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商代墓葬初论

寂寞红山 2024-04-28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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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寨沟遗址新发掘商代墓葬及以往相关资料的分析，对陕北商代墓葬的分类、等级、墓葬特征及陕北晚商社会结构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目前可知陕北商代墓葬近百座，分为带墓道墓葬和竖穴土圹墓两类，依墓葬形制、规模和随葬品状况可划分为三个等级，显示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陕北高原地区的商代晚期墓葬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和社会复杂化现象，对认识区域社会结构具有重要价值。

陕北地区地处黄土高原腹心之地，20世纪40年代以来该地区已发现数以百计的商时期青铜器，但因非考古发掘出土而缺乏背景信息，较难为相关考古研究利用[1]。20世纪80年代后，清涧李家崖、绥德薛家渠、清涧辛庄等遗址的发掘和区域性调查逐渐揭开了黄土丘陵地带商代文化的面纱[2]，使我们对商代遗址特别是大型建筑遗址有了初步了解。但与之相对应的大型墓葬始终没有发现，制约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

2022年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重启陕北商代考古工作，以寨沟遗址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寨沟遗址包括大面积夯土建筑，大、中、小型墓葬，灰坑和房址等不同功能的遗存，散布在相邻的不同山峁上，凸显出北方黄土梁峁地带中心聚落“多峁一体”的分布特征[3]，是一处规模巨大、遗存丰富、要素齐全的商代聚落遗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此外，在瓦窑沟调查勘探出9座“甲”字形商代大型墓葬，是目前殷商文化圈之外已知数量最多、等级最高的商代墓地。

2022年以来，考古发掘了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大型墓地和鱼塔梁小型墓地以及瓦窑沟2座“甲”字形墓葬，均显示出较为鲜明的特征，为研究陕北商代墓葬结构和丧葬制度提供了难得的材料。本文依据上述最新考古成果，结合以往考古材料，就陕北地区商代墓葬相关问题试做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墓葬发现概况及其特征

（一）发现概况

1.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墓地

位于清涧县解家沟镇后刘家塔村。2022年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独立的长梁上共发现发掘了4座商代墓葬，由北向南分布。其中M1为“甲”字形墓，M2~M4为竖穴土坑墓，墓向均南北向。未见腰坑、殉人，其中规模较大的M1、M3、M4墓室填土葬车。4座墓葬遭早期或现代盗扰，残余铜、玉、骨、金、陶等各类随葬品200余件，多数随葬品制作精美，与殷墟高等级墓葬出土相似，年代在殷墟二至四期，是陕北近年来商代墓葬考古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4]。

2.寨沟遗址鱼塔梁墓地

位于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西南的鱼塔梁南坡，墓地所在鱼塔梁范围南北长约120、东西宽约90、海拔910米。2023年共发掘小型墓葬34座，均为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多数墓葬口略大于底，个别墓葬（M8）口大底小更为明显。面积在3平方米以下，墓向不一，葬具为单棺，近一半墓葬未见葬具。仅10座墓葬有随葬品，共19件（组），随葬品均放置于棺内，陶器有鬲、钵，铜器有戈、斧、削、蛇首匕，此外还有玉器、海贝、串饰等。这是陕北最新发现的一处小型墓地，也是寨沟遗址的组成部分[5]。

3.李家崖墓地

位于清涧县高杰村镇李家崖村，在李家崖古城址内外的4个地点共发现61座商周时期墓葬。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规模较小，面积在3平方米以下，墓向不一，有27座墓发现有葬具。32座墓葬有随葬品，其中3座各出土1件铜兵器，29座墓出土陶器残片，多似陶钵、小杯类器物[6]。

4.高塬墓葬

位于清涧县李家塔镇席家圪崂村当地称为高塬的山峁上，山峁海拔1168米，顶部平坦开阔，面积近1万平方米，发掘1座“甲”字形墓。墓室盗掘殆尽，盗洞内筛出少量蚌片、漆皮和朱砂，在早期盗洞内出土铜带钩1件[7]。

（二）墓葬基本特征

陕北商代墓葬差异显著，表现出较多的自身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墓葬形制

首先，无论带墓道大墓还是大型竖穴土坑墓，墓室口大底小，收分较甚，东、西墓壁往往有数量不等的生土台逐层下收，北墓壁斜直下收，这种结构与东周秦、楚大型贵族墓葬有相似之处。中原地区商墓无论大小不见生土台阶收分，基本口底同大或口小底大。其次，带墓道大墓的墓道与墓室径直相连，无明显的转角区分，而中原地区带墓道大墓，无论墓道多少，均明显窄于墓室，墓道与墓室几乎垂直相交，仅浮山桥北4座大型墓（M1、M8、M18、M28）[8]与之类似。

2.填土葬车

陕北大型商墓普遍存在填土葬车的现象。如后刘家塔M1随葬4辆车，M3和M4各随葬1辆车，瓦窑沟M3随葬12辆车，M8随葬至少8辆车，这些车置于墓室填土内，向下距墓室底约2~3米的位置（图一）。葬车前后摆放，车前无马。这些大型墓葬附近尚未发现有单独的车马坑或马坑。中原地区大型商墓多有单独的车马坑陪葬，据不完全统计，殷墟发掘的车马坑已近百座，均分布在王陵大墓及各个大型族邑聚落墓地中的高规格墓葬的附近，应与这些高规格墓葬有关联，是这些高规格墓葬主人下葬时的车马陪葬。中原地区仅有个别墓葬在墓道或墓室内葬车马，如浮山桥北M1墓道殉人1具、马2匹、车1辆，保存完整，呈驾乘状（图二）；M18墓道中有车1辆、马2匹、殉人2具[10]。西北王陵M1003由于被盗严重，仅在南墓道内发现车舆遗迹2处[11]。殷墟西区墓地第三墓区M698墓道中埋车1辆、马2匹、殉人1具，马位于车前，呈驾乘状，殉人位于车厢下[12]（图三）。殷墟苗圃北地2002APNM2118南墓道拐角处，葬车1辆，无马无人[13]。

图一瓦窑沟M8墓室葬车

图二浮山桥北M1墓道葬车

图三殷墟西区墓地M698墓道葬车

3.殉祭

墓葬极少有殉牲、殉人，未见祭祀坑。后刘家塔M3填土内有犬一只，M4盗洞填土内有个别碎马骨。在墓葬周围目前未发现祭祀坑或车马坑，小型墓葬更是如此。换句话说，即使个别大型墓葬中有殉牲，也不是普遍现象，与殷墟墓葬形成极大反差。据统计，晚商时期的第一、二等级墓葬基本都有腰坑，坑中常有殉人，还多有兵器、容器等；第三等级墓葬中绝大多数也都有腰坑，个别坑中有殉人，一般殉狗；第四等级幕葬中设腰坑的一般也占到40%以上，多有殉狗[14]。殉人在墓葬中最常见的位置是二层台上和棺椁之间，还有位于棺或椁盖顶上的[15]，在殷墟大墓的填土中往往发现有人或动物的骨架，尤其是墓道和墓室填土内，人牲多身首分离，分层分组埋葬，多者几十或上百具。中小型墓葬也有类似现象[16]。此外，殷墟西北冈王陵区已发掘1400多座小墓，除少数是陪葬墓外，大多是祭祀坑。依坑内的埋葬可分为人坑、动物坑及器物坑三类[17]。

4.墓葬（地）选址

墓葬的选址与分布直接反映出特定的丧葬观念、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不仅与墓葬等级、性质有密切关系，也会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如上文所述，陕北商墓分布呈现出大墓独立、小墓集中的现象，第一、第二等级墓葬往往单独分布在一座山峁或山梁上，周围没有小墓，不见祭祀遗存，可以象形的比喻为“占山为王”，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而且是单纯的墓地，没有居住遗存。我们在后刘家塔墓地周边的多个山峁上均调查发现了商代墓葬，开口面积10~60平方米不等，深多在5~10米，属第二等级墓葬，也多是单独分布。

陕北地区以往有几次较为集中的商代青铜器出土，多数为青铜礼器、兵器等，显示出较高等级，如清涧寺墕里、解家沟、张家坬、绥德墕头等地点，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据了解，有多个不同考古机构的相关人员曾到现场调查、访问、勘探，均再未发现商代墓葬。笔者曾在2016年对清涧、绥德出土商代青铜器地点逐一调查访问过，采访当事人和见证者，并指认出土现场，获得了极为珍贵的信息：第一，个别铜器点除有青铜器发现外，还伴有其他随葬品，如寺墕里还出土有6件金耳饰，墕头铜器点人骨腰间还有玉器。第二，上述铜器点从此以后，再无青铜器出土，可能只有那一座墓葬。笔者当时对解家沟铜器点周边反复勘探，一无所获。在2022年专项调查中，在解家沟铜器点一侧的山梁上发现发掘了一座第二等级商墓，惜被盗掘一空。2010年在子洲县关王岔平整土地中，发现一批商代青铜器，随后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并在周边反复调查勘探，再无发现[18]。上述种种现象均反映出高等级墓葬独立分布的特征。而鱼塔梁、李家崖等第三等级墓葬集中分布，数量10~30座不等。

二、墓葬的分类与等级

（一）墓葬分类

根据墓道的有无和墓葬形制，可将这些墓葬分为带墓道墓葬和竖穴土坑墓两种类型：

1.带墓道墓葬

目前只发现有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葬，共12座，分布于4个地点。包括后刘家塔墓地1座、瓦窑沟墓地9座、席家圪崂高塬墓地1座及解家沟镇东南1座。该类墓葬的主要特征是南北向墓，墓道接于墓室南壁，斜直向下直通墓室，东、西两壁与墓室两壁径直连通，无明显折角区分。墓葬口大底小，收分较甚，开口面积在200~2500平方米，墓底面积约30~90平方米。墓室东、西两壁或一壁有数量不等的生土台逐层向下收分，达到一定深度后，竖直向下。北墓壁不见生土台，斜直下收。墓室窄长，长宽比值超过2。深度多超过10米。

2.竖穴土坑墓

根据墓壁情况可分为两类。甲类墓葬主要特征是南北向墓，规模较大，深度5~10米，口大底小，收分较深，开口面积10~100平方米，墓室面积10~20平方米。东、西两壁或一壁有数量不等的生土台逐层向下收分，达到一定深度后，竖直向下。北墓壁不见生土台，斜直下收。上述特征与带墓道大墓的墓室特征较为相似，惟面积与前者相比较小，墓室底长宽比值在1.5~1.7。乙类墓主要特征是墓葬规模较小，墓向多样，无明显规律，墓壁无明显收分，深度多集中在3米以下，墓室长宽比值超过2，甚至更大。

（二）墓葬等级划分

墓葬等级划分是墓葬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涉及到墓葬形制、规模、棺椁重数、随葬品多寡、殉祭遗存等方面，但实际上限于保存条件差异尤其是盗扰等原因，不少研究者在进行墓葬等级划分时，主要依据墓葬形制、墓葬规模和随葬品多寡及组合等因素进行划分，本文也主要依据上述因素分析，可将陕北商代墓葬初步划分为三个等级。

第一等级，为带墓道墓葬，总长25~70米，墓葬开口面积200~2500平方米，深度10米以上。多数墓葬开口面积已经超过安阳西北冈王陵区大墓面积（表一）。墓室填土葬车较多，偶见有龟甲、殉狗、陶器等葬品，墓室随葬品种类多，等级高，有铜、金、骨、玉、石等。多数漆器、骨雕、玉饰品、青铜车马器等与殷墟商王陵出土物极为相似，堪称精品，代表最高等级。该等级墓葬选址显示出极强的独立性、排他性，往往单独分布在山梁和山峁上，仅有极个别第二等级墓葬共存。如后刘家塔墓地除1座“甲”字形大墓外，另有3座第二等级的墓葬，瓦窑沟墓地9座墓葬分布在三个较宽阔的相连山峁上，尚未发现其他等级的墓葬。勘探发现的另一处“甲”字形大墓也是独立分布在一座山峁上。

表一清涧第一等级墓葬与安阳西北冈王陵区带墓道大墓统计表

还需要说明的是，2015年发掘的清涧席家圪崂高塬墓葬，由于被盗严重，墓室无任何随葬品，且口大底小的墓葬形制在以往商代墓葬中未曾有过，同时在早期大盗洞中发现有战国铜带钩，当时误认为是战国大型墓葬，其形制特征与后刘家塔和瓦窑沟墓葬相同，也应是商代“甲”字形墓葬。而在高塬山峁上，仅有一座“甲”字形大墓，也没有发现同时期的其他墓葬。

第二等级，为竖穴土坑墓，开口面积10~100平方米，深度5~10米。该等级墓葬面积跨度较大，内部还有可能存在等级差异，但由于材料所限，不进一步细分。面积较大的墓葬填土葬车，数量较第一等级墓少，此外填土内还可能有殉牲或陶器。墓室内随葬品有铜、金、骨、玉石器等。以往发现的几处青铜器地点，当为墓葬，都应属于这一等级。如清涧寺墕里[19]、解家沟[20]、张家坬[21]、绥德墕头[22]地点等。这一等级的墓葬也多独立分布在山峁上，或3~5座分布在长梁上，不与第三等级墓葬共存。

第三等级，为竖穴土坑墓，开口面积3平方米以下，深度3米以下，墓壁无明显收分，单棺或无葬具。多数无随葬品或仅随葬陶鬲或陶钵，个别有铜戈、铜斧等。墓葬集中分布在山峁或山梁上，不与其他大型墓葬共存，墓向多样，无明显规律。如寨沟鱼塔梁小型墓地，共发现34座商代墓葬，均为第三等级。

另外，早年在清涧李家崖遗址也发掘过商代墓葬61座，分布在古城内外4个地点，其中城内的A区19座，C区21座，城外的月季花墓地18座，东城墙外侧土丘发现3座[23]。A、C区和月季花墓地墓葬集中分布，其中27座发现有葬具痕迹，34座未见葬具，29座无随葬品，面积多在2.5平方米以下，均应属第三等级墓葬。

上述不同等级的墓葬特征明显，层级分明，是社会复杂化的表现，具有鲜明的等级划分和社会层级结构特征。第一等级墓葬规模堪比殷王陵，应该是区域内最高（首领）级别的墓葬。第二等级墓葬为区域社会的中小贵族墓葬，其中规模较大的墓葬除无墓道外，其他特征近似第一等级大墓，墓主当是聚落部族内统治阶层重要成员，规模较小的墓主可能是统治阶层的小贵族。第三等级墓葬当为社会中的平民墓葬（表二），聚集分布，内部略显杂乱，墓向无明显规律。

表二墓葬等级划分表

三、陕北晚商时期的社会结构

目前所发现的12座带墓道大墓，分布在4处地点。其中瓦窑沟墓地9座，其余三处分别各1座，这是目前殷商文化圈之外所知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商墓，代表了区域内最高等级的墓葬。其中后刘家塔墓地直线距离寨沟遗址2.5千米，当是一处区域性中心聚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席家圪崂高塬墓地直线距离辛庄遗址2千米，辛庄遗址发现大规模夯土建筑、陶范、陶模等遗存，也应是一处区域性中心聚落遗址；瓦窑沟墓地周围目前尚未发现与之距离较近的大遗址，其直线距离李家崖遗址约7千米，相较寨沟和辛庄似显较远，但应该存在与之相应的高等级遗址，为一处区域性中心聚落当无问题。

上述三处中心聚落遗址，规模大，等级高，要素全，尤其是大墓堪比殷王陵，当是最高等级的聚落遗址，不太可能有更高等级的中心。以寨沟遗址为起点，其距离辛庄遗址20千米，距离瓦窑沟墓地17千米，三者中心聚落的辐射半径约在10千米左右，这三者恰好分别位于清涧县李家塔镇、解家沟镇、高杰村镇三个镇，其统治范围似乎与现今的一个乡镇相当（图四）。当然三个中心聚落辐射范围内部还会有分层分级，如寨沟遗址内部还有中型墓葬和以往发现的铜器点（墓），属第二等级墓，以及鱼塔梁第三等级墓地。辛庄聚落遗址内樊家岔、惠家园则曾出土过青铜工具，我们对两处遗址进行了勘探，发现有夯土基址，可能是中心聚落的次级遗址点。曹大志对山西石楼县李家崖文化遗址做了详细调查，依据聚落规模、位置、遗物分布的规律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面积数百至数千平方米的小遗址22个，第二类为面积在2~4万平方米之间，由多个独立的遗址形成遗址群，共5个。第三类面积与第二类相当，共3个。第一类坐落在一座小山上，第二类分布在主要河流及其支流交汇处的小山上，第三类多分布在黄河岸边的狭窄地带，第二、三类选址主要是考虑到地处交通网点的便利[24]。可见其聚落结构和层级与陕北类似。

图四清涧商代遗址聚落分布示意图

上述认识虽仅局限于目前的考古发现，但李家崖文化核心范围分布在清涧、绥德、子洲、延川、延长等县，也是以往商代青铜器较集中发现的几个县，其聚落形态可能也应与之相似。由此我们理解，黄土丘陵的中心聚落（表现为大型建筑、大型墓葬、铸铜遗存）数量多，密度高，已达到较高文明水平，但其所代表的政体规模较小，彼此看不出明显等级差异或隶属关系，其政权形态和社会结构不同于中原地区。这应该与黄土丘陵特殊地貌造成的交通不便有关。

陕北东北部商代遗址文化面貌一致，学界多统称之为李家崖文化，为商代鬼方族群遗存[25]。李家崖文化所代表的鬼方遗存分布范围广，内部结构复杂，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和社会复杂化现象，如清涧辛庄、寨沟、李家崖、瓦窑沟等遗址虽规模大小略有差异，延续时间长短不同，但都是区域中心聚落，类似遗址还当不少，表现出多中心特点，或表明在鬼方内部可能还存在不同的部落分支。《古本竹书纪年》载“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26]，西落鬼戎大概率就是武丁征服的鬼方，位于北洛河及以北地区，周人在一次征伐鬼方的战役中俘获二十个首领。张天恩认为“可能是武丁征伐几十年后，鬼方实力恢复后再次侵扰关中，周人代商王朝征伐鬼方于北洛河地区，并俘获其首领二十人”[27]。考古现象和文献记载较为吻合，正说明鬼方内部存在不同族群和多个中心的特点。

四、结语

近年以清涧寨沟遗址为代表的陕北商代考古取得突破性进展，发现了北方地区黄土丘陵地带迄今规模最大、功能要素最为齐全的中心聚落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礼器、车马器、玉器、骨器、漆器、龟甲与殷墟上层物质文化相同，反映了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强烈影响。但诸如陶器、贵族使用的黄金饰品（如项圈、耳饰）、青铜工具和兵器（如蛇首匕、銎内戈）等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为进一步更全面认识该区域商代聚落结构和文化面貌提供了最新考古材料。

大、中型墓葬规模之大、等级之高、出土文物之精美远超以往认知，为几十年来黄土丘陵地区不断出土的铜器群找到了明确的考古学文化背景，为分析陕北商代墓葬特征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考古材料。结合最新发现和以往材料，陕北商代墓葬无论是形制、葬俗、选址等方面均显示出了自身鲜明的特征，丰富了李家崖文化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所反映出的李家崖文化社会结构亦与中原地区迥异，表现出中心聚落遗址数量多、密度大、政体规模小、相互独立的特征，表明在李家崖文化分布区内存在不同的部落分支，或代表不同的方国，显示出北方黄土丘陵地带商代社会结构的独特形态。

附记：本文在考古发掘和写作过程中，得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孙周勇、张天恩研究员的指导，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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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曹玮.陕北出土青铜器（第1卷）[M].成都：巴蜀书社，2009:1-10.

[2]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李家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b.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考古实习组，等.陕西绥德薛家渠遗址的试掘[J].文物，1988(6).

c.种建荣，孙战伟.陕西清涧县辛庄遗址[C]//黄淮七省考古新发现（2011-2017年）.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221-224.

d.曹大志.李家崖文化遗址的调查及相关问题[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7).

[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清涧寨沟遗址[N]，中国文物报，2023-7-7(5).

[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商代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4(2).

[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清涧寨沟遗址鱼塔梁商代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4(2).

[6]同[2]a:76-101.

[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清涧辛庄战国墓地调查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