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孙绍振丨辛弃疾登楼母题豪放词中的悲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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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单元不论大小，其审美鉴赏和语言体悟都要立足经典文本内部，分析的对象乃是其内在的矛盾和差异。经典作品本身水乳交融、天衣无缝，孤立地作单篇分析，其难度在于没有现成的可比性。比较乃是最基本的方法。操作性比较强的乃是同类比较，具体实施的途径是多样的。同一作者在不同境遇下往往有同一母题的作品，对之作传统的知人论世的解读，这样的组合容量弹性比较大。本文以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念奴娇·我来吊古》《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为例，以登楼母题结合时代背景，作纵向比较，分析辛弃疾豪放词中的悲愤和无奈，揭示其悲剧历史的根源。

【关键词】辛弃疾；壮志；登楼；悲愤；英雄

一、满腔血性军事战略家壮志难酬

辛弃疾继承了苏轼的词风，在词史上苏辛并称，是豪放派的两面旗帜。但是辛弃疾和苏轼有所不同：苏轼是文官，以智者和豪杰风流取胜，而辛弃疾首先是武将，其次才是词家。他的豪放词和他的军事生涯直接相关，但是充满了悲愤。

辛弃疾从二十二岁在沦陷区反抗异族起义，是一个“上马能击贼，下马能草檄”的英雄、战将、军事家。可他率万众南归，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四十多年间，赋闲近二十年。

1163年，张浚北伐不战自溃，士兵丁夫十三万人掉头南逃。士大夫间弥漫着偏安江南的思潮。针对所谓“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1］的悲观苟且论调，二十五岁的辛弃疾写出《美芹十论》（又名《御戎十论》）进行批判。他分析女真外强中干，统治阶层内部矛盾重重，且对汉族百姓残酷镇压、剥削，注定在一定条件下分崩离析。而南宋官军腐败，不堪重用，军事上必须充分革新。他为完成北伐大业作了具体规划，但未得到朝廷的回应，又作《九议》上书大权在握的宰相虞允文。他堪称全面的军事家、战略家，但一直未能进入南宋朝廷决策层。

三年后，他被任命为建康府“通判”，不过是个副职，掌管粮运、农田、水利和诉讼等事项。直到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三月，他已经六十四岁了，朝廷才任他为镇江知府。当时宋金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皆为敌占，镇江不在前线，为第二道防线。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任重道远，但不能冒进盲动，关键在于壮大军力，改革军制。他定制一万套军装，招募一万多名壮丁，建立新军；派出侦察，掌握金兵情报；一旦时机成熟，立即渡江跨淮出击。不料引起权臣韩侂胄等盲动派疑忌，仅仅一年，遭到降职。再过一年，罢免赋闲。此时他已六十五岁，报国无门，壮志难酬，这对他在心理上的打击可想而知。一年后（1206年）南宋朝廷兵分四路出师北伐，各路军队一败涂地。究其原因，正如程珌在《丙子轮对札子》中所说“无一而非弃疾预言，于二年之先者”。这个所谓“二年之先”，恰恰就是辛弃疾写作《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之时。

兵败之后的南宋小朝廷，一面向女真求和，一面起用辛弃疾为兵部侍郎，甚至枢密院都承旨。枢密院掌管军事，算是让他进入决策高层，不过是以壮声势。然而年已六十七岁的辛弃疾沉疴不起，先后辞免，大呼“杀贼”，赍志而殁。［2］

二、登楼母题：超越性想象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写于辛弃疾六十四岁出任镇江知府任上。对于当时艰危的国运，辛弃疾的思绪十分复杂、矛盾。

首句“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取古典诗歌“登临”母题。之所以要登楼，不是看风景，而是遥望沦陷的河山。悲愤情怀郁积于心，并不是在任何时间、地点都能充分凝聚激发出来的。早在四十多年前被任命为建康（今南京）通判时，这位军事上的帅才就深深感到国危而不能受命的失落，登上建康赏心亭赋《水龙吟》，英气逼人而孤独无奈：“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犹未尽，又写了《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致道留守》“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此番又为登临之作，绝非偶然。

南朝以来，诗人往往借登高、登台、登塔、登楼、凭栏而留下杰作。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目力为身高所限，平视为民居、山川、树木所蔽。第一，登高突破平视，提高视点：远眺、俯视。这为《诗经》《楚辞》乃至乐府民歌、汉魏古诗所未有，乃是中国古典诗人突破空间直接视觉的一大创造。谢灵运《登池上楼》留下了“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名句，表现了久病新愈对自然景观新异的发现。李白《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中有“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唯想象身处天地之间，才能俯视长江奔流之全景。王之涣《登鹳雀楼》，西见白日依山，东观黄河入海，超越目力，才能远眺千里。第二，登高不但为超越平视，而且为抒发更高的情志。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有“回首叫虞舜”，可以和千年以前的理想的帝王对话。第三，登高不但超越视觉之有限，而且可以进入时间之无限。故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中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贵在以不可见之过去和未来，开拓想象的新境界。杜甫《登高》则可见无边落木，不尽长江，将忧愤置于无限的空间与时间之中。而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有“大江东去”，高瞻远瞩，见空间之广，“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乃是将不可见之时代精英尽收眼底。

三、辛弃疾登楼：英雄的悲愤

应该说，登楼即景抒情并不新鲜，但是，辛弃疾在思想境界上有其独特壮举。

谢灵运是自己的内心为春日来临的发现而欣慰。李白是与仙人结伴遨游太空的狂想。王之涣是夸耀鹳雀楼之高不及自己更高的心志。杜甫夔州登高，把自己的忧愁放到无限的时空之中，悲中有壮。苏轼登上赤壁，则是把千古风流凝聚于周瑜的形象，在如画的江山背景上，赞美“豪杰”的“风流”，故身边还有“小乔初嫁”作为陪衬。苏轼是个政治家、文豪，这样的想象完全是自我心灵的同化。其实，周瑜在历史上是雄武勇毅的将军，“衔命出征，身当矢石，尽节用命，视死如归”［3］。苏轼不是将军，虽然在想象中自己能够“持节云中”“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但那毕竟是想象。东坡多才多艺，但就是不会打仗。

而辛弃疾则不同，他首先是个热血青年，是个在第一线搏斗的英勇无畏的战士，一个在浴血奋战中成长起来的将领。在中原沦陷区，辛弃疾二十二岁就聚集两千多人，加入拥有二十五万人马的耿京起义军。他还说服义端的一千多人归附。可义端偷窃印信叛逃。印信本由辛弃疾专掌，耿京追责，问斩辛弃疾，辛弃疾立下军令状：三天以内捉回义端，不成，虽死无怨。随即连夜追踪，捉拿义端，当场砍下其头颅。［4］一派少年英雄本色。耿京在辛弃疾的影响下决意归附南宋。派遣辛弃疾前去建康请求归附。宋高宗欣然封赏。不料辛弃疾北返途中，耿京部将张安国叛乱，杀耿京降金。辛弃疾紧急率五十名骑兵，冒死闯入五万金兵的阵营。张安国不知就里，措手不及，为辛弃疾擒获，缚于马上，号召营中耿京旧部反正。上万人随同南归，将张安国处死。①此时，辛弃疾才二十三岁。②他在战场临危不乱，浴血搏斗，有如飞将军，擒敌于马上，斩叛于军前，这一切都是李白、杜甫、苏轼所不可能有的作为。

他首先是有勇有谋的英雄，视死如归的将军，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满腔男儿血性，志在献身报国而不得，不得已求其次，才借歌词为“陶写之具”，才成为词人。因而，他“登楼”所向往的就与所有的前辈不同。他的理想不是风流的豪杰，而是挽救国运的英雄。

他登楼作《南乡子》，其眼界、气魄，本当充满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国运维艰，屡遭贬斥，几度沉浮，又一次被起用，他的心情颇为振奋，但是不同于青年时代擒敌酋如探囊取物的豪迈，英雄气概中带着沉郁。

他来登楼不像谢灵运看风景，也不是陈子昂式的为个人的行藏而感叹，更不是李白式的游仙，甚至不是杜甫式的家国悲忧。“何处望神州”，他的情感的焦点不在看到的，而在看不到的。他关注的是沦陷的北方神州大地。尽管看到的是“满眼风光”，无限美好，但引发的不是欣赏，而是悲怆，北伐一再败北的悲郁无法解脱。他已经六十四岁了，当年的豪气已经成为回忆。《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这样写道：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自己年华消逝，岁月不饶人，更不饶人的是当权者的志大才疏，刚愎自用，排斥异己。

《南乡子》写到“千古兴亡多少事”，思绪转入历史的回顾。南北朝时期，北方国土也曾经沦丧，双方对峙数百年，南朝的小朝廷最后为北方所统一。如今他就在当年南朝的土地上，历史上北方“兴”而南方“亡”的故事涌上心头。本来，他屡遭贬斥，四十岁退守田园，六十岁那年，与客谈及功名之事时，自豪和回忆屡遭排斥的郁闷：“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似乎放下了一切责任感，安享田园之乐了。但是，这一次又被起用，又一回登临：联想到眼下现实，民族创伤，国运危机，却不能够轻易释怀。作为军事家、战略家，他深知不能盲目乐观。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英雄”，如今已经六十四岁，垂垂老矣。国运危机沉重地压在心头，无从解脱。难道就只能这样无奈地望着，不尽长江滚滚流，无声地持续下去？

《南乡子》如果这样写下去，就不像豪放派的代表了。《诗大序》所说“情动于中”，论者耳熟能详，但往往忽略了其中的“动”。情的生命在于“动”，运动、变动，全词的灵魂在于意脉在下片发生了变化，大幅度转折，一个青年统帅的形象出现了：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历史事实表明，南方并不是注定败于北方，相反也有人物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历史。这就是三国时代的孙权。“天下英雄”，这才是意脉的最强音。这个英雄有“坐断东南”的业绩。特别是还相当年轻，二十多岁就在赤壁之战中打败曹操，在曹操窥视其水军时，由衷惊异其水阵森严，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赞叹。孙权后来还在夷陵之战中击败刘备。这样的英雄不是一般的英雄，而是“天下英雄”，也就是神州大地数一数二的英雄。

意脉转折的幅度是很大的，从无力挽狂澜的郁闷，到对历史英雄伟业的向往，自己虽然已经年迈，如果未来有孙权这样的青年英雄，还可能有希望从南方恢复中原。寄希望于青年英雄，从侧面说明了他对当前掌握军事大权的人物完全无望。辛弃疾深沉的忧患，不仅是国运的危机，而且主要是缺乏人才，特别是力挽狂澜的帅才的危机。

如果在这首词中，这种危机感还比较含蓄的话，那么作于同时、同地，同样是“登临”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就更为清晰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在《南乡子》的想象中，他把恢复中原的希望寄托在孙权这样的少年英雄身上，但是，这样的英雄只存在于想象中。历史上江南的繁华盛世，舞榭歌台，早被岁月的风雨所消磨殆尽。如今外戚权臣韩侂胄执政，正筹划北伐，辛弃疾的全面规划，他根本不放在眼里。《永遇乐》的主题，实在是对这个志大才疏的权臣盲目乐观、发自内心的焦虑。“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七年北伐，草草准备，贪功冒进，以为如霍去病封狼居胥，能易如反掌，结果大败。宋文帝登楼北望，深悔不已。如今就是宋文帝的父亲“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刘裕的宫殿，也变成了夕阳斜照下的寻常民居。借古喻今，意在对权臣韩侂胄草率出兵预警。韩侂胄仓促出战，北伐败绩，金国提出议和的条件，竟是斩韩侂胄的首级。不久宫廷政变，韩侂胄被杀，南北双方达成“嘉定和议”，增加了年赔金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③。

辛弃疾的危机感不但在于权臣的专横，而且在于自己对形势的急迫感。虽然有“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的英雄记忆④，但是，几起几落，壮志未酬，廉颇已老，危机还在，自己不复当年，更严峻的是长此以往，失去民心。七八百年前的“佛狸”（北魏皇帝）还是敌人，如今“一片神鸦社鼓”，百姓把他当作神来供奉。四十三年前金主完颜亮发兵南侵，也曾驻扎在佛狸祠所在的瓜步山上，指挥金兵抢渡长江。如今“佛狸祠下”早已风平浪静，沦陷区的人民是否会对异族君主顶礼膜拜？辛弃疾有痛切的危机感，与四十三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想当年沦陷区百姓不屈不挠，烽烟四起，往事不堪回首。收复失土，务在必胜，苟安与冒进，屡战屡败，民心失去，后果不堪设想。

韩侂胄在北伐前夕，以“用人不当”为借口，将辛弃疾罢官。加上自己高龄和病体，即使被任命也只能是有心无力，辛弃疾在抒发忧愤中隐含着双重的危机感。

四、“掉书袋”背后的无奈

辛弃疾很欣赏这首词，宴请宾客，命歌伎演唱，征求意见。说好话捧场的当然不少，辛弃疾反复征询，只有岳飞的孙子岳珂提出，该词气势磅礴，但典故太多，也就是所谓“掉书袋”。辛弃疾则坦然接受，称赞岳珂“一语破的”。

岳珂的意见的确有道理，这首词虽为长调，不过一百零五字，用了孙仲谋、寄奴、元嘉草草、封狼居胥、烽火扬州路、佛狸祠、廉颇老矣，共七个典故。此外，“寻常巷陌”还暗用了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实际上有八个之多。特别是“寄奴”“佛狸祠”比较生僻，读之难以全面理解全词的深邃忧患意识。总体来说，辛弃疾的某些词的确典故过多，书袋掉得读者难以把握意脉。但是，针对统治者北伐的盲目乐观，态势很严峻，特别是佛狸祠的典故，指斥权臣，可能导致国土、民心无法收拾的后果。直白抒发，不但失去合法性，而且带来军事上更为严峻的后果。用生僻的典故曲为其说，也许比较安全。

正是因为这样，对辛弃疾这类作品，以“豪放”两字概括就很难说准确。事实上，他脍炙人口的作品多首入选语文教材，除了豪放的，还有明快、幽默、喜剧、婉约等风格，其内心世界和艺术境界是异常丰富的。这很值得进一步联系起来分析。

注释：

①据章颖《南渡十将传》之《魏胜传》、洪迈《稼轩记》。

②事见《宋史·稼轩本传》，又见洪迈《文敏公集》卷六《稼轩记》。

③具体数目，史料多有出入，此据《金史》。

④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奉表南渡，到今日登楼上任，正是四十三年。

参考文献： 　

［1］［4］邓广铭.辛弃疾传·辛稼轩年谱［M］.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22：26~27，133.

［2］康熙《济南府志》卷三十五，《人物志·稼轩小传》。

［3］陈寿.三国志·吴书九·周瑜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5：937.

 （ 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