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在框架逻辑里，关系，就是必然而客观的存在。不同的个体，因框架逻辑所赋予其的“意义建构”不同，对关系的认知，必然进入差异化。这种差异化，也是偏见的主要源头之一。
因此，人，既可以在关系里获得自我确证，又可以在关系里自我消耗。前者，是个体对关系的认知，与框架逻辑达成了一定程度的一致性。而后者，则是个体对关系的认知，与框架逻辑产生了较大的偏离。用世俗的话讲，前者是洞察到了框架逻辑的建构目的，即框架逻辑的偏好。此种偏好，决定了框架中成员，需要达成何种行动逻辑，才能获得框架逻辑的“照顾”。而后者，则是所谓的“不懂事”、“不上道”，简言之，不懂规矩。于是，陷入到被关系排挤抛弃的困境之中。而个体本身又因缺乏足够的认知，于是陷入到自我消耗的情绪中。所谓关系，即处理个体与自我的关系和处理个体与环境的关系。我们称之为“内关系”和“外关系”。所谓高能量的人，也不过是洞察了外关系的逻辑，从而调整内关系，以形成一种的可能的平衡。当然，既然是平衡，就一定有权衡。有权衡，就一定有进退，一定有得失。入于世间，最终，也不过一个“平衡”。而所谓的关系的硬伤，最终也不过是在寻求一种的可能的平衡。硬伤之一：对“外关系”的洞察程度，实际上决定了个体的角色高度。只要在框架逻辑之内，“外关系”就是“主逻辑”。甚至，不同的个体，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被“外关系”所塑形的产物。这种塑形，因整个框架的意义系统，不得不进入到各种子意义系统的分化中，因此，个体所接收到的塑形机制必然会有差异。子意义系统的存在，以及子意义系统鉴于整体意义系统的各种“分配机制”的差异，或者偏颇，而形成为不同能量级的“圈层”。能量越高的“圈层”，往往被整体意义系统，赋予了高饱和有质量的信息获取机制，以及路径系统的偏好。于是，在能量越高“圈层”的个体，在认知关系上，往往可以进入到凌驾的姿态。对于处于低能量“圈层”的个体而言，要获得更高能量的社会角色，就必须洞察“外关系”，一种是桌面上的，一种是桌子底下的。所谓桌面上的，就是摆出来让人看的，让人可以照着做的，比如规章、制度等，属于专业知识层面的。也是专业知识的持续深化，一个系统，才形成了所谓的子意义系统。而越是掌握门槛高的专业知识的，就越能为这个子意义系统下定义。而所谓桌子底下的，那就是类似成规、约定俗成一类的。很多不敢对此发出不同声音的，不过是其往往拥有规模性支持力量。每个个体，都在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如果，吃不透“外关系”，就容易陷入“语无伦次”、“惊慌失措”、“不得要领”。硬伤之二：“内关系”，实际上都需要为“外关系”让步。这种“让步”，集大成者就是“出世”之学。出世之学，往往会在末世、乱世呈现出繁盛状态，比如两晋南北朝等，因此，也可以说出世之学，是避世之学。或凌驾世情，或远离世情，以换得“内关系”的和平。但换一个角度，这其实也是一种对“外关系”的无能为力，从而不得不回归内心的做法。当然，这种“内关系”的和平，在寻求一种平衡时，走向一种彻底的隔绝。最终，也鲜有人真正做到真正的内心“和平”。对于大多数个体而言，这种所谓的内心和平，最终都是需要通过对“外关系”的某种让步来暂时达成的。这种让步，本质上是洞察到了“外关系”对个体的“凌驾真实”。而这种“凌驾真实”，就是框架秩序得以成立的前提，其核心便是对秩序逻辑的控制。因此，所谓的“内关系”的让步，实际上就是不得不接受“外关系”凌驾式的塑形。最终，也是让步于“立场”，让步于“利益”。于是，对于个体而言，看不透“外关系”，就看不见“圈层”的存在，更不用说入局了。因为分配的差异化，子意义系统必然不断生成，就如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国的文官制度等，就属于典型的子意义系统。 它们基于经济的、信息的、知识的、遗传的，等等可能的影响分配的因素，而建构起有一定界限的专门“圈层”，并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延续路径。 同时，它们因依赖的建构因素不同，部分显于桌面，部分隐于桌子底下。 于是，个体也只有通达了“外关系”，才能有起码的资格，去做出可能的“让步”的选择。因为，有让步，就一定有所“进”，这是一种进退之道。 否则，连“让步”是什么，在哪里可以让步，跟谁去谈让步，都是天方夜谭。 因为，通达了“外关系”，才是进入“外关系”的开始。它，既是迎合主逻辑的入门筹码，也是可以让个体有“让步”选择的交换筹码。 ◆◆◆ 关于阅读书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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