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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生在一个封建色彩特别浓厚的家庭。 那时，我们家在黄浦江边拥有十几条渔船，我爷爷跟我父亲都是江边出了名的渔霸，家里也很有钱。 因为我前面的两个哥哥出生后不久都夭折了，所以，我的出生给什么都不缺，可就是缺香火的何家带来了莫大的欣喜。 他们给我取小名叫“狗屎”，就是希望我是连狗都不稀罕的贱命，让我不至于像前面的两个男孩那样很快夭折。 我是在爷爷和父母两代人的极端娇宠溺爱中长大的。读了几年私塾，因为过于调皮捣乱，让先生送回家再也不收我。 9岁时家里给我买了一个逃荒的女孩，可能是11岁吧，做童养媳，可是我不干，与爷爷吵架，要撵那个小女孩走。爷爷气得拿着剔鱼的刀在码头上追我，要宰了我，我一头扎进黄浦江才算逃掉这一劫。 当时，因为我读过书，所以满脑子的新鲜主张，要求男女平等，要求婚姻自主，更看不惯我们家里男人吃饭，女人旁边伺候，还有大小错都要在爷爷面前被罚跪责打的封建礼教。我因为从小被惯坏了，所以，叛逆的性格就更加无法克制。 想来那时爷爷和父亲对我的表现都特别地伤心，他们没有想到从小捧着我长大，成人以后我却这么不懂事，处处反抗他们，跟他们对着干。 后来，我又陆续有了二弟、三弟和四弟，可不知为什么，爷爷和父亲就是疼我,就是娇纵我,而对我的那几个兄弟特别地不好,这也让我觉得不平等。 我跟爷爷讲理，说人生下来就是平等的，为什么要讲这些等级观念，为什么有好吃好穿的都给我，而弟弟们除了干活就是吃剩饭? 那时，我母亲整天钻在厨房里，从来不能到客厅里去，尤其是有客人的时候，更不能出来见人，这让我觉得爷爷的规矩太欺负人，我就要砸烂这些旧规矩。 所以，爷爷跟父亲最后很失望，不想理我，搞得我很孤立。 16岁那年家里要我与那个已经18岁的童养媳圆房，我百般推阻，家里就是不肯放过我，无奈之中，我在家里过了一夜就跑了出来。 为了谋生我先去一个码头做工，可是，那又苦又累的活儿对我这种娇生惯养的人来说根本做不了，这时，我的一个把兄弟在国民党部队里做事，他介绍我来到部队当了一个打杂的勤务人员。 那是一支杂牌军，人员组成很乱，谁愿意干就发给你一套军服一支枪，我就那样在里面混了起来。 那时候我偶尔回家，家里的人都不敢跟我讲话。因为爷爷早把我从这个家里清除了，他说他从今以后再也不认我这个不孝之子，不许家里任何人与我接近。 那时，只有我母亲偷着跟我讲两句话，塞给我点吃的，嘱咐我在外面要当心。 因为不喜欢家里给我找的那个童养媳，我每次回家都躲着她。 在那种情况下，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基本上都跟部队在码头上驻扎着。 1948年，有的部队开始往台湾撤，刚开始我以为这支杂牌军不会撤得这么早，可有一天早晨突然来了命令，让我们的船开往台湾。 那时候好多人都没有准备，稀里糊涂地就看着船驶出了码头。 我在船上也急了。虽然我的性格很叛逆，可骨子里我还是特别孝顺的人。我想自己当时驻扎码头也纯属无奈，因为在家里待不下去了。可真的这样背井离乡，说走就走，我无论如何也得跟爷爷和父母说一声，我不能让他们太伤心。 可船越开越快，眼看就要开出吴淞口，由于从小在渔船上长大，我有一身的好水性。我来到甲板上，把那身军服一脱，枪也扔了，纵身跳进了黄浦江。 我想凭我的水性，在水中游几个小时没什么问题。 可是游着游着我就觉得没力气了，早晨我根本没有吃东西，前天晚上又喝酒到很晚，身体一直没有从醉酒的状态中恢复过来。 这样我在江中几次被浪头卷到了水底，又几次硬钻了上来，可几个回合以后，我就发现自己不行了，看来只有葬身江底喂鱼了。 我昏昏沉沉地划着水，觉得自己一点一点地沉下去，最后的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母亲，我想我死了以后可能只有她会为我流泪。 第二天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是在一艘船的甲板上，几个穿着国民党正规军军服的人，在我旁边走来走去。 我在最后沉下去之前，被救了上来。而救我的这艘船也是撤往台湾的，我没有力气再逃了，也许，远离家乡和亲人，是我那时惟一的命运。我18岁到了台湾，被编进了正规军，接受了很多训练，因为是小兵，所以吃了很多苦。 后来，我被分到了连队，因为从小写得一手不错毛笔字，连长见我又有些文化，便留我在连里干了文书。 同许多从大陆去台湾的小兵一样，我在那里举目无亲。因为年龄小总要被别人欺负，而且，国民党军队里的那种风气更是让人受不了。 一直没有真正体会过什么叫做受苦的我，在台湾真的尝到了这种生不如死的滋味。 为了脱离苦海，我开始拼命用功读书，我下决心要通过考军校来改变自己的处境，为自己找一条活路。 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军校，并且成绩一直非常优秀，从军校毕业后我被派到金门驻守。 也许看到我的资质不错，人又很勤奋上进，我陆续又被送进战争战略学院，海陆空三军学院深造，后来被提升为营长。 我在金门驻守的时候，认识一个女孩，那一年她18岁，我41岁。 本来她是在我们部队营地门口开成衣店的。那时不断有老兵退役。我这个人很重感情，也很讲义气。虽说我那时已成为长官，可我总觉得这些老兵在台湾无亲无故，退役以后自谋生路将来还有很难的一条路要走，我很想给他们一点精神上的鼓励。 由于我毛笔字写得好，老兵们退役时纷纷要我给他们写条幅留念。可我知道他们离开营地以后，会因为没有固定居所而东搬西迁，写好的条幅很容易就会给弄丢了。 我从心里希望他们把我写的激励精神的东西好好收藏，困难的时候拿出来看看，鼓鼓劲儿。这时我就想出来，把字写好后，用金线绣在丝绒上，然后制成一面面小锦旗赠送给退役的老兵作为分别的礼物的办法。 因为总要到那家成衣店去做锦旗，我就和那个聪明、清秀的女孩熟悉了起来。看到我一次次地去给那些退役的老兵制作这些分手的礼物，并且都是自己掏腰包，那个女孩也挺感动，她对我说:“没想到你这个长官对部下这么 有情有义，你这么做他们都会好好记得你的。”我说我倒不是为了让他们记得我，我只是想尽一点心意，别的我帮不了他们。给他们一点人生的鼓励，让他们振作一点，好好活下去，我想是我的责任。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来往便密切起来，那个女孩也从仰慕、崇拜我变得真正爱上我。 那时，我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从来没有品尝过爱情滋味的我，第一次觉得生活其实还可以有美好的时候。 并且，当时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大陆的家已经变得很遥远，几乎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再回家了，我当时对这一点感到特别地绝望。 我总想自己是个不孝的逆子，这次是真正地被家人所遗忘了。 在台湾已经孤单了20多年的我特别渴望有个家，有个自己喜欢的女人在家里为我操持一切。 就这样我到那个女孩的父母面前开口求婚，却遭到她父亲的拒绝。 她家是福建人，在台湾也是几辈子了，所以，他们不同意女儿嫁给我这样一个大陆到台湾的老兵，在他们的眼里，我的所有努力一钱不值。当时我的个性极为强悍，甚至有些霸道，他父亲大概看我也不太好惹，便要我拿出60两黄金作为娶他女儿的聘礼。 我当时虽然已当军官多年，可由于平时从不注意节俭，身边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积蓄。我知道他父亲是在故意刁难我。 为这事儿我苦恼了很久，后来，还是几个战友帮了我的忙，东拼西凑地帮我凑足了这笔黄金。这样，她父母终于答应了我们的婚事。 后来，我们就在金门结了婚，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不久，我被调到了台湾的装甲旅干旅长，以后又做了师参谋长。 那时，我们的孩子陆续出世，我们在台北的嘉义县安定下来，我太太成为很能干的保险公司经理，我们之间一直相濡以沫，度过这么多年。 1983年，我这个17岁离开家，在外面闯闯荡荡几十年的游子也52岁了，我开始无法克制地想家想亲人。 那个时候由于两岸的关系一直不正常，我想给家里人捎个信儿，又怕给他们惹来麻烦，毕竟，我在军队服役了这么多年。 1983年以后，大陆改革开放的政策开始稳定，对台湾同胞的政策也特别的宽松，我开始有了与家里人联系的想法。 我的第一封信是托一个安徽老兵从日本带回上海的。上面写了我父亲的名儿，一些老邻居收到后，便给我住在市里的三弟送了去。 那时我爷爷跟父母都已经不在了，家里二弟成了长子，弟兄们有事都要跟他商量。 三弟把我的信拿到二弟那里，他们几个是又惊又喜。因为我几十年没有音信，他们都以为我死了。 而且，因为我的牵扯，他们都受到了运动的冲击，特别的，因为二弟是教员，所以，他受到的批斗就更多，几乎半辈子没有停过。 这时收到我的信，他们几个的心情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见信中主要是问老人是否还在，二弟让四弟给我写了一封回信，并且，带回家念给大家听了以后，才又托人给我捎了回来。 我见到信后，知道老人都不在了，我悄悄地哭了一场，又写了第二封信,问二弟老人的坟修在哪儿，我希望能有朝一日到老人的坟上看看,添一把土,也算是尽孝了。 可我不知道我的这封信让二弟他们为了难。 因为出身不好，老人的坟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给平了，如今那儿早已是一片稻田，根本找不到坟的影子。 可看我当时的口气，二弟他们觉得如果说老人坟也早已找不到了，我肯定会特别地伤心、失望，也许从此我就不会再回来。 为了安慰我，他们兄弟几人商量好了，到郊区的山地里造了一个假坟拍了照片寄给了我。 我当时接到照片，心里特别地激动，心想老人总算有个栖身之地，看上去坟修得还不错，我想这样我的罪过也会轻一些。 由于当时我还没有退役，回家探亲的事儿根本连想都不能想，我只好经常托人捎信给他们，以解自己的思乡之痛。 1987年，我又收到了四弟的信儿，他告诉我自己得了肺癌，恐怕将不久于人世，希望在死之前见我一面。 他在信中说:“大哥，我们兄弟已经42年没有见面了，你走的时候我很小，可我还记得你当时是那么威风，那么神气，我小时候很想长大也像你一样勇敢。' 四弟的信让我翻来覆去地看，都弄破了，那上面被我的眼泪弄得斑斑驳驳。 这么多年只有四弟的这封信让我感到惭愧。我算什么神气、威风啊，家不能回，有亲人不能相聚，我这么多年得到的不多，失去的却是永远无法有弥补的。 为了四弟我提前办了退休。可是去办探亲手续又被告知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退休3年之内不得回大陆探亲。 我终于没有在四弟离开人世之前回来。 1989年，我因为在澳门投资了一个跑马场，作为马会的副主席到澳门 视察。 刚离开香港我就想，机会来了，我在澳门只待了一天，便直奔上海，我回家了，那一年我59岁。 见到二弟，我们两个抱头痛哭。 这时四弟已经去世两年了。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四弟媳见到我也掉了泪，她说:“大哥，你可回来了，你不知道老四等你等得有多苦啊，临死都念叨你，说你要是回来就赶快点上香告诉他。” 这次回来因为是临时决定的，所以，我只待了6天时间。 第一天晚上，我一定要和二弟挤在一张床上睡一宿，我是想跟他彻夜长谈。这么多年来我有满肚子的话无处可说，我希望我的亲人能够听到我的倾诉。 可是二弟家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上海的夏天那么热，他们居然没有可以洗澡的地方，只是每个人端盆水到院子里去冲冲了事，这让我有些受不了。 但我既然回来了，就是为了跟亲人团聚，也并不在乎这些小事。天热得睡不着，我就搬个小竹凳坐在门口与二弟聊天。可最让我伤心的是二弟并不理解我。 由于在“文革”中受到了很多牵连，自己的前途也全部毁在这上面，二弟对我是有成见的。 他一开口就指责我当时不听老人的话，说父亲是活活被我气死的，母亲是因为后来想我几乎想疯了才一病不起的。 他说，我们这个家家破人亡，全是因为出了我这个不孝之子。 我承认自己年轻的时候很荒唐，做了不少糊涂事，可是二弟这样指责我，我却受不了。 我在台湾飘泊了40年才有了今天的日子，全靠我自己的奋斗。如果说是一出悲剧的话，我也只是悲剧的承受者，而非制造者。 那天，我和二弟40年后第一次在一起，却吵了起来，二弟是个非常内向的人，他说不过我就不再吭气，但是，眼神明显是拒绝我的。 那天夜里两点我独自一人走上了上海街头。满心的郁闷和委屈让我泪流满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次难得的相聚会变成这样? 我是冒着很大的风险从澳门偷偷跑过来的，可是我的家人却认为这些年我的荣华富贵，都是以他们的痛苦为代价的，这种误解让我们彼此都受到了伤害。 第二天天一亮，我回去找到了二弟，诚恳地向他道歉，我请求他原谅我，如果说我给他造成了伤害的话。 二弟是沉默的。 他不动声色地把我爱吃的点心摆满了一桌子，还给我盛了一碗我最爱喝的咸豆浆。 他说:“快趁热吃饭，一会儿车来了，我们去给爹娘上坟。” 一辆面包车拉着我们兄弟几人往郊区驶去,一路上我看不够家乡的景色，连空气都觉得是家乡的清新。 到了郊外的一个山坡，二弟说:“你们上去吧，我在下面等着。”二弟的儿子也就是我的侄子带我向山坡上爬去。 爬到半山腰，一个土包兀立在我眼前，侄子说:“大伯，到了，就是这儿了。' 我当时想都没顾得想，“扑腾”便跪在坟前，说了一句:“爹、娘，我对不起你们!”便一口气憋得晕了过去。 侄子给我一番掐人中、揉心口我才苏醒过来，醒来趴在地上就哭。我说我小时候不懂事，从小不听话惹得他们伤心，说大了以后懂事了，已经再也见不到他们。那时候,我的委屈,我的失意，我的愧悔全部都涌上来，让我不知道该跟爹娘怎么倾诉。 就在我边哭边说，什么都不知道了的时候，我脚下的一块泥土却突然松了。这块坟地正好在一个山坡的边缘，再往外一点就是一道深沟，我随着那块松掉的土往沟里掉下去，这时我侄子一把拽住了我，好歹把我拽了上来，可他的胳膊已经被杂草磨破了一大块皮，出了血。 这种惊险让我觉得也许爹娘地下有知，他们听到了我的哭诉，所以，要用这种方式来惩罚我，让我知道自己的错。 对侄子救了我的命，我十分地感激，跟二弟话不投机，二弟的这个儿子却跟我十分聊得来。 毕竟，他是年轻的一代，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上看问题，因此，从那天起，我便搬到侄子家去跟他住在一起。 那次回来我只待了一个星期，便匆匆赶回澳门。可这次大陆之行让我陷进了一个损失最为惨重的圈套里。 那几个与我合伙修建跑马场的人见我没在澳门，竟携款逃了，这里面我是最大的股东，这样我几乎全部的家产都投在里面，因此我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看到是这种结果，我又气又急，回到台湾便病倒了。到医院一检查，发现得了大肠癌，我赶紧做了切除手术，身体才算没有垮掉。 这次打击加上二弟对我的误解让我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怀疑。 我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在这个世界上要说我有什么遗憾，便是不能堂堂正正地回大陆，回自己的家看看。 而且，由于我的牵连，我的家从刚刚解放便接受审查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夕，才算平息，我知道弟兄们也都是很聪慧的人，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念过大学、有过好职业的，这让我觉得愧对他们。 回到台湾细细想来，我才觉得二弟对我的误解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时我很想对他有所补偿，可二弟对我的钱财均拒绝了，他说，我们并不是因为你有钱才认你这个大哥的，同样，如果你什么都没有来到这个家里，你仍是我们的大哥。 二弟就是这样一个正直的人。 这次我回台湾的时候，他本来说好了，让儿子去送我，他就不到机场送我了。 我知道他嘴上跟我吵，心里还是有我这个大哥的，也许他怕分别那种场面的难受，所以，不想到机场送我。 可是我在机场已经人了关，开始往飞机上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机场工作人员走到我面前问我:“是何先生吗?” 我忙点头说:“是。” 她说你的家人在机场外面送你，请你回头再看他们一眼。 我一听马上回头张望，却一眼看见了气喘嘘嘘的二弟在入关处那里拼命地向我挥着手，挥着手。 我只看到他的嘴在动，可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 我痴痴地望着他，不知该说什么好。这时后面的人已经催我快点进去，我只好向二弟用力挥了挥手，说了一声“再见!”，便上了飞机。 可是我跟二弟没有再见。 他于1994年1月1日因食道癌去世。 1994年夏天一帮老兵找到我，请我带他们回来。他们当中好多人是第一次与家人联系上，所以，对回来会怎么样心里也挺没底的。 由于我曾经是他们的长官，所以，对我他们还是挺信任的，我也就带着他们一起回来了。 到了上海，我才知道二弟已在1月份去世。我当时责怪侄子为什么不通知我，他说，父亲不允许他对我说。 我知道二弟直到死还在怪我，他不肯原谅我。可是侄子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大伯，你别怪我父亲倔，他不想让你知道是因为你的身体也不好，投资上又受了那么大的损失，他特别怕你为难。他总对我们说，别看你大伯回来挺大方的，他孩子小，用钱的地方多，大妈又是台湾人，咱们要多想想他的难处。” 那次你走的时候，他说好不去送你，可是，我们走了，他又到处找车往机场赶。 到了机场他知道你已经入关，对我说:“想个办法让你大伯回头我再看他一眼，我有个预感我们不会再活着见面了。” 我当时特别不高兴，说他这种年纪说这样的话特别晦气。可是我不知道那时父亲真的有预感，因为，送走了你不久，他就发现得了癌症。 侄子的话让我几宿都没法合眼，我不知道二弟临死前是不是还在怨恨我，可他分明是爱我的，他嘴上却从来不说。 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将来只有到另一个世界去了结了，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我们这代人过得特别的悲凉、凄惨。 像我回来还有个家可去，可是有的老兵回来却发现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接纳他。 这次回来我给爹娘设计了一个很漂亮的公墓，我拿图纸给侄子看，让他帮我来实现给老人修缮墓地的心愿。 可侄子再三推阻，后来，他看实在瞒不住，便把那次我们去的地方是临时设置的，根本不是老人的坟地的事实真相告诉了我。 我当时听了感到特别的震惊，怎么这种事儿你们都敢做假的? 侄子看我真的生气了，也很委屈地解释道:“因为当时接到你问爷爷、奶奶坟地的信，父亲他们也很内疚，觉得没给老人留下点什么东西，将来你回来时无法向你交代。 “可那时的形势根本不是我父亲他们能够左右的，当时三叔就提出来做个假的，他说:“这样至少大哥回来想哭也有个地方哭啊。” “就这样父亲才同意了给爷爷、奶奶修个假坟。本想你回来去看看了却心愿也就是了，可你又提出给他们修墓，这事儿我实在没法解决了。 “因为当时那块地是借人家的，现在早已经还回去，所以，你让我上哪儿去给爷爷、奶奶修公墓。” 侄子的话让我无言以对，我只好把图纸默默地给烧掉了，这成了我此生难以如愿的遗憾。 这次回来在家乡待了22 天，侄子陪我到处走了走，我简直开心极了。 我没想到家乡的变化会这么大，没想到家乡人的生活会这样子，这让我本来就想叶落归根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你知道我结婚晚，所以，孩子小，太太年轻，他们当然都很好了，可是，我每次回大陆一趟,回台湾以后就要大病一场，因此，他们不是特别赞成我总回来。 可是我毕竟年纪大了，心里老是有这个家的牵挂，晚年我的收入不是很多，想要回一趟大陆我得向太太、儿子伸手，我心里就特别地不好受。这不，前几年我的毛笔字还在日本得了大奖，因此，在台湾我经常写几幅字送到字画店里，让他们寄卖，有时候几天也卖不了。 有时候卖了，我便把这钱攒起来，等着回大陆时用。 现在我身边只剩下了三弟还活着，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好好地帮帮他。 1997年，我同太太商量好了以后，把三弟、三弟媳接到台湾探亲，住了三个月，他们玩得挺开心的，我也总算了却了一桩心愿。 1989年，我第一次回来时，跟二弟提起我的那个童养媳，二弟说，她在我走后，还给我生了个儿子，但因为生麻疹，很小就死掉了。 解放以后，那个女人到处控诉我们家的罪行，后来我父亲陪她上人民政府办了离婚手续，她又改嫁了。 可听说她以后嫁的丈夫也死了，只给她留下一个儿子。我回来时，她的儿子已在外轮上做船员了。 看到周围有好多从台湾回来的老兵，那个女人还曾经找我二弟，打听我有没有来信。可那时二弟也没接到我的信，所以，那个女人就很失望地走了。听二弟这样说，我考虑再三拿出200美金，请二弟转交给她，可二弟说:“你何必再去惹人家伤心，本来你就没爱过她，所以，你并不欠她什么，让她以为你不在了比知道你活着好。” 我想想二弟说的有道理，这个根本在我的脑海里是个模糊印象的女人，是封建家庭的牺牲品，我从来没有爱过她，所以，即使见了面也无话可说，更何况我在台湾还娶了亲。 可是，由于我亲戚挺多，来往的人也杂，还是有人把我回来的消息告诉了她。 有一天她竟真的找到二弟家，要跟我见上一面。我想了又想，还是没有见她。 我想我这一生留给别人的痛苦够多的了，我不想再伤害那个也已是暮年的女人。 我们都已经是一把年纪的人了，她想要的我不可能给她，可我的心境她也未必能够理解，所以，与其相对无言，不如大家各自忘掉，我想那段历史只能这样去处理了。 从这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 我的这些往事回头看看，真是遗憾太多了。所以，我不想谈，根本不想再谈，只是今天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才谈这么多。 我这次回来是看房子的。 我想在上海买个房子，让太太和孩子们都回来看看，内陆才是真正的家啊! 我这几年身体不好，太太不许我坐飞机出远门，可是，在台湾我又想家，想亲人们，半辈子我都欠他们的，我想在后半生跟他们团聚再也不分开。 可是，这样的愿望迟迟地实现不了。因为，我台湾的四个孩子都还没有结婚，我还有父亲的责任要尽。 但是，我已经想好了，再过两年，等孩子们都成家了，我就要回来定居。孩子们还年轻，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可我已经来日无多，我要按着自己的愿望去选择归宿。 上帝应该给我这个机会了。 有一次我在台湾的家里，侄子突然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来，说有一个人要找我。 我接过电话一听，是我原来的一个老部下，他已经办好了手续在上海定居，无意中同我侄子聊起来，才知道我还在台湾。 那个老兵在电话里哭了。 他说:“长官，你还记不记得我，当年退役时你送给我的小锦旗到现在还在我的行李箱里，这些年来颠沛流离，我丢了很多东西，但是，从来都把它保存得好好的。” “我知道那是你对我的鼓励和祝福，这些年来我就这样坚持下来了。“现在我找到了亲人，已经在上海的家中定居了，老长官，你年纪也不小了吧，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到时候给我个信，我到机场去接你，我们在大陆再见。” 老兵的话当时让我泪流满面。我握着话筒只一个劲儿地点头，根本都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了。 我只知道他约我在大陆再见。 这也是我此生此世最后的心愿，我相信这一天也不会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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