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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汉生，湖南省桑植县土家族人。1933年7月，经红三军军长贺龙、红三军政委关向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廖汉生历任鹤峰县第四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红三军政治部秘书等职。在抗日战争时期，廖汉生历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政委、襄南军分区政委和江汉军区副政委。在解放战争时期，廖汉生历任晋绥军区第一纵队政委、第一野战军政委等职。新中国建立后，廖汉生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政委、国防部副部长、军事学院院长、北京军区政委、南京军区政委和沈阳军区第一政委等职。1955年9月，廖汉生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是中共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和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29年6月，廖汉生参加桑植县农民协会和县苏维埃政府工作，此后在湘鄂边革命根据地进行革命斗争。1929年9月，贺龙的二姐贺戊姐带领女婿廖汉生、女儿肖艮艮加入大姐贺英（又名贺民英）的游击队。贺英在鹤峰县锅耳台创办湘鄂边第一所游击队学校，安排廖汉生担任教员，教导游击队孩子读书。1933年5月6日凌晨，由于叛徒出卖，鹤峰县太平区团防头子覃福斋带领200多人袭击贺英游击队驻地洞长湾。枪声首先在向家屋场响起，廖汉生从梦中惊醒。红三军的养伤团长向刚跳起来，背起廖汉生的女儿春莲冲出去，上了屋后山坡。廖汉生边对屋里的人大喊：“快跑！”，边提着驳壳枪冲出去，掩护屋里的人撤向后山。然后，带着肖庆云等人增援向家屋场。廖汉生和冲出来的徐焕然等人会合，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这时，向刚团长带着从太平区召集的赤卫队员赶过来，一起击退敌人。在天亮以后，他们来到屋场上，只见贺英倒在房屋门边的血泊中、壮烈牺牲，贺戊姑也被敌人枪杀在水田里。敌人还抓走肖艮艮及其两岁的儿子。看着眼前惨景，大家失声痛哭，把烈士遗体掩埋在洞长湾山脚下。贺龙军长闻报以后，派其警卫排长朱绍田带人及时过来接应。徐焕然、廖汉生带着18岁的肖庆云、7岁的向轩来到鹤峰县麻水乡见贺龙。贺龙为失去大姐贺英、二姐贺戊姐感到非常悲痛。过了一阵，他问徐焕然和廖汉生：“大姐她们牺牲啦，你们打算怎么办？还干不干？”廖汉生不假思索地回答：“干，革命到底！为她们报仇！”徐焕然坚定地点点头。贺龙军长命令他俩重新组织游击队，并且任命徐焕然为鹤峰县第四游击大队大队长，任命廖汉生为鹤峰县游击大队副大队长。他们重返太平区，集合各个村寨赤卫队员，继续同敌人战斗。不久，鹤峰县第四游击大队队员被编入红三军第七师二十一团，徐焕然任二十一团副团长。对于这段极其艰苦的经历，廖汉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在贺民英游击队里经历了湘鄂边的游击生活，这是一种充满着生与死、血与火、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斗的严酷生活。” 1933年6月，廖汉生被贺龙、关向应调到红三军军部担任书记员，正式参加红三军，成为在关向应直接领导下的一名政工干部。此后，他参与红三军纠正“肃反”扩大化、重新登记党团员、发展新党员、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等工作，先后担任红三军第七师党委书记、红三军第九师政治委员、红二军团第六师副政治委员，率部参加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一系列战斗。1935年春，廖汉生担任红二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团结来自两个军团的同志一道工作。期间，廖汉生两次火线受命，担任红二军团第四师代理政治委员。8月，廖汉生在澧县大堰当战斗中负伤，伤愈以后担任红二军团第六师政治委员。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省桑植县出发，开始漫漫长征。1936年春节，红二、六军团攻占贵州省瓮安县。红二军团第六师在瓮安县一个叫“猪场”的地方吃完年夜饭即向贵阳市挺进。走到距贵阳市30公里左右的扎左一带，发现敌人构筑的堡垒封锁线。红二军团第六师师长郭鹏、政委廖汉生沉着指挥，避开敌军的堡垒，在悬崖间探路而行，攻克修文县城。国民党军一边向贵阳市收缩，一边在乌江北岸布防。贺龙把攻占乌江上游鸭池河渡口的任务交给红二军团第六师。郭鹏和廖汉生派遣侦察队化装成国民党部队，闯进守江的国民党黔军阵地，占领渡口，搭设浮桥，渡过鸭池河，进占黔西县城和大定县城，打开黔西北大门。 1936年4月上旬，红二军团第六师占领云南省寻甸县。红二、六军团挥戈直指普渡河边，计划西渡普渡河后经元谋县北渡金沙江，直上四川省。由于这条线路曾是一年前中央红军北上路线，敌人仍有防范。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审时度势，决定转兵滇西由金沙江上游北上。4月9 日凌晨,红二军团第六师连夜行军到达甸尾、可郎一带宿营。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派人飞马跑来向郭鹏、廖汉生传达总指挥贺龙的命令:要六师立即原路返回,赶到六甲,阻止敌人追击。郭鹏、廖汉生当即决定,全师后卫变为前卫，向六甲开进。敌人没有想到红军杀一个回马枪,毫无戒备，措手不及。第十八团以迅雷之势消灭滇军龚顺壁旅先头部队,抢占山头有利地形。郭鹏、廖汉生带第十六、第十七团赶到，占领阵地，英勇展开阻击战。这是第六师长征中打得残酷的一仗，毙敌400多人，打退其余敌人，为红二、六军团抢渡金沙江北上创造有利条件。 1936年7 月上旬,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在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组成红二方面军。红二、四方面军团结北上,相继进入草地。进草地前,贺炳炎接替郭鹏担任红二军团第六师师长。红二军团第六师从甘孜出发时筹集不到足够的粮食,每人只携带一天半量额的青稞粉子就匆匆踏入草地。7 月27日,第六师来到素有“草地上海”之称的阿坝。这里无粮可筹,附近野菜已被扯光。在这个死亡之海,第六师饿死十几个人。在这种情况下,粮食就是生命,粮食就是政治。廖汉生动员大家挖野菜、捡马骨,寻找一切可以充饥的东西。作为红军后卫,第六师担负收容前面部队掉队人员的任务。第六师收容的掉队人员,有红二方面军的,也有红四方面军的。正是依靠团结的力量和顽强的意志,贺炳炎和廖汉生带领红二军团第六师指战员走出草地。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省会宁县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完成长征任务。 在长征路上，廖汉生以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动员和激励全师指战员坚决贯彻“主力红军会师西北、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与敌军的围追堵截和雪山草地等艰难险阻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为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大会师作出贡献。廖汉生在其回忆录中描述困难重重的长征历程：“在长征中，我在红二军团第六师担任政治委员。凭借马灯、篝火、月光，我曾逐日记下了那一段段艰苦的历程。遗憾的是，这些日记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全部失掉了。但是，正如长征这块用红军的血与肉铸就的革命基石和历史丰碑永远铺垫在共和国的大厦里，永远矗立在亿万人的心目中一样，长征的伟业及其精神也始终铭刻在我的心里。” 廖汉生中将回忆:1931年春，红二军团奉命二下洪湖，贺龙又离开了湘鄂边苏区。在走马坪送别了红军后，廖汉生跟着贺龙的大姐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上了四门岩。 四门岩是湖南桑植与湖北鹤峰交界的一处高山区，一直是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的驻地，开始住的地方叫锅耳台。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成员大多是贺家亲属旧部，男女老少共有二三十人。这样一支小队伍，要在敌人“围剿”中坚持下去，很不容易。在贺民英的带领下，不论大人小孩，能拿枪的都拿起枪，能拿锄的都拿起锄，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边打仗，一边生产。大家砍掉山岩上的树丛、茅草，用火烧过，开出几块岩壳田，种上苞谷、南瓜，还养了猪，喂了鸡。 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活动在四门岩山区一带，敌人一直拿他们没有办法，就像廖汉生后来讲的那样：“大队人马上不来；小股敌军爬上来，我们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跑。湖南敌军从南边来了，我们就跑到鹤峰一边；湖北敌军从北边上来了，我们又跑到桑植一边，从这座山头跑到那座山头，跟敌人来回转圈子。我们这里有吃有住，能打能藏。” 1932年下半年，湘鄂边苏区陷入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其他红色武装损失殆尽，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成为敌人“清剿”的对象。敌人拥上四门岩山区进行大规模“清剿”，游击队驻地锅耳台也遭到团防袭击，敌人搜去了游击队埋藏的粮食，毁掉了正待收割的庄稼。这时，廖汉生已经有了一儿一女，大的不过两岁，带着他们打游击很不方便。他便写信给母亲，然后把妻子、两个孩子送回桑植老家隐蔽。 贺民英率游击队被迫从锅耳台转移，钻入四门岩山区更高更密的深山老林里，战斗在千层壳、梯子岭、鸡公嘴。 廖汉生回忆往事时写道：“从这些小地名上就可以推知其地势的险恶、陡峭。这里是人烟绝迹的原始森林，林深草密，不见天日，没有人家，只有狼虫虎豹、狗熊猴子出没其间。我们原有两匹马，用来驮东西和病号，把马放进林子里吃草时竟被老虎咬死了。” 山下到处是敌人，他们严密封锁，频频搜山，扬言要把游击队困死、饿死、冻死在山上！冬天很快到了，大雪封住了山路，敌人的搜捕仍不见缓和的迹象，山上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贺民英带廖汉生等人下山去摸情况，找粮食。山下村子里正住着敌军，他们进不了村，就摸到靠山根的一户独立人家，主人家姓朱。他悄悄找来附近几户群众，有的捧来几个鸡蛋，有的抱来两个老南瓜，还有的揣来一壶黄米酒。临上山时，主人家又送来了一罐黄豆给游击队。 回山的时候，贺民英、廖汉生不敢走山路，怕雪地上留下脚印，会使敌人追踪而来，只能沿着流淌山水的水沟走，赤着的双脚被划出一道道血口子。遇到沟边枝丫横生的地方，二人直不起身子，就在冰雪上爬行。他们带回山上的一罐黄豆，成了大家的救命粮，由专人负责保管。每天用铁锅煮上一点，大家围坐四周，贺民英郑重地宣布：吃的时候，只许“骑马”，不许“抬轿”。所谓“骑马”，就是用筷子立着夹，这样一次只能夹上一两颗豆子；所谓“抬轿”，就是用筷子平着抄，那样会多抄上几颗。黄豆吃完了，贺民英又吩咐廖汉生等四处捡野果，挖野菜。猕猴桃、阳桃等野果，大家可吃了不少。 冬天的寒夜是最难熬的，廖汉生等人无铺无盖，饥寒交加。于是，他们就捡来干树枝，烧起一小堆篝火，围坐着取暖，胸前背后轮转着烤，真正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就这样，廖汉生等人食野果，饮山泉，宿岩洞，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从黑夜熬到白昼，从夏天熬到冬天，苦苦地坚持着，没有一个人动摇，一直坚持到1933年春天，坚持到贺龙重回湘鄂西。 回忆这段往事，廖汉生感慨万千：“这一段艰苦生活，磨炼了我的筋骨，也磨炼了我的意志，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解放后，我读到陈毅同志描述游击生活的《赣南游击词》，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湘鄂边的山中岁月。” 对于从游击队员转为红军战士，廖汉生终生难忘：“1933年农历闰五月的一天，红三军（由红二军团缩编而成）军部率九师从鹤峰太平镇过，在镇上住了一晚。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把我从鹤峰县游击第四大队调到军部当书记（相当于文书）。”但是这种喜悦之情，很快就被他在红三军中耳闻目睹的许多怪现象驱散了。 这时，红三军正大抓“改组派”，部队元气大伤。从1932年5月起，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在红三军中开展“肃反”运动，大抓所谓“改组派”，并一连搞了四次，冤杀了许多人。 廖汉生到红三军军部时，军内党团组织都解散了，红三军只剩下四个党员，即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分会主席夏曦、军长贺龙、军政委关向应、红七师师长卢冬生。由于卢冬生党员关系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夏曦无权取消他的党籍，但在红三军只能算有一半党员关系。因此，红三军有“三个半党员”之说。 关向应是在1932年1月由中共中央派到湘鄂西苏区来的。作为军政委，他当然知道军队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所以，第四次“肃反”高潮一过，他就在军部恢复了第一个党支部，接着又开始发展新党员。廖汉生就是在关向应的培养和教导下，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的。 对于能在逆境中入党，廖汉生回忆说：“我到红三军刚刚一个多月，由于没有受过'肃反’扩大化的牵连，可以说是一身清白，另外也由于红三军有文化的干部如留苏生、黄埔生基本上都被杀掉了，我是高小毕业生，能认得几个字，在军部当书记，因此贺、关把发展新党员的第一个对象选中了我。”这年8月，红三军转战到建始县境内。一天，军部在警卫班的房间召开了党支部会议，讨论廖汉生的入党问题。支部会议开始后，“关政委首先代表贺龙和他本人简要介绍我的情况。……关政委作完介绍，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马上就通过了。从这一天起，我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入党后，廖汉生就跟在关向应身边学做党的工作，相继担任军政治部秘书、红七师党委书记。对于关向应的悉心栽培，廖汉生始终铭记：“关政委像循循善诱的先生一样地教导我，培养我。他给我详细解释党的路线、党的政策是怎么样的，手把手地教我怎么样填写党员登记表，亲自带着我去做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当时叫作'重新登记党’。” 尽管困难不少，廖汉生仍然耐心而细致地做着恢复党团组织的工作。那一段时间，他每天背着一个装满党员登记表的皮挎包到处跑，一个一个地动员、解释，一个一个地登记、发展。 经过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一番努力，重新登记和新发展的党团员逐渐多起来。到1934年9月，红三军党团员总数达到463人，其中党员267人、团员196人——大部分是重新登记的，新加入的也有几十人。 冀中的老百姓刚开始曾怀疑过八路军：“这些山西来的老八路身穿灰军装，脚蹬布草鞋，装备不咋样，说话侉里侉气，能打过鬼子兵吗？”很快，廖汉生、黄新廷指挥第七一六团初战告捷，让冀中人民对八路军刮目相看！ 曹家庄位于河间城西约10公里处。为了待机打击河间的袭扰之敌，第七一六团开进该地区。2月2日，河间城里的日军宫崎联队200余人又出来袭扰。上午9时许，日军大摇大摆地进至曹家庄。骄横的日军仍像以往那样，先架起山炮进行威慑性轰击，而后端着步枪发起进攻。第七一六团以一连兵力沉着抗击，用两营兵力向敌人阵地反冲击，当即夺占敌人阵地，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21支，打得日军只好退守待援。下午，驻任丘、河间两城的日军400余人分三路前来增援。四路敌人会合后，气焰又嚣张起来，向第七一六团猛烈进攻。廖、黄指挥部队稳扎稳打，依托村落和工事，利用房角、墙头，一直相持到黄昏。天一黑，廖、黄立即抓住有利时机，发挥八路军擅长夜战、近战的优势，派一个营兵力摸进日军占据的村子，一通猛打。日军顶不住了，弃阵而逃，拉着30多辆大车的死伤人员跑回河间城。 曹家庄一仗，第七一六团首战告捷，毙伤日军140余名，狠狠打击了敌人，也大大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和群众的情绪。 当敌人逼近曹家庄时，第七一六团往前开，一些老百姓纷纷向后跑。有一户人家正在办喜事，听到枪响，婚也不敢结了，新郎、新娘衣服没换，拔腿就跑。可是，当第七一六团跟日军打了一会儿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老百姓又回来了。 当地百姓的热情，令廖汉生刻骨铭心：“那一天我团从上午9点打到午夜后4点，整整19个小时，部队根本就不用自己做饭，老百姓全都给包下啦。战区各村群众纷纷送来自家的馍馍、大饼、点心和开水，日军身后的群众也冒险绕过火线送来了吃的，我们放开肚子都吃不完。火线上下来的伤员，也都由老百姓转送，担架不够用，他们拆下门板，赶来牛车，运送伤员。” 打过第一仗之后，老百姓对第七一六团更热情了。以后再打仗，不但没人跑，有些胆子大的还趴在房上观战，要看看第七一六团是怎样打日军的。一讲起这些事，廖汉生就动情不已：“战斗刚开始，老百姓就把吃的喝的送来了，一定要亲手交到一线作战人员手里。自家做的馍馍、大饼还嫌不够好，又买来点心给我们吃。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竟会吃着点心打仗！” 几次战斗间隙，正逢春节、元宵节。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争相赶着猪羊，踏着冰雪，一路打听着找到部队驻地，慰问第七一六团。他们一进村就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是不是老八路，是不是消灭好几百鬼子兵的'亚六团’？”是，群众就把所有慰问品都送给你。不是，就不给。廖汉生怕厚此薄彼影响团结，主动将慰问品转送给其他兄弟部队。老百姓可不管这些，只认得“谁打死了鬼子就给谁吃”这个理。对此，廖汉生内心感叹：“我觉得这些老百姓有点搞得过了头，可他们那种单纯、质朴的心实在令我感叹不已。” “这顿批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了，对彭总的认识更加准确、全面、深刻了” 在西北解放战场上，廖汉生长期担任第一纵队（第一军）政委，一直在彭德怀领导下征战。他久闻彭德怀的严厉：“记得十年前我第一次接触彭总就听说他厉害，有时发火骂人。那是在1937年8月，七一六团正在陕西富平县觅子镇进行抗日出征前的整编、训练，彭总来检查工作，宋时轮团长和我把司令部的房子腾给他住了几天。我们听说他厉害，他不叫，我们也不主动去见他。从1947年3月起，我第一纵队开始在彭总直接指挥下战斗，一年多来，我们对他的指挥由衷地敬佩，但是对他的威严还有点受不了。” 1948年5月下旬，西北野战军前委在洛川县土基镇野司驻地，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连续开了8天，气氛相当严肃，主要是总结前一阶段作战的得失。讲话中，彭德怀一方面肯定了第一纵队是“坚决勇敢迅速的”，一方面又指出“两个不足”。 最终，“我们一纵队的干部多挨了彭总、贺老总、林主席的一顿批。这顿批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了，对彭总的认识更加准确、全面、深刻了。从这以后，在我们身上再也没有发生遇到批评不冷静这类事”。 9月，在陕西郃阳县（今合阳县）雷家庄野司驻地的一所小学校里，召开了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时，西北野战军前委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增加了5名委员，廖汉生是其中之一。 第三次前委扩大会议从9月12日至23日，接连开了十来天。大家白天开会，晚上都想松弛一下。正巧，第二纵队的一个评剧团从黄河东边的山西运城过来，演了一出评剧《玉堂春》，请各纵各旅干部观看。 晚上，在一片空场上搭起戏台，挂上汽灯，敲响了锣鼓家什。大家席地而坐，兴致勃勃地看戏。廖汉生没有料到，彭德怀也来了，坐在他们身后。这个小剧团，原来是个跑江湖的戏班，不久前刚刚在山西被收留入伍。他们演的这出《玉堂春》，演到苏三和王三公子在庙里相会，穿插了一些噱头。当时，这类旧戏都是这么演，大家看戏时谁也没有在意是否合适，光想着轻松、娱乐了。 这天的会议轮到廖汉生第一个发言，他首先说：“昨天是我们点的戏。彭总批评得对。我们看戏光想到娱乐，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今后一定警惕。”彭德怀点了点头。于是，廖汉生开始发言，会议继续进行下去。在后来的一次前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为自己常发脾气的事向大家征求意见，廖汉生给他提了一条：“你批评人是对的。但你在批评时骂人，人家对你就敬而远之。”彭德怀虚心接受了这条意见。据说，彭德怀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廖汉生既是我的好同志，也是我的好诤友！” 廖汉生等各纵队领导根据彭德怀的指示，让纵队和各旅剧团排练、演出了一批有教育意义的优秀剧目。其中，歌颂晋绥女英雄的《刘胡兰》、反映农村剥削关系的《白毛女》《血泪仇》和揭示战斗英雄刘四虎成长道路的《刘四虎》等戏，对部队教育很大。这时，廖汉生由衷佩服：“彭总深谙人民军队治军之道！” 开国中将廖汉生回忆：贺民英（贺龙大姐）游击队 贺民英游击队，是一支没有红军正式番号却又实实在在从事工农武装斗争的革命队伍，是一支没有共产党员却又的的确确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武装。贺民英游击队多年活动在湘鄂边山区，在红军几度离开、白军频繁“围剿”的情况下，与苏区人民一道苦苦地坚持着，顽强地战斗着，为红军守护着这块得以进退依托的地方。 我在贺民英游击队里经历了湘鄂边的游击生活，这是一种充满着生与死、血与火、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斗的严酷生活。 坚持湘鄂边。1930年春，贺龙领导的湘鄂边红4军奉党的命令从鹤峰东下洪湖，与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鄂西红6军会合。关于这次行动，红4军军长贺龙、党代表恽代英(未到职)共同署名，在鹤峰城里出了告示。这是我看到贺龙自1928年创建工农革命军以来第一次公开署名出告示。我感到很新鲜，看得特别仔细，记得告示中有这样两句话:“与我六军会合，直下武汉三镇。”红军临走时，对坚持湘鄂边苏区的工作做了部署，健全了中心县委和苏维埃，并把一个独立团留下，由贺文渊当团长，还留下原红4团团长陈宗瑜烈士的父亲陈连振率领的“五路军”和贺民英游击队等游击武装。贺民英带着我们上了桑植与鹤峰交界的大山四门岩。 红军主力东下洪湖以后，国民党反动派趁机对湘鄂边苏区进行“围剿”。苏区党政军民坚持游击战争，英勇抗击敌军“围剿”。以后敌军撤走，形势有所缓和，贺民英带领我们下山住到鹤峰太平镇东边的洞长湾。 1930年底，红军从洪湖何到鹤峰。这时已经不叫红4军了。改为红2军团。原来这年7月间，贺龙率领红4军与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红6军在湖北公安县实现了会师，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创造了规模宏大的洪湖苏区。 而后，红2军团奉命配合红1、3军团攻打长沙走到半路上，1;3军团停止打长沙，撤回湘赣苏区，红2军团也撤回来，在石首县杨林市，遭到敌军围攻，部队损失惨重，段德昌带着一部分人回到洪湖，贺龙率主力转往湘鄂边。 就在红2军团刚刚进入鹤峰境内的走马坪时，从川东来了一股二三千人的武装，领头的叫甘占元，在苏区内征粮派款，闹得鸡犬不宁。我们游击队住的太平镇正是甘占元队伍进入鹤峰城的必经之地，贺民英派人先去与甘占元联络，要我送信到走马坪把甘部情况报告给刚到那里的贺龙。红2军团前委根据中心县委及贺民英报告的情况，在走马坪把甘占元的队伍强行收编，处决了几个拒不服从的头子，红军一下子扩大了2000多人枪。 红军这次回来，在党的领导上已经有了“左”的东西。1931年1月湘鄂边特委负责人以“不服从党领导”为名错杀了“5路军”指挥陈连振等人，撤消了“5路军”番号。正月间，又把一贯支持革命的谷大姐错杀了。.谷大姐名叫谷德桃，桑植县人。她和丈夫邓仁山跟贺龙同期搞武装。谷大姐夫妇俩和贺民英、谷吉廷夫妇一样曾参加过哥老会，邓仁山是龙头大爷，谷德桃是凤头大姐，也有几杆枪。1928年贺龙组织工农革命军;谷大姐夫妇同情革命，支持贺龙。不久邓仁山被人打死，谷大姐带着人枪到了鹤峰县七郎坪，先后给红军送来物资，收治伤员，照料家属，为革命出了很大力。 1931年春，红2军团奉命二下洪湖，再次离开湘鄂边苏区。红军留下一个独立师，师师长王炳南当独立师长，陈协平任政委，不久独立师又改为独立团。此外还有一个桑植县游击大队，大队长贺炳南。苏区军民在中共湘鄂边特委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我随贺民英在走马坪送别了红军，重新上了四门岩。四门岩是桑植与鹤峰交界的一处高山区。我们从1929年底到1933年初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这里。 我们这支队伍，领头的是贺民英，所以人们也管我们叫贺大姐的队伍。副手是徐焕然，他原是贺民英丈夫谷吉廷的弁兵，谷被人害死后就跟着贺民英。其他成员大多是贺家亲属旧部，有:徐焕然的弟弟徐武生，我和我的妻子肖良良，贺龙北伐时的弁兵唐小洋，贺龙的二姐贺戊姐、幺妹贺戎姑，贺龙三妹的女儿谷大妹，满姑的幺儿子向轩，戊姐的幺儿子肖庆云，以及做饭洗衣的田幺姐、张月圆和雷连生、向连生、王化正、刘烈瑛等十多名战士，男女老少共有二三十人。 这样一支小队伍，要在敌人“围剿”中坚持下去，很不容易。在贺民英的带领下，我们不论大人小孩，能拿枪都拿起枪，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边打仗，一边生产。砍掉山岩上的树丛茅草，用火烧过，开出几块岩壳田，种上苞谷、南瓜，还养了猪，喂了鸡。由于肖庆云、谷大妹、向轩等都是未成年的小孩子，贺民英说他们不能光跟着一道舞刀弄枪，还要学点文化，就给他们请了一位教书先生谷波如，以后又叫我来当教书先生，教他们认字、唱歌子。 1931年和1932年国民党反动政府调集大军对全国各个苏区发动了第三、第四次“围剿”。在湘鄂边，敌军开始是南来北不来，北来南不来。尔后两省敌军举行联合“会剿”，苏区各地相继被敌人占领，鹤峰县城也几次落入敌手，斗争越来越残酷，越来越艰苦。 我们在四门岩山区，敌人拿我们没办法。大队人马上不来;小股敌军爬上来，我们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跑。湖南敌军从南边来了，我们就跑到鹤峰一边;湖北敌军从北边上来了;我们又跑到桑植一边，从这座山头跑到那座山头，跟敌人来回转圈子。 我们这里有吃有住，能打能藏、在情况紧张时，湘鄂边特委和苏维埃的人员也上了四门岩，敌人退走了，他们就下山回到鹤峰城，情况紧张了再上来。红军伤病员和一些家属也时常到我们这里来休养、躲避，特委委员、桑植县委书记杨英就在割耳台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在山上始终同党组织和苏维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贺民英有时亲自去，有时派我代她去，找特委书记周小康，找鹤峰县委书记兼苏维埃副主席郭天明，找农会特派员、我在常德二师附小读书时的级任教员刘植吾，找独立团团长王炳南、经理处主任谷容年，主动接受他们的领导，互相通些消息，互相给予帮助。 我们从割耳台转移，钻入四门岩山区更高更密的深山老林里，千层壳、梯子岭、鸡公嘴，从这些小地名上就可以推知其地势的险恶、陡峭。这里是人烟绝迹的原始森林，林深草密，不见天日，没有人家，只有狼虫虎豹、狗熊猴子出没其间。我们原有两匹马，用来驮东西和病号，把马放进林子里吃草时竟被老虎咬死了。 山下到处是敌人，严密封锁，频频搜山，扬言要把我们困死、饿死、拣死在山上，我们则要坚持下去。我们坚信:红军一定要回来的，贺龙一定要回来的。就是死在山上，也绝不向敌人屈服。当然，我们也不会那么容易被敌人整死的。 冬天到了，大雪封住了山路，敌人的搜捕仍不见缓和，山上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贺民英带我下山去摸情况，找粮食。山下村子里正住着敌军，我们进不了村，摸到靠山根的一户独立人家，主人家姓朱。他悄悄找来附近几户群众，有的捧来几颗鸡蛋，有的抱来两个老南瓜，还有的揣来一壶黄米酒。临上山时，主人家又送了一罐黄豆。 回山的时候，我们不敢走山路，怕雪地上留下脚印使敌人会追踪而来，只能沿着流淌山水的水沟走，赤着的双脚被划出一道道血口子，又被冰水冻低了。遇到沟边枝丫横生的地方，直不起身子，我们就在冰雪上爬行。 我们带回山上的一罐黄豆，成了大家的救命粮，由徐焕然的弟弟徐武生负责保管。每天用铁锅煮上一点，大家围坐四周，贺民英郑重地宣布:吃的时候，只许“骑马”，不许“抬轿”。所谓“骑马”，就是用筷子立着夹，这样一次只能夹上一二顺豆子;所谓“抬轿”;就是用筷子平着抄，那样会多抄上几颗。黄豆吃完了，我们就四处捡野果，挖野菜。猕猴桃、羊桃子等野果，我们可吃了不少。蕨葛根根里面含淀粉，既是一种药材，又是老百姓的度荒食品，我们把它挖来当饭吃。总之，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吃遍了。 我们长年在山上爬，林里钻，鞋子磨坏了就扯把茅草打草鞋，衣服挂烂了自己想办法补。冬天的寒夜是最难熬的。我们无铺盖，饥寒交加，捡来干树枝，用火镰打击火石，引燃火绒，烧起一小堆火，围坐着取硬，胸前背后轮转着烤，真正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有一首山歌唱的就是这种游击生活的情形：吃的洋芋果(土豆)，烤的转转火(篝火)，盖的黄丝被(稻草)，背的抓子火(土枪)。就这样，我们食野果，饮山泉，宿岩洞，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从黑夜熬到白昼，从夏天熬到冬天，苦苦地坚持着，没有一个人动摇，没有一个人屈服。不管再苦再难，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坚持下去，坚持到红军重返湘鄂边。常言道:“人须苦中练，刀须石上磨。”此话不无道理。这一段艰苦生活·乡磨练了我的筋骨，也磨练了我的意志，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解放后，我读到陈毅同志描述游击生活的《赣南游击词》，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湘那边的山中岁月。 1937年11月，忻口战役因娘子关失守而功亏一篑，日本侵略军继续向山西省会太原进攻，第二战区组织了太原守卫战。 傅作义的部队有点名气，说是会守，阎锡山就叫傅作义当了太原守备司令，八路军仍是配合作战。结果，傅作义守了两天，没守住，日军侵占了太原，阎锡山跑到晋南的临汾，他的队伍兵败如山倒，四处溃散了。 太原的失陷，标志着“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八路军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战略性的转变，由配合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作战转为独立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为此，八路军各部队化整为零，分兵各地，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扩大力量，为今后的持久抗战作准备。就在这个时候，我七一六团奉师部命令，从雁门关地区南下，以强行军经太原、河口、古交赶赴汾阳一带，其任务一个是帮助地方恢复被阎锡山的散兵扰乱的社会秩序，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一个是组织游击武装。贺炳炎和我率团直属队和一营及三营大部轻装前进，三营十一连由连长宋发富带领担任后卫，掩护全团大行李。南下途中，我团经过阎锡山部七十四师和中央军何柱国部驻地。团主力先行通过了，十一连还在后面，七十四师想乘机卡我们的十一连，抢夺大行李。不久前我团去打雁门关来回路上，都曾路过何柱国部队当时的驻地何庄，他们知道雁门关战斗的情况，就出面劝告阎锡山的七十四师说：“八路军七一六团厉害，你可不能去惹他，他连日本鬼子都一次次地干了，你惹他还会有你的好?”吓得七十四师没敢动手，把十一连放过来了。我团一路强行军，只用两天就赶到汾阳以西、离石以东的吴城镇，按照预定任务开展工作。 阎锡山的散兵游勇流落各处，为害四方。别看他们在日军进攻面前胆小如鼠，可是祸害老百姓却如狼似虎，蛮有一套呢。他们每到一个村子附近，先打两枪，吓唬住老百姓，然后开进村子，要吃要喝，抢钱抢物，再把男人都赶跑，把女人集中到几家炕上肆意轮奸。这些家伙奸淫掳掠，胡作非为，把地方上整得一塌糊涂，把老百姓扰得很惨很苦。应老百姓的请求，八路军出来收拢被阎锡山丢弃的散兵。贺炳炎团长每天带着部队，到处去收散兵，先后收容了有几百人，下了他们的枪，对其进行抗日教育后遣返回乡。其中有些士兵年纪轻，根子正，没做过坏事又有抗日热情，愿意参加八路军，我们经过审查后收留下来。在参加八路军的这批人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张霖的“小鬼”。他是五台县人，阎锡山的小同乡，只有15岁就被阎锡山拉了壮丁，队伍溃散后流落在散兵群中。七一六团把他收留下来，当了一名小兵，我们都喊他“小五台”。在八路军里，“小五台”学政治，学军事，迅速成长起来。他在我们这支部队里从战士、文书、参谋当到团长、师长、军长，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我团收容散兵搞得很有成绩，被扰乱的地方迅速恢复了秩序，扩大、充实了抗日武装力量。三营十一连在雁门关的两次战斗中打得很苦，全连包括炊事员在内只剩几十人，到汾阳后我派宋发富连长带领这几十人出去扩兵。他们到文水、交城收了大批散兵，回来时已是齐装满员的一个连，得到师、旅的表扬。对散兵游勇中的军官，我团把他们都遣送回去了。这些军官，当散兵搅扰地方的时候他们放纵不管，当八路军为着稳定地方秩序、维护群众利益而收容散兵的时候他们却大告黑状。阎锡山的一个副官刚刚从我团回去，就向阎锡山告我们的状，说：八路军七一六团破坏统一战线，吞并友军队伍，收走了多少人、多少枪。阎锡山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名义发电报给贺龙师长要求追查，还派了那个副官到我团调查。那个副官二次到了团部，远不是当初那种落难感恩的态度，变得趾高气扬起来，对我们兴师问罪。贺炳炎团长和我没理睬他这一套，只派了一个参谋告诉他：“七一六团是曾收了点人，收了点枪，你回去后他们也回家了。至于回哪儿去了，我们也不知道。”把他顶了回去。 在汾阳一带，我团配合地方党，开展抗日宣传，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武装。南下汾阳前，师部曾交给我团一项任务，找到成成中学师生游击队，给他们以帮助。成成中学是太原城里一所名气很大的学校，有不少师生包括校长刘墉如在内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投笔从戎，组织了几百人的师生游击队，太原失守后到离石一带。我团到达汾阳与离石之间的吴城镇立即寻找成成中学的人，没有找到。他们已经向北到了五寨、岢岚。次年春，成成中学师生游击队配合一二○师在晋西北作战，以后又受一二○师派遣与七一五团组成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我们一直无缘见面，但时常可以听到他们的战斗消息。 汾阳西边的离石县，驻着山西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战动总会的武装部长是共产党员、原红十五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他在红军改编时离开部队，到山西做统一战线工作。他从离石给贺炳炎和我写信：“战动总会派人前往汾阳县城就任抗日县长，希望七一六团派武装掩护，协助开展工作。”这时我们团部从吴城镇向汾阳靠近，到了向阳镇。贺炳炎和我决定派一营第四连护送抗日县长进入汾阳。自从阎锡山的县长弃城逃跑后，汾阳城里一片混乱。我团四连进城，帮助地下党和战动总会开展抗战工作，同时也在群众支持下筹集了一批资财，收了一些人枪，其中还有几挺轻机关枪。汾阳城里的局面稳定下来了，阎锡山坐享其成，又派来一个县长和一个叫傅存怀的“执法司令”。这些家伙，当日军进攻时扔下老百姓自己跑得没影了，当共产党、八路军收拾了危局后又堂而皇之地前来走马上任，打着抗日的旗号重新搜括民脂民膏，一进城，就下令把战动总会的县长和共产党、八路军赶出汾阳，要我团四连把汾阳老百姓支援八路军抗战的枪支都退出来。我军从来就没有交枪的习惯，当然不能退出来。四连出城的时候，“执法司令”还企图扣住不让出来。我们的这个连长姓周，很有点脑筋。他事先估计到那个“执法司令”不会轻易放连队出来，就让指导员带队先出城，他一个人走在后面，因为阎锡山的晋绥军只认连长不认指导员。指导员带着连队走到城门口，“执法司令”派的把门士兵拦住问：“哪里去?”战士们七嘴八舌的回答：“不知道。”“连长叫到哪里就到哪里，你去问连长吧。”把门的又问：“你们连长呢?”“在后面。”把门的以为把一连之长扣住，这个连队也就走不脱了，于是放四连先出来了。周连长在后面见全连出城了，才慢吞吞地来到城门下。把门的拦住他，问：“到哪里去?”周连长假装糊涂，说：“我也不知道，指导员把连队带走啦。”“执法司令”到此才明白被耍弄了，可是晚了，连队已经走啦，扣住个光杆连长又有什么用呢。结果，一个连全都出来了。 以后，我团就在汾阳、孝义一带扩兵，组织游击队。我们派团特派员裴周玉到离汾阳10公里的三泉镇，他在那里组织了300来人的三泉游击队，我团离开汾阳时，裴周玉带回来100来人，其余的由八路军总部政治部留在当地建立了一支部队。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从太原继续向南进攻，侵占榆次。 我团奉命结束在汾阳一带的扩兵工作，经文水县开栅镇北上，到达太原西边的古交、河口，与三五八旅旅部会合。我们把三泉游击队、汾阳收集的散兵以及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收容的阎锡山部一个连，合在一起，组建了七一六团第二营，重新恢复了宋时轮团长带走的第二营建制。以后鉴于二营是新组建的，战斗力弱，我们在团内进行调整，从一、三营各抽了一个老红军连和团警卫连与二营换了新连，使二营与其它营一样具有同等的战斗力。 领导襄南大生产运动 襄南地区地处江汉平原，本是鱼米之乡。但由于战祸连年、敌人掠夺，导致田园荒芜、民不聊生、血吸虫肆虐，走在街上常常可以看到患血吸虫病、挺着大肚子的男女，许多人家每到冬天就把门一关外出讨饭。目睹根据地群众的惨状，廖汉生、贺炳炎借鉴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经验，于1945年春进一步动员全体军民掀起大生产的热潮。襄南地委、地区专署、军分区和各级党政军群组织纷纷成立了生产委员会。 为此，廖汉生宣布了军分区制定的生产计划：要求实现县、团以上机关、部队自给粮3个月、菜半年，区乡武装自给粮4个月、菜8个月的目标。生产的内容应以开荒种田为主，同时从事纺织、编席、喂猪、捉鱼等工副业生产。奖励措施应采取公私两利、超产分红。 在大生产中，廖汉生、贺炳炎注意军民兼顾、劳武结合的原则，强调“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从军分区的司令员、政委到班排干部都应当亲自领导和参加生产运动。 阳春三月，正是春耕生产的大好时节，襄南各地到处呈现热火朝天的春耕景象。为了扶持农民生产，地区专署及时发放500万元边区币的农业贷款，从江南的石首、公安、华容购运了数百头耕牛到江北，贷给缺牛农户。襄西地区1944年大旱，加上顽匪搅扰，有一半以上的农户无种下秧，有些人家连吃的都没有。廖汉生指示地委运去几百担谷子，发放救灾款，解决生产、生活困难。 在襄南发展生产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水利。这里是长江与汉水两大水系的交汇处，大大小小的河湖沟汊纵横交织，每到雨季内渍外涝，一片汪洋，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命造成严重危害。特别是连通汉水与长江的东荆河，年久失修，一旦决口就将直接威胁潜江、沔阳、江陵、监利等县人民。襄南地委、专署、军分区动员军民抢修大堤，廖汉生、贺炳炎都参加了劳动。廖汉生曾回忆过这段经历： 在赶筑马颈项堤的工地上，书记、专员、司令员一齐上阵，贺炳炎司令员独臂担土拉车给军民以极大的激励。农民群众争先恐后出堤工，劳动英雄层出不穷。一位聋哑人，他妈妈用手比画给他看：堤要倒，有水，不能吃饭了！他扛起扁担就跑上了工地。 经过20天昼夜突击，大堤修筑工程用工15万个，完成土方3.59万立方，赶在汛期之前顺利完工，使百余亩农田受益。 7月3日，鄂豫边区党委领导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对襄南地区的工作给予了肯定：边区的水利建设，“在襄南三军（分）区做得很有成绩”，“特别是争取时间，在农忙前完成，更刺激与提高农民生产情绪”。 战斗在江汉解放区 1945年8月上中旬，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消息传出后，廖汉生、贺炳炎领导襄南分区迅速动员全部力量包围了盘踞在这一地区的日伪军据点，向其发出立即向新四军缴械投降的最后通牒，坚决消灭那些继续顽抗之敌。廖汉生回忆道： 分区部队先后拔掉了潜江县梅家嘴等日军据点并包围了潜江城，重创仍然“扫荡”桃花山的日军部队，全歼驻监利县毛家口的伪军自卫团，策动驻沔阳县胡场的伪军400余人向我投降。 与此同时，日本投降的消息刚刚传出，蒋介石就打着“收复失地”“受降”的旗号，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向中共领导的敌后解放区大举压迫。首当其冲的就是地处中原的鄂豫边区。党中央及时指示新四军第五师：迅速集中力量，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内战危险！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第五师决定组建1个野战纵队和江汉、鄂东2个二级军区。关于江汉军区领导人选，师首长命令贺炳炎担任军区司令员，廖汉生任军区副政委（政委郑绍文），王绍南任军区参谋长。接到第五师首长电令后，廖汉生和贺炳炎、王绍南等带领一批干部和主力部队北渡襄河，与原五分区同志一起组建江汉军区。 江汉军区下辖襄南、襄北、鄂中3个军分区和1个独立旅。贺炳炎、廖汉生一面将部队集中整编，一面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做好反内战的准备。 江汉军区地处中原腹地，南扼长江，东与鄂东军区挟制平汉铁路并形成对武汉三镇的战略包围，因此成为国民党军全力争夺的地区。从日本投降之日到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的大批部队从四川、贵州、云南等大后方沿长江源源不断地涌入，抢占了武汉三镇，又沿平汉铁路源源不断地向北涌去，抢夺地盘，进攻解放区。 看到这个情况，许多同志愤愤不平：“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来了，他们跑了；现在日本侵略者打跑了，他们却来了，来'摘桃子’、打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打？”“毛主席为什么要去跟蒋介石谈判，会有什么结果吗？”“蒋介石会不会故伎重演，会不会扣住毛主席、周副主席？” 这时，党中央及时向全党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廖汉生组织军区指战员反复学习中央精神，让大家弄明白：谈判也是斗争，是一种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是去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是为了争取和平、制止内战！ 当时，也有少数人对国共和平谈判抱有过高的希望，产生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以为国共双方一坐下来谈，蒋介石就不会再来打我们了。对此，廖汉生组织学习中共中央关于“针锋相对”指示，教育干部和部队认清： 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来看，它是一贯反共反人民的，这个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从我们长期以来同国民党打仗与合作的经验来看，它在每一次获取革命胜利果实之后总是一巴掌把帮助过它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打入内战的血海；此外，从我们所处的战略位置来看，江汉解放区位于武汉的卧榻之侧、过道之间，对攻打我们这个地方蒋介石是势在必行的，中原之战绝难避免。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共产党主动让出湖北、湖南、广东等8个南方解放区。此后，大批国民党军继续向江汉军区的襄西、襄南进犯。 1945年10月间，中原军区成立，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委，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原军区下辖2个野战纵队和江汉、鄂东、河南3个二级军区并3个独立旅。 从10月中旬起，中原军区组织了桐柏战役，解放了桐柏、新野、唐河、枣阳等城，贺炳炎、廖汉生指挥江汉军区部队配合主力作战，率独立旅向北挺进钟祥与随县之间的大洪山区，扫除了那里的反共顽固势力，建立了洪山军分区。 1946年1月，国共双方共同签署了停战协定，下达了停战令：各地区双方交战部队于1946年1月13日午夜前就地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根据停战协定，在汉口成立了中原地区军事调处三人小组，江汉军区政委郑绍文调任中原军区驻汉口办事处处长，由廖汉生接任江汉军区政委，并代理中共江汉临时区党委书记。 在停战以后，国民党打着“和平”“调处”的幌子，以军事的、政治的两手千方百计地打击新四军。他们利用整军方案，压迫江汉军区缩编，指责说：“共产党在洪湖一带搞的枪杆子太多了，要严加限制！”又提出“可以把洪湖地区的共产党武装编为湖北省保安旅，委任该地区负责人为少将旅长”。 听到这些话，廖汉生火冒三丈地说：“谁要当他们那种臭官！他们说我们的枪杆子太多了，我看还是太少了。我们这里本来就是人少枪少，为什么还要减？” 1946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南下干部原是中央为了大发展而派出的，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解放区和部队都已缩小，用不了这么多干部，为了保存力量，中央决定将部分同志撤回延安。于是，廖汉生从安陆县桑树店江汉军区驻地出发，经重重周转赶赴延安，投身到西北解放战场中。 1949年），第一野战军进行了一次规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兰州战役，这也是解放大西北中最关键、最激烈的一次决战。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遵照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要求全歼青海马步芳部主力。据有关史料记载，兰州战役中，我军指战员浴血奋战，英勇杀敌，以伤亡8700余人的代价，歼灭敌人2.7万余人。兰州战役从8月21日首次攻击失利后，到第一野战军于25日发起第二次攻击，激战至26日12时，全歼守敌，解放兰州。兰州战役总体来说，消灭了马步芳集团的主力部队，解放了兰州，打通了青海、宁夏和新疆的门户，为解放大西北铺平道路。 8月中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兵团司令员王震率领的一军、二军附十八兵团六十二军组成的南路大军近10万人，沿渭河北上，经天水、临洮，向临夏进攻。解放临夏不仅能彻底瓦解敌军意志，还可从上游渡过黄河，切断兰州通往青海及新疆的道路，使敌军无处逃窜。 8月22日，王震大军先后解放康乐、宁定（现广河县）、和政和临夏县，为兰州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8月23日，永靖县宣告和平解放，解放军部队驻扎在黄河以南及大夏河东西长约10公里、宽5公里的碱土川和喇嘛川。 23日，王震司令员派汽车到和政接鲁瑞林至临夏，根据西北局一野前委决定，任命鲁瑞林为临夏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及临夏督察专员公署专员。25日，在临夏东校场召开5000多人参加的庆祝临夏解放大会上，宣布了这一任命。 解放后的临夏各族群众在地方党组织和解放军的动员组织下，以高昂的热情支援前线，协助一兵团10万大军从永靖、大河家、循化三路抢渡黄河，继续向青海挺进。 8月23日，一兵团第一军占领黄河东岸的永靖县，原准备回师从兰州以西侧应兰州战役，只是由于两天后二兵团和十九兵团已攻下兰州，一兵团也就没有再回师，只在永靖休整几天。到27日，根据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命令准备作为大军左路，渡过黄河，直插西宁，解放青海。当时，这一地区的黄河水流湍急，国民党军队撤退前对河上所有桥梁和渡河船只进行了破坏，甚至烧毁了沿岸的木料，以防解放军造船。 为泅渡黄河，一兵团兵分三路，一军在军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率领下从永靖莲花渡渡河；六十二军从积石山大河家渡河，当时该军政委为临夏籍将军鲁瑞林；二军从循化渡口渡过天堑黄河。 兰州战役后的第二天即8月27日，一兵团一军开始准备从永靖渡河。一军先是试图架设浮桥，但由于水流太急加上河对岸敌人守军不停地冷枪射击，解放军的几次架桥尝试均未成功，最后一次当桥架设到200米处时，突然，一股激流把铁索冲断，架桥的几名工兵落入水中险些被冲走。于是，部队首长决定以尕脑渡口扯船为主，组织水手抢渡黄河。在原有水手、皮筏的基础上，再次抽调人员前往黄河两岸村庄寻找水手，动员群众，收集牛、羊皮筏等可供渡河的工具。广大群众急部队所急，有物献物，有人出人，不到两天时间，就组织水手500多人，筹集牛、羊皮筏150多个，木船2只，为大军渡河创造了便利条件。 8月31日拂晓，抢渡黄河的战斗打响。一军在二师王万金副师长指挥下，以五团为先头团，先期开始抢渡。上午10时许，驻守在莲花城的部队，向黄河北岸的王家大山发射迫击炮弹，炮声震动山谷，浓烟弥漫两岸。时已抢先渡过黄河的三营八连吹响冲锋号，向王家大山和黄家大山约两个骑兵连的守敌发起强攻。三排占领王家大山，一、二排占领黄家大山，控制制高点，建立山头阵地。随后，整个大军按照周密部署，依次抢渡。 当时正值雨季，黄河暴涨，浊浪翻滚，水流湍急。英勇的解放军指战员和刚刚获得解放的水手们，齐心协力，同舟共济。水手们紧握桨板，驾驭着满载战士的皮筏，驶入滚滚黄河，以惊人的毅力、娴熟的技术，冲破惊涛骇浪，划向对岸。木船把军用物资和战马一船一船地运过河去。水面上船来筏往，繁忙异常；河岸上红旗招展，人欢马叫。到了夜晚，一堆堆篝火把黄河两岸照得通明，景象十分壮观。为了加快渡河速度，皮筏从坐5人增加到7—8人，从一天运送5次提高到10次左右。由于木船数量少，战马又不能用皮筏摆渡，直接影响进军速度，后来根据群众建议，把战马分成若干群，牵一强壮战马在前面凫水引渡，再把成群战马赶入河中，让两名水手泅水尾随，驱赶渡河。水手们每过河一次，都被冻得浑身颤抖、四肢麻木，但为了抢时间、赶进度，他们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日夜不停地来回摆渡、送马。经过连续几天的日夜奋战，到9月2日，一军3万多人、骡马2000多匹，还有火炮等武器装备，均顺利渡过黄河；9月4日，二军四师（除十一团）主力也奉命从循化古什群峡黄河渡口经韩家集返回永靖，从莲花尕脑渡口渡过黄河。 就在永靖尕脑河沿渡口抢渡黄河战斗打响的前3天（8月28日），六十二军（除一八六师驻守临夏）一八四师、一八五师在大河家（今属积石山县）已经开始北渡。 马步芳离开兰州逃往青海西宁之前，要求大河家知名人士马全钦烧毁大河家黄河渡船，并组织民团抵抗人民解放军，马全钦为家乡民众利益着想，没有听从马步芳指令。8月23日凌晨，马全钦派其弟马介钦和地方知名人士张自文、孔宪章、赵吉堂、安绣山等7人为信使赴临夏，在临夏市东公馆晋见王震司令员，递交了马全钦给王震将军的亲笔信。信的大意是欢迎解放军解放大河家，并表示愿协助解放军解放青海、新疆，随军做敌军的劝降工作。王震司令员对马全钦深明大义给予很高评价，详细询问大河家民情、地形等，并请马全钦协助部队抢渡黄河。 24日，王震司令员派3名解放军战士给马全钦送去委任状，委任马全钦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高级参谋。送给其黄呢子军装1套，给警卫人员普通军装3套、手枪4支。王震司令员约马全钦到循化会面，共商和平解放青海事宜。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二军进驻大河家，开始紧张的渡河准备工作。其间，解放军切实尊重回民风俗习惯，帮老百姓干活，秋毫无犯，赢得各族人民拥护，群众热情地为解放军赠送礼品。 27日，马全钦在循化拜见王震司令员，凭借自己的威望，劝降了驻守在黄河北岸的全部官兵，排除解放军渡河障碍。28日至30日，在解放军的统一组织下，筹措牛皮胎90多条，动员沿河农民蔡永发等近百名水手，连夜扎筏22个，同时，船头马七五和常一思麻发动近百名水手，修复旧船一只。为了加快渡河进度，军民不断改进渡河方式，附近会凫水的群众把军用物资装入牛皮胎，泅水送渡对岸，有的抱上羊皮胎，泅水把战马赶过河去。经3天3夜奋战，六十二军主力部队全体指战员及所有马匹、武器等军用物资，全部从曾是临津渡的大河家渡口渡过黄河。 31日，六十二军首长在赵家泉（今积石山县四堡子乡内）隆重设宴招待马全钦和其他渡河有功人员，授予马全钦锦旗一面。给两个渡口的船头各奖一面锦旗，给每个水手奖面粉160斤、船头奖面粉320斤，并合影留念。六十二军政委鲁瑞林临走时，赠给马全钦战马1匹、步枪1支，以作留念。到9月5日，六十二军进至青海省民和、乐都时，西宁已经解放，六十二军遂停止前进。 与此同时，一兵团二军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政治部主任左齐等率领数万大军，从临夏县枹罕乡出发，向循化进军。他们以五师为先锋，师部率十四、十五两个团，翻越空气稀薄的达里加山，进占贺隆堡东西地区，十三团进占韩家集以东地区。8月28日，二军命令工兵在炮火掩护下，利用旧有桥墩尽快架桥。但因桥基破坏严重，工程量很大，且材料不足，短期内无法架成。因此，就派出许多部队发动群众，寻找水手、船工准备用木排、牛、羊皮筏渡河。而后，在回、藏、撒拉族群众的帮助下，赶制木排，并将一只能乘坐120人的磨船修好。31日，五师十四团一个连在火力掩护下首批抢渡。战士们以锨代桨，冒着弹雨，冲过一个又一个激浪和险滩，努力向对岸划去。一个木排被撞碎了，十多名战士落水。但其他木排却冲到对岸，占领有利地形，打退敌人，建立滩头阵地，掩护大部队过河。此时，由于大军压境，加之马丕烈、马全钦劝降，敌军副军长马仲福解散士兵，过黄河向解放军投诚。同日，二军从新开辟的草滩坝、依麻目庄、察汗大寺3个渡口，扎制木排，一兵团二军从循化渡口渡过黄河。 9月，王震司令员在东公馆组成“临夏和平代表团”，代表团由马丕烈、马良、马全钦、水梓、祁子厚、裴建准等人组成，随军赴青海劝降马步芳官兵放下武器。在解放军准备进军新疆之际，马全钦写信给新疆骑五军官兵，敦促和平起义，稍后他被任命为西北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 英勇智慧的临夏各族人民群众，创造了用古老的牛羊皮筏子运送解放军大军抢渡黄河天堑的奇迹，谱写了一曲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壮歌。 从临夏市出发，沿临夏县河西乡进入环库公路行驶20多公里，在莲花渡口南500米处，有一座解放军抢渡黄河纪念馆。该馆始建于1997年8月，原为“王震大军抢渡黄河纪念馆”，2017年扩建后，更名为“解放军抢渡黄河纪念馆”。纪念馆占地16亩。沿标示牌前行进入纪念馆，拾级而上，映入眼帘的先是圆形拱门——连心园。连心园寓意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心连心。进入连心园，绿树成荫、鸟鸣其中，清幽雅致。走进园内，园中巍然屹立着一座“黄河不会忘记”主雕塑，雕塑高4.9828米，寓意为1949年8月28日十万大军抢渡黄河；皮筏上有3名战士和10个羊皮胎，象征王震将军率领的十万大军；7朵浪花象征临夏地区的各民族群众；1名水手，象征协助抢渡黄河的500名船工。旁边有一座雕塑碑，碑正反面分别撰刻有《王震大军抢渡黄河碑记》和《纪念碑建造简记》。 跟随讲解员的脚步进入庄严肃穆的陈列室，可以看到陈列室分《解放临夏》《抢渡黄河》《今昔临夏县》三个单元，第一兵团进军临夏路线图、当地群众夹道欢迎解放军到来、筹措牛羊皮筏等渡河用具、在急流中牵着战马泅渡过河、今昔临夏县对比……馆内大量珍贵的照片、文物和影像资料带大家回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2003年9月，纪念馆被州委州政府列为州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当年种种场景已随时间的流逝慢慢散去，但红色历史历久弥新。牛羊皮筏子当军船，10多万大军摆渡黄河的历史如今依旧广为传颂，并成为激励临夏人民铭记革命历史、崇尚革命英雄、继承革命事业的重要精神力量。 走出纪念馆向北500米，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莲花古渡，据史书记载，莲花古渡始于汉朝，汉唐以来直至民国时期，莲花古渡一直是黄河上游的重要渡口，凡西进青海、新疆，南入西藏，必从此渡河，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刘家峡水库蓄水之前宽约五六十米，主要靠皮筏子、木排渡运。随着莲花码头、护岸工程、塔莲公路、临贾二期公路等一批重点工程相继建成，莲花镇形成水陆并举、四通八达的库区交通网。15万亩的莲花湖水域，碧波荡漾，山峦倒映，水天一色，船舶往来，水鸟成群，形成西北黄土高原特有的“高峡平湖”风光，莲花码头周边成为本地区水上度假旅游胜地。随着环库公路的建设，这个红色小镇已成为临夏州黄河旅游黄金线上的重要景点。 大西北地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也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开国将军廖汉生在这里战斗、学习、工作、生活，前后长达20个年头：陕甘会师、抗日出征、延安整风、南下北返、保卫延安、转战陕西、出击陇东、进军青海……解放大西北、又致力于保卫大西北、建设大西北。晚年，廖汉生将军在回忆录中说：“我自认为是一个老西北。” 一、挺进甘肃、青海 解放战争时期，廖汉生作为西北野战军的高级将领，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在西北战场英勇作战，所向披靡，节节胜利。1949年7月6日，一野在咸阳十八兵团司令部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向大西北进军的计划。中央军委确定一野的任务是向西北进军，于年底前占领甘、宁、青，而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解放陕甘宁青新，另一路由贺龙率领进军西南，协同二野解放贵、川、康。一野前委扩大会议根据军委部署和指示，确定了“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 7月，一野发起扶眉战役，歼敌四个军4.3万人，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在关中的主力大部被歼，残部逃入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从此，胡马集团被彻底分割，青、宁二马退居陇东。 7月16日，一野决定“阻胡打马”，以18兵团警戒胡宗南余部，以1、2、19兵团三路西进，发起陇东战役。贺炳炎、廖汉生率领第1军作为1兵团先头部队，从宝鸡沿着西兰大道挺进甘肃。在进军的过程中，第1军准备歼灭驻守陇县的青马集团骑兵十四旅，但敌人闻风而逃，退守固关镇。7月25日，第1军解放陇县，继续向固关镇方向迈进。固关镇在陕甘交界的关山东侧，是西兰大道进出甘肃的门户，马步芳将最精锐的骑兵十四旅放在固关，企图阻止我军西进入陇。7月28日，第1师和军属炮兵向固关发动进攻，全歼守敌，打开了进军陇东的门户。我军乘胜追击，1军解放秦安，2军解放天水，其他部队也接连解放陇东广大地区。青宁二马，一个逃往兰州，一个窜回宁夏。 7月底，青海军阀马步芳当上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自命“西北支柱”，叫嚣要与共军决战兰州城下。野司确定“先打青马，后打宁马”，发动兰州战役，令1兵团率1军、2军并18兵团的62军挺进临洮、临夏准备直捣青海，截断青马后路。第1军于8月11日从秦安继续西进，12日解放陇西，15日解放渭源，17日解放临挑，21日继二军后西渡挑河，23日进驻临夏，军侦察队解放黄河岸边的永靖城 临夏又称河州，是青宁二马的出生地和起家的地方。我军解放临夏，抄了马家的窝子，斩断了青马右翼，大大动摇了兰州守敌的军心，迫使马步芳不得不从兰州战役前线抽调骑兵第八师回防青海，从而保障了野战军主力的侧翼安全。 8月25, 26日，经两天激战，兰州城终干被野战军主力攻克，青马主力3万余人被歼，马步芳等乘飞机窜回西宁，青马残部仓皇逃入青海、新疆。西北战场从此大局已定。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当日，野司向1兵困下达了进军青海的命令。第1军就近从永靖渡口，经民和、乐都，沿湟水，由东向西，走兰州到西宁的大道进军。 永靖渡口是从甘肃进入青海的一个传统渡口守敌逃入青海时将原有的铁索桥彻底破坏，各种船只也被掠走或烧毁。敌少、企图凭借黄河天堑阻挡我解放青海的进军步伐。8月27日，第1军先头第二师和军直炮工团利用前几天收集到的铁链、绳索、木板和几只小船尝试在黄河上架设浮桥，皆因水流湍急而失败，仅有的几只小船也被冲走了。 贺炳炎军长和廖汉生赶到永靖渡口 ,察看情况后决定放弃架桥，学习当地老百姓的办法用牛羊皮筏和大桥渡河。在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很快就收集到无数皮筒子，赶扎出上百只皮筏子，组织了一批经验丰富的水手。 28日凌晨，先头二师五团第三营乘坐皮筏子冲过黄河激流，抵达北岸，夺占了山头阵地。而后，全军各部队依次乘皮筏子渡河。经过6天抢渡，1军3万余名指战员、2000余匹骡马和上百门山炮及全部辎重，凭借着最原始的工具，安全渡过了黄河天堑 先期渡河的部队经民和、乐都直取西宁。兰州战役前回窜青海的青马骑兵第八师和战后逃回的残部，在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下，马步芳残部不战自溃，仓皇逃散。当时，马步芳已于兰州解放第二天从西宁乘飞机南逃，其子、青马82军军长马继援8月31日窜回西安，9月1日乘飞机逃走。其部下四散而去，各奔东西。 西宁城内的部分士绅和各族群众主动出来维持社会秩序，看守马家遗弃财产，并派出十几部汽车前来接运我军，迎接解放。 9月5日，1军前锋部队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下进入西宁，从此这一天就作为青海解放纪念日载入史册。不久，廖汉生得知二女儿正好在9月5日那一天出生，他特意取名为“涤青”，以纪念我军如铁流一般荡涤青海、解放青海的功绩。 西宁解放两天后，贺炳炎和廖汉生率1军军部进驻西宁。9月9日，王震司令员兼政委率兵团部和第2军从另一路来到西宁。1军以西宁为中心迅速向其他地区扩展。到9月底，除边远牧区外，青海大部获解放。9月18日，西宁市各界人士、各族群众3万多人和解放军隆重举行庆祝西宁解放大会.第1军军举行威武雄壮的入城式。庆祝大会在高昂的军乐声中开始，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发表讲话。各族各界群众载歌载舞，欢庆解放。一位75岁的老人在街头上挥笔赋诗，表达了各族人民欢庆解放的喜悦心情:马到青海四十年，人民苦死万万千。解放大军来征剿，至时拨云见青天。 二、建设人民新青海 9月26日，奉中央军委命令，青海省军政委员会宣告成立。廖汉生任青海军政委员会主任，主持全省军政工作。军政委员会是解放初期临时最高行政机构，代行人民政府职权，并负责召开青海人民代表会议，筹备成立青海省人民政府。为针对一些人嫌青海条件艰苦，不安心在青海工作的思想，廖汉生领导全军深入开展了“热爱青海、建设青海”的思想教育工作，引导大家不光是看到青海的贫穷落后，还要看到青海前景远大的一面;不仅要解放青海，还要建设一个欣欣向荣的青海。为了长期扎根青海，建设青海，廖汉生和1军副军长王尚荣把妻子小孩从古都西安接到西宁，在青海安下了家，后来廖汉生的儿子廖建军就出生在西宁。在廖汉生等人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的建政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1.剿匪平暴 青海的迅速解放，使青海马氏集团长达四十余年的黑暗统治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但反动势力并不甘心失败，而是伺机反扑。1949年10月，马步芳的老窝子甘肃临夏发生叛乱。第1军抽调3师和其他兄弟部队剿匪平暴。经过两个月的清剿，扑灭匪乱。 就在第1军抽调1师在甘肃临夏平叛之际，青海马步芳余部马英、马成彪在大通、门源等地发动叛乱。 12月25日，原青马集团骑兵第8师师长马英，纠集5000乌合之众发动叛乱，将大通县城、桥头镇及附近我县、区人民政府和部队驻地包围，进行疯狂的冲击。与此同时，马成彪在门源县发动叛乱，纠集1200余众进攻门源县城，门源县副县长翟鸿儒等40余人全部牺牲。受马英、马成彪叛乱的影响，一时间青海各地反动武装暴乱迅速蔓延，小峡、湟中、循化、化隆等地发生土匪暴乱。他们围攻县城重镇，袭击部队，捣毁党政机关、残杀军政人员，手段极为残暴。 第1军接到大通县城土匪暴乱的信息之后，立即派第3师师长兴中率领1师7团和军直侦察连乘汽车驰援，接着又加派2师6团和军炮兵营，击退数千匪众，解大通县城、桥头镇之围。匪首马英又再次纠集600余人进犯桥头镇，2师骑兵营从湟中赶来配合6团1营将叛匪击溃，并打死匪首马英。剿灭马英之后，解放军趁势进攻门源，消灭马成彪，收复门源县城。同时，解放军又平息了湟中、化隆、循化等地发生叛乱。 2.模范执行民族宗教政策 青海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据廖汉生回忆：当时青海全省约120万人，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47%，藏族占33%，回族占12%，土族占6%，蒙古族占2%，还有撒拉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由于马步芳集团统治青海四十年，在对各民族进行阶级压迫的同时，推行民族压迫，激起民族仇恨。因此各民族之间的积怨甚多、纷争不已。处理好民族问题，是实现青海长治久安的关键。在廖汉生等人的领导下，卓有成效地处理好了民族宗教政策。一是大力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向青海进军的过程中，大力开展普遍而认真的民族政策的学习教育，规定认真严格的特殊纪律。在军管会中，还成立了民族处，负责联系各民族的民族工作。全军上下都充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从而赢得了各民族的热烈拥戴。塔尔寺僧众为了感谢人民解放军对这座名寺的保护，派代表来西宁，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及青海省军政委员敬献锦旗。二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在青海省军政委员的领导下，逐步建立了一批民族自治政府。在民族杂居的地区，建立了各民族联合自治政府。三是大力培养民族干部。1949年12月，毛主席指示青海省委：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青海省举办青年训练班，选拔培训少数民族干部，经过短期的学习，把他们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这些干部迅速成为党在民族工作中的骨干。 3.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青海资源非常丰富，有“黄金青海”之称。经过马步芳反动集团四十年的横征暴敛，青海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当时省会西宁，号称人口6万，实际上不到5万;马步芳所谓的八大工厂，实际上不过是生产皮革、火柴、肥皂等简单产品的八个作坊;马步芳父子逃离西宁时，抢走了大量黄金、银元和珠宝。在广大农区、牧区连牲畜都抢走了，缺乏基本的生产资料，生产生活非常困难。总之，刚刚解放的青海，是一穷二白的乱摊子。 廖汉生等青海党政领导，在继续肃清反动残余势力，建立人民政权的同时，迅速组织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一是组织恢复生产。军管会和军政委员会设立工业、财经和交通等部门，派出人员，发动工人群众修复机器，清理场组，迅速恢复生产。组织贸易公司和银行平抑物价，遏制通货膨胀。二是成立生产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生产。1950年春，各单位立即掀起以农业为主、工业、手工业为辅的大生产运动。当年开荒76000亩，播种7190亩，种菜2490亩，超额完成每人3石小米的生产任务，喂猪养羊，开小作坊40个，采金200余两，大大减轻了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也带动了当地群众的积极性。三是勘探开发柴达木盆地。柴达木是聚宝盆，但当时荒无人烟。为开发柴达木盆地，第1军组织力量勘探，抽调3师8团两个步兵连和骑兵团的一个连作为先遣队到柴达木进行农业开发，种庄稼、蔬菜。四是修建青藏公路，改善交通条件。1950年4月2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给第一军下达了修筑青藏公路西宁至黄河段、宁张公路西宁至大梁段两侧。第1据迅速组成9000人的筑路大军，由王尚荣副军长担任总指挥，四个月时间就完成了青藏、宁张两路段的筑路任务，总计新修公路400余里，砌筑大小涵洞900多个，为亘古荒原开辟出一条黄金路。由于完成筑路任务出色，1军受到了总部的嘉奖。为了纪念这一伟大工程，廖汉生与贺炳炎、王尚荣等人共同题签了日月山筑路纪念碑。纪念碑至今仍然矗立日月山前，记录着那一段光辉的历史，那个伟大的工程。 三、全面主持西北军区 1952年，廖汉生调离青海，赴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军区干部部长，3个月后，又担任西北军区副政委。10月下旬，廖汉生被选为西北军区党委第五书记。前四位书记分别是：第一书记彭德怀，先是在朝鲜战场，指挥志愿军作战，后又在北京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第二书记习仲勋，同时兼任西北军区政委。他于1952年9月担任中央宣传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不久即担任国务院秘书长;第三书记张宗逊，不久即调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第四书记马明方，长期主持西北局的工作。时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军委第五书记的廖汉生全面主持西北军区的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剿匪 国民党反动政权退到台湾后，不甘心失败，企图在地处偏远的大西北，建立所谓的陆上台湾、反攻基地。西北各地匪徒也利用沙漠、戈壁、高原等复杂地形负隅顽抗。经过我人民解放军持续不断地打击，到1952年西北各地土匪相继剿灭，只剩下号称“中华反共救国军103路”马良和“中华反共救国军102路”司令马元祥两股土匪，流窜于甘、青、川三省西藏，为祸一方，成为残存于大陆、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直接指挥的反动政治武装。为了彻底剿灭这两股土匪，西北军区和西南军区联合召开作战会议，拟定围歼的部署，并上报毛主席、中央军委。1952年12月，西北军区召开剿匪会议，安排部署了马良、马元祥的作战方案，随后成立“甘青剿匪指挥部”，彭绍辉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委。同时组建了“甘南剿匪指挥部”和“甘南西藏工作委员会”，着手进行政治、军事、后勤等方面的准备工作。 1953年春，西北军区调集骑兵第1师、步兵第1师和甘肃、青海省军区两个独立团，在西南军区空军和步兵的有力配合下，进攻马良、马元祥匪军。剿匪部队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对匪徒采取奔袭、围歼、追歼等多种军事打击手段，在茫茫草原，风餐露宿，连续作战。到5月中旬，流窜于甘、青、川边界的马良、马元祥匪军被全部歼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来嘉奖电报。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从西安前来慰问剿匪部队。 2.筑路、开荒、大生产 西北部队长期战斗在大西北，参加过延安大生产运动，有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传统。在和平建设时期，已成为开发、建设大西北最重的力量。一是修铁路、公路，改善交通条件。1950年4月，西北军区抽调8万部队，修复陇海铁路宝(鸡)天(水)段，并修建天(水)兰(州)段，第2兵团政委王世泰担任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局长和总指挥。1952年9月，天(水)兰(州)铁路建成通车，是继成渝铁路之后建成的第二条线路。 毛主席专门题词祝贺。 1952年前后，根据重新勘察选定的青藏公路新线路，在西北军区后勤部慕生忠的带领下，修筑了从黄河沿到巴颜喀拉山察拉坪的路段。这是青藏高原最难修的一段。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有的地段在5000米以上，氧气稀薄、气候多变，又是千年不化的冻土地带。1954年12月25日，康藏、青藏公路正式通车，其中青藏公路从西宁到拉萨全长2100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翻越号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为西藏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便利。 在保卫边疆、开发建设大西北的热潮中，王震将军领导新疆军区创造了突出的业绩，堪称全区、全军的模范。王震亲自带领新疆部队发扬359旅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光荣传统，创造了屯垦戍边的辉煌。开垦了数万亩农田，建设被称为“戈壁明珠”的花园城市——石河子市。同时，王震又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发展钢铁、电力、水泥、印染、运输等工业企业。1954年2月，王震调到北京，担任首任铁道兵司令部兼政委，后又担任农垦部部长。王震之后，王恩茂任新疆军区司令、政委兼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政委。陶峙岳任司令。兵团辖10个农业师、1个建筑师两个团，成为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强大力量。 1953年，廖汉生率西北军区干部部部长郭炳坤、后勤部长张贤岳飞及全体苏联顾问，到新疆军区检查工作。廖汉生一行在新疆视察月余，对新疆军区的工作，尤其屯垦戍边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肯定。 3.尊重，友谊，促进民族团结 西北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处理好民族问题对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非常关键。廖汉生将军在回忆录中说：“西北地区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定，是我军的一项重要任务。西北军委党委一方面教育指战员支持、爱护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团结各民族群众，一方面直接出面团结民族上层人士。” 西北解放前，青海马步芳集团、宁夏马鸿逵集团分别统治青海、宁夏几十年。宁夏马鸿逵之兄马鸿宾因与马鸿逵矛盾重重，在我党我军努力争取下，马鸿宾顺应时代潮流，与其子马惇靖率部起义。鉴于马鸿宾、马惇靖父子为解放宁夏作出的积极贡献，马鸿宾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马惇靖担任独立第2军军长，1953年被任命为宁夏军区司令员。廖汉生主持西北军区工作期间，尊重马氏父子，建立了良好友谊。 廖汉生在青海期间，高度重视班禅方面的工作，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为班禅返藏提供了大量帮助。1954年，十世班禅从西藏经兰州进京。廖汉生会见了他，并请他登上西北军区司令部大楼，浏览兰州新貌。30年后，廖汉生与十世班禅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为同事，十世班禅始终非常尊敬廖汉生。 4.加强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解放军战士多是贫苦农民子弟。据廖汉生回忆说：“当时整个西北军区80%的干部战士识字仅在千字以下，其中认识500字以下的占一半，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人比比皆是。数学知识更是少得可怜，大多数人包括相当多的干部，连国际通用的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解放以后，加强部队文化教育也提上了日程，1952年确定为全军文化训练年。1952年9月，廖汉生调任西北军区政治主任，当时正值全军学习文化知识的高潮。在廖汉生等人的领导下，决定全军区普遍开办速成教育，军一级开办速成中学、师一级开办速成小学，团以上机关办在职干部文化补习学校，连队办速成班。在学习过程中，先是速成识字，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学习语文，继而学习算术、自然、地理、历史、几何、化学等课程，普及科学常识。西北军区还成立干部文化学校，廖汉生兼任校长。当时有许多干部战士，经过速成学习，短短几十天就能识二三千个汉字，可以读书看报。在学习活动中，涌现出了崔八娃这样高玉宝式的战士，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和嘉奖。 1952年，廖汉生与西北军区参谋长彭绍辉到北京参加全军召开的全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会议重点讨论1953年军事训练的问题。1953年6月1日，西北军区正式开始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正规训练。1953年5月1日，军委正式颁布了《内务条令》、《对列条令》、《纪律条令》。1954年5月19日到6月19日，廖汉生和西北军区副司令彭绍辉参加了中央军委组织的“全军在职干部战役法短期集训班”，培训分两个阶段，先是一个月的理论课，从军队符号、军语、标图开始学起，直到集团军的防御作战原则、指挥。课堂设在中央军委办公地——中南海居仁堂。朱德、刘伯承、叶剑英和苏联顾问亲自上课。培训的文化成绩，廖汉生是满分(5分)。培训的第二个阶段，参加“集团军反登陆战役首长——司令部演习”，总导演是刘伯承。就在这场演演习当中，彭德怀告诉廖汉生，中央即将任命他为国防部副部长。 1954年，时任国防部副部长、西北军区副政委、政治部主任的廖汉生和张宗逊、甘泗淇、陶峙岳和战斗英雄宋忠福5人选为全国一届人大代表。 1955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防部长彭德怀发布了《关于全国军区重新划分的若干决定》。根据决定，西北军区划分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张达志、冼恒汉分别担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政委，王恩茂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接着军区调整的机会，廖汉生打报告，请求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当年3月，廖汉生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 两年半后，廖汉生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毕业，他有意赴新疆任职，重新投入到保卫大西北、建设大西北的热潮中去，不料中央任命他接替刘伯承元帅出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从此离开了他生活、工作、战斗了20年之久的大西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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