆文化的重要通道。百济和倭由此在556、562年两度出兵新罗，高句丽、百济、新罗的纷争遂更趋复杂。倭国以对百济的军事援助，获取先进文化，促进自身发展。日本在隋朝建立后利用“佛教外交”与之重建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缘于汉传佛教向东亚的传播。 唐朝欲建立稳定的国际体系，并不想把开拓的土地作为直属领地，而是采取羁縻政策，新罗就是在羁縻体制下独立的，唐朝在新罗设鸡林州都督府，都督由新罗王担任。而倭国对朝鲜半岛始终是掠夺性的，要获取实际的利益。此时倭国逐渐强大，希望征服半岛，《三国史记》中有大量倭国进犯的记载，《日本书纪》也保留了关于倭与高句丽、百济密切联系的记载。高句丽遣使倭国见于白江之战前，此后，百济与日本的各种联系也日渐断绝，高句丽则更难以大规模通过海上与倭联系。白江之战中，倭国积极支持百济与唐朝、新罗作战，齐明天皇亲自督造军器、战船。 在倭国出兵朝鲜半岛前，百济、高句丽使节甚至耽罗使节不断来到日本，其所传递的消息有片面性，导致其低估唐朝军事实力，执意出兵。甚至可以说，倭国出兵是百济、高句丽急于引入倭国力量，倭国统治层进而对内外形势误判的结果。但这不代表其出兵是仓促进行或准备不足，实际上倭国发动全国各地进行备战。倭国实力不仅远远被唐朝抛在后面，即便与陆战经验丰富的高句丽相比也是望尘莫及，出兵决策有孤注一掷的成分。战争中倭军受到重创，对外取向也受到深远影响，战后倭国彻底放弃对抗唐朝的思维，转而积极派出遣唐使吸收其先进文化。 （五）新罗的统一 严格说来，唐代辽东之役期间的百济战役，属于一场“节外生枝”的战争，它的展开服从于唐灭高句丽战争目标的战略需要；而辽东之役之后的唐与新罗之战，则属于一场“始料未及”的战争，唐朝不可避免地被迫应战，其间历史脉络蕴含着矛盾发展转化、量变积而质变的戏剧性。陈寅恪曾总结说：“高丽废而新罗、渤海兴，唐室对于东北遂消极采退守维持现状之政策。”通过分析新罗的统一，可从长时段审视辽东之役的连环影响。 首先，新罗的“一统三韩”并非唐代辽东之役的预定目标，实乃新罗与唐朝矛盾激化发展的结果。拜根兴分析战争期间（669-676）及战后唐、新罗交往及性质，认为战争的结束是双方达成的妥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胜败。韩国学者一般将这场战争视为新罗统一战争的“最后一幕”。其实，“以小事大”的新罗具有高超的外交艺术。这次战争的起因，是新罗在协助唐朝灭亡百济、高句丽之后，与唐朝驻军爆发战争，唐朝将百济、高句丽故地一并纳入安东都护府治下，与新罗利益冲突。新罗利用唐军主力被吐蕃牵制在西部战场的良机，于咸亨元年至三年（670-672）不断进攻熊津都督府。出于国内政治及经济需要，唐朝主动将熊津驻军及百姓撤往内陆。以往讨论多将熊津或百济故地作为症结，实际上这只是战争爆发的表面原因，新罗长期内在的“一统三韩”历史意识强烈，已成为历代统治者追求的一项基本国策。唐朝在辽东之役后的一系列直接统治政策（即便是与内陆正州不同的羁縻统治体制），是新罗不可接受的；在唐朝与新罗共同的敌人突然消亡后，二者此前被胜利遮蔽的矛盾遂暴露出来。 新罗对于统一的追求集中体现为“一统三韩”意识：新罗的统一目标是古代马韩、辰韩、弁韩之地（相当于高句丽大同江以南故地和百济故地），无意于北上占据本非三韩的高句丽故地。“一统三韩”已成为新罗（借助唐朝力量）破灭百济、高句丽完成统一的历史话语，且被10世纪建立的高丽王朝所继承，例如： 昔我太祖，一统三韩。（《高丽史》卷三三《世家·忠宣王》，1298年） 高丽时代仍在强化这种历史认识以追拟新罗统一的功绩，说明“一统三韩”意识已根深蒂固。 因此，新罗对百济、高句丽故地的进攻有着明确的消灭敌国、统一列国的意识。自4世纪高句丽南下进入朝鲜半岛开始，除了后来吞并古三韩故地崛起的百济、新罗两国之外，百济和新罗之间还有伽耶诸国（562年被新罗最终吞并），郁陵岛还存在于山国（512年归顺新罗），济州岛存在耽罗国，伽耶诸国、于山国直到6-7世纪才被统一进来，耽罗国则即便在统一新罗时代也基本独立。新罗的“统一三韩”主要是消灭百济、高句丽，后世史家所谓“统一新罗”实质上是对列国体系的摧毁以及在此基础上一元政治体的构建。所以，新罗在地方上实施的“九州五小京”制度、在军制方面实行的“九誓幢”诸制度，在中央自真兴王即开始的强化王权、推行官僚体制、削弱贵族势力的长期国策，无不体现着对政治统一的孜孜以求。 总之，唐朝灭亡百济、高句丽之后，新罗完成了对唐朝以东、靺鞨势力以南朝鲜半岛广大区域的政治一元化，在这一过程中，新罗不惜对唐朝付诸武力。实际上，正是在唐辽东之役战局的逐步推动下，新罗获得了空前有利的局面来完成统一政治体的构建。辽东之役的结局某种程度上是新罗利益的最大化，“统一新罗”实乃拜辽东之役战果所赐。 （六）契丹反唐的连带影响 在辽东之役前，唐与契丹二者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契丹作为臣服者被置于羁縻体制下。武德、贞观初，辽州、营州成为契丹安置地；太宗建松漠都督府，大批契丹人成为大唐“属部”。松漠都督府组建前，辽、昌、师、带、玄五州并属营州都督府管辖（玄州后拨还松漠都督府）。然而，唐代契丹羁縻州在辽东之役后起了变化，契丹原有部落在垂拱至万岁通天年间再次被一分为二，以达分化效果。万岁通天元年（696），营州城傍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杀营州都督，举兵反唐，攻陷营州，“自号可汗”。这一动乱在辽西及契丹内部发生影响，营州军政体系遭到彻底摧毁，一度成为“弃地”，契丹形成遥辇氏八部，大贺氏王族被遥辇氏王族取代。实际上，从营州之乱及其平叛过程中帝国北边局势的变动，反映出辽东之役的连带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契丹和突厥势力的消长以及其间唐朝力量注入产生的演化。 政治体的流变多是上层的改旗易帜，而内陆边疆游牧民底层的实际变化并不强烈，突厥、契丹虽与隋唐等周边政治体经历了诸如内附、从征、羁縻州自治等具体形势的演变，但彼此之间力量拉锯的轨迹仍清晰可见。首先，契丹起兵有一个重要因素，即辽东之役之后营州以东广大区域被纳入安东都护府直辖，契丹和靺鞨兵并没有从战争中解放出来，而此前的辽东之役中契丹不断被征发参战，李尽忠所部其实就是这一部分归在营州辖下的契丹人。营州都督的政策无疑是直接导火索，但根本矛盾则是契丹上层与朝廷统治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唐朝方面，曾利用内附契丹剿灭反叛契丹：“久视元年，诏左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右武威卫将军骆务整讨契丹，破之。此两人皆虏善将，尝犯边，数窘官军者也，及是有功。”更具影响的举措则是来自突厥的“援助”。契丹叛唐正值突厥复兴、在帝国北边扩张之际，突厥向唐朝主动施援，其客观结果是吞并了这部分契丹力量，得以进一步壮大。696年，默啜遣使说：“请还河西降户，即率部落兵马为国家讨击契丹。”武后同意，默啜遂进攻契丹尽数将其人口编入，“自此兵众渐盛”。突厥人在契丹叛军和唐朝之间渔利，从唐廷手中抢夺松漠地区，吸纳契丹部众而强盛。默啜在营州之乱前还在不断入寇唐朝内陆、杀掠边境，与唐朝作战，其意图显然并非援唐而是吞并契丹。残余的契丹已不能自立，最终仍依附于突厥。与之相应，默啜衰亡之际，这部分契丹、奚即再次归附唐朝。 另一方面，默啜因攻取契丹而强大，复引起回纥的内附唐朝及一系列变化，《新唐书·回鹘传》载：“武后时，突厥默啜方强，取铁勒故地，故回纥与契苾、思结、浑三部度碛，徙甘、凉间，然唐常取其壮骑佐赤水军云。……助唐攻杀默啜，于是别部移健颉利发与同罗、霫等皆来，诏置其部于大武军北。”这种内附使得唐朝与回纥合力攻杀默啜，但回纥内部并非都坚持这一立场，其与突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回纥王族便持反唐、亲突厥的立场。随着形势的变化，回纥在唐朝支援下取代了突厥在大漠的地位。 辽东之役引发北边内外族群一系列联动：先是屡受唐朝征发兵役的契丹内附蕃部在营州都督的不良政策下爆发反唐动乱，北边的后突厥则趁机打着助唐的旗号攻破、吞并契丹兵众，实力大增。这又促使漠北回纥内附唐朝，与唐朝联手后攻杀突厥默啜，由此回纥在漠北取得了类似新罗在海东获得的地位，唐朝东边、北边格局复为之一变。 三、结论：中国史研究的新视野 麟德二年，高宗泰山封禅。史书在记载这场盛大辉煌的国家典礼时，用“比岁丰稔，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市”来表现国富民安的繁荣景象。当日“上发东都，从驾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列营置幕，弥亘原野。东自高丽，西至波斯、乌长诸国朝会者，各帅其属扈从，穹庐毳幕，牛羊驼马，填咽道路”，学界通常用这次庆典中四夷来朝的太平景象说明大唐帝国步入隆盛时代。特别是在海东，十月时高句丽王高藏遣其子福男陪祀泰山，此前的八月，百济与新罗盟于熊津城，刘仁轨随即携百济、新罗、耽罗、倭国使者共襄盛举。这是高句丽最后一次作为外蕃参加“国际”集会。 这使人联想到近六十年后，开元二十年（724）的另一次泰山封禅大典：  、五天十姓，昆仑、日本、新罗、靺鞨之侍子及使，内臣之番，高丽朝鲜王，伯济带方王，十姓摩阿史那兴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贤王，日南、西竺、凿齿、雕题、牂柯、乌浒之酋长，咸在位。作为唐帝国全盛时代的大型典礼，开元年间这次封禅之隆盛一如在长安元正、冬至等节日举行的大朝会仪式，不过地点换到了泰山。在唐代皇帝元正、冬至朝会等重要典礼中，诸蕃客使所站位置均有严格规定，彰显着帝国与四夷的井然秩序。如果说麟德二年的封禅尚未凸显高句丽的彻底归服，那么当开元十二年高句丽王受封朝鲜郡王，由外蕃完成向内蕃的身份转变并出现于国家庆典，诸蕃夷狄多已归附为唐朝“化内”之民时，这次典礼也就呈现出一幅华夷融合的统一帝国之繁盛图景。 两次封禅大典的象征意义毋庸赘言，问题是唐帝国在二者之间的一个甲子究竟有何作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唯一，而本文的论证至少已经给出其中一个答案。从内外两个视角来看，唐代辽东之役所引发的帝国内部蕃族的多元互动、外部蕃国的交错联动，一方面调动了唐朝周边诸多政治体及其部众进而引发连环性波动，另一方面强化了作为这个区域世界中心的唐帝国的影响和地位。就像裴矩、温彦博在武德初年高祖皇帝欲解除与高句丽的朝贡关系时所建言的：“若与高丽抗礼，则四夷何以瞻仰？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比列星，理无降尊，俯同夷貊。”唐朝在对高句丽战争中构建的，的确是一个如星辰环绕的太阳式的世界帝国。 唐朝前期向西、北、东三个方面的政治军事行动背后，隐藏着国家发展的整体意图，这种意图超越传统农耕地区指向周边与之抗衡的政治势力（如突厥、高句丽）或与它联络交往的势力（如铁勒诸部）或叛服不定的势力（如吐谷浑、党项）时，唐朝与周边的关系已超越单纯政治军事争衡而将中原与周边联结为一体。作为草原最强大的游牧政治体，突厥诸部称霸大漠南北数百年，隋唐两代统治者均无法回避与其势力消长中的互动。作为欧亚视域下长城南北游牧与农耕文明互动关系的重要内容，隋唐-突厥关系不能仅以二元互动视角来观察，仍需引入第三、第四等更多相关方进行系统的动态观察，以迫近历史的复杂原貌。高句丽位居辽东的森林、草原、平原复合型区域，夹处农牧之间，考察其与隋唐、突厥的互动颇为必要。当唐朝经过反转性的对外政策调整，在灭亡东突厥之后重启对高句丽的战争时，内附突厥诸部奔赴辽东前线，或者作为中央代表镇抚西部和北部边疆的叛乱和骚动。除了这些与唐朝政令相关联的回应，帝国外部交错连环诸方关系也开始应时而动、随机变化，这是不受唐朝主观支配的。 唐代辽东之役与隋代辽东之役相比，对周边地区有更强的政治军事支配力和影响力。唐朝前期进行的征伐较多，而辽东之役并非最大规模的战争，但它彰显的是居于联结东部欧亚世界的中心地位和强大力量。这一时期的唐朝作为世界性帝国，主要表现在政治与军事上的强盛。这种面貌与随着空前的世界性交流而促成的唐代后期开放包容的帝国是一致的，正如历史本身的连续错杂和整体性同它的无序和偶然性共生一样，这个多族内聚统一的帝国得以形成和延续的诸多要素恰恰孕育于帝国的历史进程中。 唐代辽东之役首先引发了帝国内部蕃族力量的运动。除了东突厥系高级蕃将及其蕃兵直接开赴前线外，唐军蕃汉混成的部队中，还明确地看到契丹和奚在营州都督率领下作战，葛逻禄、回纥、高昌、粟特等蕃将所部，以及随着战争进程加入的靺鞨与高句丽人、百济人部队都因这场战争而齐聚高句丽前线，在南部当然还有新罗军队的配合。作战本身就是唐朝边疆内外即东部欧亚人群的一次大规模移动和互动。其次，唐代辽东之役无疑使周边世界诸政治体产生联动效应，比如薛延陀在贞观辽东之役期间先是受到高句丽利诱，继而自行趁唐朝大军在辽东前线之机袭取唐朝北边；西域焉耆叛乱时机与辽东之役过于巧合，极可能也受到战事影响；吐蕃似乎关注唐朝对外作战，其攻掠西边的军事行动与辽东之役有隐约关联；海东倭国更是在辽东之役扩大至百济战场时，受到高句丽、百济拉动以及和新罗关系的影响，参与对唐朝水军的作战。契丹在高宗时代不断掀起反唐之乱，辽东之役之后的“营州之乱”实际上也源自辽东之役受到征发等一系列影响，他们的暴动又再次引起唐朝域外一连串联动：靺鞨成熟政治体创建（渤海国），其对外影响并日益扩大；后突厥在唐与契丹战争中渔利，势力大增，回纥由此拉近与唐朝之关系；新罗也因辽东之役而脱胎换骨，在半岛内构建了一个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体。 隋唐辽东之役（尤其是唐帝国）引发东部欧亚广域范围内诸种政治关系的交错联动，一方面将唐朝周边诸多政治体及其部众调动起来，进而引发连环的世界性波动，另一方面扰动了与唐朝或高句丽相关的政治体及其人群，客观上凸显了这个区域由唐朝军事行动而形成层层涟漪的态势。至少从这一角度回望唐朝对外关系，并结合中国古代帝国与外部互动的特点，这两方面的联动在地域上已经超出了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所谓“东亚世界”范畴，同时也证明此一由日本学者构建的东亚世界绝非“自律一体”，而是属于一个更大的内在互动的区域。 辽东徼外、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由于吸收了以唐文明为核心的汉字文化，在制度、宗教、文明载体（汉字）等具体层面呈现与中原汉地文明相似的面向，并且因较为频繁地受到中原王朝的册封而在官僚体制上愈加和前者趋同，但新罗、日本仍保持着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以及与中国迥然不同的文化特性，并且随着政治体的成长发展，民族意识和“自尊意识”也日益显现。显然，因为一些后进政治体大量吸收先进的唐朝文明，而将其人为划分为一个文明区域的做法，与历史实际无关，并且掺杂着近代以来地理划分因素中的“误会”。 中国古代帝国兼顾四方而非只面向东方，东边事务即使是如唐代辽东之役这般举国之力完成的案例，也仅是其周边众多方向中的一个方向而已。西域史、中西交通史研究业已揭橥汉唐帝国难以用今日东亚范畴来限定，本文的研究从一个新的角度进一步证明，从地理疆域、人群构成和对外交流来看，唐帝国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居于东部欧亚之国，它与周边人群和政治体展开多重的关系而构建起一种共同体，至少囊括了欧亚东半部的内陆地带和海洋区域。近代以前的世界历史主要是欧亚历史，欧亚视野有助于动态观察中国史的整体图景。我们将会在欧亚发现历史中国之脉，发现中华文明远流，发现东西文明互鉴，发现人类兴衰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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