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和《梧州日报》编辑的旧事

新用户20563a3r 2024-04-28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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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苍梧：小南路七十一号

文| 覃炜明

我没有在小南路七十一号正式工作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自己：一定要记录一下这条街道这个门牌。而且，唯恐记忆出差错，我专门向一个曾经在报社工作的朋友打听了这个门牌号码。

不错，就是小南路七十一号。这是早年梧州日报社的地址。如果要论我在梧州的熟人，除了我工作过的单位，小南路七十一号，梧州日报社，恐怕要算是旧相识最多的地方。

网上照片，这是小南路吧？

其实，我最早和梧州日报社的结缘，并不是在小南路，而是在大中路三十九号。当时市政府仍然在大中路（现交通银行大楼）办公，梧州日报社就在政府旁边的一座木板小楼。几层？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上下踩着木楼梯、木楼板，都有吱吱咚咚的响声。最早认识的是副刊编辑曾强，时间大约是一九八二年。

那时候曾强刚刚大学毕业，我的第一篇散文《河边俚语》经当时担任梧州日报社办公室主任的俞述璧先生转给曾强，居然见报了。我去探望住在报社二楼的老俞（那时候我叫俞老老俞），老俞房间桌子的玻璃板上，压着他小女儿要读什么什么学校的“豪言壮语”。老俞把带回来的午饭和我一分为二吃了，就把我介绍给曾强，再后来我就直接把稿件寄给曾强了。曾强编发了我很多稿件，当然也给我退了不少稿件。我至今仍然保留有十几封他给我的退稿信。退稿信是印刷体，名字和篇名由编辑用毛笔填写的，有时候编辑会写上一两句退稿的原因。更有稿件明显经过编辑送审、甚至值班领导改动乃至签发，但是最后仍然撤稿，退回来的……熟悉的字体，看了几十年，见字如唔，一下就似乎面对早年就已经谢顶大半，话语不多，也不虚，但是感觉非常真诚的曾强先生。

我一直保留着曾强编辑当年寄给我的退稿信。

似乎是报社搬到小南路以后，曾强先生就升职了。好像他不分管副刊，以后的稿件，就和下边几位编辑发生联系。而因为送稿、领稿费、和编辑套近乎、后来甚至亲自编版面等原因，一段时期我就成为小南路七十一号的常客。

现在从河西往河东，过了桂江一桥，进南环路，右转第二个路口，就是小南路。小南路和大南路中间隔着四方井路，相向并行，但是小南路路况比大南路要狭隘，而且有斜坡。小南路七十一号也就是梧州日报社的老地址，就在路口拐弯的地方。一个非常普通的门面，和别的门面不同的是这里经常有一位斯斯文文的老者在守门口。说实际我至今不知道老者姓甚名谁？只是记得他样子有点儒雅，这一点和一般守门人有点大相径庭。老者言语不多，可能因为和我面相熟悉了，我进出七十二号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盘问。倒是有时候我带三几张稿费单，要在这位老者的抽屉里变现。动作是先翻出早已经折的皱巴巴的稿费单，拿起老者桌面的圆珠笔，当场签上名字，递给老者。老者接过稿费单，一张一张用一个镇尺压好，然后用算盘滴滴答答的打一次，记录好总数；再滴滴得得核一次，确认无误，就开始打开抽屉取钱，五元、两元、一元、五角、两角……加起来，有时候也有七八元，多的时候有十几元。接过老者递过来的钱，我就一步并做两步，直上楼梯，转弯抹角，往后座三楼的副刊部跑。

副刊部的编辑，接触最多的当然是黄璋尊（曾强已经做副总）。黄（我叫他老黄）是六十年代暨南大学的毕业生，老报人，他在《梧州日报》编辑过很多国内著名作家的稿件，秦牧、贺敬之、瞿宗……能够和这些名作家名字同版见光，我们也觉得俱有荣矣。我和老黄接触的时候，他好像还是副主任（主任是区俊曼，一个目光非常和善的长者，经常穿一件黑绒面的衣服。区好像不直接编稿，只是负责修改、在稿签上签上“发”字，然后送值班总编签发）。后来区退休，老黄做了主任，搞了很多次纪实文学征文。每一次征文推出前，他都要和到报社送稿的我大约说明是次征文的范畴，内容要求。可能因为事先沟通得好，好几次征文我都拿了一等奖。现在收入《碎光》的纪实类散文（第七辑）的《二十四年的奉献》《红旗车手的情怀》《本色》都是曾经得奖的散文。大约是因为我写散文特别真实，有些散文不在意暴露自己个人的隐私，如《妻子》、《为父初记》，老黄看了，还建议我寄到外地的报刊，“不要在本地报刊发，以免人家对号入座”。在《梧州日报》副刊，老黄和我的关系，可谓亦师亦友，我一九九九年住院，老黄带了一袋子鸡蛋，专门到市人民医院看我。

另一个接触比较多的编辑是关德钧（我当时仍然是叫他老关）。老黄做副刊部主任的时候，关好像是做了副主任。关留着几条稀稀疏疏的胡子，颇有师爷相。不知道他和梧州名人关冕钧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总而言之看到他的模样我很容易联想到关太史的样子。关不但编辑我的稿件，还教我怎么划版。记得我在宣传部的时候，曾经担任宣传部的报纸《西江侨报》（公开发行）副刊的编辑，《西江侨报》是在梧州日报印刷厂印刷的，划版当然要向《梧州日报》的编辑拜师。报社印有一张一张划版纸，上边印着一栏一栏横竖各十个格的版样，排版的时候，要按照稿件的字数，一格一格确定文章的位置，标题用多少位置？文字怎么走向？都要一一标志好。划版越细致，排版越容易，返工的次数就会大为减少。期间我和梁昭先生（已故）改写了一篇回忆录（《杜鹃泣血话当年》），是革命烈士罗文坤的胞妹罗筱坤回忆罗文坤和苏曼在桂林的日子的，刊登在当时《梧州日报·鸳鸯江》副刊开设的“纪实文学”专版上。这个稿件先后连载十几期，为了更好体现连载作者的编辑意图，关德钧老师干脆把划版的事情也交给我，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中午的时间都呆在副刊办公室，有朋友甚至认为我调到了报社工作。关德钧老师和我关系也是亦师亦友，我到顺德工作以后，有一次回去采访，住在五丰大酒店，他专门和我的老师李宽林（教育学院）到酒店造访，往事历历。

我当年自己划版编辑的记实文学版面之一，刊登罗筱坤的回忆录《杜鹃泣血话当年》

实际上，离开梧州二十几年，和梧州日报社打交道更是将近四十年，一批编辑的名字依然随口就可以叫出来：刘道德，专门在副刊写名人报道；李莉，后来好像在新闻研究室退休；陈华，据说去了广东汕头；卢志勇，据说去了广州人事局……特别记得，一位很有才气的编辑（李达庄），在一次报社组织的活动中遭遇车祸，英年早逝。李和我关于文学创作的共同语言很多，我的“话题系列”（《生日话题》、《牢骚话题》、《哭与笑话题》、《友情话题》、《严冬话题》）都是他经手编发的，我曾经到过他在马王街的报社宿舍。当年听到他离去的消息，我一下子不敢相信，又听传说到车祸的一些细节，那时候我开始相信一句话：死生由命！并以此做安慰。又，据说还有一位美女编辑（徐兰），也已经作古。感觉天妒英才，让人十分无奈。

回忆小南路七十一号，还有两位编辑不得不提。一位是林筱本，他先是美工，后来也做文字编辑，编稿特别严谨。有一年编发我的《沈园故事》，据说因为忘记改正一个标点符号，被扣了分。他和我说起此事，让我非常惭愧。而我曾经为广西人民出版社撰写的稿件《梧州：划出新时代的轨迹》，曾经在《梧州日报》头版全版刊出，编辑就是林筱本，标题改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据说是副总编庞维远的主意），而字体显然就是林筱本老师亲自书写的。很长一段时间，庞维远好像一直是管副刊的副总，估计我以前很多稿，最后签发的都是这位老报人。上年，忘年交俞老先生生日宴，发现安排坐在我旁边的，正是庞维远本人，感谢的话几次到了嘴边，但是又没有勇气说出来。因为将世界所有对我的好，收藏于心底，是我的一惯习惯！特别去说，我反而觉得是有点虚伪。

《梧州日报》全版刊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字体显然就是林筱本亲自书写的。

说到小南路七十一号，和《梧州日报》的关系，特别要补充一个名字——邓建华。邓是《梧州日报》名噪一时的记者，曾经在八十年代因为报道红楼粮店短斤缺两，轰动梧州山城，市长黄汉云亲自调停。邓八十年代中期即调广东，担任过科龙、格兰仕的新闻发言人，是国内整合营销第一人。那时候邓建华的工资曾经高得令我们羡慕不已。现在邓仍然是顺德一家企业的高管。可能因为我们曾经一起采访过全国优秀班主任易智华（龙圩中心校老师），现在又到了广东，而且就在顺德这一片弹丸地，所以一路以来我们联系比较多。有一年他几乎每周都请我去附近的鸡洲吃田螺煲鸡，那一种田螺，太大、太肥，吃到我一直到现在，听起田螺二字仍然想呕吐，和小南路隔一条巷，四方井那里卖的酸笋田螺比，简直天壤之别。上一周，我们再见面，改为吃炆大鱼头，喝茅台酒。老朋友一副富贵相，吃得津津有味，我却是胃口一般。说实际，我更怀念和《梧州日报》的编辑朋友们，在桂江一桥边，或者大中路上，某一家大排档，围炉吃狗肉的那种氛围。

马上就要回去过年了，如果机会允许，很想找老朋友们喝一杯。

202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