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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浦阳镇》历经十四年的艰辛，终于得以出版。这时，我已是74岁的老人了。出版这样一部书，是连我自己也不曾料到的事情。年轻时，我也曾小打小闹，写过一些小说、诗歌之类的文学作品。那时，我视长篇小说创作为畏途，非我辈能力之所及，在人生规划中，是不敢有这个选项的。岂料到老来，我居然还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写出这部百万言的长篇小说来。诚然，这部《浦阳镇》〉虽不在我的人生规划内，可也并不是从天而降。回顾起我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字生涯，尽管早先没有写作长篇小说的计划，而其间所做的一切，就如同燕子垒窝一样，都是在不经意间为后来创作这部小说做着各种准备。没有那些年的准备，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这部《浦阳镇》。我生长在湘西会同县的一个小山村里。1955年，我初中毕业，由于政审过不了关，未能继续升学，当了一名“回乡知青”。早在三岁时，我因患小儿麻痹症，落得双下肢残疾，回到农村，只能干些力所能及的轻活。白天，我上山放牛；晚上，义务教农民夜校。带着我放牛的几位老者，个个都是“喜乐神”，整天山歌不离口。生动无比的山歌，深深吸引了我。我便开始用“豆腐本子”（一种豆腐块大小的本子）抄录山歌。不到两年，竟然抄录了二十多本。这是我最早从民间吸收到的艺术营养。这时，我开始试着搞起创作来。1956年，我根据教农民夜校所得素材，创作了小快板《母女学文化》，寄到黔阳地区的《群众报》，很快就得以发表。十天后，《新湖南报》的“湘江”副刊予以转载。那年我16岁。不久后，我当上了乡里的民办教师。到了1958年，大跃进民歌唱遍神州大地。我有搜集民歌的经历，熟知传统民歌，懂得民歌的比兴手法，将那些搜集到的民歌改头换面，摇身一变，便成了大跃进民歌。我创作的新民歌经常在省、地、县的报刊上发表，有的还辑入《湖南大跃进民歌集》，并且还得过奖。这就是我从事文字生涯的起点，虽然说是非常低，却是扎扎实实植根于民间的土壤里。
大跃进的1958年，县里成立歌舞剧团。剧团分为歌舞队和戏剧队。歌舞队演的是配合中心的各类节目，需要有人搞创作。当时，县里此类人才稀缺，才18岁的我，由于经常在报刊发表点小东西，又曾为农村俱乐部写过小演唱之类的节目，便被吸收到了剧团，成为一名专职编剧。我为剧团创作配合中心工作的快板、三句半，也写小演唱、小剧本。后来，还根据县里先进人物的事迹编写过两个大戏，在城乡演出，反映都还不错。当时，我还只是个20来岁的毛头小伙。剧团的戏剧队由当地的民间戏曲艺人组成，演唱的是湘西流行的辰河戏。辰河戏演出的剧目有两类：一是有固定剧本的“本子戏”，根据明清传奇古本演出；一是没有固定剧本的“搭桥戏”，由艺人根据明清小说即兴改编演出。前者文采飞扬，后者通俗浅显。那时候，我除了为剧团创作节目之外，还混迹于这些民间艺人之中。每当演出“搭桥戏”时，需要开列一个“桥路”，作为艺人们即兴演唱的依据。开“桥路”的人，被称为“公堂先生”。有时，我在艺人们的指点下，也充当起公堂先生来。几乎所有的明清小说，都曾被艺人改编为“搭桥戏”。除“四大名著”之外，还有《封神》、《岳传》，乃至《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南》、《罗通扫北》、《杨家将》、《二度梅》、《粉妆楼》、《再生缘》等等。这些戏都是连台本，一唱就是连台几十本。有如今天的电视连续剧，非常受欢迎。我在充当“公堂先生”之前，都要提前通读这些小说。通常的情形是，经过艺人改编，立体化了的戏曲，比平面的小说更生动，更好看，观众非常欢迎。久而久之，我也掌握了民间艺人将小说改编为戏曲的套路。若干年后，我在创作《浦阳镇》时，就曾将民间艺人这种小说改编为戏曲的创作手法，反哺到我的小说创作之中，从而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1960年底，我试着写了一个9000字的短篇小说《韩大爷》，寄给了当时的《湖南文学》，没想到竟然在1961年3月以头条发出。后来听人说，刚从北京调回湖南工作的周立波同志看了这篇小说，颇感兴趣。周立波回到湖南担任文联主席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于1962年组织一个文学、戏剧作者的读书会。当时，全省的中、青年文学、戏剧重点作者悉数参加，我有幸成为这个读书会年龄最小的学员。读书会为期八十天，文学组读《红楼梦》；戏剧组读《西厢记》。我因来自剧团，分到了戏剧组。我们都住在一个招待所里，两个组的活动交叉进行。期间，我研读了《西厢记》，也研读了元稹的《莺莺传》，王实甫的《西厢记》就是根据这篇小说改编的。我结合当“公堂先生”的实践，认真分析研究了王实甫的改编，与民间艺人对小说改编手法的异同。除此以外，我还认认真真地把《红楼梦》读了两遍，听了有关《红楼梦》的所有讲座。一个奇幻的文学世界，出现在我的眼前。一个文学之梦的胚芽，就这样埋在了我的心底。特别令我兴奋的是，读书会期间，周立波同志曾找我进行交谈，他肯定了我的小说《韩大爷》，说我已经注重对细节的描述，而塑造人物靠的就是细节。期间，我还有幸聆听了田汉、赵树理等名家的讲座。五十多年前的这段经历，让我受益终生。
有人说，要了解湘西，必须要懂得辰河戏。我刚参加工作，就能和辰河戏艺人朝夕相处，湘西的窗口由此向我敞开。更为幸运的是，1963年，我作为一名工作人员，参加了为期八个月的辰河戏艺术遗产发掘工作。湘西各地的16位辰河戏名老艺人受邀参与这项工作。他们年龄最大的85岁，最小的也近70岁。老艺人或是出身辰河戏世家，或是曾在清末的科班里坐科。我和这些梨园宿耆一道，对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辰河戏艺术，进行从未有过的全面清理盘点，古老戏曲的千姿百态，使我眼花缭乱。夜晚，是老艺人们的休息时间。我和他们一道，夏天乘凉，冬天烤火，听他们摆龙门阵。老艺人打开话匣子，总有说不完的故事。他们摆起了几十年来在“辰河”上下闯荡码头，酬神唱戏的种种情景。老人们兴致勃勃，无所不谈，当年社会上三流九教发生的逸闻趣事，常常成为闲谈的主题。有时，老人们兴致来了，甚至将他们人生中从不示人的隐秘（包括和大户人家姨太太私奔的风流事）也合盘托出。老人们以听众的哈哈一笑为满足。一幅清末民初湘西社会生活的风情画，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印在了我的脑海。我完全没有想到，四十多年后，老艺人都早已不在人世，而他们诉说的那些生动无比的故事，却作为那个时代的绝响，出现在了我的长篇小说之中。就这样，我被说成是既能创作现代戏，又懂得传统戏曲的剧团编剧。我荣幸地成为了省里的三位重点青年戏剧作者之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唯一能做到的，是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剧团的工作中。我只得依依不舍地渐渐远离了文学创作，再也没写过小说。我在剧团，继续担任着“公堂先生”，将一部部古典小说，开列成“桥路”，由艺人们天天在剧场里演唱，维持着剧团的运转。其间我创作的剧本，得以在刊物上发表，由剧团演出。今天看来，当年的“成绩”，实在是如同过眼烟云，除了我自己，谁也不会再记得起它。可在那场“文化大革命”中，却不由分说地变成了我的“罪行”，成了我无休止受苦受难的由头……“文革”结束，我也结束了不堪回首的痛苦生涯，落实政策回到了单位。这时候，我所在的黔阳地区（即今怀化市），出现了一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安江农校教师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科研取得成功。不知道有关部门怎么会看中了我，让我编写一部这一题材的电影剧本。为此，我跟随着袁隆平和他的团队，去到了广西的南宁，海南岛的黄流、荔枝沟、南红农场等地的试验现场，进行了深入的采访，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创作电影文学剧本之前，我应省里的《湘江文艺》杂志之约，写了一篇17000字的报告文学《稻香万里》，发表在该刊1977年的第6期上。这是一篇全国最早以杂交水稻科研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曾被辑入多个报告文学集，在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期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全文播送。由于种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电影剧本虽然写了好几稿，却一直没能投入拍摄，最后不了了之。我十分庆幸和珍视在自己的文字生涯中，能有这样一段令我终生难忘的经历。袁隆平心智的广阔与高远，性格的坚韧与豁达，以及他为人类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令我感佩与钦敬。他的人格魅力与科学精神，伴随着我此后的人生，成为我终生为之看齐的标杆。1981年初，湖南的一家出版社拟出版一套湖南的民间故事丛书，向我约稿。再三斟酌，我的选题定为《沅水的传说》，搜集的范围聚焦在千里沅水。于是，我便有了一次考察沅水的机会。当时，有一个叫做“沅水整治指挥部”的机构，负责沅水航道的治理。我有幸请到指挥部的孙恩惠工程师，担任顾问与向导，与我结伴同行。那时候，沅水一座水电站也没有，畅通无阻，长年通航，由各个航标站管理沿江的航标。我们从沅水上游的托口出发，由各地的航标站派航标船递送，经过十七天的行程，到达常德。孙工从事沅水整治工作二十多年，对沿江所有航道的变迁都十分熟悉。沅水上的一座座险滩，经由他和团队的爆破，险情都得到了改观。航标船途经这些险滩时，他都会告诉我，这里没炸之前是什么样子，险在什么地方，是采取了怎样的爆破，才变成今天的模样。我们每歇在一个码头，都要请来当地的老人（多为旧时的水手、排工和纤夫），给我们讲沅水的故事、传说；讲船排行江的经历和习俗；讲旧时的轶闻趣事。到达常德以后，我们去到那里的麻阳街和西堤，采访那里的麻阳老乡，他们的祖辈都是水上人，后来落户在常德。回过头，我和孙工分别，只身溯水而上，回到沅水的第一天险青浪滩，在滩边的航标站小住了半月。在这里，我拜谒了残破的伏波庙，寻访昔日助人驾船、排飙滩的“滩师”、在滩上从事沉船打捞的“洣匠”。后来，由于组稿编辑调走，出版计划未能付诸实施。我搜集整理出的《沅水的传说》部分书稿，只能以单篇的形式在报刊上陆续发表。而我对千里沅水探访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此。沅水河，湘西的母亲河，她承载着湘西的历史和文化，也是湘西的命脉所在。我是一个幸运的人，能够在沅水还基本上还保持着原生态的当年，跟随一位对沅水了如指掌的向导，进行了那么一次深入细致的探访。能获得这种机会的人，除了我，恐怕就很难再有别的什么人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中国文艺创作繁盛的年代。作家们在的摆脱了多年的精神桎梏之后，井喷似地暴发出惊人的创造力，优秀文艺作品层出不穷。而我却没能成为这个大合唱中的一个音符。进入不惑之年的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惶惑与苦恼。回溯二十多年的文字生涯，原日踌躇满志，如今却对自己的创作才能，不论是文学，还是戏剧，都产生了质疑。当年写的第一篇小说《韩大爷》，虽然得到了周立波的肯定，可就是因为小说里写了公共食堂，开始有点小小的轰动，后来便变得无声无息了；报告文学《稻香万里》，也曾轰动一时，可就是因为写了华国锋对这项科研的支持，不但无缘获奖，评论界再也无人提起了。我为自己的努力感到悲哀。再有，我作为多年的编剧，剧本倒是写了一些，回过头看，大都是配合中心的宣传品，当时也曾红火过，过后谁也记不住，更不要说能够保留下来。思来想去，我感到必须另辟蹊径，做点更切合实际，也更有意义的事。我想到了当年的辰河戏艺术遗产挖掘，也想到不久前的沅水之行。这些仅是神秘湘西厚重的历史文化的一角，就足以令我震撼和神往。湘西，这一块蕴含着无尽宝藏的文化高地，值得我用一生去登攀。与其说抱着那搞不出名堂的创作，倒不如及早抽身，改弦易辙，转而投身于这块土地在历史文化研究。那里才是更广阔的天地。然而，我头脑中虽是闪过这个念头，却不知从何处起步，何处入手。我处于迷茫之中，我在期待着事业、人生的转折点。
正在我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难得的机遇从天而降，落到了我的头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文化部启动了“十大文艺集成”的编纂工程，其中便包括了《中国戏曲志》。戏曲志的编纂，要从戏曲的最基层，即全国各地的地方戏剧种开始。由于我早年曾在辰河戏剧团工作过，后来又参加过辰河戏艺术遗产的发掘.，《辰河戏志》的编纂任务就这样落到我的肩上。我意识到从研究辰河戏入手，拓展到对湘西历史文化的研究，是一个绝佳的途径，既可以完成编纂《辰河戏志》的任务，又可以此为契机，搜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进而投入到我心仪的湘西历史文化研究之中。1982年春天，我开始了相关资料的搜集。沅水中、上游广大地域，包括湘西（含今湘西自治州和怀化市）及与之毗连贵州、四川、湖北等地都是辰河戏的流行区。我用了半年多时间，对这一地域的六十多个县逐一进行了考察。每到一地，少则停留一、两天，多则要住上三、五天。我查阅地方档案文献；拜访民间辰河戏艺人；请教当地宿耆名流；实地勘察建有戏台的庙宇、会馆、祠堂……这些地方的历史变迁、社会结构、民族关系、水陆交通、宗教信仰，经贸往来，风俗民情等等，无不与辰河戏在当地的流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也都进行了调查。这一路走下来，我搜集到了编写《辰河戏志》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也对这一广大地域的历史文化、地理民情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其中，我走得最多的地方是泸溪县的浦市镇，前后有十多次。这里是湘西最早的商埠，同时也是辰河戏的发祥地。在上游的洪江兴起后，它便逐渐衰落了，而这里的文化脉络，却一直保留了下来。后来，小说《浦阳镇》中的浦阳镇，写的就是这个地方。1984年，《辰河戏志》编纂完成，我被借调到省里的《中国戏曲志·湖南卷》编辑部协助工作，前后时间长达三年之久。其间，我工作任务的一项，是负责核对志书中引用的所有古籍文献。我借着这个由头，一头扎进湖南图书馆，干起了“私活”，泡在那里的古籍部，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湘西的正史、野史和地方志；浏览历代文人墨客有关湘西的诗文、笔记、日记和相关著述。民国时期的著述、期刊、报纸，也都成了我涉猎的范围……前后一年多，我通过湘西历史文献的研读，原日田野考察中的许多疑惑，都得到了解释和印证。湘西厚重的历史文化的脉络，在我的脑海中变得更加清晰。1986年初，我与《湖南日报》的一位编辑朋友闲谈。他得知我这些年走了湘西的许多地方，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数据，又坐了那么长时间的图书馆，接触到湘西的相关文献资料，便约我写点儿有关湘西历史文化的随笔短文，在他编辑的“湘江”副刊上发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选题，便一口气写出了好几篇，同时还给了他开列一个拟写的篇目。那位朋友看了以后非常感兴趣，当即拍板，在“湘江”副刊为我个人开辟一个名为“五溪漫话”的专栏。专栏的每篇文章千字左右，内容包括湘西的地理民情，历史事件，民族迁徙，地方特产，民间百艺，奇风异俗等等，既具知识性，又有可读性。陆续发出以后，反响非常好。专栏的开篇文章《浦市说古》，写的是泸溪县的浦市镇，也就是后来《浦阳镇》中的浦阳镇。专栏持续了三年，发表的短文有四十多篇。之后，这个选题的文章又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随笔的涉及面非常宽泛，其中的许多篇目，后来都成为《浦阳镇》的内容。我从事文字生涯以来，一直与辰河戏息息相关。多年来，我不但将辰河戏放在湘西历史文化的大格局中去研究，同时也将辰河戏摆在中国戏曲文化的大格局中去研究。就戏曲文学而言，我认为中国戏曲可以分为文人戏曲和艺人戏曲。文人戏曲出自文人的案头；艺人戏曲出自艺人的口头。中国戏曲的研究从王国维开始，研究的几乎都是文人戏曲，把大量的艺人戏曲忽略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艺人戏曲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艺人戏曲的代表剧目，是各个地方戏剧种中以佛经目连救母故事为题材的“目连戏”。地处偏僻一隅的辰河戏，便是一个擅演目连戏的剧种。由于目连戏涉及到宗教内容，新中国成立后便从湘西舞台上绝迹。我在为编写《辰河戏志》进行的采访中，屡屡听到老艺人说起当年演唱目连戏的情景。而在当时，熟知辰河目连戏全堂剧本和排场的，就只剩下一位年过八十的老艺人石玉松了。我深感情况危急，于1984年9月去到石老先生乡下的家中造访，经由他口述，我笔录了全部辰河目连戏的剧本。就在我离开他家的二十天后，老先生溘然长逝。1989年初，我所在的单位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化促进基金会的一个抢救传统文化遗产援助项目。我想到了辰河目连戏，鼓动单位以“抢救辰河目连戏”为项目进行申报，很快就获得通过。我成为此次活动的主要策划人。我召集老艺人，整理出《辰河目连戏演出本》，又组织编印了《目连戏论文集》。这年10月，在经过精心重排之后，辰河目连戏在停锣歇鼓四十年之后又重新登上舞台，演出时间长达50个小时。此次演出还遵从旧时规制，与当地民间正一派道士的“罗天大醮”配合进行。整个演出和宗教活动都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进行了全程录像。前来观摩的日本、法国、加拿大以及国内专家学者反响强烈。演出结束后，召开了国际目连戏学术研讨会。后来，我在创作《浦阳镇》时，特意安排了“目连大戏”一章。 说起湘西，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这里的巫傩。湘西的辰州巫师名扬天下，奇异巫术编织的千古谜团，曾诱发过无数世人的好奇心。湘西的巫傩文化，滋润了这片神奇的土地。以文化学者的眼光看，巫傩着实是湘西文化的根基和源头。不懂得巫傩，就无法面对湘西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百态。1992年，中国戏剧家协会和台湾清华大学合作的科研课题——“中国傩戏研究计划”启动。我有幸作为湖南方面的学者，参与了这项课题。在此后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我有机会以家乡会同县为基点，进而辐射到洪江、黔阳、溆浦、辰溪、新晃、芷江、麻阳、沅陵、泸溪等地，对湘西巫傩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田野考察，采访了一百多位巫师，得以掌握湘西巫傩包括傩仪、傩技、傩歌、傩舞、傩戏等内容的几乎全部资料，并择其精要，撰写成相关专著和论文在海内外发表，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湘西，还有一种猎人信奉的“梅山教”。梅山巫师用法术加技术，进行狩猎活动。其中道艺最为高超的，当属以弓弩毒箭射杀虎豹的梅山虎匠。由于虎、豹绝迹，国家实施动物保护，梅山虎匠这一古老职业濒临消亡。我的幸寻访到湘西最后的几位梅山虎匠，对这一古老的狩猎方式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撰写成一部专著在台湾出版。千百年来，巫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曾渗透到湘西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解读古代湘西人的精神世界，巫傩是最好的切入口。通过对于巫傩的研究，使我对于湘西的认知变得更加全面和透彻。许多我进行过研究的湘西巫傩事象，后来都成了《浦阳镇》中相应的章节。 2000年，我参与的海峡两岸合作的科研项目结题，同时我也到了退休的年龄。在我从事文字生涯的40多年里，一直在围绕着湘西打转。我以地方戏辰河高腔为突破口，对湘西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既颇有广度，也颇有深度的研究。退休，意味着我进入了老年，而离生命终结却仍然还有些时日，我须要对晚年生活作出适当的安排。首先我认定，必须将“认知湘西，表达湘西”的目标持续下去。二十年来，虽然我已有一百多万字的著述行世，但我所掌握的资料，有许多都还没有来得及派上用场。我的那些研究湘西历史文化的著述，虽然也在学术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除了发表在报纸上的随笔短文以外，受众是非常有限的。一些发表在海外的专著、论文，内陆很难见到。我不希望多年的辛劳，变成了自个儿的孤芳自赏。湘西这片土地，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曾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我热切地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湘西，了解湘西厚重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这时，我不知怎的，竟然产生了写长篇小说的念头。我想，只有写一部反映湘西历史文化的大书，我多年的研究成果、生活积累才能很大限度地派上用场。我认定，通过几十年对湘西的了解与研究，再加上早年从事戏剧、文学创作的经验，我完全具备了写这样一部小说的条件。我开始了《浦阳镇》长达十四年的创作。如今，小说出版，我也松了一口气。丑媳妇要见公婆面。小说写得怎么样？任读者评说。这一项心愿完成了。我的身体还可以，脑子也还清醒，下一步该做什么呢？凭心而论，研究湘西历史文化，也同样是一项非常重的工作，我依然是放不下的。一个古稀老人，盼望老天爷能多给一些时日，让我对以往的学术研究作一个总结，用我手头的资料，为湘西写一部文化史。但愿我的这个心愿，也同样能够得以实现。 李怀荪 (1940→)怀化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退休)，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傩戏学学会会员。长期从事湘西历史文化研究，有《五溪漫话》等著作六部，论文50余篇发表于海内外。退休后，历时14年，创作长篇小说《浦阳镊》，该小说曾在《北京晚报》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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