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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爱农》是鲁迅先生于1926年11月18日在厦门写的一篇回忆性散文，最初发表于1926年12月25日《莽原》第一卷第二十四期，后收于《朝花夕拾》中。文章开始的时候，写了先生与其他留学生在东京求学时，每天一起来就是聚在客店里看报，看《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也看打听社会琐事的《二六新闻》。一天早上，看到一则有关中国的消息，大意是徐锡麟刺死了安徽的巡后束手就擒，然后被巡抚的手下挖了心炒了吃了。他们几个留学生一起商议讨伐巡抚的手下。在商讨过程中，鲁迅先生提议要拍个电报凭吊烈士，骂一下满洲。先生是主张发电的，但是当他说出来之后，却听到“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反对自己：“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原来这个声音就是范爱农发出来的。范爱农，名肇基，字斯年，鲁迅同乡，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成员，青年时期在日本留学。先生还知道范爱农还是徐锡麟的学生，“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那天只要鲁迅先生发言，范爱农就会提出反对意见。先生很是不解，也很鄙夷范爱农的做法，认为范爱农连自己的老师被人杀了，都不敢站出来发声，“简直不是人”。而在确定谁发电报的时候，他们又发生了争执，范爱农说应该“谁主张发电报就应该由谁来起草电文并发电”，先生则认为应该由最熟悉徐锡麟的人来，这样发出的电报才有真情实感更加动人。二人互不相让，最后是其他人来做这件事情。于是先生产生了一种想法，甚至恨不得除范爱农而快后之——“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机缘巧合的是，先生回国后，他们俩又成了好朋友，范爱农常常找鲁迅先生聊天喝酒，先生也常与他交流对时政的看法。先生了解到范爱农因为没钱继续在东京的学业，只好辍学回国。然而也因为是徐锡麟的学生，而受到了“轻蔑、排斥、迫害”，现在以教几个小学生糊口，日子过得似乎也有些紧巴。成了好朋友后，鲁迅便问范爱农在东京的时候，那天在为给徐锡麟仗义执言伸张正义的时候，范爱农为什么专门反对自己。范爱农却说：“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
先生这才想起了七八年前去东京那天，很多人去码头接横滨留学的同乡，其中就有范爱农，一众人中，在过关的时候，有人被翻出带了绣花鞋，鲁迅不满地摇了摇头；等上了火车，那一群人竟然因为在火车上要“分出主次尊卑”来，在火车开动的时候跌倒了三四个人，这又使先生增添了几分对他们的轻蔑。这一切也都被范爱农看在了眼里，他也对先生产生了不满。认为先生自高自大，不配为徐锡麟发声。范爱农与先生冰释前嫌后，他才知道那绣花鞋也只是师母的随身物品。先生更没想到是还有很多，那一天迎接他们的人群里，也就是先生所鄙夷的“带绣花鞋的臭男人们”中，还有那些互相让座的人群里，竟然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以及“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而这些人在当时都被先生投以鄙夷的目光。到这里，先生才明白自己从一开始也给人孤傲的感觉，只是不自知而已。显然，范爱农所说的“我们”，也包含那所有被先生鄙夷的人。绍兴光复后范爱农十分高兴，来找鲁迅去绍兴，鲁迅先生当了师范学校的校长，范爱农当监学，他工作认真勤奋。再后来先生去了南京，范爱农失业了，失业后陷于穷困之中。一次跟朋友去看戏，坐船回来，在大风雨中不幸落水致命。他其实是凫水的能手，所以鲁迅先生一直怀疑他是投水自杀的。鲁迅还专门作诗悼念他，表达深沉的同情和怀念。在本文中，鲁迅先生通过先抑后扬的手法，描述了范爱农简短的一生，他其实代表着那时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际遇和境况。同时，先生似乎在说：人的第一印象是不准确的，正如我，眼见不一定为实，我看到的并不就是我看到的。读完本文顺便点下面的“在看”，以资鼓励！您的“转发”是我们前进的最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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