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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对中国抗战的贡献 斯诺是一个一生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的美国人，他的生活方式是全球性的。1928年夏，他以《密勒氏评论报》旅行记者的身份来到上海。1936年6月中旬，在宋庆龄的安排下，他走上了通往红区的道路。7月13日到达陕北保安。但同年10月25日，国共关系的变化致使他被迫离开陕北。1939年9月下旬，斯诺以“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又一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就“工合”、国共关系、罗斯福外交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正式谈话。1941年1月，因对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激怒了国民党当局，斯诺被取消了记者身份特权，之后被迫离开中国。虽然只是短短的两次苏区之旅，但他以一个记者的独特视角和对中国的热爱，为中国的抗战开启了一片新天地。 一、埃德加·斯诺给了世界一个了解中国革命的窗口 斯诺最早披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企图和野心。自1928年夏到达中国后，他就不断深入采访，及时向世界报道和传播日本关东军在中国土地上的恶行及侵略野心、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一二·九运动等情况，并且是最早让世界了解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中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西方记者。在斯诺的第一部著作《远东前线》中也详述了九一八、“一二八”事件、“满洲国状况”以及“华北停战协定”等，揭露了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他的这些报道无疑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斯诺是最早冒险深入陕北苏区采访中国共产党的西方记者。1936年，他到达当时红色中国的心脏——陕北苏区访问考察了近4个月。他成功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中的关键人物，最终采访的成果汇集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该书1937年在美国出版，之后更名为《西行漫记》。这本书以斯诺1936年6月至10月在陕甘宁边区采访所得的第一手资料为素材，记录与农民、战士、知识分子的对话及感触，真实地展现了红区革命生活的全景。并比较准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目的、性质、动力及其必然性，给外部世界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各方面概况。该书第一次以外国人的视角客观公正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革命运动史，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作家拉奇曼概括这本书的意义说：“《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红军英勇的长征，首次刻画了共产党的重要人物，首次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毛泽东也曾评价说：“《西行漫记》是一本忠实地报道我们情况、介绍我们党政策的书。”正是斯诺这种探索和报道，如划破黎明的曙光一样，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真正的面貌，也极大地鼓舞带动了之后像海伦·斯诺、卡尔森上校等一批外国青年对红色中国的探寻。 斯诺作为第一个深入陕北苏区采访的记者，也是第一个真实深刻体验到陕北苏区红军生活的记者。也可以说斯诺是延安精神最早的传播者。1936年，他第一次访问延安，见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穿的是有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南瓜汤，住的是条件简陋的窑洞和土炕时，他就断言：“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会产生一种无往而不胜的东方魔力”。在《西行漫记》中，他写道：“深入苏区后，我就会在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的精神；从苏区蓬勃发展的工业中，我发现了他们即使缺乏社会主义工业的物质，却有着社会主义工业的精神。”在诸如此类描述中，延安精神虽没有被直接提出，可这不正是吗？斯诺对延安精神的挖掘与传播，既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宝贵的史学资料，在当时也鼓舞了一大批国内外有志青年，博得了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 总之，斯诺在中国通过对苏区生活的体验和对红军的采访，把陕北苏区的种种情况客观真实地报道给了外部世界，给了世界一个了解中国的窗口，让他们真实地了解中国革命，起到了“正视听，助革命”的作用。 二、埃德加·斯诺极力促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 斯诺，一个至死都宣称“我爱中国”的人，以他自己的满腔热情和一个新闻工作者独特的革命方式积极促成我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可以说，斯诺的写作一开始就是具有政治性质的行为，他对苏区中国共产党政策如实客观地报道本身就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 斯诺到陕北苏区访问考察4个月后，实拍了很多照片和纪录片，写了大量报告文学，特别在其著作《西行漫记》中阐述了中共抗日救国的政策主张，极大地肯定了中共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此外，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在抗战中所取得的成绩也给予了高度赞扬。1941年，斯诺在其出版的《为亚洲而战》一书中高度赞誉了八路军在对敌作战中表现的英勇善战、视死如归和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他说：“别的军队可以被打败、被毁灭而不致使公众的士气和信心受到严重的动摇。但是倘使日军真的消灭了八路军，那么无数的中国人就要失去了对于胜利的最后希望。”这些报道跨越了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给外部世界呈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用大量的事实澄清了国民党对共产党长期的反共宣传，从舆论上促成国共两党的团结。 当然，斯诺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贡献也做了公正客观的评价。他说宋哲元“虽然不是一个进步的统治者，但是一个爱国者。他不是汉奸，也不是任何人的傀儡。”他认为阎锡山，虽然其“行政组织是腐败的、封建的和无能的，但他不是叛国者。”赞扬白崇禧是“一位颇有才能的军事指挥员”。他的这些报道是对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对日妥协、消极抗战形象的一个扭转，也有利于赢得国民党内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持。同时，他也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后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行为。他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讽刺皖南事变是“从台儿庄战役后唯一的重大军事胜利，因为大量的伤亡和被俘人数可以说明这一点。”斯诺的揭示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国民党反共的嚣张气焰，在舆论上施加压力于国民党。也让国民党内部士兵认识到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意图，能有力地呼吁他们起来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不过，斯诺对国共摩擦的揭露并不是毫无限度的。斯诺明白，对其中隐患的过分揭露，反而会让日本侵略者利用，给他们扩大侵略以可乘之机。因此斯诺在报道中，不仅删去了一些不利于抗战的过激言论，还对抗战中蒋介石的领袖地位给予了肯定。毛泽东赞誉斯诺说“他是头一个为统一战线所必需的，建立友好关系工作的铺路人”。 此外，斯诺对中国抗战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国内统一战线上，他还积极地参与到了中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中。斯诺不断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抨击英美的绥靖政策，呼吁西方国家制止日本侵略，号召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联合起来，为正义而战。他还深刻地指出，日本侵略中国只是其野心的一部分而已，他“终究必须在中国排除一切资本的持有人，最初为中国人，最后为外国人。”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在评价斯诺及其《西行漫记》时指出：“在全世界面临战争灾难的前夕，他报道了一支远离西方各国的独立战斗力量。究竟在哪里才能找到可以团结的反法西斯反军国主义的力量？……斯诺起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作用，因为他推动美国乃至世界舆论接受中国共产党作为盟友参加反对国际侵略的斗争。”作家拉奇曼也评价这本书说，“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事业给予了充分的报道，这一事业对于本世纪三十年代那些惧怕抗击法西斯的人们，是个强有力的鼓舞。”斯诺对英美绥靖政策的批驳与中国人民反对英美纵容日本侵略的斗争是相互呼应的。他的这些做法无疑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抗战，让中国人民明白了我们的抗战不是孤立的，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不利于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 三、埃德加·斯诺促成了中美之间人民和平的破冰之旅 20世纪30年代的陕北苏区，各种消息受到国民党重重封锁，物质条件极其匮乏。正是斯诺的到来向西方说明了真实的中国，诚如毛泽东在1938年对一个外国记者说的，“当其他人谁也不来的时候，斯诺来到这里调查我们的情况，并帮助把我们的事实公之于众……我们将永远记得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人。” 1936年斯诺以“世纪独家新闻记者”的身份到达苏区，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传递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中共方面就此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讨论国际关系的专门会议，系统地讨论和阐述了处理中外各国关系的政策方针。 在美国，斯诺的著作传递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罗斯福因此三次接见斯诺。在1944年5月26日的谈话中，罗斯福最终调整了对华政策，两人达成共识，即“把促成中美双方妥协看成是美国政策一项确定的责任”。[6]p171同年8月，美军派出观察组到延安考察，让美国政府更为直观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不懈的抗战精神以及蕴涵于广大军民中的蓬勃生机，开启了两国人民合作的新篇章。在斯诺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埃德加·斯诺”被造就出来。例如贝特兰写的被誉为《西行漫记》姊妹篇的《华北前线》、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史沫特莱的《中国在反击》等等。这些作品让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更直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中美双方建立直接联系创造了契机。 在中国，斯诺是中美人民关系的和平使者。在美国，他是一位信息传递者。斯诺用自己的行动一步步架起了中美沟通的桥梁。他是中美两国的和平使者，他的名字和精神将永远在中美两国友谊史上放射光芒。 四、埃德加·斯诺发起“工业合作运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抗战的经济需要 任何的战争都要以巨大的物力和财力来作为支撑和保障，中国也不例外。而当时中国抗战的条件极为艰苦，有时候甚至连红军队伍基本的衣食都保障不了。为此，在斯诺等国际友人的积极倡导下，在各种抗日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运动）在中国蓬勃开展起来。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发起的一场救亡性经济运动，通过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期抗战的经济压力，当时曾被赞誉为“经济国防线”。 “工合”运动发起之初，斯诺夫妇就建议：“抗战是长期的，而且主要是游击战，因此应以合作方式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进行生产自救，支持游击战。”，提出了创立工业合作社的构想。在延安召开的生产会议上，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完全采纳了斯诺的建议。斯诺还通过英国大使把“工合”计划呈送给蒋介石和宋美龄，既赢得了国民党的支持，也争取到了500万美元的拨款作为开办资金。1938年8月，延安“工合”的工作在西北工合延安事务所建立后正式开展起来。1939年，斯诺又以“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代表”的身份沿途到各地实地考察以促进“工合”运动的深入开展。9月到达陕北，在延安与毛泽东第二次会面。他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工合”的历史和现状，特别强调了游击队的作用。斯诺的所作所为得到了毛泽东的全力支持，毛主席还亲自写了信函通过“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向海外散发，以此来宣传“工合”运动。1942年，斯诺还建议美国当局将其给国民党的贷款拨一部分给“工合”，之后国民党在特殊贷款等方面的确给了“工合”一些帮助。 “工合”运动在延安兴起之后，践行其所倡导的宗旨，尽最大努力提供军用物资和民用物资的方面的援助。这极大地缓解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压力，支持了长期抗战的经济需要。并以工业合作社的形式组织难民生产自救，成功地做到了“寓救于生产中”，解决了一些失业工人的生活就业问题，有利于大后方人们生活的安定。而这些与斯诺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 1972年2月15日，斯诺因癌症去世，他留下的饱含对中国深情的遗嘱是“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回首埃德加·斯诺的一生，他一直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把他一生最宝贵的年华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1973年10月19日，人民大会堂里中国政府为他召开了隆重盛大的追悼会，周恩来、李富春等国家高层都出席了斯诺的安葬仪式。如斯诺遗嘱所愿，他一半的骨灰安葬在了未名湖畔。这片未名湖畔，守望着历史，也见证着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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