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县城最迷惑人的是它的宁静，间或出现的热闹更凸显一成不变，止水般的宁静。记得汶川县城最有人气的街道在岷江东岸，岷江两岸则由一座拉索大桥，即威州大桥连接起来，对岸要冷清些。我亲自测试过，两支烟的工夫基本可以从县城这头走到那头。狭小的空间以悠长的时间来补偿，小城的生活节奏非常缓慢。除了太阳的东升西落和学校的上课铃声，没有必要用别的人类装置来管理时间，催促人们的脚步。 记不得城里有集中规范的农贸市场，似乎都是沿街为市。山里老乡很穷，拿进城卖的东西不多，有时候我上街买一二十个鸡蛋，仿佛大买主，要与好几个老乡交易，他们一个人只带几个鸡蛋下山，卖出后再买些日用品上山。夏秋两季花椒、苹果、天麻上市时，街市上有熙来攘往的热闹。当然在多雨季节通往成都的公路塌方不通的时候街上最热闹，满街是汽车和司机，还有困在路上无可奈何的外地人。有一年快放暑假时汶川城外到成都的公路严重塌方，人堵在山里出不来，小城热闹了二十来天。老乡的苹果也运不出去，每斤最低到八分钱。后来我放假出山是先坐公交车到塌方区前面，然后爬上很陡的山，走一个多小时山路，绕过塌方区下到公路上，再由公交车来接。 小城里最受人尊重的当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接下来就是阿坝师专、威州师范校和我们威州中学的大学生老师了，与别的县城一样，百货公司、邮电局、供销合作社等单位的工作算高尚职业，“汽车八队”的司机也非常风光。汶川县城威州镇的城镇居民只有几千人，小城弥漫着醉人的乡镇气氛，街上往来行人似乎都相识，彼此熟悉带来的信任、闲散和温馨洋溢在人们的脸上，同时，彼此熟悉，知根知底也使每个人必须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谈行为，因而民风自然淳朴，一切事情都可预测，都有把握。太像普鲁斯特笔下的19世纪法国外省小城镇，空气中弥漫着“美德、智慧和各种习惯”，也如那首流行歌《小城故事》中唱的，“人生境界真善美这里已包括”。我正式入职上课，出席过家长座谈会后，于是上街随时有人打招呼，男女学生更是离老远就在问好，有的还羞怯得一脸通红，即便是青年男女老师见面也是低眉浅笑，互致问候，哪能盯着人看哦。我刚到不久，史地教研组组长张老师对我说：“小徐，本来想给你介绍对象的，看你坚决要考试出州，那就算了，在这个地方谈情说爱要注意，谈对象必须谈成，地方小，容易造成影响，你懂嘛？”我当然懂，小城有小城的规矩！ 正因为小城止水般的宁静，时钟一样的刻板，普鲁斯特才会说：“这种宁静只会增添忧愁，并使人感到乏味，却能给并非久留其中的短暂过客提供诗意的巨大源泉。”然而，在汶川的两年半，我始终没有真正成为当地人，基本上是一个孤独的旁观者，所以给我带来忧愁和乏味的不是那种小城的宁静，过客的诗意感觉也姗姗来迟。 1982年10月底到州教育局报到，11月初离开马尔康时，州上领导一再叮嘱尽快到威州中学上班，家里也说不要拖延到12月，要争取在工作单位留下好印象，于是我在11月下旬从成都赶往汶川，正式上班了。成都到汶川一百四十多公里，当年长途汽车要跑四个半小时，所以我是午后到达的，下午两点多钟我已坐在县教育局办公室。县教育局领导看了我带来的州教育局的公函，对我非常热情，即刻与威州中学电话联系，接着就安排人员送我到威中。等威中派来帮我搬行李的84届民族班的两个学生到了后，教育局一位和蔼可亲，笑容灿烂的高个子年轻姑娘主动提出要送我去威中，说是她对象也是威中的老师。教育局领导说：“那好，徐老师，就由宋宇，小宋送你过去哈。”这是我被正式称为“老师”，心里多少有些激动。 威中在县城的南头，穿过县城，有十几分钟路程。宋老师带我很快就到了威中，一进校门就看见一拨人在打扫校门左手边，靠着收发室的一个房间。宋老师忙把我介绍给他们，才晓得这是学校领导招呼校工在为我打扫房间，顿时觉得浑身温暖。分给我的那个房间有十来个平米，里面摆放一张单人架子床，一张写字台，一把藤椅，靠窗有一个小课桌和一条长凳。在把行李放停当后，因为还有一些手续要办理，于是我与校领导穿过操场，往办公楼走去。这时候我才把威州中学大致看清楚。校园不大，没啥花草树木，只在操场周边上有几棵榆树，但就校舍建筑来看不比州外中学差。进校门是两三排低矮的平房，平房旁边有一幢带外廊的楼房，看来像是教师宿舍。平房正对着一座两层红砖楼房，那是学校办公楼。办公楼后面有两幢较新色的楼房，校长说是教学楼和实验楼。越过教学楼和实验楼，可以看见光秃秃的山，听得见岷江湍急的水声。 我来得晚，快到期末才像西部电影中的牛仔一样孤独登场，所以特别显眼。后来陈庆兄笑话我：“我们以为来了啥子大人物，校长和主任都亲自为他打扫房间。”实际上，我在过了分配季突然分来，对领导来说肯定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收获，这从他们对我的言谈中可以感觉得到。当时威中只有屈老师和唐老师两位历史老师，急需补充新生力量。领导不仅欢迎我来威中工作，而且马上给我安排了工作。为了培养我，让我顺利成长，学校领导认为，我需要给初一和高一两个年级上课，以便尽快熟悉教学过程，全面掌握教材。老实说领导安排工作时，我根本没有认真听，看他们说得差不多了，忙插话道：“打断一下，我问个问题。” 听我有问题，领导一愣，肯定以为我会对工作安排提出看法，“徐老师，你说，你说，”教务主任胡老师满面笑容地看着我。 “我们学校不会不同意老师报考研究生吧？”我突然抛出这个与工作安排无关的问题，现在想来十分唐突，甚至有点儿无道理。 我话音刚落，领导们没有交换眼色，没有半点儿迟疑，马上明确回答了我的问题：“我们从来支持青年老师争取进步，不会阻碍任何人报考研究生。”得到领导这么爽快的回答，我即刻把安排的教学任务全接了过来，并且同意马上开始上课。后来在实际工作中才感觉到当时有些冲动，两个年级7个班，每周14节课的教学任务确实很重，尤其是进入高中后半段，文理分班，文科班要准备高考，那时才备感压力。其实领导的爽快回答说明学校对青年教师考研有一贯的开明政策，知道硬留也不见得留得住，不如灵活一些更有利于工作。以后两年多彭校长、曾校长等校领导对我考研的支持充分证明我当时的猜测没错。 我读本科期间，从来没有想过要考研究生，因为我喜欢教书，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少时读过马卡连科的《教育诗》，于是我有做教师的人生规划。如果毕业分配能留在成都，我可能会愉快地当一辈子中学教师。我进山就想好了，要通过考研来出山，不是对阿坝州有气，而是对西师的分配有恨。因此，听从挺之兄的建议，工作一安排好，我即刻报考了川大西方史学史研究生。我不是一个擅长考试的人，从小学到大学考经历那么多次考试，大多数都是涉险过关。因此，1983年我报考川大就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一方面想试一试，看看考场，积累些经验，另一方面，希望能鸿运当头，再次涉险过关。那年阿坝州只有马尔康设有研究生考场，所以春节前我翻越鹧鸪山，辛辛苦苦到州上考试。州教育局对研究生考试非常重视，考前还有领导亲临动员。记得当时州教育局局长的动员讲话除了鼓励大家努力考出好成绩，实现理想，报效祖国的套话外，还风趣地说：“我看有的人考研不是为了报效祖国，而是为了'出口’，出啥子'口’呢？出漩口……”听到这话，穿着军大衣坐在下面的我一下子脸红了，唉，我就是他说的那种只想“出口”的人（漩口镇是阿坝州离灌县最近的乡镇，离开漩口就是出州了）。 这次考试是我一生中真正意义上的裸考，通过西师同学黎小龙的夫人徐难于借到了谭英华先生的讲课笔记，西方史学史专业课程顺利过关，但专业外语差得太远，考试一结束就晓得没希望了。考完试从马尔康返回汶川时，我与同行的一车考生在米亚罗附近还差一点出车祸。因为山里下了大雪，上下山车轮都上了防滑链，司机也是一路小心，结果在要到米亚罗时，对面突然来车，我们的车一个急刹，整个车身瞬间打横，好在已经是下山路上，路面较宽，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等我们下车把车身板正，重新上路后，车上有人给司机开玩笑：“师傅，小心点儿哦，这车人出了车祸，州内好多中学要停课哈。”司机是个老师傅，没有说一句话，神情非常严肃。 83年这次考试虽然失败了，但我内心感觉很好，有了信心，有了目标，晓得通过认真复习肯定能够考上。接下来的一年过得紧张而充实，我除了上课就是读书，很少有空闲与人交往。我正好住在学校收发室旁边，上课铃声就在我头上响。学校的高音喇叭也在屋外那根电杆上，每天早上六点起床铃响，接着就是苏小明的《军港之夜》。每天这样伴着铃声、歌声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和学习，一直到夜深人静。这年底，我从外语老师谢本渝兄处知道，实验楼楼顶平台上有两间房，他住了一间大的，还有一间小房间，有五六平米大。我立刻向学校申请，搬到了那间小房子去。住在楼顶上除了冬季冷得难受外，其余都是好日子，更有利于读书学习。汶川海拔较高，即便夏季也气候凉爽，花要开得比成都晚些，每年五月槐花才开，一颗大槐树的树冠刚好冒上楼顶，开出无数成串的白色小花，芬芳扑鼻。这时候，坐在花树旁，从楼顶眺望云雾中的布瓦山，奔流不息的岷江水，那真是赏心悦目。尤其是在孤独中，常感到无所依傍，看看山水，精神仿佛有了寄托，会觉到安稳些。 那年我复习得不错，而且报考的学校也很好，是我向往的北京大学，专业是世界上古史。为增加胜算，我还不怕麻烦，申请了异地考试，就是我虽然是阿坝州的考生，但不到马尔康去考试，而是得到招办同意在成都的某个考场考试。结果，1984年春还是出师不利，专业课考败了，败在身居山中，消息闭塞，没有专业学术期刊，所以不了解学术动态。这次失败对我打击较大，以至于我已到山东大学读书后，87年春从济南去北京查资料，还专门到北大未名湖畔坐下来，抽了几支烟，感伤了好一阵子。 84年考试落败后，我有针对性的做了一些准备，比如订了《历史研究》和《世界历史》两本专业杂志，改善学术信息闭塞的状况。汶川县有一家很小的新华书店，店内光线昏暗，书不多而且不开架，要隔着柜台踮起脚尖望架上的书脊，买书实在费劲儿。我阅读的书籍，全部都得从成都带过来，新书也无法即时购买。1984年3月，我与在安县中学教书的同学陈篁约好，私下与同事调换课，跑回成都看花会，参加书市。那是文青很得宠的时代，我俩在文化公园茶铺大谈文学，引来邻桌一位在书店工作的老人的注意，一定要送我们几张内部折扣购书票。我们谢过老人，高高兴兴骑车到人民南路新华书店，一人买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从成都一回威中，教务主任胡老师就找上门来，说我私下调换课，离开学校是严重违纪，按旷工处理，要扣工资。我自知理亏，没有多作解释，心想一个月工资总共五十几块钱，扣两天工资也不算什么，只是心里很不高兴。一向和蔼的胡老师知道我不高兴，之后不久，便安排我参加县教育局组织的老教师九寨沟游览活动。我算啥子老教师嘛，这只能说是领导待人厚道，为稳定我的情绪，先罚后安抚的工作方法。 1985年的研考，我是势在必得，如考不上也就不想再考了，事不过三嘛。而且，这次研究生考试汶川设有考场，因而大大方便了我。我报考的是山东大学，专业是14到17世纪的世界史。那些年研考的时间是安排得很不好，都是紧挨着春节前后，所以一旦报考就别想过好春节。由于需要安静的环境，把家里人也折腾得够呛。因此，我下决心只考这一次了，同时，家里也在想办法使我尽快离开阿坝州。当时要想从阿坝州等边远地区正常调出是根本不可能的，受到很多政策限制。这也就是每一位在边远地区工作的人心中的痛，因为工作地莫明其妙地成为了某种特殊标记，受到不公平的另类对待。当时家里想到的最现实的办法是先通过所谓“三不要”（即不要工资关系、不要人事档案、不要户口）去广汉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再调回成都西城区党校工作。当然，这其中每一步都要有熟人疏通安排，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因此，我看重85年春这次考试，家里也要等考试结果来决定下一步行动。 考场就设在我们威中，连续三天考五门功课，由于准备充分每门课都考得的非常顺利。记得最后一门考完，我走出考场，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感觉有些飘，心情那个轻松真是无法形容。到二三月份研考成绩下来，我的成绩自然是都过了，走出漩口，离开四川，赴山东读书看来已是板上钉钉，不过等待的过程依然让人心焦。4月中旬接到山东大学研招办电报通知，让我4月29号到昆明云南大学招待所参加复试。明明报考的山东大学，怎么叫我到云南大学复试，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于是，我惴惴不安地赶到昆明，住在昆明理工学院车仲英叔叔家，他是车耀先烈士最小的儿子。车叔叔对我非常热情，专程陪我到昆明宝善街吃地道的过桥米线，还带我参观他们学院的计算机房，平生第一次看见计算机，十分震惊。因为我提前了两三天到昆明，去云大招待所打听复试事，招待所的工作人员一问三不知。这一下真把我吓坏了，莫不是电报搞错了，把“山东大学”翻成了“云南大学”。好不容易熬到复试前一天，再到云大招待所，终于见到来云大主持复试的山大老师，以及参加复试的其他考生。这时候才搞清楚，原来山大把我们西南各省的考生集中安排在云大复试，说是方便考生，实际上是山大老师想借出差到云南走一走。因此，我复试完也顺便在昆明过了五一节，与新结识的未来山大同学秦彦士、王华光同游了西山和滇池。 4月底复试，到6月下旬各校开始发送录取通知书了，邻居本渝兄高高兴兴地拿到了川大外语系的录取通知书，我的通知书却一直没有动静。他夫人徐伟是我中学校友，非常同情我，说是要是本渝出去了，徐波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顶楼上，他该咋个熬哦。我也实在坐不住了，回到成都打探消息。川大的卢剑波老师说，录取没有问题，山大刘明翰老师已来信告知，但我还是不放心，与挺之兄到盐市口成都电信局打电话去山大历史系，想问个究竟。唉，先在柜台登记，递进去要拨打的电话，然后在大厅候着，等电信员拨通后再叫号接话。我们两个就在那儿坐着抽烟聊天，从上午等到下午，硬就一直没有拨通，无奈只有撤号。我从成都回到汶川继续等待，期间领导彭校长找我谈心，语重心长地说：“小徐，我们可不可以不做历史学家，我们可以安心本职工作，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教育家嘛！”学校领导从来很关心我，这次谈话非常诚恳。“好吧，校长，我再等等看”，我的回答也是诚恳的。 我觉得当时的学校领导对两三年内分配来那么多青年老师是缺乏思想准备的，知道青年是生力军，但不了解青年是个“问题”，需要做“青年工作”。据说，在我离开后，威中的青年工作才逐渐有所开展，组织不少体育、棋牌等文娱活动，甚至安排教师到北京旅游。我在威中时，除工会发几张电影票外，几乎没什么文娱活动。家在当地的同事日子要好过些，没有成家的，对象在山外的青年老师，那个日子不是很好过。每逢节假日学校食堂只在上午10点，下午4点供应两顿饭，所以节假日要想吃三顿热饭都困难。当年州内读不到当天的报纸，电视效果差到不能看，而麻将这种老少咸宜的消遣神器又还没有全面复兴。当时，威中的男青年工作之余的娱乐主要是喝茶吹牛，抽烟饮酒，打打篮球。女青年我不是太了解，但从旁观察，那也无非是聊天说笑，梳头照镜子，天气好时在宿舍门口排成一排，晒太阳，做编织，成为一道风景线。要知道这拨年轻人，最大的不过二十六七岁，小的才二十出头。多少年后，威中老同事聚会，李文老师还惊讶于我能记得她们在宿舍门口晒太阳织帽子的情景。我心想，怎么会忘得了呢？那是青春的记忆，我们是那么年轻，你们又是那么美丽！ 按照马尔克斯的说法，寂寞是造化对群居者的诅咒。寂寞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排遣的，其对人的伤害会很大。我忘不了83年分配进山的重庆崽儿王安华兄，应该是与张继军、刘茂元等几位老师一起进来的。他女朋友在山外，无尽的思念和忧愁折磨着他，威中的每一天对他来说就像坐牢，他在挂历上划道道，数着天日来熬。他不止一次告诉我，很想像我那样去读书考试，也就是以甘愿孤独来排遣寂寞，排遣那伤身的负面情绪。但是，他觉得很难，其实我也觉得很难！能坚持下来除了书和音乐外，得益于我外向的性格，有赖于我与本渝、陈庆、徐毅和文平等兄弟的交往，时不时有海阔天空的聊天，偶尔与本渝、文平邀游野山，还有简朴至极的聚餐小酌。这些满足了我们作为群居者的需要，不至于因孤独而变得孤僻。文平兄告诉我，在我离开威中后不久，安华拖着病体调回了重庆，过了两三年就去世了。 就在我等得心焦，寝食难安之时，一封来自山大研招办的挂号来了，由此我也就辜负了彭校长的期望，不能在威州这个宁静的小镇安心本职，成家立业，做一个教育家了。同时，我也得到消息，山外的几个毕业分配得很糟的兄弟，包括陈篁、龙华、姚继荣等都顺利上岸。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我对威州镇的看法全变了，这时候连本渝兄也对我说：“其实汶川很美。”汶川确实成为了诗意的源泉，“看似一幅画，听像一首歌”——匆匆过客才能感受得到的小城的诗情画意。我甚至于开始珍惜在那儿的每一时刻，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在威州大桥走一走，望着湍急的岷江水发呆。汶川看守所旁边有一个向阳的河滨，树木婆娑，绿草茵茵，不是一个岛，不过汶川当地人叫它太阳岛。我转悠到那儿，觉得美得出奇，像法国画家柯罗的画作。晓得小县城都很乡土古朴，同学陈篁来信说，绵阳地区的安县也很古朴，夜里还有更夫打更，但我还是觉得汶川的古朴非比寻常。尤其是在秋日的阳光下，沿街摆满羌族特有的那种深筒敞口的背篼，装满浅绿色和淡黄色的苹果，映衬着旁边老乡穿的阴丹蓝长褂子，显得明亮淡远，叫人心颤。徐毅兄教过我，花椒要买那种红得发亮的一个太阳晒干的，苹果要买布瓦山上的，山上的苹果不仅香甜，而且咬上一口唇齿凉爽，那是汶川苹果特有的口味。 我经常觉得我对汶川的回忆，不是对一个地方，一个生活空间的回忆，而是对流水似的时间的追忆，我与当地交道不多，除了我的学生，以及与我有切身交往的陈庆、徐毅、谢本渝和文平等几个兄弟，其他的人和事我都参与有限。整整两年半可以标签为“我在汶川那段时间”，是被考试所占据和掏空了的时间，甚至不像是在汶川度过的，因为真正关于汶川的记忆太稀薄，太零碎。我讲述的主要是几次考研，但想拯救不是考试记忆，而是那段时间中那些特殊的时刻，因为那些时刻与现在相关。 当年分配到威中的那群青年，后来大多数通过各种途径，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先后调离了汶川。我们现在常有聚会，大家对汶川的记忆远比我的生动丰满，但无论我的故事，还是他们的回忆，都聚焦羌山岁月。记忆中的威州风物就不是一般小城景色，而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伴随我们的青春，留存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的微信群名很有意思，是向英老师取的，叫“威中80后的教师”，表明我们是有一段共同生活经历的老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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