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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讨论唐诗史，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和张隆溪教授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面貌大异。我们发现，张隆溪教授采用以人物为中心的写法，突出了晚唐两位诗人: 杜牧（803–853）和李商隐（约813–858）。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书中，整个晚唐以小李杜为“代表”，仅杜牧一人就有七首诗获得征引，这说明张教授对杜牧诗青眼相看。 杜牧的咏史诗在文学史上赫赫有名。本文先讨论张教授所译杜牧咏史诗《泊秦淮》，并以杜牧的名篇为中心，探讨“小李杜”、“后庭花”和相关的咏史诗课题。  杜牧在扬州时，接触歌妓的机会不少（参看古代小说网上2024年4月14日的拙文）。他大概也到过秦淮河(今江苏南京)，所以他诗集中有一首名作《泊秦淮》。这首《泊秦淮》，张教授提供了译文： “后庭花”三字被加上书名号之后，语意更清楚：《后庭花》是专名（proper name） ，是歌曲名称。 不过，我们将原诗和张教授的译文一对照，立即发现张译文末句没有用英语拼写出专名。英译版本的末句中的the songs of loss and demise 泛指歌曲涉及“败亡”，不是歌曲名称。其实，loss and demise也不是《后庭花》歌词的内容。 这译文，失去了咏史诗《泊秦淮》的“历史感”。“历史感”指什么？下文笔者细细剖析。 原诗中的“亡国恨”和“《后庭花》”是互相烘托：前者“亡国恨”代表集体的亡国之痛，后者“《后庭花》”代表个人的逸乐。换言之，前后两句一恨一乐形成强烈的对比。 《后庭花》，全称是《玉树后庭花》，出自南朝陈后主（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第二册，页518)。 《南史》记载：“后主张贵妃名丽华，与龚孔二贵嫔、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并有宠，又以宫人袁大舍等为女学士。每引宾客游宴，则使诸贵人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选宫女千数歌之。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大抵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南史‧张贵妃传》) 可见，《玉树后庭花》只是陈后主游宴纵乐的一个细节。 《隋书・乐志》记载：“陈后主于清乐中造《黄骊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须垂》等曲，与幸臣等制其歌词，绮艳相高，极于轻荡，男女唱和，其音甚哀。”换言之，陈后主用心于《玉树后庭花》，所歌颂者，无非女人姿容美态。 陈后主的曲，似乎已经失传，今存后主《玉树后庭花》文辞见于《陈后主集》和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七: 妖姬脸似花含露， 玉树流光照后庭。 (《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98年，页680) 《玉树后庭花》之题应该是摘取末句“玉树”“后庭”而成。 张隆溪教授的“后庭花”译文the songs of loss and demise 属于“意译”：译文既不呈现“后庭”，也不呈现“花”意象。 可是，原本“《后庭花》”是个“专名”，有专门的referent (影射它的作者：陈后主)，而译文the songs of loss and demise 却没有这种作用。 此外，陈后主《玉树后庭花》所写，尽是女人的艶质美态，并无败亡的内容。“亡国之歌”只是后人所附加的。 按照《隋书》的记载，陈后主首倡新调，他的臣子纷纷据曲填词，所以“玉树后庭花”就成为一类。 到唐代教坊曲还有“后庭花”，后来“后庭花”成了一个词牌名，北宋的著名词人张先也写过以“玉树后庭花”为词牌名的词，例如：《玉树后庭花・华灯火树红相斗》“华灯火树红相斗。往来如昼。桥河水白天青，讶别生星斗。落梅秾李还依旧。宝钗沽酒。晓蟾残漏心情，恨雕鞍归后。”（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硏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150）。 注释家都能道出《后庭花》出自陈叔宝。可见“《后庭花》”所蕴藏的历史信息甚为明确。相反，张教授笔下的the songs of loss and demise，完全没有专指，没有特定的“历史性”，难产生“历史感”。 这样一来，杜牧的咏史诗经翻译后就断绝了诗与历史的关联（“历史性”），换言话说，译文没有“历史感”。翻译一般诗篇，也许可以使用意译法，但是，咏史诗例外，否则就容易犯上概念化谬误 (fallacies of generalization、inappropriate generalization)。 历史感被丢失，译文使原有的艺术效果（对比）大减：张教授译文的第三、第四句使用losing 和 loss, 完全没有前“恨”和后“乐”之间的对比效果。陈后主在位时，宫人唱《后庭花》绝不是当它是亡国之曲来唱的。 最严重的问题是“唱《后庭花》暗示陈朝君臣耽于逸乐”这一层意思完全不见于译文。试想想：在歌女娱宾的场合偏偏演唱songs of loss and demise, 多少有点匪夷所思吧。谁才会在喜宴上播放丧曲? 事实上，《后庭花》是唐朝咏史诗的焦点之一，绝非泛泛之流。下文笔者进一步探讨《后庭花》在其他诗篇中的作用。  《泊秦淮》后半讽刺荒淫误国的陈后主，但是，字面上矛头直指唱歌的“商女”，似乎在斥责“商女”无知，或者麻木、没人性。 “商女”是什么人？ “商女”多半是指陈朝的遗民。隋文帝杨坚派遣晋王杨广率领大军攻灭江南陈朝，陈后主被俘，陈朝灭亡。杜牧描绘的景象是：陈朝灭亡后，陈遗民还在唱陈后主心爱的曲子。请读者注意: 诗句中那个“犹”字，意思是“仍然”。 《泊秦淮》中身负“亡国恨”的商女，应该不是晚唐的歌女。晚唐的歌女，未经历亡国之事，既然大唐未灭，她们何来“亡国恨”？若说唐朝歌女替陈遗民承担亡国恨，未免太过离奇。 其实，商女只是侍候他人（主雇、客倌），她们唱什么歌曲悉由听曲者指定﹔若听曲者没有指定歌曲，任由商女唱《后庭花》而不阻止，其责任也不落在商女身上。可见“商女不知亡国恨”是诗人用曲笔，拐个弯讽刺听曲者。 “商女不知……”张教授译成“Those singing girls know no pain……”, 译文用上现在时(the present tense)。这选择是否妥当？ 笔者认为，“商女”未必是杜牧亲见的晚唐歌女，“商女”是杜牧想象中的陈朝遗民，所以，才有“犹唱”之说。“隔江”暗影当年隋军准备渡江攻灭江南的陈朝(仍在歌舞不断寻欢作乐)。 “Those singing girlsknow no pain……”可以解读成杜牧采用 historical present tense。“犹唱”当是发生在隋朝或者唐初。这种historical present tense 的使用让过去的事件在叙述中显得更加鲜活，让读者感觉事情正在眼前发生。 汉语固然没有historical present tense, 因此，笔者这里说的是有些诗人似有“灵视”，写往事有如亲见。李商隐笔下也有同类情况：“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硏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 11。）这指的是北齐高纬宠冯小怜之事，前后诗句对比鲜明，诗人写得有如当时身在北齐朝堂目击一切。晋阳，在今太原市。 以上 historical present tense之说，只是一种有可能成立的诠释，不必是张教授的本意。也许，教授选择使用know (现在时态)纯粹呈现以下情况：“杜牧写他当下亲聆晚唐歌女在唱《后庭花》并认定晚唐歌女不知陈朝的亡国恨”。 《泊秦淮》暗写的听曲者是否喻指晚唐的权贵？无从稽考。有些学者据“亡国恨”句推测：杜牧想到了大唐岌岌可危，而权贵们却浑然不知。 张教授也说：When hearing such songs, Du Mu felt the inevitable decline of the empire in his own time.(p.174) 意思是“杜牧当时感到大唐将亡。” 杜牧此诗是否表达了他的先见之明，抨击权贵令大唐步向衰亡？难以知晓。也许二十一世纪的评论者所说的“（杜牧）先见之明”原是评论者自己的“后见之明”。 理论上，陈后主贪乐误国的事，足为后世王者之鉴。 《泊秦淮》的英译本甚多，这里难以一一讨论，笔者只选名家之译作来分析。 杨宪益和戴乃迭将“隔江犹唱《后庭花》”翻译成They are still singing the Backyard Flowers beyond the river! （Chinese Literature.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1 年，页137。) 由于 the Backyard Flowers 在译作之中是个专名（proper name），因此，如果译者不解说的话，英语读者可能看不懂the Backyard Flowers有什么底蕴。 杨氏夫妇下了个注释：Alluding to Jade Trees and Background Flowers, a song composed by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which was later considered a bad omen. 意思是，这 the Backyard Flowers 全称《玉树后庭花》，南朝末帝作，后世认为此曲是凶兆(亡国之歌)。 所谓a bad omen，是指陈后主作此曲后亡国。陈后主所作的《玉树后庭花》又有一句说“新籹艶质本倾城”，这“倾城”若为诗谶，也是不吉利的。 王大濂《英译唐诗绝句百首（英汉对照）》也采用“直译 + 注释”的方法处理这“《后庭花》公案”(p.141)。 美国学者Witter Bynner 的The Jade Mounain: 300 Chinese Poems 将《泊秦淮》诗题译成：A Mooring on the Qin Huai River，诗的内文翻译如下: The lord who wrote the song lost the empire. 烟笼寒水月笼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 可见， Writter Bynner先将《后庭花》翻译成A Song of Courtyard Flowers (近于直译)，然后，Bynner足足补出一整行（译文的第五行）来解说A Song of Courtyard Flowers的来历。The lord who wrote the song lost the empire是说：此曲作者, 最终亡国。 为了替域外读者解释清楚，Bynner不惜使译文成了一首“五行诗”。这当然与汉语原作“绝句，每首四句”不相符。这说明Bynner做翻译不大看重诗的形式, 译文以传意为上。 第三种译文出自许渊冲（1921—2021)。《唐诗三百首新译》录有许渊冲（署名XYZ）的Mooring on River Qinhuai, 其内文： “songs composed by a captive ruler’s hand” 显然不指涉歌曲的性质和内容，只是道出作者是个统治者。译文中的captive指“被俘”“被捕获”。 被捕，严格来说，不是“亡国”，例如1449年明英宗在土木堡被瓦剌所俘，而大明未灭。 在原诗中，《后庭花》是艶曲艶词，反映陈后主好女色、追求逸乐。这点十分重要，因为《泊秦淮》的讽刺点正是荒淫误国。 总之，杨宪益、王大濂和W.Bynner 在译文中沿用了专名（虽然都没提到陈后主）。许译和张教授译文中都欠专名。 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了唐代诗人张祜（约785年—854年）一首《玉树后庭花》，甚短小： 张祜在这首诗中，描述了南北朝最后一个王朝陈朝的皇帝陈叔宝以及妃子张丽华的旧事。张祜固然写到亡国（暗示玉座易主），然而此诗却为张丽华而悲伤。 诗人写朝代、大族兴衰，有时会说红颜祸水，但是，杜牧《题桃花夫人庙》同情绿珠被男人连累而自杀：“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堕楼人。”(陈建华《唐代咏史怀古诗论稿》，页104 页)。“细腰宫”就是楚宫，缘自“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诗篇开首两句说的是息夫人屈从于楚王，末句怜悯绿珠宁愿殉情自杀都不屈从敌人。 金陵是六朝的首都，后代诗人面对“王气黯然收”之后的金陵，想象秦淮河上繁华的往昔，常常为之感喟唏嘘，故此“金陵”成为咏史诗中的一个专题 (林郁超《宋元明诗歌中的金陵意象探析》辅大书坊，2015年)。 中唐诗人刘禹锡（772—842）撰《金陵五题》: 《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生公讲堂》和《江令宅》五首七绝。其中《台城》: 台城，是六朝时期（包括东吴、东晋和南朝）朝廷禁省和皇宫所在地。刘禹锡《台城》指出：台城的六代帝王都竞相奢侈，其中陈后主结绮楼临春阁最豪华。现在（中唐）台城的万户千门都长满了野草，只因为有人耽于《后庭花》。“《后庭花》”明显是借指陈后主。刘禹锡又撰《金陵怀古》：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 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 (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页399) 诗人先写“冶城渚”“征虏亭”“蔡洲”“幕府(山)”的变迁，然后指出金陵诸王朝兴废的根本原因在“人事”。最后以《后庭花》不堪听作结，简洁明了，使读者见微知着。 刘禹锡大概是预设读者对《后庭花》的历史信息早有所闻，因此并没有多加解释。所谓“幽怨不堪听”，是刘禹锡本人作诗当下的感受，不是昔日陈后主觉得那歌曲不堪听（陈后主当然认为《后庭花》好听）。这是今昔对比。 刘禹锡有“诗豪”美名，他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应是《金陵五题·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诗同样借今昔对比写出大族（王、谢）的衰微。 刘禹锡的咏史诗，评价如何？吴庚舜、董乃斌主编《唐代文学史》认为咏史诗是他诗集中“思想最深刻、艺术最精湛的部分。”(《唐代文学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页186)。 张隆溪教授讨论中唐诗人时，设有刘禹锡的专节: Poets in Exile: Liu Yuxi and Liu Zongyuan (p.161)。Poets in Exile 指流放诗人。张教授没有突出刘禹锡的咏史诗。 晚唐许浑（约791年—858年）撰有《金陵怀古》，以“玉树歌残”开篇： 玉树歌残王气终， 景阳兵合戍楼空。 松楸远近千官冢， 禾黍高低六代宫。 石燕拂云晴亦雨， 江豚吹浪夜还风。 英雄一去豪华尽， 惟有青山似洛中。 (黄益庸《历代咏史诗》，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页97) 公元589年，隋军攻陈，陈后主所制乐曲《玉树后庭花》奏罢，金陵末日来临，隋朝大军直逼景阳宫外，陈兵无力抵抗，陈后主束手就擒，陈朝灭亡。 第四行“六代宫”，相信是指六朝的皇宫。陈后主被擒，金陵的“王气”随之终结，金陵的地位下降。全诗以陈朝灭亡发端，倒扣金陵六朝之亡。隋炀帝（杨广）即位后，于606年颁布诏书迁都洛阳。 李商隐诗也提到“后庭花”。杜牧《泊秦淮》第四行有“隔江”二字，指当年敌军已经到了江北，一江之隔的南方朝廷已经危在旦夕，而陈后主竟依然沉湎声色、歌舞取乐。这“隔江”的“江”，或与李商隐《隋宫》的“(隋炀帝的)锦帆”相关。 李商隐《隋宫》写隋炀帝坐船南下，见到陈后主。诗篇讽刺的对象除了陈后主，还多了个隋炀帝： 于今腐草无萤火 终古垂杨有暮鸦 地下若逢陈后主 岂宜重问后庭花? （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1985年，页191。) “岂宜重问后庭花”这句，许渊冲的英译版也没有使用专名，不过，许先生在注释中说:Lord Chen was the last ruler of the Chen dynasty overthrown by Emperor Yangdi in 589.(参看《唐诗三百首新译》，页358)。Emperor Yangdi 就是李商隐这首《隋宫》写陈、隋二君主相见，隋炀帝不问别的，偏偏就问《后庭花》。诗中情节可能源自唐传奇(小说)，说来话长，笔者留待下篇才详细讨论。 本文从杜牧所写《后庭花》说起，指出：《泊秦淮》的“历史指涉”不宜在翻译过程中被过滤掉。 这不是严苛的翻译要求。专研咏史诗的学者同样重视咏史诗的“历史感”，例如张润静说：“咏史诗之所以不同于现实政治诗，就在于它不仅具有现实感，而且首先应具历史感。”(张润静《唐代咏史怀古诗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页274。) “历史感”是咏史诗的特质。咏史诗的指涉（referent）变得不明确就会失去历史感。本文前部所关注的焦点就是：经翻译，诗篇原有的“历史感”就失落了。 再说咏史诗的兴衰本身。从数量上讲，杜牧的怀古咏史之作有60多首，李商隐有70多首(张润静《唐代咏史怀古诗研究》页257、页372)。 以上说的是数量之多，在质量方面，上文已提及刘禹锡咏史诗之佳。此外，程梦星说李商隐(义山)：“唐人咏南朝者甚众，大都慨叹其兴亡耳。……今人徒赏义山艳丽，而不知其识见之高，岂可轻学步哉！”（陈伯海《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页2454）。程梦星指出，咏南朝诗众多，而李商隐咏史诗能出类拔萃。 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写李商隐，多讨论无题诗，咏史诗只讨论了一首（即《贾生》一诗, 见p.176。笔者在下一篇将讨论《贾生》。)。 明人胡应麟将李商隐《贾生》与杜牧的《赤壁》诗进行对比，说二人的咏史诗“皆宋人议论之祖”(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中华书局1958年版, 页122)。这样看来，“小李杜”在诗史的发展上也是宗师级别的人物，因为宋诗有“以议论为诗”一脉。 笔者在《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十》提出：文学史家如果要在史书中立一个“咏史诗派”，是完全有可能的。本文论及的中唐刘禹锡、晚唐“小李杜”都是写咏史诗的能手。论者认为，“小李杜”都受到了刘禹锡的影响。 同理，咏史诗的发展，也可以编写出一套“咏史传统”。詹骁勇《明清咏史诗集知见録(明代)》、《明清咏史诗集知见录(清代)》(香港大学饶宗頣学术馆，2009) 共着录明清咏史诗集四百余种。诗集超过四百，足见咏史诗数量之多。如果加上咏史词，数量更是惊人。明人杨慎（1488—1559）所撰《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被用作《三国演义》的开篇词，很可能是最广为人知的咏史词。 历朝国人以诗咏史，诗中常蕴有道理或议论，形成咏史传统，足与“抒情传统”分庭抗礼（参看古代小说网 2024年2月11日的拙文）。或谓：诗言志，若用诗说理必成劣诗。请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五绝《登鹳雀楼》)，“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景中理若隐若现，同样令人回味无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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