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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记忆》不只是历史记载的风霜雪雨
监狱人民警察桌案上的闲情雅致 她是每一位与监狱有关的事与人的前世今生 毛主席登莫干山时怀念方志敏 1953年4月，毛主席在浙江登莫干山时，在山顶向赣东北方向远眺，对身边的汪东兴说，“再过去一点就是你和方志敏的家乡了吧！”接着赞叹道:“方志敏同志是有勇气、有志气而且是很有才华的共产党员，他死得伟大，我很怀念他。”方志敏，1928年1月，参与领导弋横暴动，创建赣东北苏区，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1934年11月初，方志敏奉命与刘畴西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至皖南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艰苦奋战两月余，被7倍于己的敌军围困。他带领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接应后续部队，复入重围，终因寡不敌众，于1935年1月27日在江西玉山陇首村被贴身卫士魏灿发出卖被俘。被捕那天，两个国民党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除了一块手表和一支钢笔，只有两个铜板。敌兵不相信，堂堂共产党大官，竟如此穷酸。
方志敏一行被押到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 方志敏与刘畴西等人刚一被俘，蒋介石就密令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等，尽力劝说方、刘“归诚”，一时间各路人马纷纷登场。方志敏正气凛然，从容应对，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入狱后的第三天，方志敏便向军法处要求“写一个条子”，敌人以为方志敏是要写什么供词，满口答应。争取到笔墨纸张后，方志敏就开始奋笔疾书“斗争经过及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方志敏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每天奋笔疾书16个小时，用自己的心血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清贫》等十多篇共13万余字的文章。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江西南昌赣江边，蒋介石秘密派遣一个班的人将方志敏杀害。英勇就义，时年36岁。当时离方志敏37岁生日仅仅只有半个月。1964年11月9日，毛主席挥毫写就“方志敏烈士之墓”7个大字，刻在南昌方志敏烈士墓前。1965年6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对随行的杨尚昆等人说：“方志敏同志是很有理想，很有气魄的革命家。”他对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要多宣传方志敏烈士。” 谁从狱中冒险传送方志敏文稿 方志敏在狱中所能接触到的，而又愿冒风险“传送文稿”的有三个浙江人:军法处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浙江金华人）；军法处上士文书高家骏(浙江绍兴人，解放后改名高易鹏) ；方志敏的囚友胡逸民（浙江永康人）。
1935年1月31日方志敏在狱中 第一次，高家骏通过女友程全昭于1935年7月上旬送至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3月，22岁的高家骏任军法处上士文书。他敬佩方志敏的清廉大义和博学多才，决定帮助方志敏文稿送出监狱。年小2岁的程全昭与高家骏当年同住在杭州运司河下10号，为楼上楼下的邻居。两人长期生活在同一环境，渐渐互生爱意。但程全昭固执的父亲不许在杭州女子职业学校就读的女儿与他相恋。高家骏在万般无奈之下，愤而出走，到外地谋生。高家骏走后不久，程全昭也从女子职业学校毕业，在杭州自强小学做代课老师。1935年7月初的一天，程全昭正放暑假在家，突然收到一封从江西南昌寄来的信，随信还寄来20元汇款。此时的程全昭正当20虚岁，情窦初开。收到恋人高家骏的来信和汇款，她激动万分，悄悄离家，只身一人来到南昌，找到信上所说的迎宾旅馆，住了下来。高家骏闻知程全昭已到南昌，匆匆赶来与恋人相见，紧紧相拥。第一天，高家骏陪着她倾诉相思之苦：陪着她叙述相恋之喜。第二天，程全昭忍不住问高家骏：你把我从杭州叫来南昌，有什么要事呀？高家骏也不再隐瞒。他将方志敏的情况说给程全昭听，我们作为有良心的中国人，要想办法救他、帮他。高家骏又告诉程全昭：方志敏已经知道你来了，也看过你的相片。听了高家骏的话，程全昭心里有些忐忑。当时的报纸上经常有国民党军队“剿匪”和共产党人被枪杀的消息，自己的恋人在帮助共产党做事，一定很危险。高家骏深情地望着程全昭。在高家骏真情的动员下，程全昭答应为方志敏出一份力。高家骏说，第一步先帮助把方志敏的密件安全传送到上海，按照地址交给收信人。程全昭告诉高家骏：我有个同学在白克路宝隆医院当护士，我可以住她那里。白克路是租界，宝隆医院又是外国人办的，应该安全。第三天，凌凤梧到迎宾旅馆当面交给她一个纸包，同时交给她四封信，嘱咐她：“一封给宋庆龄，一封给鲁迅，一封给邹韬奋，还有一封给李公仆”。又交代了四封信送达的地址。程全昭既紧张，又激动。一夜无眠，设想着送信的过程和后果。她把信和纸包夹在衣服中间，再放入小皮箱。次日，高家骏对程全昭说：“方先生帮你取了个化名，叫李贞，他自己取名为李祥松。李贞又是力争的谐音，希望你力争把信送到，把事情办成功！”高家骏又在旅馆写了几张“李贞，住址宝隆医院”的名片，再交给程全昭20元钱，让她当路费。高家骏送程全昭过了赣江。她登上了南昌到上海的火车。
方志敏文稿秘密传送者程全昭京 多年后，胡子婴女士回忆：记得是1935年夏天，一天下午，我去生活书店。……他们正在为一件事情发愁。不久前，有一个女孩子送来了一封方志敏从狱中带出来的信。这封信我也看见的。内容主要是说他写了一本文件，要托上海的同志送到党中央去……同样的信有四封：一封是给宋庆龄的，一封是给李公朴的，一封是给韬奋的，还有一封是给鲁迅的。给李的已送去并收下了，给鲁迅的信还没送……当时书店的毕云程等接到这信后非常着急，因为无法证实这信的真伪……正在为难时，我去到书店。他们把全部经过告诉了我，并让我看了来信。那女孩子并要求书店晚上派可靠人到她落脚处宝隆医院取方志敏从狱中送出来的一包文件……我当时考虑，这个文件一定是个重要文件，不然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由狱中送出来。我是党的朋友，就毅然提出由我去取这个文件。那天晚上，胡子婴根据白天的约定，来到了宝隆医院门口。胡子婴回忆说：这女孩子就迎上来，并问我姓什么。我说“我姓宋”，因为我母亲姓宋，就随意用了我母亲的姓氏，而且我当时的打扮是贵夫人，女孩子误解我就是宋庆龄，立刻将手中用报纸包好的文件交给了我。胡子婴当晚要给程全昭100元钱，被程全昭谢绝了。但她听从了胡子婴的劝告，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上海。回到杭州后，程全昭不敢直接回家，就在西湖边六公园闲逛。当时，程全昭全家人正急得要命，四处寻找。程全昭的大弟发现了姐姐，硬把她劝回了家。在父母的逼问下，程全昭讲述了大致经过。她的父母大吃一惊，自己的女儿居然做了如此危险的事。父亲呵斥说：你知不知道这是要坐牢，要杀头的，全家人都会跟着你吃官司！从此，父母亲把程全昭关在家里，不许她离家一步，也不许她与外界接触，母亲守着她形影不离。在方志敏被捕一周年之际，1936年1月29日，巴黎《救国时报》发表了方志敏《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和《我们临死前的话》，该文稿就是程全昭送出去的。第二次，高家骏又接受了方志敏嘱托，于1935年8月初到上海传送文稿。程全昭去上海20多天后，没有丝毫音讯。方志敏着急，高家骏也着急。为了把余下的文稿送出去，高家骏又接受了方志敏的嘱托，七月三十日离开南昌，带着五封信件，到上海找党组织。高家骏在1957年回忆，为避免别人怀疑，所以我在离开看守所的前二天就不与方志敏会见和谈话。我带上海去的是方志敏亲手所写的信，是用白信笺东一张西一张隔着的，信是用米浆写上的。一般是看不出的，这样携带方便，每人的信在角上都有符号，共计五封信（给宋庆龄、鲁迅、沈雁冰、李公朴、毕云程等同志各一封）。我是坐轮船到上海后，住在方志敏所指定的新惠中旅馆。当天下午就去内山书店求见鲁迅，内山丸造说叫我留下自传，明天再来等回信，我就照做了，出了书店就到大陆商场五楼找李公朴，由一个姓夏的代见，他说是李的机要秘书，我将信掏给了他，他拿进去用碘酒洗出来后对我说：“这是给宋庆龄的信，你赶快送去，事情已经知道了，待李先生回来我会告诉他的。”并告诉我，沈雁冰、毕云程都去北京未回，他问我的住址，我如实告诉了他。我走出大陆商场时天已近晚。第二天上午去静安寺路访宋庆龄，在中途发现有人对我注目，因此我绕道再到内山书店，内山丸造说“：他（指鲁迅）未来过。”我在中午饭后，到静安寺路宋宅，在叩门下里面叫我把信从窗口送入。第三天上午又去找鲁迅，内山丸造答复说鲁迅已去北京。我回到旅馆时招待员对我说“有电话找你”。我等到十一时左右接得自称宋姓的电话“叫我不必去找鲁迅，并叫我立即离开上海，勿回南昌”。放下电话后，我即离开了新惠中旅馆转住到北浙江路江浙饭店（小旅馆），我想在上海找一安身之所，继续进行工作，也曾去应征广告所征的店员和茶房，但均因要铺保和押金而作罢。住了几天，实在无办法，钱已只剩仅可到杭州的五等火车票。关于方给我的五封信，仅送出宋庆龄的一信，其余四封信，是在我离开杭州去芜湖前在家烧掉的，当时无法收藏。高家骏走后数日，方志敏就被蒋介石下令秘密处决了。军法处虽不知高家骏、凌凤梧等人合谋暗中为方志敏传送密件，但已觉察他俩同情方志敏，关系较密切。方志敏就义那天（8月6日），军法处处长在方志敏的监房里搜出他来不及销毁的写给凌凤梧的笺条。笺条的内容除对凌凤梧表示感谢外，还有这样一句话：'倘得生还之日，中国革命史多添一页。’军法处处长抓住这个把柄，立即将凌凤梧停职拘禁。关押了三天三夜后，由绥署参谋长手令军法处将凌凤梧撤职。高家骏回到杭州后曾给凌凤梧一封信，不见回信，只好停止一切活动，过起度日如年的隐居生活。据史料记载，方志敏的书稿和信函还通过另一位狱友传送。他叫胡逸民，浙江永康人，早年攻读法律，后追随孙中山。1925年，他随蒋介石北伐而名声大震，曾任国民党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并先后担任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等三个监狱的狱长。但因与蒋介石政见不同，四次被蒋介石投进牢房。1934年夏，胡逸民第三次入狱。1935年2月初的一天，看守所忽然轰动：当时官方悬赏8万缉拿的共产党闽浙赣三省主席方志敏被抓。两天后，胡逸民（狱中化名永一）与方志敏见面。他的任务是为蒋介石做说客做方志敏的工作，却被方志敏的人格所折服。胡逸民深受感动，决定帮助方志敏传送文稿。1935年深秋，胡逸民出狱。他没有忘记烈士的重托，到上海将方志敏部分手稿交给了章乃器先生。据胡逸民回忆，他的姨太太向影心时常到南昌的看守所中侍奉他，得以认识方志敏，也曾为方志敏向监牢外送过信（很可能包括文稿）。11月23日，章乃器被捕，胡子婴怕敌人抄家，想到方志敏的手稿，便打电话与宋庆龄联系，接着取出烈士手稿交给章乃器的弟弟章秋阳（中共党员），让他乘出租车送到宋处。后来宋庆龄将文稿交予当时能代表中共组织的冯雪峰。据档案载：冯看后做了批语交“小K”（即潘汉年）。后来，冯又遵“小K”嘱转交谢澹如保存于上海。数年后，首先在上海得以出版面世的《可爱的中国》就是烈士这批珍贵文稿之一。目前，史学界相对公认的是，方志敏狱中秘密文稿，是通过高家骏和程全昭、胡逸民和向影心四个人，分四次传递到监狱之外。但真正让方志敏狱中秘密文稿交付党组织的只有两次，即程全昭和胡逸民。高家骏成为第一代监狱人民警察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5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成立，8月18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在接管旧政权的同时，开始了人民民主政权的监狱工作。1949年9月1日，浙江省公安厅在杭州召开浙江省第一届公安会议。李丰平厅长在会上作了《目前浙江治安情况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要求对所有判处徒刑的罪犯，都要组织劳动感化教育，使他们在刑期内得到思想改造，并且获得谋生的技能。据原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芳回忆，1949年12月，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提出：要组织在押人员劳动生产，可以搞农业，办农场。根据省委书记的指示，杭州市公安局局长王芳与劳动教育院院长韩寿臣商议筹办劳改农场事宜。1951年4月，浙江省公安厅成立“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安厅劳改总队”，对外称浙江省乔司农场，韩寿臣任总队长。总队部设在杭县外乔司的“露香园”。
方志敏文稿秘密传送者高家骏，解放后改名高易鹏，参加了革命工作。1951年12月，他由浙江省公安厅调入劳改总队工作。1951年10月30日，浙江省公安厅劳改总队第三大队进驻临平山南麓安隐寺。1952年5月18日，第三大队撤销，成立独立建制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安厅直属临平劳改手工场”。1953年元旦起改称“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安厅劳管处临平砸石场”，省公安厅临平砸石场于1955年8月命名为 “浙江省监狱”，9月定名为“浙江省第一监狱”。 省公安厅厅长王芳题写了监狱名称。逐步建成一座占地29万余平方米的重刑犯监狱，先后关押、改造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及大批县团级以上人员。1952年6月至1957年，高家骏调入省公安厅临平劳改手工场、省公安厅临平砸石场、浙江省第一监狱工作。在浙江省第一监狱的档案里，只有高家骏1957年的干部履历表。因为在整风反右中，1958年3月6日，上级政治部门下文，鉴于高家骏解放前的历史问题和解放后的现实表现，决定给予开除处分，并责令其回农村生产，以资改造。仗义的方志敏烈士遗孀和女儿 1955年的一天，家住杭州人民大会堂附近的程全昭到门口倒垃圾，突然遇见了她时时思念的高家骏。但此刻的程全昭已是5个孩子的母亲。1958年，程全昭的丈夫病逝，生活的重担全压在无经济来源的程全昭一人身上。1955年，党中央作出寻找方志敏烈士遗骨的决定。在刘少奇同志的直接指示下，江西省成立了方志敏遗骨调查小组。1957年春，江西代纤厂在南昌下沙窝破土动工。一天，工人们在挖地基时有人发现一堆骨骸，并伴有一副脚镣！得知消息，调查小组立即指示专家和有关人员赶赴现场。同时，一份以江西省政府名义发出的加急电报也发往浙江东阳北麓中学，邀请当年担任看守所长的凌凤梧先生火速赶往南昌，到现场辨认。时任江西省卫生厅副厅长的方志敏遗孀缪敏邀请凌凤梧到她家做客，并打听到高家骏、程全昭两人情况。北京精神文化生活网此后，缪敏给程全昭写信，对程、高二人当年为方志敏烈士传送文稿的行为表示赞扬，同时表达感激之情。缪敏还随信给程全昭寄了钱和粮票。缪敏还邀请程全昭和高家骏重游南昌，两人在南昌受到了缪敏一家及方志敏亲属方志纯等人的热情接待。1959年，在方志敏诞辰60周年之际，缪敏撰写了《方志敏与鲁迅》的文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她将稿费分别寄给了程全昭和高家骏。 方志敏的女儿方梅在母亲去世后，萌生了为父亲立传的念头。在写《方志敏全传》之前，方梅在档案中找到了国民党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写的手稿。她辗转打听到凌凤梧的老家在浙江金华孝顺镇，于是上门调查。 可惜的是1958年3月，凌凤梧被戴右派帽子，开除公职，遣回金华原籍，1962年10月病故，享年68岁。1979年3月10日，中共东阳县委作出决定，对凌凤梧被错划右派予以改正，并给予平反。凌的妻子依据丈夫生前留下的文稿，向方梅介绍了方志敏在狱中的情况。凌凤梧从心底里崇敬方志敏，他当了代理看守所所长后，就把方志敏10斤重的大脚镣换成了4斤的。1935年3月，蒋介石为达到劝降的目的，将方志敏从大牢改关到优待室。就是在这间优待室里，方志敏白天写的是《可爱的中国》，应对劝降说客，待到夜深人静之时，才从《可爱的中国》的书稿底下，取出其他稿件奋笔疾书。狱方为他提供的纸笔都是有数的，他就让同情革命的高家骏替他偷偷到外面买纸。高家骏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初获得彻底平反，给予恢复公职。令人遗憾的是，高家骏已经在1979年离世，享年66岁，未能看到那彻底平反的文件。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记忆高家骏 在历史的长河中，高家骏也是一个凡人。但是，历史是不能忘记高家骏的，高家骏曾经冒着杀头的危险为中国共产党做了有益的事。历史是没有假如的，但是生活中可以有。假如没有他的同情革命,程全昭不会作出历史的贡献：假如没有他的心向革命,方志敏的珍贵文稿也许石沉大海,中国共产党人将失去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精神遗产。《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宝贵的精神财富，教育了几代人呀。高家骏在《关于我与方志敏同志的关系问题》的自叙中,他说:当时确实是一心一意为革命,并想把方志敏从狱中救出。一是把国民党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争取过来了。三是把女友由杭州叫来南昌,完成了艰巨的任务。同时自己又冒着生命危险去上海传送方志敏的文稿。历史在宏观的语境中往往呈现公正有序的特点，如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蒙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等一大批老革命家得以昭雪。如在1958年被开除出劳改工作干部队伍的高家骏也得以彻底平反。然而，历史在微观的环境中却往往呈现无序无情，甚至残酷的特点。我不知道高家骏在“文化大革命”岁月中是如何度过的？在几次运动中，高家骏肯定被带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游街批斗。当你打开百度百科，可以百度到方志敏、凌凤梧、程全昭，唯独缺少高家骏。那么，谁有责任去补上高家骏的资料？谁有责任去向文物保护部门申辩高家骏的功绩？谁有责任在清明时节祭扫高家骏的墓地？如今，在浙江省乔司监狱、浙江省第一监狱的民警中，有几个人还记得高家骏的贡献呢？这不是他们的错。因为，中华文化传承、文化传统的教育曾经发生了断裂，监狱史学研究，特别是对监狱工作创始人的研究刚刚起步，监狱历史与人物的宣传几乎是一片空白。遗憾的是，我只知道程全昭的墓地，位于余杭径山镇潘板桥村夹坞里。程全昭的墓地作为杭州市近现代重要的代表性建筑，2004年公布为杭州市文物保护点，2009年公布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历史给予程全昭公正而温暖的笑脸。高家骏的墓地在哪里？是否也列入了绍兴市文物保护单位？清明时节雨纷纷，浙江省第一监狱是否组织过青年民警祭扫活动？窗外刮着风下着雨，风雨声像一首长诗，在绵长而又起伏的风雨声中，我又想起高家骏。想象年轻的他在狱中对方志敏的尊敬之心，想象他给狱中生病的红军战士包扎伤口，递上开水；想象着他与方志敏交谈，接受着革命教育；想象着他偷偷地把纸与墨交给了方志敏……，而这一切，都是要冒着坐牢或者杀头危险的呀。因为有高家骏、程全昭用灿烂的青春，秘密传送文稿，才有了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才有了方志敏精神的流传和继承。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之际，39集电视剧《可爱的中国》热播。高家骏、程全昭的事迹出现在主流媒体，出现在央视屏幕上，出现在其家乡的屏幕上，告慰其为革命作出的历史功迹。夜深了，我放下笔，对自己说，终于了了心中的一段记挂。初稿于 2012年6月20日 改于2024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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