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历史学家丽莎贝斯·科恩说。企业找到了让人们持续购物的方法，故意制造不耐用的商品；广告商学会了借助电视广播来制造需求。到了20世纪70年代，消费者对服装品质的下降颇有微词。1974年，有记者采访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的总经理诺曼·韦克斯勒，问他是否故意将女装设计得不耐穿、易过时。他直言：“这就是时尚。”刘斯影  发达国家倾销而来的旧衣辗转流入发展中国家，给当地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环境影响，且阻碍了本土纺织业的发展。 | 泛滥的废旧衣物 | 加纳是非洲第二大二手服装进口国。在加纳海岸，被海水浸透的衣服缠绕在一起，犹如一堆残骸，随着海浪翻滚。当地人将成捆运来的废弃物称作“死去白人的衣服”，试图解释为何海外的二手服装会大量涌入本地：它们的主人肯定不会主动扔掉这么多衣服吧？ 在首都阿克拉附近的乔科尔海滩，来自富裕国家的二手服装层层堆积，形成了一堵高墙，里面可以辨认出一只卡骆驰凉鞋、一件蓝色的拉夫劳伦马球衫和一件维多利亚的秘密内衣。腐臭的堆积物相当坚固，小房屋可坐落其上，一个以破衣烂衫为地基的棚户区近在眼前。阿克拉市的垃圾管理负责人所罗门·諾伊说，下雨时，衣物顺着城市的水道和排水沟流入大海，而后被海浪冲到岸边。 诺伊和他的环卫团队每天都在打一场注定失败的仗——他们试图将阿克拉的废旧纺织品集中运到垃圾场填埋。他的车队规模太小，过多的衣物损坏了卡车压缩垃圾的液压系统。更糟糕的是，因为旧衣太多，一个通常可使用25年的垃圾填埋场，在3年内就被填满了。 诺伊估计，从海外运至阿克拉港口的二手服装中，有40%毫无用处，最终变成了垃圾。他说：“加纳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基础设施来处理白人丢弃的衣服。”部分社会活动家和研究人员希望加纳政府禁止进口二手服装，但诺伊认为，这并非解决之道，毕竟二手服装贸易事关太多人的生计。 数十年间，衣服变得愈发低质低价、款多量多，二手衣服引发的灾难也逐步发酵升级。如今，服装行业每年生产的衣服超过1000亿件，是2000年产量的两倍多。每天，大量旧衣被丢进所谓的“回收箱”，以便给新衣腾出空间。 然而，被回收的旧衣料很少有能重新做成新衣的，因为现有的技术和设施还无法处理如此大规模的废旧衣物。取而代之的是，这些服装会进入全球二手货供应链，被制成清洁布、床垫的填充物和隔热材料。这延长了它们的使用寿命，即使只是一点点。 但是，快时尚的兴起以及消费者追求数量而非质量的消费观，导致了廉价服装供应过剩。这不仅重创了二手服装贸易，还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极大的负担。解决全球二手服装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少买些、买得好些、穿得久些。换言之，结束快时尚。| 二手服装产业链的一环 | 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坎德拉港的迦南公司分拣厂里，一辆叉车正在搬运巨大的包裹，准备驶入塞满旧衣物的集装箱中。在仓库另一端，包裹垒成一堵墙，等待工作人员分类分级。工厂约有400名女工，每人每天要评估多达5000件衣服，以决定如何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 一些女工从传送带上取下床单、窗帘等非服装类物品，其他人则将剩下的衣服分门别类：裤子、裙子、上衣……工厂车间闷热难耐，气温超过了38摄氏度。风扇输出阵阵强风，吹打着女工们五颜六色的纱丽、宽松长裤和束腰外衣。像这样的分拣厂，迦南公司在坎德拉有两个，每年可处理5.4万吨的废旧纺织品。 印度对二手服装实施进口限制，以保护当地相关产业。但印度政府在坎德拉划出“例外之地”，向企业发放少量许可证，允许它们进口并加工二手服装，只要其中大部分将来再次出口到别国。坎德拉是印度的主要港口之一，位于阿拉伯海沿岸，与非洲隔海相望。迦南公司用于再出口的二手服装中，有60%销往非洲。 衣物分类后，掌握更高技能的分级员便接手工作了。玛丽莎·查达站在一张2.7米宽的桌子旁，桌上堆满了体恤衫。她能在数秒内完成一件衣服的评级：仔细观察它是否受损，用手指鉴别面料，检查缝制质量，按尺码和性别分类，然后将它扔进桌旁不锈钢手推车中。她每分钟可以分拣15件衣服，动作快到让人看不清，一件又一件的衣服从空中划过。这项工作很难实现自动化。依靠技巧和直觉，分级员能迅速判定一件旧衣服的价值所在：可被重新穿上、成为抹布或者毫无价值。  查达读到八年级便辍学了，她看不懂英文，却能毫不费力地认出欧美服装品牌，这部分归功于工厂墙上的一系列品牌标志：巴塔哥尼亚、拉夫劳伦、汤米·希尔费格、耐克。 衣服分级后会被压缩打包、贴上标签，以待出口。总的来说，这个系统像炼油厂一样一刻不停地运转，将原材料转化为不同种类的适销产品：带帽的运动衫、不带帽的运动衫、平角短裤、儿童短裤乃至性感热裤。分拣厂的任务就是确保每一件衣服都能在市场上以最优价格售卖：高跟鞋在危地马拉和东欧地区卖得很好，李维斯的黑色牛仔裤在马来西亚颇受欢迎，羊毛衫最好运到意大利城镇普拉托。 每位女工都乐意经手婴儿衣服，而不愿接触男性的涤纶裤。不久前的某个下午，一条巨型短裤赫然出现在旧衣堆里，引发了阵阵笑声。因为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几乎没有对超大号短裤的需求。这条短裤被送至剪裁区，那里有50台机器，可以去除纽扣和拉链并切割布料。这些布料会做成清洁抹布，出口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 | 快时尚何以兴起？|“我们的工作就是让女性对自己已经拥有的衣服感到不满。”1950年6月，纽约百货公司大亨厄尔·帕克特在曼哈顿阿斯特酒店，对大约400名负责时尚和零售业务的管理人员说。他确信提升销量的关键在于更频繁地推出新款。“基本效用（意指服装蔽体防寒的基本功能）不是服装产业繁荣发展的基石，”他说，“我们必须加快淘汰的进程。”购物狂潮就此拉开帷幕。收入快速增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商品变得充足而廉价。在美国，消费被视为爱国的应有之义，是走向繁荣的途径。“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利益而消费。”哈佛大学历史学家丽莎贝斯·科恩说。企业找到了让人们持续购物的方法，故意制造不耐用的商品；广告商学会了借助电视广播来制造需求。 以石油为原料的面料应运而生，比如便宜耐用的尼龙、涤纶和腈纶，这使得大规模生产价格低廉的服装成为可能。专业的裁缝被非技术性工人取代。 到了20世纪70年代，消费者对服装品质的下降颇有微词。1974年，有记者采访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的总经理诺曼·韦克斯勒，问他是否故意将女装设计得不耐穿、易过时。他直言：“这就是时尚。”美国服装品牌为快时尚的出现创造了先决条件，一家西班牙企业则是完善了它的商业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飒拉的母公司爱特思集团开创了一种零售模式，将交付周期从几个月缩短到几周，促使其每年可推出约1万种款式，持续向门店交付新产品，并在30天内清空未售出的商品。这对购物习惯的影响是惊人的：根据哈佛商学院2003年的一项案例研究，飒拉的客户平均每年光顾其门店17次，是通常情况下的4倍多。可以说，在信息强迫症被人们当回事之前，飒拉就找到了利用这种心理实现盈利的方法。 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飒拉无意中利用了人类大脑最深层的神经活动。2007年，斯坦福大学的一名神经科学家牵头展开一项研究，观察年轻人在购物时的大脑活动，结果发现，当受试者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大脑中与多巴胺和成瘾行为相关的区域就会被激活。 | 难以承受之重 | 废旧纺织品自有其终点，加纳是最大的终点站之一。每周四清晨，太阳升起前，集装箱卡车就從港口出发，蜿蜒穿过阿克拉，来到坎塔曼托市场——一个地区性二手服装集散中心。每周约有1500万件服装进入该市场，几乎所有衣服都能转售，无论是婚纱还是印有动物保护字样的体恤衫。 第一批二手服装通常于凌晨3点抵达，为了第一时间采购这批货，买主们彻夜睡在街上。其中一部分包裹将运往邻近国家，如贝宁、尼日利亚和多哥；大多数包裹会留在坎塔曼托，被拆分成更小批量的货物，在摊位上出售。 在这里，衣服经人缝补后总能找到新用途：给衬衫缝上扣子还能二次销售；棉质窗帘可以改造成拳击手套；褪色的牛仔裤重新上色再洗涤、上浆、压平。人们小心翼翼地处理着这些衣服，这是它们此前从未获得的优待。按照非营利组织奥尔基金会的说法，坎塔曼托或许是全球最大的二手服装转售和回收再利用系统，这里每四个月可再循环利用1亿件衣服。要知道，美国某大型线上二手服装交易平台得花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处理掉这么多的旧衣。  此外，在坎塔曼托，二手交易的不确定性被放大了。它的批发商和零售商就像供应链中有着更高技能的分拣员，在包裹抵达前，无法知道自己将为什么付出金钱和时间。零售商珍妮·丹苏阿说：“这是一场赌博。”她每月会采购四五个大包裹，她有机会赚取10%的利润，而获得这一机会的概率基本上是对半开。在某种意义上，维持生计如同抛掷硬币。 坎塔曼托市场街巷逼仄，无法用手推车运送货物。这样的重担落到了女性搬运工身上，她们得用头顶着54公斤重的包裹。对萨金娜·阿卜杜拉希来说，每一次送货都是一趟长达两公里的危险之旅，其间要穿过坑洼、水沟、人群以及边角凸出的铁皮顶棚。她脚蹬一双破旧的人字拖，背着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阿卜杜拉希每次送货至多能挣10塞地（约合人民币6.2元），这点钱根本不够她维持生活。 2021年，奥尔基金会和阿克拉当地的脊椎指压治疗师合作，为100名女性搬运工检查身体，发现大部分人颈椎的生理曲度完全消失，骨头和骨头相互摩擦。16岁的女孩有着50岁妇女的脊柱。基金会项目经理克洛伊·阿萨姆说：“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只能缓解。” 另外，价格低廉的二手服装对非洲本土纺织业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士嘉堡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加斯·弗雷泽早在2008年就提出了一项经济模型，分析结果得出，二手服装进口对非洲1981年到2000年间纺织品产量的下降负有39%的责任，并导致纺织业就业下降50%。的确，二手服装产业链自成体系，在非洲是不可小觑的大类产业，然而，这一点无法掩盖其对非洲本土纺织业造成的破坏。 编辑：要媛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