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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玲，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摘 要：《资本论》既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光辉成就，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革命友谊的历史见证。从《资本论》发表到恩格斯逝世的二十九年间，资产阶级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应用方法、引文规范、理论原创、逻辑体系、理论通俗化等五个方面对《资本论》进行误读、歪曲甚至诋毁。为了捍卫《资本论》的革命性、科学性、创新性、完备性和人民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各种误读和歪曲展开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论》五重误读的批判，为当前科学把握《资本论》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误读;批判 当前关于《资本论》研究中存在一个现象：“研究《资本论》的人在增多，相信《资本论》的人在减少。”[1]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对《资本论》的误读有关，尤其是与肇始于马克思恩格斯时期的误读有关。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这些误读展开了批判，但是正如1892年恩格斯对“洛贝尔图斯式”人物预言的那样，“这种欺人之谈象任何一个属于这类性质的时髦货色一样，带有周期性。”[2]因为每当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危机或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复兴时，总有“一些非共产主义者想把一个也是非共产主义者的人抬出来同马克思分庭抗礼”。[3]204自《资本论》发表后的一半世纪以来，对《资本论》的误读和曲解周期性上演着，对这些“欺人之谈”进行批判依然是今天重要的理论任务。1867年，《资本论》第1卷在德国汉堡出版，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学者企图像扼杀马克思其他著作那样，也想“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4]18但是，由于《资本论》自身具有强烈现实感，以及恩格斯为《资本论》第1卷连续撰写9篇书评，这引起了当时许多资产阶级学者和评论家对其展开评论。与此同时，有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借此机会对《资本论》进行恶意的误读和歪曲，首当其冲的是应用方法。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中感叹道：“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4]19并且重点指出当时流行的几种评论。马克思首先列举了德国学界的相关评论：德国庸俗经济学家们责备《资本论》的文字表达过于严肃和叙述方法比较死板；政论家尤·孚赫(Jules Faucher)在《国民经济和文化史季刊》中将《资本论》的方法看作“黑格尔的诡辩”;莫·布洛克(Maurice Block)在《经济学家杂志》发表的《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中称《资本论》运用的是分析方法。此外，1871年，俄国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Н.И.Зибер)在《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中评价马克思的方法是演绎法。1872年《资本论》俄文版的出版引起学界对《资本论》方法的进一步讨论。其中，俄国评论家伊·伊·考夫曼(I.I. Kaufma)在《欧洲通报》上发表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最为引人注目。这篇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是涉及到了理解《资本论》的关键问题，其中的代表性观点是《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4]20基于叙述方法是德国辩证法这一判断，考夫曼进而得出马克思是“最大的”“极坏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结论。综上可知，这一方面表明当时对《资本论》方法的评论不一而足，有些评论相互矛盾，甚至自相矛盾；另一方面也表明虽然当时很多人对《资本论》研究方法的理解很差，但是实际上对《资本论》叙述方法的理解更差。尽管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序言的最后针对所谓舆论的偏见，借用佛罗伦萨人但丁的格言潇洒地写道：“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4]13但是面对资产阶级学者和评论家对《资本论》应用方法的误读和曲解，以及考虑到《资本论》方法对于科学理解《资本论》结构和内容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中对此展开了系统的批判。第一，马克思通过援引各种相互矛盾或自相矛盾的评论来驳斥有关《资本论》应用方法的误读和曲解。针对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对叙述方式过于死板的责备，马克思援引了英国《星期六评论》和俄国《圣彼得堡消息报》对《资本论》叙述方法的评论予以驳斥。作为同马克思观点完全敌对的刊物，《星期六评论》认为《资本论》的叙述方法“使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4]19。《圣彼得堡消息报》也高度赞扬了《资本论》中的叙述方法，认为“叙述的特点是通俗易懂，明确”[4]19。针对法国的实证主义者在《实证哲学。评论》上发表的关于《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文章，马克思指出其内在的自我矛盾，该文章“一方面责备我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责备我……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4]19针对季别尔教授认为马克思的方法是演绎法的评论，马克思则列举了布洛克分析法的评论。这些相互矛盾或自相矛盾的评论充分暴露出这些评论者对《资本论》应用方法根本就不明所以。第二，马克思重点回应了考夫曼对《资本论》应用方法的评论。相比较于当时其他评论《资本论》应用方法的文章，马克思最为欣赏考夫曼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但是，考夫曼在该问题的理解上还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突出表现为将辩证法视作“死狗”,不理解辩证法的积极意义。马克思认为批判考夫曼的最好方式“是从他自己的批评中摘出几段话来。”[4]20马克思通过大段摘引考夫曼《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中评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原话，来说明《资本论》是如何应用辩证法的。这段话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要点：(1)马克思的研究目的是证明人类社会运动的一般规律即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和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2)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唯物史观即生产力在社会运动过程中起决定作用，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起着从属作用；(3)马克思的研究意义在于阐明支配着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特殊规律以及被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运动规律。马克思对此评论道：“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4]21接下来，马克思写道：“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22马克思这一关于辩证法合理形态的经典表述回应了以考夫曼为代表的当时资产阶级学者对《资本论》叙述方法上的误读。据统计，马克思为了写作《资本论》,引用了“二百九十六个著名和非著名的署名作者的三百七十六本著作和五十四种匿名作者的著作中的材料、观点，还引用了四十五种报刊和五十六种会议报告、政府、团体的刊物的资料。”[5]马克思非常认真严谨地对待自己所引用的材料，只有一次被指控引文存在错误。这场学术性指控前后持续二十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对此展开翔实的反驳。1872年，路·布伦坦诺(L.Brentano)采用匿名形式在《协和》杂志发表了《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的文章。该文章指责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资本论》中论述工人阶级状况时所使用的官方材料里，“伪造”了格莱斯顿(Gladstone)1863年4月16日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即“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6]111其理由是在《汉萨德》的速记记录里没有找到马克思引用的这句话。马克思在予以两次答复后，因忙于其他更重要的工作，表示没有时间再与该匿名作者纠缠。1883年，马克思逝世不久，剑桥三一学院教授塞德利·泰勒(Sedley Taylor)在《泰晤士报》上重新提起布伦坦诺指责马克思捏造引文一事。在文章中，泰勒将布伦坦诺之前与马克思的论争中的表现形容为“巧妙的攻击”,将马克思实事求是的答复形容为“垂死的挣扎”,将马克思和布伦坦诺的争论焦点歪曲为引用格莱斯顿这句话的意图是否符合本人的原意。爱琳娜·马克思对泰勒进行了及时的驳斥。1890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1卷第四版序言中对布伦坦诺指责马克思捏造引文事件的始末进行了简短回顾，捍卫了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然而，布伦坦诺之后又写作了《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兼论工人阶级的进步及其原因问题》(以下简称《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的小册子，继续宣扬马克思“捏造”引文的谣言。所以，恩格斯最后写了《关于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件的经过和文件》(以下简称《关于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全面彻底地揭穿布伦坦诺的谰言。第一，指明布伦坦诺等人制造和宣扬马克思“捏造”《资本论》引文谰言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愤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政治立场。布伦坦诺等人之所以像墨鱼一样围绕《资本论》这一处引文不断喷墨，原因就在于“'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6]165用资产阶级政府自己的材料为无产阶级利益发声是《资本论》引证的一大特点，也是引起资产阶级恼怒的一个地方。所以，布伦坦诺等人想通过指责《资本论》在引用官方材料时存在错误，进而摧毁整个《资本论》的科学性。恩格斯深刻认识到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学术指控，而是一场政治阴谋。所以，为了彻底驳倒《资本论》引文“捏造论”,恩格斯于1891年撰写了一本七万多字的小册子《关于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专门对这个事件进行全面回顾和总结。第二，以事实为依据，还原所谓马克思捏造引文事件的真相。《资本论》引文“捏造论”之所以会盛传开来，除了资产阶级对马克思政治立场的仇视外，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很多读者对事件始末的真实过程缺乏了解。“为了使读者自己能对这一切作出总的判断”,[6]110恩格斯在这篇彻底驳倒引文“捏造论”的小册子的附录中整理了所有与之相关的文件，具体包括：马克思被指控有引文错误的两个文本；布伦坦诺和马克思进行论战的文章；泰勒和马克思女儿进行论战的文章；与布伦坦诺相关的书信材料等。通过还原所谓捏造引文事件的历史过程，对比式地展现了布伦坦诺等人厚颜无耻的态度和马克思忠厚严谨的态度，给予布伦坦诺及其同伙自欺欺人和欺骗读者的行为以有力回击。第三，总结和揭露布伦坦诺等人诬蔑马克思“捏造”引文的三种手法。第一种手法是诬蔑马克思“伪造”了“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句话，其理由是作为半官方文件的《汉萨德》在关于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讲的报道中没有这句话。面对这一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列举了从属于不同党派的八家报刊，指出这些报刊在报道中同样都有这一“伪造”的地方。至于《汉萨德》的记录中为什么没有这句话，原因是它作为半官方文件在报道前要接受发言人本人的审核，发言人会删去自己在发言中不当的地方。面对八家报刊都有这一“伪造”地方的事实和《汉萨德》需要发言人审核的惯例，布伦坦诺开始在第二道防线上提出控告。第二种手法是诬蔑马克思通过“删减”方法歪曲了格莱斯顿演说的真实意思。这样就把原来马克思有无伪造的客观事实引向了主观意见的领域。其中，布伦坦诺认为马克思在引用时删掉了“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6]122这个附句以及格莱斯顿在演讲中提到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改善的一些话。对此，恩格斯列举不同党派间相互引证的例子，认为任何一个党派的人当他的同党的话被反对者引用来反对他的时候，都会觉得“在引文中删去了决定讲话的真正意思的最重要的地方”。[6]129这类控告带有过多主观色彩，不具有任何意义。第三种手法是运用“喷射墨水”的办法和厚颜无耻的态度使起初争论的问题模糊起来。布伦坦诺在《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中要求马克思复述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全部原文，认为只有这样才算正确的引证。恩格斯认为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进行引证，那么任何的引证都是“捏造”。面对《资本论》的横空出世，作为资产阶级辩护士的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J.K.Rodbertus)企图通过造谣剩余价值理论是剽窃的自己的成果，进而中伤和攻击《资本论》。之后，这种谣言在欧洲甚嚣尘上。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从“有决定意义的证据”和“术语革命”两个角度揭穿洛贝尔图斯等人的“剽窃论”。《资本论》第1卷发表后，洛贝尔图斯在给J·采勒(J.Zeller)的书信中妄称马克思剽窃了他在《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已经论述过的剩余价值理论。但是马克思面对这一谣言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马克思逝世后，资产阶级学者采取种种卑鄙手段，对马克思及其理论进行诽谤和中伤。其中最为流行的谣言就是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剽窃讲坛社会主义者洛贝尔图斯的。洛贝尔图斯的追随者们在《新时代》的发文中鼓吹该谣言，并以马克思当年的沉默作为默认的证明。为了维护马克思及其剩余价值理论的原创性，恩格斯决定揭露所谓“剽窃论”的谎言。他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说明了自己批判该谣言的原因是“这种指责，最初只是个别人暗地里进行的。现在，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却由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及其信徒，当做不容置疑的事实加以宣扬”。[7]92.恩格斯批判洛贝尔图斯等人的《资本论》“剽窃论”为了彻底驳斥洛贝尔图斯及其信徒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歪曲，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提出“有决定意义的证据”和“术语革命”两条线索来阐明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性所在。“有决定意义的证据”是指恩格斯按照时间线索从西方经济思想史角度、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角度、运用剩余价值理论研究社会主义的历史角度论证洛贝尔图斯并非剩余价值理论的首创者，论证了马克思“剽窃”洛贝尔图斯剩余价值的说法不成立。“术语革命”线索则是从经济学理论体系角度阐明马克思相比于前人究竟对剩余价值理论做出了什么新的贡献。其中，“术语革命”线索是彻底驳斥所谓马克思“剽窃论”的关键。恩格斯首次提出术语革命是在《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序言中，认为《资本论》中使用的一些术语“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4]32这在科学研究中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4]32随后，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通过类比拉瓦锡(Antoine-laurent de.Lavorisier)在化学发展史上的历史贡献，具体阐明马克思提出“剩余价值”概念的革命意义。17世纪，随着冶金工业的发展，燃烧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施塔尔(G.E.Georg Ernst Stahl)率先打破炼金术士的玄学思维，创立燃素说。燃素说很快成为化学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学说。然而，随着化学实验和生产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燃素说无法解释的事实。比如，燃烧过程为何必须需要空气?有些物体燃烧后为何重量增加了?为了解决现有理论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许多科学家进行了大量实验，发现了许多“新”气体，尤其是普利斯特列(Joseph.Priestley)和舍勒(Karl Wilhelm.Scheele)先后析出了“无燃素气体”。由于受到既有燃素说范畴的束缚，所以他们只是析出了氧气，但始终不知道自己所析出的是什么。过后不久，拉瓦锡根据这个新发现的气体建立了氧燃烧学说，认为燃烧的过程实际上是这种新化学元素与燃烧体结合的过程。正是因为拉瓦锡将新发现的气体命名为“氧气”,超越了燃素说的旧概念范畴，从而改变了以往建立在燃素说基础上的全部化学。同样，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上的贡献类似于拉瓦锡在化学领域上的贡献，“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7]21剩余价值的术语革命，使马克思能够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止步不前的地方有所突破。马克思才能够有足够理论自信断言：“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在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8]恩格斯凭借非凡的洞察力，阐明了马克思相比较于洛贝尔图斯等人在剩余价值理论史上到底贡献了什么新东西，捍卫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原初创新性。《资本论》是一个“艺术整体”,各卷之间的范畴、原理是相互衔接的。1885年《资本论》第2卷出版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的11年时间里，许多资产阶级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围绕《资本论》中的“转形”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对价值规律产生了一定程度误读，阿基尔·洛里亚(Achille Loria)等人更是以此作为攻击《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逻辑体系的重要靶子。所谓“转形”问题是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针对洛贝尔图斯的信徒所提出的，是指：“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仅不违反价值规律，而且反而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7]25围绕该问题的讨论可以分为1885～1894年、1894～1895年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指1885年《资本论》第2卷出版至1894年《资本论》第3卷出版。按照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序言中的评价，第一阶段的争论可以分为“取得了一些成就”和“毫无根据的一派胡言”两类。“取得了一些成就”的人主要指康拉德·施米特(Conrad Schmidt)、彼·法尔曼(Peter Fireman)。施米特是“第一个真正试图回答问题的人”,[9]15提出了生产价格的定价原则，认识到“两个总计相等”问题，但是没有认识到剩余产品本质上也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最终将价值规律本身抛弃了。法尔曼“已经接触到了问题的关键”,[9]18较为清晰地认识到了各部门的价格、价值和资本有机构成之间关系，提出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是由“分配因素”造成的。但是他不懂得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统一，所以教条式对待马克思的著作。“毫无根据的一派胡言”是指斯蒂贝林(Christian George Stiebeling)、洛里亚和沃尔弗(Julius Wolf)。这些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理论毫不理解，把解决“转形”问题的方法脱变为取消“转形”问题本身。尤其是洛里亚借该问题指责马克思在玩弄科学骗术和欺骗公众。第二个阶段是指1894年《资本论》第3卷出版后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第3卷出版后，桑巴特(Werner Sombart)和施米特撰写了评论文章。桑巴特1894年在《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上发表了《卡尔·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批判》一文。恩格斯对该文章评价颇高，称赞道：“威纳尔·桑巴特写了一篇评论第三卷的好文章”[10],但是在一些方面具有折衷主义色彩。主要体现在对价值概念没有历史限定、将平均化趋势视作脱离现实性的抽象理论。1895年施米特在《社会政治中央导报》上发表了《〈资本论〉第三卷》一文。在该文章中，施米特介绍了马克思如何从剩余价值引出平均利润，论述了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原因和商业利润的形成。但是，施米特继续对价值规律进行责难，将价值规律仅视作一种科学假设。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增补”《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中曾总结道：“无论桑巴特还是施米特——至于那位大名鼎鼎的洛里亚……都没有充分注意到：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9]1013恩格斯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关于“转形”问题存在误读的要害之处：就是不理解《资本论》的逻辑过程和历史过程是相统一的。其中，恩格斯认为假如马克思有时间对第三卷进行重新整理，他肯定会对下面这段话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阐释。“全部困难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产生的：商品不只是当做商品来交换，而是当做资本的产品来交换。这些资本要求从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分到和它们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们的量相等时，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9]196这段话对于理解“转形”问题具有决定意义。恩格斯为了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原则阐释该问题，在《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中按照历史分期的方式考证了《资本论》第1卷的价值规律是如何转化为第3卷的生产价格理论的。简单商品生产时期。第一，在产品生产主导的原始社会中，产品交换最初出现在公社之间，后来转化到公社内部。这个过程导致公社分化为大小不同的家庭集团。由于一个家庭从事多种行业，很少需要同其他家庭进行交换，所以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所以他们“相当准确地知道，要制造他换来的物品，需要多少劳动时间”。[9]1016劳动在产品交换过程中是唯一合适的尺度。第二，随着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和种类的增多，出现了货币。这样，“一方面，适应价值规律的趋势变得更明显了，但另一方面，这种趋势又由于高利贷资本和苛捐杂税的干扰而受到了破坏；价格平均起来达到几乎完全接近价值的程度就需要更长的期间了。”[9]1016货币形式使得本质面上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事实逐渐被现象面上货币决定价值的假象所掩盖。但是，总得来说到公元15世纪为止的很长历史时期内价值规律是普遍适用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出现之后，开始遇到利润和利润率问题。第一，恩格斯特别强调商人在商品作为商品向资本的产品转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商人有意识地和自觉地力图使这个利润率对所有参加者都均等。”[9]1021商人的这种意识具体表现为“合作”和“竞争”两种形式。“合作”主要是指商人成立商业工会，按照内部确定的统一价格买卖商品、共同规定商品的质量等。因此，利润率对所有同一商会的商人来说是均等的。不同的商会或团体利润率的平均化则是通过“竞争”来实现的。起初是同一民族在不同市场上的利润平均化，之后是向同一市场输出类似商品的各民族间的利润平均化。随着政治力量的参与和单个商人财富的积累，商会贸易逐渐让位于单个商人，利润率平均化越来越依靠竞争方式实现。第二，商人从购买者变为包买商，促进产业资本的形成，将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的利润率平均化扩大到生产资本的利润率平均化，实现价值规律向生产价格规律的转化。包买商为了在同一时间内获得更多的利润，所以会选择把自己一小部分的剩余价值赠给买者，他的竞争者也会成为包买者，所以额外利润会变成平均利润，利润率平均化就会再次出现。在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时期也是如此，生产革命使生产费用越来越低，无情地排挤掉以往的一切革命方式和小生产者，使整个民族为资本服务。这样就使得商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这样，对整个交换来说，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就大致完成了。”[9]1027“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1]《资本论》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为无产阶级提供了精神武器，无产阶级则是《资本论》的物质武器，二者相结合才可以产生现实的变革。《资本论》的通俗化是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绝大多数人中的关键一步，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重要体现。所以，恩格斯晚年极其重视在《资本论》通俗化过程中出现的误读现象。1.欧美工人阶级政党在《资本论》通俗化过程中出现的误读1883年，法国社会民主党青年成员加·杰维尔(Gabriel Deville)将《资本论》第1卷通俗化，写作了《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简述，兼论科学社会主义》(以下简称《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该书整体上对《资本论》第1卷的理论部分理解得很好，但是该书涉及叙述性内容时写得过于草率，比如“工作日”“合作社”“工场手工业”“关于大工业”等章节。这些章节的内容本身就比较抽象，杰维尔对于这些章节的叙述缺少一些生动的例子，这很不利于工人阶级的理解。同时，《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一本简述本，并没有真正有效地做到删繁就简。它一方面对《资本论》进行逐章逐节的摹仿，另一方面把一些概括性理论的前提一笔带过，这样就会使本来具有明确界限的原理变成简单化和绝对化的理论。恩格斯说他自己在读该书时也会有想要反驳马克思的一些原理的冲动。然而事实上，这些原理在马克思的原著中有明确的界限。同样，恩格斯也对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12]所以，这就导致美国工人逐渐投入到“劳动骑士团”1的怀抱。虽然杰维尔的《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很多方面存在缺陷，但是恩格斯并没有公开进行指责，甚至在总体上认为“就纯理论部分来说，杰维尔的著作在至今出版的简述中是最好的。”[3]83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资本论》虽然晦涩难懂，但是许多术语对于法国人来说并不是外来语。因为“巴黎时期”是马克思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时期，《资本论》中的大量术语批判性地借鉴了法国经济学著作。二是《资本论》在法国的主要受众并不是真正的工人，而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些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所以懒得读《资本论》那样的大部头著作。但是，当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想要翻译德文版《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时，考虑到德国读者的特殊性和本着对马克思负责的原则，恩格斯再三写信告诫考茨基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极不正确，并且指出杰维尔的根本错误在于“他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杰维尔忽视了这些条件，因此那些原理本身就成为不正确的了”[3]98。另外，恩格斯也曾告诫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在进行学术研究和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F·Kelley-Wischnewetzky)在进行《资本论》美国通俗化工作的时候，应该认真阅读《资本论》,并重点强调了“我说的是《资本论》,决不是杰维尔的著作。”[3]199针对杰维尔在《资本论》通俗化过程中主次内容不分明的现象，恩格斯强调《资本论》通俗化工作的核心内容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剩余价值理论及其得出的结论。恩格斯曾在《民主周报》上发表的《资本论》第1卷书评中写道：“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13]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是贯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是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产本质的关键所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资本变成追逐剩余价值的人格化力量，劳动演变为被异化的劳动，最终二者之间的关系“由经济上的买卖关系转化为一种全方位的强迫关系”。[14]随之而来的是资本对劳动的无节制占有，劳动对资本的日益仇视，劳资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这宣告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灭亡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社会的必然来临。为了凸显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恩格斯曾建议考茨基在出版新的《资本论》简述本时可以把总标题改为《无酬劳动及其转化为资本》。为了促进《资本论》在美国的普及和传播，恩格斯多次鼓励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写作一套英文版的《资本论》小册子，并就各册的核心内容提出了建议。恩格斯认为“第一册——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榨取剩余价值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第三册——积累和原始积累史；第四册——殖民地的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同时，恩格斯还建议道：“在解说中还可以补充一些美国所特有的事实。”[3]495虽然，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最终并没有完成《资本论》全卷的通俗化工作，但是恩格斯在该过程中给予的建议对于之后《资本论》通俗化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上述列举的对《资本论》的应用方法、引文规范、理论原创、逻辑体系、通俗化工作等方面的误读，都可能成为“马克思经济学科学性的一个缺口”[15],从而为“镇静资产阶级的意识”[4]18提供一些药方。之所以重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对各种误读和歪曲《资本论》观点的批判，主要是因为《资本论》在当代依然面临挑战。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曾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误读《资本论》的观点一一进行了反驳，但是直到今天对于《资本论》的误读和曲解仍未消失。马拥军教授将对《资本论》方法的误读归为根本性的误读，并指出对“抽象力”“辩证法”性质和“唯物主义”性质的误读是当前主要的表现形式。[1]关于《资本论》的方法之争，“这并不是单纯的'学术之争’,而是关系到《资本论》是不是科学的重大问题，”[16]关系到理解《资本论》因何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同时，对于《资本论》方法的辨正也有力回击了《资本论》过时论。《资本论》过时论通过列举种种事实，说明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远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和判断。针对这种观点，可以说《资本论》中的个别观点已经过时，但是其在方法论意义上并没有过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仍然具有现实解释力。当前西方经济学理论凭借其主流地位依然对《资本论》的主要理论进行误读、曲解，主要表现为：在理论性质上，将《资本论》误读为违背客观事实的道德说教；在理论内容上，把《资本论》简单概括为一种价格理论；在理论结构上，反对《资本论》将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看作造成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从而产生经济危机的制度；在理论形式上，攻击《资本论》的客观性和实证性。[17]与此同时，还存一种与上述对《资本论》歪曲和误读看起来水火不容，但本质上也是对《资本论》歪曲和误读的观点。该观点将《资本论》中的理论奉为“永恒真理”,将剩余价值理论和劳动价值论当作公式去分析所有经济问题，其结果还是站到了《资本论》的对立面。基于以上种种现状，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对误读和歪曲《资本论》的批判依然具有重要的时代穿透力。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各种误读和曲解的过程中进一步阐明和澄清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批判对《资本论》方法的误读中阐释了《资本论》在何种意义上与时代同行，在批判《资本论》“捏造论”的过程中证明了马克思进行学术研究的认真态度，在批判《资本论》“剽窃论”的过程中证明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的独创性，在批判对《资本论》“转形”问题的歪曲中坚持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在批判对《资本论》通俗化工作的误读中捍卫了马克思经济学的革命性。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各种误读和歪曲《资本论》的观点过程中阐明了对待这些误读和曲解的方法。在批驳前，要认真阅读和研究某种误读观点的核心人物的著作，了解其误读的原因和手法，从而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在批驳过程中，要始终以事实为依据、以真理为根基，用既定事实和无可辩驳的证据回击各种误读和曲解。最后，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前提。当前在《资本论》通俗化工作中，应该以恩格斯晚年对欧美工人阶级政党的批判为镜，切莫将通俗化等同于绝对化和庸俗化。[1]马拥军.对《资本论》的九个根本性误读[J].天津社会科学，2015(2):14-2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1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徐国喜.谈谈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引证[J].社会科学战线，1981(1):67.[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92.[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83.[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0.[14]王圆圆.马克思“资本—劳动”关系思想及其时代价值——基于《资本论》的文本研究[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1):101-108.[15]顾海良.恩格斯晚年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取向[J].教学与研究，2005(12):5-12.[16]赵磊，赵晓磊.“从抽象到具体”是《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吗?[J].当代经济研究，2022(11):5-15.[17]鲁品越.《资本论》的真谛及对其曲解——兼论《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7):102-112 159.1“劳动骑士团”创立于1869年，是19世纪80年代美国势力最大的工人组织之一，多次组织工人进行罢工运动，在维护工人利益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之后由于缺乏先进的无产阶级理论指导于1887年之后逐渐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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