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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的法度来自文字识别性,变化出审美高度!金文大篆系列讲座三

 鸿墨轩3dec 2024-04-28 发布于内蒙古
2024-02-06 11:40·大成国学堂

第二,在探讨书法艺术的深度与广度时,我们不时会将金石器上的文字铭记于心。那些古老的点画线条,自成一番风骨,毛笔虽是书法之友,却难以模仿这份古朴的美。古人评书时,常用“刚则铁画,媚若银钩”和“若屈铁石陷屋壁”等词来形容书法的神韵,但这样的墨迹在现实中颇为罕见,而金石文字却能轻而易举地呈现出这种效果。

金石之文,是铸刻的杰作,每一次敲打与雕琢,都赋予了文字清晰的边界与独特的质感。当锤与石再次相遇,那些点画便如同利刃斩过,锋利而又不失柔美,即便是最柔美的曲线,也能保持“屈铁石”和“银钩虿尾”的韵味。

让我们回顾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其中有段文字,或许可以为我们开启一扇理解之窗。文中记载了张旭与褚遂良的对话,张旭说:“用笔当须如印印泥。”初看此语,或许难以领其深意。然而,在江岛之上,当沙地平坦、心旷神怡之际,张旭灵感迸发,以利锋之笔,画出了劲险明利之作。自此,他才真正明白了用笔如锥画沙之理,知道了如何让笔锋内敛,让画作更有深度。

“印印泥”四个字,形容的是印章在泥上留下的痕迹,那份坚实而圆润的美感,是笔墨难以企及的境界。锥画沙的美感,在于那两侧边缘鲜明的质感,这种感觉也应和了书法中的用笔之道。张旭的领悟,不仅体现在他的书法实践上,更在于他将金石拓本的美感与书法审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那些真正懂得书法的人,才能领会其中的真谛。

陆羽的《释怀素与颜真卿论草书》中,颜真卿对怀素说:“何如屋漏痕”。屋壁上的水痕,自上而下,自然垂落,干涸之后,边缘的渍痕清晰且颜色深邃,质地上乘而自然天成。这样的美感,在金石拓本中同样可以找到,这正是书法中用笔的理想状态。怀素对这话深表赞同,因为他体会到了同样的艺术真谛。

第三,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界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对金石文字造成了侵蚀,让这些古老的文字呈现出一种与初始截然不同的新貌——我们将其称为“二次完成品”。这种状态尽管残缺,却因天然的侵蚀痕迹而显得别有一番风味,它吸引了许多钟爱古物的人们,他们不仅欣赏这种美,甚至试图亲手复制。

然而,一些人开始根据这种残缺的假象来评论文作,他们的解读和创作始于误解,终于误导,逐渐形成了一种不良风气。比如,近现代的一些书法家模仿金石的颤抖、断续、涨墨、枯破等效果,甚至过分夸大这种自然侵蚀带来的美。他们不惜以造作之笔取代自然书写,用夸大的变形和怪异手法来增强视觉效果。这种做法不仅破坏了字形的结构和书写的美感,而且在碑学思潮和审美风气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对古体书法的理解也发生了扭曲。时至今日,这种潮流虽已退去,但其影响仍在,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必须承认,审美理想和研究可以指导书写实践,但应当是有目的地助力于美感的实现。毕竟,毛笔并非万能,书写工具也不应被当作画笔使用。如果谨慎地借鉴金石文字中的某些残损现象,并以老练的笔触来表现,也是可以接受的。古人认为“笔老为贵”,笔下的作品可以展现出“万岁枯藤”的苍老美质,也可以是“无心自达”的平淡老境。在模仿其形的同时,更要追求神韵,使有意与无意相融合,形似而神离,如此便可兼得鱼与熊掌。

实际上,那些锈迹斑斑、石花损泐的效果,只是掩饰作品原貌的假象。如果一件作品中有二三处甚至更多的完好字形,便可以根据这些部分来复原整体。问题只在于是否有心去这样做。在金文作品中,许多器物和盖子上的铭文都相同或相似,这为我们复原作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只有恢复了原貌,我们才能完善审美和批评,鉴赏和模仿。理解了原貌的真实,才能真正理解“金石气”的内涵,而理解之后,取舍之道也就不再遥远。

第四,自从许慎的《说文解字》问世以来,它就像是一块不朽的里程碑,被历代负责“字学”的学者们顶礼膜拜,同时,它也是书法家们追随的经典之作。在唐代,国子监的书学生们将《说文》和三体石经作为他们的学习课本,他们通过书本来学习,通过拓本来临摹,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随着考古技术的进步,我们现在能够接触到比古人更早、更多的金石文字。这意味着,无论是对于古代还是现代的大、小篆的审美鉴赏还是分析评述,我们都必须面对金石拓本。拓本的好坏、审美能力的强弱以及书面表达的优劣,都会对读者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学术水平。从过去人们对“金石气”的误解,到当代篆书创作的多样化和个性化,我们还未完全理解和吸收古人的精华,更不用说追溯到根源,重现古代艺术的辉煌。

感悟『篆引』秩序之美

在书法的广袤宇宙中,篆书就像是一幅精美的图案,而“引”则是指那些均匀的线条和中锋用笔的方法。当我们谈到图案化时,我们是在讨论将文字转变为类似图案的过程,这是书体演变的一部分。图案化的积极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将文字从最初的“画成其物”的状态转变为书写的形式;其次,通过图案化的纹样,古形得以保留,从而在新旧字体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保证了知识的连续性;第三,图案化赋予了字体和曲线以“准仿形”的特性,为字形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最后,图案化有助于字体样式的和谐统一,具有强烈的美感和秩序精神,构成了正体书法的基本特征,并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审美和评价理论体系。

金文大篆的字形,就像是一系列交织的直曲线,排列紧密,转角圆润,给人以复杂而精致的感觉。然而,从书写的角度来看,它们实际上是由单一的线条组成的,笔法变化不多,极其简洁。《礼记》中提到:“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大篆书法正是遵循了这种简约的礼乐文化精神,尽管字形华丽,却无法掩盖其简约的本质。艺术的美在于,外在的形式可能会改变,但内在的美却是永恒的。苏东坡在评价锺繇和王羲之的书法时说:“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这正是指那种超越感觉的“形而上”的客观存在,需要通过张怀瓘《文字论》中所说的“可以心契”而“非可言宣”的审美经验来感悟。

在浩如烟海的青铜器珍宝中,大盂鼎、散氏盘、毛公鼎以及虢季子白盘被称为“四大国宝”。这些国宝不仅因其悠久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而备受推崇,更因为它们各自代表了西周金文不同发展阶段的书法风格。散氏盘上的铭文,犹如一位挥洒自如的画家在画布上留下的最后一笔,充满了西周晚期金文的个性与魅力。这些字迹,自由而不拘一格,率性而充满情感,它们在朴素中见自然,在不羁中显真意。那些本应平行对称的笔画,在书写者的感性驱使下变得方向多变,充满了动感与张力。这些不经意的处理,不是粗心大意,而是书写者故意为之,他们试图突破传统笔画的束缚,追求一种更为艺术化的表达效果。就像是在音乐中故意弹跳的音符,给整个作品增添了层次与活力。吴大澂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散氏盘四条屏》,忠实于原作而更多一些笔意和节奏变化,将线条之美和空间之变诠释无余,值得学书者长久揣摩、吸取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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