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荆州博物馆藏  荆州博物馆藏 上期的文章，介绍了荆州松柏一号汉墓的墓主人，大汉“江陵西乡有秩啬夫”周偃，与其墓中出土的两方木牍。 文中说到，周偃作为西乡的“有秩啬夫”，其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为朝廷收取赋税。 汉朝治下的百姓，负担是相当重的，不仅要纳田租（土地税）与算赋、口赋（人头税），还需要承担繁重的徭役（力役）。 而收取丁税、征发力役，首先得算清楚当地有男丁多少、民户几何。 这种统计户口的行为，先秦时称为“料民”；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是西周倒数第二位君王——周宣王之时。 《国语·周语》记载：
宣王三十九年，王师与姜戎战于千亩，周人大败，从南方征调来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 为了补充兵源，宣王下令在太原“料民”，统计人口户数，以便尽快恢复周朝的军事力量。 这种做法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王室执政仲山父甚至声称：
西周在名义上实行井田制，王室的税收主要来源于集体耕作的公田，士兵亦从在近郊耕作的“国人”中征发。仲山父认为兵源不足主要是因为宣王平时没有“治农于籍”，不过问农业生产，不知晓国人的情况，因此不能“习民数”。 不管宣王与仲山父谁对谁错，西周晚期的这次“料民”，主要与军事动员有关，并没有证据显示“料民”是为了征取户税、丁税。 而真正将“户口”与“税赋”关联起来的，还要等到几百年后的战国时期。 《史记·秦本纪》曰：
《史记·商君列传》又云：
这里的“赋”正是按照户口来征收的“户税”。为了多征税，秦孝公的首席智囊商鞅下令，有两个以上子嗣的家庭必须分家（分家后就可按两户收税了），否则就要加倍征收户税。 《七国志》引《咸阳大事记》曰：
秦国的百姓，家里有人死了，亲友纷纷上门道贺（可以少交一份赋税）；有新生儿出生，大家却上门吊唁（将来又得多交一份赋税了）。这虽然是一种夸张手法，但也可窥见秦之苛政，其暴敛也如此。 睡虎地秦简中有这样一条关于法律的问答：
问：什么是“匿户”（隐匿户口）和“敖童弗傅”（适龄青年不在傅籍上登记）？ 答：就是不按照朝廷的要求登记户口，逃避徭役、不交户赋的行为，（这种行为要受到惩罚）。 除了西边的秦国，东方六国也存在征收户税、丁税的现象。 《管子·山至数》记载：
这个“邦布之籍”，即齐国征收的户税，以钱币形式缴纳，每户每年需缴十枚钱币（齐国通行铸造精良的大刀币，十钱并不算轻赋）。 《管子·海王》篇又载：
每月每人缴纳三十枚钱，（百万人口的国家每个月）就可以征收到三千万钱的赋税。 这奇重的赋税当然是出于战国策士的夸夸其谈，根本无法落地，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汉承秦制，不仅征收田租、户赋，还开始系统征收人头税，就税种上来说较秦国更加繁多；不过汉朝的税赋在武帝以前相对较轻，故有“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之誉。 汉初的户赋，按照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记载，每户只需在五月缴纳十五文钱，十月缴纳草料一石，确实不算很多。 汉初的丁税，主要是算赋与口钱，其中算赋是针对十五到五十六岁的成年人，每年需缴纳一百二十文钱，商人与奴婢加倍征收，适龄女性不嫁者五倍征收；口钱则针对十五岁以下的儿童，每年每人缴纳二十文钱，号称是“敬奉皇帝”的费用。 作为大汉王朝的基层税务官员，周偃想要顺利收上来这些复杂的人头税，就必须对当地的户口情况了如指掌。 而周偃的墓中，确实随葬有几份汉代户口簿的抄本。 一、
 荆州博物馆藏 木牍作长方形，木质呈浅黄色，刮削非常平整。 其上以毛笔蘸黑色墨汁书写隶书文字，分为上下两段，共十三行： 凡口四千三百七十三人。 这方木牍的书法风格与《令丙第九》相似，应写于同一时期。 首行题名曰“二年西乡户口簿”，“二年”应指西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内容是南郡江陵县西乡的户口统计总表。 第二至五行，统计的单位是“户”，即家庭的数量。“息”为增加，“耗”为减少，“相除定”为“息”、“耗”两相抵消后得出的最终变量，最终增加即为“相除定息”，最终减少则为“相除定耗”。 分家、嫁娶、迁入移民均可导致户数增加，户主殁后无子、迁出移民则导致户数减少。 建元二年，西乡一共有民户1196家，本年新增加70户，减少35户，两相抵除后实增加35户（木牍上写作“卌五”，当是“卅五”笔误），实现了户数的增长。 第六至九行，分别统计不同年龄段的男性与女性数量。“大男”、“大女”，指的是15岁以上、需要缴纳“算赋”的成年人；而“小男”、“小女”，则指15岁以下、需要（或未至年龄）缴纳“口钱”的未成年人。 建元二年，西乡共有15岁以上男子991人，15岁以上女子1695人，15岁以下男童1045人，15岁以下女童642人。 从这组数字来看，西乡的男女人口结构非常失调，成年男性的数量远低于成年女性，而少年男性的数量又远高于少年女性。 武帝二年，承平日久，兵戈不兴，又无大役，这个比例当然是不正常的。 颇多研究者怀疑，西乡户口簿上的男女人数，存在一定程度的作伪，故意少报成年男性的数量，以逃避需要上缴的丁税与力役。 第十至十三行，统计的单位是“口”，即人口数量。此年西乡新增86人，减少43人，两相抵除后实增加43人，共计4373人，这也与前述男女之总数吻合。 熟记这方户口簿上的数据，西乡大概可以征得丁税多少、役戍几何，周偃心中也就大概有数了。 不过，仅凭这一份简单的户口簿，还不能完全搞清楚应该征收的赋税情况。比如前文提到，汉朝15至56岁的成年人需要缴纳算赋，那么56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除此税，称为“免老”。 另外，秦至汉初的男子到17岁时（景帝时延至20岁，昭帝时延至23岁），就要开始无偿为朝廷服徭役。男子一到年龄，名字就要登入“傅籍”（记录适龄服役者的籍簿），称为“始傅”或“新傅”。 当然，到了56岁以后，也就免除徭役，归入“免老”的范畴了。 身体有残疾的男子，被称为“罢癃”，如果符合条件，可以免除徭役。 这些信息，对于一个汉朝的基层税务官员来说，是必须要掌握的。在周偃的墓中，同样出土有记录这些信息的木牍。 二、
 荆州博物馆藏 这方木牍两面均有字，上图展示的是其正面。 书法风格与上期文章介绍的《叶书》相似，应写于同一时期。 木牍上的记录可分为三个部分，正面记录了南郡的免老簿、新傅簿，背面则记录了南郡的罢癃簿。 免老部分录文如下： 凡免老二千九百六十六人。 新傅部分录文如下： 凡新傅二千八十五人。 罢癃部分，博物馆展陈出来的正面看不到，根据考古发掘报告转录于下： 巫罢癃百一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可事。 四百八十人不可事。 这份木牍所书字数非常多，记录了武帝朝某年整个南郡十三县、四侯国的免老、新傅、罢癃人数。 其中罢癃（残疾人）簿还特别区分了“可事”（可以服徭役）与“不可事”（没有能力服徭役）的人数，“可事”者是“不可事”者的近五倍之多。 可见西汉时对残疾人免除徭役的门槛设置很高，除非真的是毫无劳动能力者，都要为朝廷效劳。 南郡与西乡的行政级别差距很大，西乡不过是南郡所属江陵县下的一个乡；周偃作为西乡的有秩啬夫（后来做过最大的官，也不过是“南平尉”，且并不在南郡），为何要抄录南郡的籍簿呢？ 有研究者猜想，周偃可能曾在南郡太守府中任职，因而得以接触到南郡的公务文件。 从这方木牍记录的情况来看，南郡下辖诸县诸国，其免老、新傅、罢癃的人数，多者不过数百，少者仅有几十，没有必要单独以“乡”为单位出一份统计，否则数据就过于庞杂了。 笔者以为，南郡在搜集、统计完毕各县上报的数据后，在上计之前，应该还会发还各县进行检核；周偃很可能是在江陵县检核簿册时，顺便抄录了一份。 当然，真相究竟如何，还是要等周偃的“自占功劳文书”披露于公众的那一天了。 以上即是本期文章的全部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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