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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沙嘉孙先生过世已经一年了，近日重看先生的手稿，几欲落泪。我从没想过，先生逝世后，他所留下的手稿依然能够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指导我，他对于文献整理与修复的理念，依然能够启发我。 沙先生一辈子都在与古书打交道，退休前是山东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他与老师王绍曾先生合著的《山东藏书家史略》，是继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之后又一地区性的藏书家研究的著作，被周一良、程千帆等学者誉为“实不啻一部山东学术史”。 其独立编撰的《山东文献书目续编》与王绍曾先生的《山东文献书目》相呼应，是研究山东文献的工具书。 2000年在王绍曾先生80年代筛选的1800种善本基础上，增选数百种善本，同时复核原书，补入行款、版式、题跋、印鉴等，初成《山东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2004年经山大图书馆同仁增订后，由齐鲁书社出版。 沙先生退休后仍笔耕不辍，过世之前完成《玉函山房藏书簿录》的点校并出版。沙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埋首故纸堆，就为了给后辈学子多留下一些文献素材。 借此文想介绍一下沙先生，也试着了解一下那个年代学者的样子。 沙先生出生于1939年，59年高中毕业就工作了。后来在1989年马列主义理论干部班大专结业。看着先生的学术成果，真的很难想象先生的初始学历。 我与先生的师生情分，起源于我冒昧的打扰。没想到先生回信不仅认真为我解惑，有需要继续核实的问题，他还夹在书中，表示这里拿不准，待他重新查考后，再来回答我。 由于我向先生学习的多是古籍纸张修复与文献整理相关，求教时就事论事，故此对于先生本身了解的并不多。这就导致我最初想整理先生生平履历时，很多细节不清楚。所有的材料似乎都是从王绍曾先生将沙先生调入山东大学图书馆开始的。 于是我便去询问了山东大学杜泽逊老师。杜老师与沙先生一起长期跟随王绍曾先生从事古籍研究，私交甚笃。 他谈及沙先生，他提到两件事，“沙嘉孙在济南市图书馆工作时，《济南市图书馆善本书目》便是他整理的是；他工笔画画的很好，师从王凤年”。 顺着这个线索，我找到《济南市图书馆善本书目》，这本书至今未正式出版，1981年这本为油印本，时至今日依旧显示水平。同时我还辗转查到沙先生是1967年进入济南市图书馆工作，1984年2月调入山东大学图书馆。 沙先生始终记得与王绍曾先生的第一次见面，那是在山东省图书馆学会第一次科学研讨会议上，王先生对他说：“你懂得一些古文，我们山大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愿意到山大来工作吗？” 调入山大图书馆的同年，沙嘉孙先生写出《马国翰和玉函山房辑佚书》一文，次年撰写《王献唐先生对图书馆事业和目录学的贡献》。这两篇文章，在相关领域至今仍有极高的价值。山东文献研究、玉函山房研究、王献唐研究，看似不同的领域，却又都与古籍息息相关，先生始终在践行他的初心。 其中还有个小细节，在《山东藏书家史略》出版后，由于有些名目资料奇缺，不免留有遗憾。当沙嘉孙先生有幸寻到新的资料时，他再次用时一年多，撰写论文《文登于氏藏书考》发表于《文献》，重新补充介绍了藏书规模仅次于聊城海源阁的文登于氏小谟觞馆。 这一年，我与沙先生的妻子陈蔓师母接触颇多，闲聊中她告诉我了更多关于沙先生学术研究的细节。师母为人朴实热诚，是先生妥帖的协助者。 她说当年沙先生写出《徐坊和他的“归朴堂”藏书》一文后，北京师范大学刘乃和教授专门感谢他。原来徐坊是刘乃和的外祖父。而沙先生的这篇文章恰恰挖掘出徐坊的藏书状况。这令作为文献学家的刘乃和非常欣喜。后来就其他文献问题与沙先生多有讨论，在得知沙先生右臂受伤以左手作画后，还题诗相赠。 陈蔓师母与沙先生伉俪情深，沙先生曾说，“我和妻子陈蔓同志相濡以沫三十余年，如果不是有她的照顾，此书《山东文献书目续编》根本不可能完成。” 陈蔓师母思念沙先生时，便坐在他的书桌前，她曾说，“他一直叫我蔓儿、蔓儿。他一辈子就为了给你们这些学生留下些资料。如果这些（指沙先生的手稿）能够帮助你，就拿去用。沙先生如果还在，也会这样。” 沙嘉孙先生一生投身故纸堆，他的名字更多是出现在关于山东文献研究领域专著与论文的引文中。只是我觉得作为曾受教于先生的学生，应该把他的经历记下来，告诉后来者，这是一位怎样的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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