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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本文摘自《湖州文史》第九辑（1991年3月出版，为避免不必要误解，特此说明），作者钮寒冰，原标题《我知道的戴季陶》。  戴季陶（1891年1月6日—1949年2月11日） 戴季陶（1891年1月6日—1949年2月11日），男，初名良弼，后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原籍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中国国民党元老，国民党理论宣传家，景星学社社员。 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  五四期间，思想激进，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  戴季陶（后排左二）和孙中山等人合影 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1925年参加西山会议派活动，并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文章，歪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反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形成所谓“戴季陶主义”。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长期任考试院院长。1948年任国史馆馆长。后在广州自杀。 戴季陶是中国国民党元老之一，中华民国国旗歌的作词者。有蒋介石的“国师”之称，是蒋介石的忠实“智囊”。 著有《日本论》《青年之路》《学礼录》《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价值》等，后人编有《戴季陶先生文存》。  唯心是佛”四个大字，落款为蒋纬国 戴季陶死后遗体被运回四川成都西枣子巷，安葬在他已故的妻子和父母的身边。然而，历史的变迁使得戴季陶的坟墓在解放后显得尤为尴尬。作为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的反面人物，他的坟墓在不久后遭到了破坏，虽然遗骨仍在。 在50年代，因建设需要，戴季陶的墓地被征用，他的棺材和妻子及父母的骸骨被迁移到一个名为罗家碾的地方。(据戴家后人回忆，1988年蒋纬国通过特殊管道，向大陆方面探寻戴季陶葬身之处，知道了“文革”时其墓又遭盗掘，时过境迁，遗骨已无处可寻。蒋纬国大约是心有不甘，1989年下半年又派私人代表联系到李烈钧将军的公子、时任民革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李赣驹，请他帮助寻找戴季陶遗骨。李赣驹请示中台办获首肯后，由上海市公安局派出多名有经验的侦查员，与四川省公安厅联合展开调查。 调查的重点放在寻找当年盗掘坟墓的人身上，也属万幸，居然还找到了这个人。据其陈述，在70年代的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生产队修建便桥，看上了戴墓里的那几副棺木板，掘墓后将遗骨埋在了一条小河边。 经过现场辨认搜索，终于找到了三个头颅和一堆遗骨。经法医鉴定，这三个头颅为一男二女，与戴氏墓地的墓主相符，确定就是戴季陶夫妇并其母。) 由于没有明显的坟头，这个地方鲜有人知。随着时间的流逝，戴季陶的骸骨似乎注定要永远埋在这个偏僻的角落，加上1984年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在台北去世，戴季陶的遗骸更是无人问津。 晚年的蒋纬国对于给自己亲生父亲修坟的事情一直念念不忘。他委托了自己的黄埔同学李赣驹，向大陆有关部门提出了给戴季陶修坟的请求。 有关部门对此事非常重视，经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工作，最终找到了当年坟墓的大致位置，展开了挖掘，经过鉴定，其中一具骸骨被确认为戴季陶的。1993年，在骨灰火化后，戴季陶的骸骨被安葬在成都的昭觉寺庙中。这不仅了却了蒋纬国的一桩心事，也让戴季陶得以重新安息。 正文 戴季陶，名传贤，是我堂姑母钮有恒的丈夫，我称他为堂姑丈了。现在把我所知道的戴季陶的情况，叙述如下： 戴季陶是湖州人吗？戴季陶于1890年生于四川广汉，早年丧母，父戴思孝,是个教馆秀才。他幼年受父指点，勤学书法，正草隶篆，魏宋各体，无不精湛，尤以临摹之神，可以乱真。后在苏州府台衙门充当书吏之职。 我祖父钮耕孙，清末为厦门道台。民国前，即定居上海。我外祖父沈氏，湖州人，寄居苏州，置有园宅，与苏州府台关系甚好。在一次外祖父寿诞期间，祖父去苏州相庆,在宴会上见到戴季陶，苏州府台盛夸戴的书法妙笔，并当众试之，果然不凡，祖父甚喜。 因祖父嗜爱书画，返沪后，与友人商讨，托他们和苏州府台联系，把戴季陶从苏州要到上海，就住在祖父家里。当时祖父住在上海闸北天宝路新民坊（后来我就生在新民坊。故又名新民），戴为祖父等临摹名人字屏，投文人之嬉。 后来戴季陶在上海，结识了陈其采、陈其美、蒋介石、胡汉民、孙中山等人，参加办报和反清活动，也就渐离我家。他在我家时，与我祖父的侄女钮有恒（人称景姑）植识。景姑时尚新学，与戴季陶相处日久，志同道合，互生爱慕之情。戴季陶住在我家时，是撰稿人之一，他写东西很快，一个晚上能写四五十张稿子纸，是用毛笔写的。据我祖母说：“季陶一个晚上写的字，景姑抄两天都抄不完。”那时戴季陶写的文章，都是由景姑誊抄的。后来，由我祖父为其作伐，就在上海我们家里从简成婚。婚后回到湖州，住在木桥头原理德堂诵芬书屋。钮有恒的祖父钮福保，系清朝状元，原有状元厅，现在是勤劳街7弄3号。 此后，戴季陶曾对我祖父说，他的祖籍也是吴兴县，说吴兴有个戴山的地方，是他的祖籍。后来，我祖父晚年归居湖州时，曾派四伯钮季安到戴山为戴季陶寻根，找故旧关系，但未找到。后来由戴季陶拿出一笔钱，由祖父托一个姓陈的戴山人，为戴季陶在戴山后林村办一所戴山小学。学校的匾额是戴季陶在我家里亲自题写的。这样，戴季陶就成了吴兴戴山人。但他尝自谓为“蜀中野人”，然其撰序、跋,作榜书，辄署吴兴戴传贤。钮有恒在世时曾经说过：“戴季陶是'触头’的湖州人。” 戴季陶与蒋介石的关系戴季陶从苏州到上海不久，就结识了蒋介石，两人关系密切。景姑与戴季陶结婚的那一年，有一段时间上海形势吃紧，说是有人要捕杀蒋介石。当时，戴季陶伴着蒋介石，连夜化装后逃到苏州，安置在戴季陶当年在苏州府台衙门当差使时的一个女相好家里。戴季陶自从离开苏州到上海，和景姑成婚后，由于办报和反清活动极其紧张，也由于害怕景姑的火暴性子，一直没有到苏州去会过那位相好。这次把蒋介石带到苏州，稳在她家里住了几天，戴和蒋商量，由戴季陶单身回上海探询情况。戴回上海活动了几天，看看捕杀蒋介石的风头已过，就到苏州，准备接蒋介石回上海。到丁苏州，得悉蒋介石和他当年的相好，已有了不寻常的感情。当时，戴季陶不但不为此事对蒋介石不满，反而感到欣喜，并进一步为他们撮合。  戴季陶在日留学期间与蒋介石合影 戴季陶与蒋介石还有一段过房亲。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生于1917年，当他在苏州做周岁时，戴季陶和景姑专程去苏州祝贺。在酒席面上，蒋介石亲自把蒋纬国过房给戴季陶夫妇，所以，蒋纬国称戴季陶夫妇为“寄爹、寄娘。” 1931年，戴季陶和景姑在湖州潜园过着隐居生活。蒋介石曾带领蒋纬国专程到潜园去拜仿他，两人谈了很久，蒋介石当天离开湖州了，而蒋纬国在湖州住了七八天。那时我已经有10岁了，我记得有一天景姑派人来接我的祖父母去潜园玩，祖父母把我也带去了。蒋纬国比我大5岁，我们玩得很高兴，他很斯文，景姑让他称我为“新民弟”。吃过晚饭后，祖父母要回家去了，我和蒋纬国还在一起玩，景姑就让我留在潜园过夜，伴蒋纬国再玩玩，所以这一晚我是和蒋纬国同床共被而睡的。 我总感觉到，戴季陶和蒋介石无论从私人关系上还是工作关系上都是十分密切的。 戴季陶在湖州潜园1931年，长期住在上海为戴季陶管理觉园房子的四伯父钮季安来湖州，说戴季陶打算到湖州来住一阵，还带来一封给当时吴兴县长李光宇的信。没隔多时，戴季陶和景姑到了湖州，住在潜园。  戴季陶住在潜园，他的侄儿戴志昂从四川赶来看望他。戴志昂会画虎，住在潜园期间共画了十二幅老虎，可是戴志昂却不善画山水补景。一天，请我祖父钮耕孙去赏画，祖父介绍了住在潜园附近的丁善宝补景。于是志昂画虎，丁善宝画飞鸟补景，戴季陶题了字。那几幅画，给王德馨、丁少兰，还有潜园的房东陆家，以及我祖父等各家取了一幅。阎子瑜托陆家取去一幅。李光宇和戴山后林一个姓陈的，除了各人给画一幅外，还招待吃午饭。在吃饭时，戴问起后林有无学校，姓陈的答称只有一处私塾，景姑在旁说起到后林办所小学，戴季陶欣然同意，并当场拿纸题写了学校的匾额。前面说到的戴季陶在戴山办学校就是这样起因的。 戴季陶在潜园期间，钮氏族中长辈钮吉荪去世了（钮吉荪晚清时曾任湖州知府，住在府西，旧宅至今尚存），景姑接到认告后问戴季陶怎么送份子，戴季陶那天正有西园寺的和尚来访，就对和尚说，送一壇经忏，要 48个和 尚。第二天，戴身穿蓝袍黑褂，佩了勋章，去祭奠钮吉荪，并和和尚一起跪着念经，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心经”一百遍，又念“大悲咒”一百遍。那个厅房，跪了49个人，几乎住满了。钮季刚张罗照拂，李光宇派了警察在门口站岗，不准闲人进去。天井里、花厅里、大门口直到马路上，都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在这期间，戴季陶和景姑还去道场山、白雀寺和云巢观等处，并且在所到之处都题了字。在云巢的吕纯阳殿上写了“忠孝神仙”，钟亭上题书“开觉”，鼓架上题书“警迷”。戴季陶还在湖州福音医院看过病，也题了字，捐了钱。又曾接见过周育三、慎斐雯，并都为他们写了对联屏条。钮少卿（钮宇春的父亲）请他参观达昌绸厂，他和景姑都去了，景姑对云锦的纸板大感兴趣，看了很久。有位女校长何志义和钮生（钮仲翔的祖父）一起到达昌去见戴季陶，戴都接待了，为他们题字留念，并为那个小学捐赠了课桌椅。盛暑未消，戴季陶和景姑由蒋介石派人来接回南京。离湖前一天，当时湖州的知名人士为之饯行。在钱行时，戴季陶称颂了湖州电厂的负责人李彦士，戴说，湖州如多几位李彦士先生这样的实业家，那就更好了。那天下午，景姑买了几十斤诸老大粽子，一大包王一品毛笔，还有一搪瓷锅子丁莲芳千张包子，满载而归了。 戴季陶的佛堂与结局戴季陶对佛经有较深的研究。他为了弄懂一些经书，学习了梵文，向印度和日本的僧侣们求教过。由此，他也熟读佛经，好像是个佛教信徒。其实，他也读可兰经和新旧约,甚至中国道教的经书。有一年，西藏老班禅到上海，住在觉园（现上海的北京西路上），觉园里有戴季陶和王一亭的住宅。戴季陶每天跟老班禅和其他西藏喇嘛学藏文，译读藏经，还叫景姑一起学，认为藏经比大乘经完善。他在南京有两处住宅：一处在鸡鸣寺右侧，题名为“待贤馆”，另一处在华侨路上海路口，题名为“孝园”。孝园是一座大洋楼,楼上除一间卧室外，大部则满布了老班禅和各庙堂送给他佛教锦绣挂像幢幔，还供了不少菩萨，以及佛教的法器，有的像玩具，还有人骨的鼓槌，是老班禅珍藏在西藏布达拉宫的。不过戴季陶自己曾表示过，这些也只是属于装饰而已。但他极为珍视，又极为神秘。因为楼上有佛堂，不是相当的人，不允许上楼。就是孝园的侍仆，也不能轻易进入佛堂。  戴季陶与夫人赵文淑合影(不确信，有说是发妻钮氏) 佛堂旁侧，是他的书房，有不少书，据说是经书，不准人动，不准侍仆打扫，赵小姐（戴季陶后来的夫人）受他的命才去打扫收拾一下，戴安国和钮因棠（安国的妻子，是我堂兄钮颂清的女儿，原来比我小一辈，但与安国结婚后，成了我的同辈）都不能随便上楼。直到1949年2月，在国民党政府风雨飘摇之际，戴季陶在南京孝园楼上整理了两昼夜，一部分东西叫赵小姐带走，另一部分由钮因棠带着到昆明转成都，并同意因棠和安国离了婚，两个孩子归因棠带走。他自己到了广州。戴季陶到广州后不久便自杀了。他在自杀前曾经给住在上海的他的妻弟、即我的父亲钮师愈一信，信中说了一些抱怨蒋介石的话，并说自己宁死大陆，不愿随之流离。信尾还要“四哥应速作打算”，即嘱咐为他在上海觉园管理房子的钮季安作离开准备。我父亲看信后立即将信件烧掉。其时，已获悉戴季陶在广州自杀的消息。 （原注：本文作者寒冰，即钮寒冰，湖州人，现年70岁，寓居南京市。) 资料来源： 《湖州文史》第九辑（1991年3月出版，为避免不必要误解，特此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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