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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的神化原因复杂，方式多样，内容丰富，源流多变，很难一概而论。其神化链条从本身神化开始，到辅助物(与功业密切相关的功能性物品，如秘籍，兵器，坐骑等)神化，再到其他方面如遗物遗迹的神化等，既是从核心到边缘逐步扩展和衍化的正向过程，也是边缘回馈和加强核心的反向过程。本身神化与后二者的神化，或许存在逻辑上的先后和因果关系。从类型上讲，为了认识和分析的方便，或许可以勉强分为两大类型:宗教神化和政治神化。二者关系会有交叉，而且宗教成熟和强大以后，二者可能融入一个更大的宗教体系。不过，在许多具体情况中二者还是会有不同。  诸葛亮像 一、民间祭祀纪念是诸葛亮被神化的基础 和根本原因 魏晋以来，诸葛亮声名日盛，民间祭祀纪念不绝，这是其神化的基础和根本原因。如果说正史及官方人物对他的评述相对客观，那么士人记述及民间传闻必定更为多样和丰富，六朝又盛行志怪小说，或许诸葛亮的相关传说包括神化也可能流传开来。遗憾的是，六朝时期极其丰富的私家史籍和各类文集已经大多遗佚。零散缺略的材料无法全面反映六朝时期诸葛亮的神化，只能就事论事，略加记述。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晋阳秋》: 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于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 《晋阳秋》，东晋孙盛著。或以为这是诸葛亮神化的开始。巨星陨落，诸葛亮去世，意味着诸葛亮为星宿下凡。此说似乎不确。 感星精而生的政治神化早就出现过。即以星占而论，多用日月五星占，三垣四象占来预示王后将相的祸福命运，诸星自身属性包括运行明暗等，或者诸星之间的陵历犯守，流星占很少有这方面的内容。况且以天人交感理论为根据的星占学虽也包含星神崇拜，毕竟不同于天神或星宿下生，并不必然意味着帝王将相的的神化。再次，流星或星宿生有芒角，一般意味着战事和凶险，而不是当事人的神异。事实上，南朝人明确记载，此现象预示的只是诸葛亮军败。《宋书》卷二十三《天文志一》: 蜀后主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帅大众伐魏，屯于渭南，有长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占曰:“两军相当，有大流星来走军上及坠军中者，皆破败之徵也。”九月，亮卒于军，焚营而退。群帅交恶，多相诛残。 《晋书》卷十三《天文志下》沿袭了这种说法。又公孙渊失败前的天象与此相似，可作佐证。 景初二年，司马懿围公孙渊于襄平。八月丙寅夜，有大流星长数十丈，色白有芒鬣，从首山北流坠襄平城东南。占曰:“围城而有流星来走城上及坠城中者破。”又曰:“星坠，当其下有战场。”又曰:“凡星所坠，国易姓。”九月，渊突围，走至星坠所被斩，屠城阬其众。 《晋书》卷十三《天文志下》所记略同。所谓芒鬣，其实就是芒角的另一种表述。所以，孙盛此条所载星象，只是一种凶兆，并非意味着诸葛亮是星宿下凡。 《隋书》卷五十三《史万岁传》: 先是，南宁夷爨玩来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复叛。遂以万岁为行军总管，率众击之。入自蜻蛉川，经弄冻，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贼前后屯据要害，万岁皆击破之。行数百里，见诸葛亮纪功碑，铭其背曰:“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万岁令左右倒其碑而进。 按《周书》卷二十八《陆腾传》记载，北周武帝时期陆腾南征，“所开之路，多得古铭，并是诸葛亮、桓温旧道”，则诸葛亮南征时确实留有碑铭。但史万岁所见铭文，未必出自诸葛亮本人。有学人疑为史万岁伪造，因二人所经路线不同。上引铭文可作两种解释，一是万岁指时间概念，那就变成诸葛亮自诩其能，似乎并不符合诸葛亮品行;二是预言史万岁必然来此，但铭文中万岁似乎不作主语。所以，此事很有可能出自史万岁本人或隋人的编造，以宣扬其功业。神化意味并不明显。清人《滇黔纪游》对此加以补充，万岁仆碑之后，见碑趺志曰:“史万岁不得仆吾碑”，遂为复立，才能明确成为为神化诸葛亮的事件。 从现有材料来看，六朝时期诸葛亮的神化，无论是宗教神化还是政治神化，似乎都并不多见。诸葛亮虽然通晓道家学说，六朝又是道教兴起的重要时期，其宗教神化似乎比较模糊。 《太平御览》卷三四六《兵部七十七·刀下》引陶弘景《刀剑录》: 诸葛亮定黔中，从青石祠过，拔刀刺山没刃，不拔而去，行者莫测。 不过，陶弘景《真灵位业图》构建一个庞大的神仙谱系，包括六朝人物在内的诸多历史人物已纳入其中，各有等级。第七等包括不少三国名臣如荀彧，徐庶等，却没有诸葛亮。 《北史》卷八十九《艺术上·陆法和传》: 军次白帝，谓人曰:“诸葛孔明可谓为名将，吾自见之。此城旁有其理弩箭镞一斛许。”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 名将篇提及，陆氏通晓道术，未卜先知，高深莫测。他自称见到了诸葛亮，是否说明诸葛亮已经羽化成仙或者就任神职?这或许是诸葛亮宗教神化的一种隐约表现。 二、对诸葛亮的政治神化 诸葛亮的政治神化相对明显一些。较为明确的是关于火井的记载。蜀中实行盐铁官营，时人发现有火井(即天然气井)，利用此火煮盐。《文选》卷四《赋乙·京都中·蜀都赋(左思)》记载“火井沈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李善注云:“蜀郡有火井，在临邛县西南。火井，盐井也。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须臾许，隆隆如雷声，焰出通天，光辉十里，以筩盛之，接其光而无炭也。”《文选》卷十三《赋庚·物色·雪赋(谢惠连)》“火井灭，温泉冰”条注云: 《博物志》曰:临邛火井，诸葛亮往视，后火转盛，以盆贮水煮之，得盐。后人以火投井，火即灭，至今不燃。 《太平御览》卷八六五《饮食部二十三·盐》引《博物志》略同。又《太平御览》卷一八九《居处部十七·井》引《博物志》则稍详: 《博物志》曰:临邛有火井，纵广五尺，深二三丈，在县南百里。昔时有竹木投之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势，以盆着井，煮盐得盐。后以烛火投井中，即灭。迄今不复也。 据《太平御览》所引，此井原来纵广五尺，后可以盆覆井上，则井口改小，以便直接煮盐。此法可能由诸葛亮视察后加以改良。是故李兴文中有“千井齐甃，又何秘要!”一语。则此本为一技术事件，传至南朝，似经加工，政治意味鲜明，叙事也更为精巧。《异苑》卷四: 蜀郡临邛县有火井，汉室之隆，则炎赫弥炽。暨桓灵之际，火势渐微。诸葛亮瞰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烛投即灭，其年蜀并于魏。 此处似乎有意暗示蜀汉上承后汉火德，以此证明蜀汉的正统地位与合法性。桓灵之际，火势渐微，诸葛亮一瞰更盛，后火即灭，象征着诸葛亮力挽狂澜，中兴汉室。陈翔华先生已经指出这一点。这是一则明确的政治神话。但相比太公，萧何，张良等人应运而生，受命兴邦，这则神话仍显得隐约委婉，不够直接。 辅助物的神化，主要有八阵图。《北堂书钞》卷一一七《武功部五·阵七》“八阵”引《晋纪》云: 诸葛亮于汉中积石作八阵图，今俨然常有鼓甲之响，天阴弥甚。桓宣武伐蜀望之，以为常山蛇势也。 又《北堂书钞》卷九十六《艺文部二·图九》“积石作图”引《异苑》云: 诸葛亮于汉中积石，作八阵图，号令俨然，无鼓(按，此字模糊难辩，似为鼓字)鼙甲兵之响。赎珠亮也。(原注:今案赎珠四字有误，陈俞本删号令以下) 按《异苑》多载异闻，“无鼓鼙甲兵之响”似乎于理不通，或恐传写有误，当如《晋纪》作有响或之响。 遗迹的神化，主要集中于其故宅。齐梁时人鲍至《南雍州记》“诸葛故宅”条: 隆中诸葛亮故宅，有旧井一，今涸无水。盛弘之记云:“井深五丈，广五尺，堂前有三间屋，基迹极高。云是孔明避暑台。堂前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琴以为《梁父吟》，因名此为乐山。”先有人姓董，居之，灭门，后无复敢有住者。齐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长九寸。献晋安王。习凿齿又为宅铭。今宅院见在。 《殷芸小说·吴蜀人》亦记此事: 襄阳郡有诸葛孔明故宅，故宅有井，深五丈，广五尺。堂前有三间屋地，基址极高，云是避水台。宅西有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琴，而为《梁甫吟》，因名此山为乐山。先有董家居此宅，衰殄灭亡，后人不敢复憩焉(原注:出《襄阳记》。○《续谈助》)。 据上引出处，似乎《襄阳记》《南雍州记》《小说》等诸书辗转传抄，可见传闻流传颇广。 一般来说，人基于自身的渺小与脆弱，最容易感知外在狂暴与神秘力量导致的恐惧与伤害。因此神人的最大差异，以及神的最明显属性，即神的特殊能力，神力最直接最明显的体现是破坏性力量而不是建设性力量，令人畏惧，印象深刻。所以神化人物最初最直接的方式或许就是表现其特殊的破坏性力量，其次才是考虑神格的塑造，善恶诸神分道扬镳，善神日趋完善与纯粹。 诸葛亮故宅的神化似乎也是如此。创作或转述者可能力图突出诸葛亮不是凡人，住处亦必神异，所以他人不得居此，否则无辜而灭门。诸葛亮流芳后世，正直聪明，殁而有神，必不致如此心胸狭隘。此条记载忽视甚至损害了诸葛亮的内在品格与整体形象，这种矛盾、扭曲和损害，或许就是神化人物之初，极力突出其神异力量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历史形象向艺术形象演变过程中早期和不成熟的表现。 由上可知，相比同时乃至稍后人物，诸葛亮在六朝时期已经开始神化，无疑反映士人民众的崇敬。不过，诸葛亮一生似无传奇经历和神秘事件，最关键的是其功业有限，虽以季汉自居，终究偏据一方，延续不过数十年。三国而后，南北政权常因规模狭小未能一统，不免大肆宣扬谶纬天命，对前代的谶纬神异也大致接受，但是无论南北，正统名分基本上都由汉—魏—晋一线相传(匈奴刘汉虽称上继蜀汉，但二十余年而亡)，习凿齿提出晋继汉统，似乎并未获得大范围的认同。所以，蜀汉在六朝并非正朔所在。东晋南朝统治者和士大夫虽偏安江南，叹惜北方陆沉，似乎并未觉得与蜀汉处境相似，需要树立诸葛亮为榜样励精图治恢复中原，北朝则更不用说。三国而后至隋也未见统治者特别尊崇诸葛亮。正史的天文或五行志中记载诸葛亮用兵无果，语气多客观冷静，甚至不乏微词，并无宋代以来的尊刘贬曹倾向。因此，虽然其辅助物如八阵图，遗迹如住宅等开始神化，诸葛亮的政治神化因受制于正统论和功业限制等原因，仍比较有限，不够明确，直接和有力。 三、六朝时期对诸葛亮的神化仍处于 萌芽状态 唐人裴度《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并序》说:“度尝读旧史，详求往哲，或秉事君之节，无开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无治人之术。四者备矣，兼而行之，则蜀丞相诸葛公其人也。”宋人戴少望《蜀诸葛亮论》亦云:“有仁人君子之心者，未必有英雄豪杰之才;有英雄豪杰之才者，未必有忠臣义士之节;三者，世人之所难全也。全之者，其惟诸葛亮乎!”两人概括简洁有力。正因为诸葛亮道、德、才三者皆备(不等于三者皆臻极致)，而且是一位通才型人物，所以论内在原因，是诸葛亮成就了自己。论君臣际遇，诸葛亮巨眼识人，刘备父子差强人意，刘葛际遇已成典范。没有后主时期的集权治蜀，诸葛亮恐怕难以成为一代贤相。故论外在原因，是刘备父子成全了诸葛亮。虽然上古三代的气象难以复制，但机缘凑泊，加之人工营造，主客观条件结合，在某种程度可能出现类似的氛围，类似的人物，或许正因为如此后世许其为三代下一人。 天下分裂有年，魏吴功业初定，诸葛亮年将而立，方才出山，历史和命运只为他提供了一个小国寡民的舞台，终于功业有限，赍志而没，又是其不幸。历史的机缘竟是如此诡异。或许可以这样说，内在条件决定一个人，而外在条件限定一个人，或者成全，或者限制。人无往而不在限制之中，但相对而言，似乎诸葛亮所受的限制仍然多于成全。 内外在的结合，成就的只是三国蜀汉的诸葛亮，并非诸葛亮心目中的诸葛亮。才德优异而功业未济，魏晋以来人们崇敬溢美之余，不能不为之惋惜。或归于天命(始于陈寿的“天命有归”);或归于时运(“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罗隐《筹笔驿》)。天命固然难知难测，毕竟自上而下，尚可勉强认同;而时运则完全神秘莫测，无从把捉，更足见某种宿命与悲凉。《三国演义》中，崔州平评说刘备想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二语足见功业艰难)，不过徒费心力，“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司马徽引荐诸葛亮后，叹惜其虽得其主，不得其时;上方谷火烧司马氏，天降暴雨，功败垂成。等等。这几处虚构既是同情，也是解释。 魏晋之际就出现了诸葛亮的诸多传闻如郭冲五事，此后私家史籍亦有夸张失实之处，另外，诸葛亮的神化在六朝已经出现。正如陈翔华先生总结，这些传闻故事多集中在用兵和智谋而非治国方面，反映诸葛亮已经开始由历史人物向艺术形象的演变，但总体上看仍处于萌芽状态。之所以传闻故事集中在军事和智谋方面，一则说明随着诸葛亮声望的巩固和提升，人们对其形象开始美化;二则说明美化的正是人们认为他不够完美的地方。又此期传闻故事似乎仍限于诸葛亮亲身经历比如南征北伐，而没有赤壁之战前后的内容，基本上没有超出历史记载，因此难免有些拘谨，力度有限，与后世戏剧演义大胆虚构明显不同，大概仍鉴于时人对其功业有限的深切感受。其实，后世戏剧演义之中，真正能体现诸葛亮料事如神指挥若定的仍是自初出茅庐至赤壁建功，以及七擒七纵这几处，至于后来的北伐，不管作者怎样极力渲染，包括陇上装神和火烧上方谷，始终无法排遣弥漫其中的悲凉沉郁。诸葛亮荣于身后，首先基于其自身的优秀品质和历史功绩，不过，如果没有理学和南宋正统论的作用，及其对传统价值和民族心理的塑造等因素，或许他仍不能获得如此推崇和神化。即便如此，因为功业未济，其神化尤其是政治神化仍然有限。说到底，可能还是功业和结果大致决定了人物形象美化和神化的限度。 作者简介： 瞿安全，湖北文理学院三国历史文化研究所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魏晋南北朝史。 文//来自于《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9年07期。  说明  感谢原作者的辛苦创作，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推送文章时未能第一时间与作者取得联系，如涉及侵权问题，请作者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谢谢！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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