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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1月21日，海丰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可是，反动派是不甘心人民胜利的。广东的军阀，在他们内部进行了一场“狗争狗骨头”的混战之后，痛定思痛，都一齐把矛头指向红色的海陆丰。他们于1928年2月中旬，调集数万大军，分几路由汕头、惠州和沿海地区，疯狂地朝海陆丰进攻。 这时，守卫在海陆丰各要隘的工农红军和农民赤卫队，都抱着舍生忘死的决心，跟数倍于己的敌人，激战了几昼夜。终因兵力悬殊太大，我方伤亡甚多，于2月29日，忍痛退出城镇，转入山区和农村坚持战斗。 从此，建立了四个多月的苏维埃政权，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失败以后，退出城市的革命武装，屡次反攻，还组织暴动队进行暴动，弄得敌人坐卧不宁。敌人除了“清乡”和大量屠杀革命群众，还想尽方法对付暴动队。 暴动队的总指挥就是杨望。 因为彭湃同志早在政权失败之前，就带领红军一部赴潮（阳）普（宁）惠（来）开辟大南山革命根据地，扩大东江大暴动去了。从前的东江特委委员们，有的因工作关系，调到外地去了；有的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了，如今只剩下杨望和少数几个主要干部在海陆丰地区坚持战斗。 杨望遵照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把东江特委改组为中共海陆惠紫委员会、海陆惠紫苏维埃委员会和海陆惠紫四县军事暴动委员会，总机关设在海丰县西北地区的高沙、吊崆，由杨望担任各个委员会的主席和党委会的书记，代表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海陆丰的革命斗争。 当时杨望组织了一个近百人的CP（指共产党）暴动队，自己直接指挥暴动工作。他又在海丰的东南区组织了另一个暴动队，由吴礼式、林怒等同志指挥，负责平原地区的活动。 四月中旬，中共广东省委派了王世南同志和几个省港罢工的工人来到海陆丰，潜入驻防海丰的国民党第五军第十六师进行“兵暴”工作，随又派赵自选同志来担任“兵暴”的总指挥。 有天黄昏，杨望正在吊崆的县委机关和几个负责同志在一起用饭，莲湖交通站的交通员带了一个人到吊崆来，这个人指名道姓，一定要会见杨望。 杨望问交通员：“他叫什么名字？” 交通员答道：“他叫王谭泗。” 杨望又问：“他的行头打扮怎样？” 交通员比划着道：“他，小个子的中年人，背着布袋，挟着纸伞，性情呢，像面团捏的一样，见着人总是满脸春风。” 在场的同志都插嘴道：“我们不认识他，该不是奸细吧。” 杨望沉吟了一会，又问：“他穿什么衣服？” 交通员道：“穿黄色旧军服和一对冯强橡胶鞋，像一个老兵。” 杨望对在场的同志们道：“看来，国民党特务是不穿这种服装的。” 当下，几个人商量了一下，便由杨望出面，下山去会他。 那时节正值初夏，南方的气候已经很闷热了。当时，杨望穿着一套长期不洗、脏秽不堪的灰色短打，有几处地方已经磨破洞了，赤裸的脚板上还粘满黄泥粉末，而且头发蓬松，脸孔黝黑，加上年纪不大，个子矮小，十足像个山村里的牧童。王谭泗见到他，惊疑不定。 杨望问他要介绍信。王谭泗道：“对不起，我要见暴委主席杨望同志。” 杨望不语。王谭泗捉摸对方听不明白，又解释道：“就是那个运用出色的宣传鼓动方法，解放石寨的杨望。” 旁边的交通员听得好笑了，忙对他道：“同志，他就是了。” 王谭泗一听，欣喜若狂，不觉喊了一声：“呵！”便掏出介绍信交给他。 杨望仔细看完介绍信，才咧开嘴巴笑了笑，紧紧拉住对方的手，二话没说，把他请进县委机关去。 原来这个王谭泗就是广东省委派来搞“兵暴”的同志。当晚王谭泗便和杨望决定了“兵暴”的策略。第二天，王谭泗又潜回了海城。 隔了十多天（即5月2日），王谭泗秘密通知杨望：驻防县城北郊五坡岭的国民党第十六师第四十七团第三营和第四十八团第一营，其中有一连人已约定当天下半夜二时起义，连口令也抄出来了。 杨望大喜，顿时召集县委和暴委的主要干部开会。杨望把前次跟王谭泗拟定的暴动计划宣布出来：“同志们，我们要来个双管齐下，一面进行'兵暴’，缴获武器；一面围攻城里敌人的几处主要机关，抢救狱内的革命同志和敌人的款项物资。” 他说话时把握紧的拳头在桌面上用力一敲，又道：“总之，这次定要给敌人来个致命的打击，也好让城里的群众知道我们并没有远走高飞！” 会议很快结束。杨望立即通知守御在各个隘口的红军200余人，加上武装群众数千人，分两路朝县城进发，限于起事前进入暴动地点。还计划以红二师一部攻打五坡岭，红四师一部攻打县城，战斗结束后在红场会合。 杨望又和几个领导干部，分头去检查各项准备工作。他叫来了几个会木器手艺的战士，七手八脚，赶制几副开铁镣的工具。同时，《暴动报》的油印间，也在赶印暴动传单。 杨望来到一个战士跟前。那战士往一只铅桶里倒满了水，正用笤帚捣着红泥酱汁。杨望俯身下去，用手指头沾起泥酱，往墙壁一划，说道：“不行！这泥酱的色泽不够赤。快渗多多的红石粉进去。” 战士顺从地走了。杨望又把他叫住，严肃地告诉他：“同志，我们写在墙壁上的标语，一定要红得出血。我们写'杀尽反动派！’那标语就是用反动派的'狗血’写的；我们写'苏维埃政权万岁！’那标语就是用革命烈士的'人血’写的！明白吗？” 那战士很不好意思地回答道：“杨望同志，明白了。” 杨望这才让他走开。 入夜以后，杨望才向整装待发的同志们宣布了敌我双方的“口令”和夜间识别敌我的符号。“ 敌人的'口令’是'纪律’，我们的'口令’是'红旗’；符号是帽子倒戴，裤脚卷起。大家记住！” 战士们经他这么一宣布，不由得斗志昂扬，个个摩拳擦掌，还把他的命令当作歌子唱开了：“打的打的，口令红旗，帽子倒置（海丰话，戴跟置同音），裤脚折起，杀杀杀！” 可是因为担任进攻五坡岭任务的红二师为山洪所阻，而且路途遥远，不能依时赶到，杨望只得临时改变计划，先派十余名红军战士，化装成敌人打前锋。他自己率领大队，随后而至。 这次杨望穿了一套缴获自敌人的黄色军服，腰间挂着驳壳枪，俨然是一个国民党的军官。他们悄悄地到达城门下时，敌人哨兵借着微朗的月色，老远就喝道：“哪一个？口令！” 杨望走上前去，低声答道：“自己人，纪律。” 哨兵咕咕噜噜道：“奇怪，刚才有一排游动哨过去了，现在又来了这么多，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他话未念叨完，早有一个战士跳上去，狠命掐住他的咽喉，把哨兵解决了。队伍闪电似地冲了过去。 也是合当要暴露，那一小队先头部队，在潜行至杀狗桥敌哨位，答过“口令”之后，同样掐死了一个哨兵，但给另一个哨兵发觉，于是，呯呯砰砰，开起火来了。 枪声一响，城里的敌人都仓皇应战，四处枪炮齐鸣。 杨望沉着指挥队伍，分数路向国民党第十六师师部、县公署、临时善后委员会和保安队部猛攻。脓包似的临时善后委员会和保安队，只消几盒排头火，就让红军攻进去了。但是国民党十六师师部和县公署的敌人却顽强抵抗。红军数次冲进十六师师部的前厅，结果还是让敌人的猛烈炮火逼得退了出来。 杨望看见时机紧迫，便组织另一部红军进攻县公署左邻的临时监狱。 进攻监狱的枪声一打响，县公署的敌人估计到红军要劫狱了，都死命冲出，企图把红军逼退。 当时杨望正在县公署前的示牌楼口指挥进攻。一见敌人蠢动，他马上下达一道命令：火速抢救狱内同志，全城散发传单，满街涂写标语！他自己则卧倒在一挺机关枪的后边接替那个挂花的机枪手。 他靠着示牌楼下的死角，朝县公署大门口的上下左右，接连喷射着“烈火”。机关枪沸腾着，县公署前门，一时像陷进火海一般。敌人经不住这种扫射，重又龟缩进去。 就在他这一阵猛射中，有30多名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让红军救了出来。 将近天明，受山洪阻隔的红二师还没有赶到。 此时，忽听得北城门外，枪声砰砰，好像有谁在那里打起来似的。正疑惑间，有人来报告：驻防五坡岭的敌人，从背后攻来了。 接着果见敌人从县城里里外外发起反攻，红军背面所受的火力尤其猛烈。 杨望晓得自己将要陷进被前后夹击的局面里去了，便令队伍马上撤退。他指挥着一小队战士，殿在大队后头，掩护撤退。 在他的面前，几十个刚刚获得自由的同志走过去了。有的还来不及打开铁镣，响着叮叮当当的镣铐声，让同志们背着走过去。他还看见从敌人那儿缴获来的枪支弹药、物资钱款，一捆捆、一排排，在他的眼前流过去。 敌人不知虚实，不敢追赶，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殿后的杨望安然退出县城。 可是杨望心里并不怎么痛快：因为监狱里还有大批的革命同志没有抢救出来，“兵暴”也“炸”（失败）了。 直到他接到王谭泗的报告，才晓得五坡岭原来要起义的部队，在距离起义时刻的八小时前，突然接到调防的命令，给调到南城门外去了。接防的敌人，又是十六师最顽固的一营。就这样，起义算失败了。 然而城里的暴动却大大成功。天明，在发生过战斗的地方，横七竖八躺着40多具敌人的尸体；城里的三街六巷，到处发现暴动传单；墙壁上下，到处涂满了红赫赫的大字标语。这一场风暴，把反动派的三魂七魄吓出了窍。 凑巧这几天，国民党第五军代军长兼第十六师师长邓彦华在广州，由师参谋长何隆章代理全师军要。这何隆章是个贪生怕死又爱钱财的脓包，暴动那天夜里，他被红军逼得躲在眠床底下，足足哆嗦了数小时。 翌日大清早，他侥幸拾得一条命，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急急忙忙，像丧家狗似的，带着老婆孩子，瞒着部下私逃到汕尾去搭火轮船，想一口气逃往广州。 这事让驻汕尾的国民党保甲局局长钟景棠发觉，死命挽留，何隆章才勉强在汕尾暂住下来。何隆章一面招魂唤魄，一面电请邓彦华回海丰。 “杀人魔王”邓彦华闻讯，匆匆由广州赶回。他看到自己的部队，吃了红军和暴动队这么大的亏，气得七窍生烟，连连责骂何隆章为“大饭桶”“不中用的东西”。 何隆章只好憋着满肚子怨气不说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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