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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是东北的一个重要工业城市，同时又是嫩江平原上的一个战略要地。如果说中国人民经历了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话，齐齐哈尔人民则经历了日寇长达14年的残酷统治，受够了当亡国奴的屈辱和日寇的蹂躏。我在沈阳时了解到，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8月19日在东北抗日联军的配合下攻占了齐齐哈尔。原东北抗联教导旅的王明贵、张瑞麟等同志已随苏军一起进驻齐齐哈尔，深入工厂，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阴谋，解救敌伪监狱中的抗联同志和抗日爱国人士，协助苏联红军解除日伪武装，组建嫩江人民自卫军。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他们维持社会治安，并成立了“民主大同盟”等组织，为建立我党领导下的齐齐哈尔人民民主政权作了积极准备。但是，我党在齐齐哈尔的工作和党所领导的军事力量还过于薄弱，同时还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国民党政府为抢占东北，已早早任命了东北九省二市主席和市长。任命彭济群任嫩江省主席，同时派赵德厚接收齐齐哈尔市政府，派尚其悦赴齐齐哈尔组织反动武装，协助国民党接收。一部分伪顽势力拒不向苏军和抗联投降，拉山头、树“杆子”，成为武装土匪和地主武装，到处烧杀抢掠。如何控制局面，如何站稳脚跟，我不知考虑多少次了，心中仍然觉得没有底。东北局虽然任命我为齐齐哈尔卫戍司令，但此时我是个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望着车窗外白雪皑皑的嫩江大地，我深深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 由于铁路交通还未全部恢复，火车开到昂昂溪就再也不能西行了。下车后离齐齐哈尔还有40多公里的路程。天气很冷，一阵阵北风吹来，带起一阵阵雪粒，打在人的身上、脸上。年轻的向导很好，怕我刚到东北不适应这里严寒的天气，和担任翻译的同志商量后，对我说:“司令员，几天你都没有休息好，是不是找个地方你住下休息一天，我们去搞部车子，明天再走。” 我沉思了一下说:“不，不能停，你们安排一下，咱们马上走。” 车站外面有不少马拉爬犁，我们几个人雇了两辆爬犁就上路了。第一次坐在这种东北特有的交通工具上，开始还好，不一会儿，马蹄和爬犁溅起的冰雪就弄了个满头满身。 那身曾认为臃肿笨拙厚得不能再厚的冬装，此刻竟觉得是那么不挡风寒，阵阵寒风带着地上的雪末，直往人的头发、脸上、脖子里钻，而且落到脸上都不融化。开始我和李榕还直望着对方的样子发笑，可随着爬犁的颠簸，先是手脚，随后全身都冻得发疼发麻。这一路，作为南方人的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东北严冬的厉害。 爬犁在空旷的嫩江平原上差不多整整跑了一天，还好没有遇到土匪的袭扰。11月4日天黑前，我们比较顺利地到达了齐齐哈尔。在驻齐市苏军的安排下，我暂时住在靠近苏军司令部附近的一所民房中。晚上，原抗联的同志安排我和王明贵同志见面。王明贵同志身高有1. 7米，魁梧的身材，穿一身苏军服装。看到我来了，他热情地伸出双手迎上来说:“早就盼着党派人来了，这下好了。”我和王明贵同志紧紧握手寒暄后，向王明贵详细通报了党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和东北局沈阳会议的有关精神，同时也详细了解了齐齐哈尔各方面的情况。 通过和王明贵同志的接触，我发现，在王明贵等抗联同志随苏军进驻齐齐哈尔后，为收缴日伪武装，扩大人民武装，维持治安，他们以王化一率领的先期到达齐齐哈尔的冀东部队的1个连为骨干，接管改造了公安大队等武装力量。经原抗联负责人周保中批准，在齐齐哈尔正式成立了嫩江省人民自卫军司令部，王明贵任司令员，王化一任参谋长。这与东北局会议确定的成立齐齐哈尔卫戍司令部，领导并负责该地区的军事斗争发生了一定的冲突。 几天后，经过对情况的了解和全面衡量，我就齐齐哈尔的形势和具体情况向东北局做了汇报。同时提出:为了迅速开展工作，打开局面，团结抗联同志，特别是利用抗联与苏军的关系，建议东北局对嫩江省人民自卫军司令部予以承认，与齐齐哈尔卫戍司令部合并办公。这一建议得到了东北局领导的首肯，同时对稳定齐齐哈尔地区的形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几天后，刘锡伍、于毅夫、朱光、王盛荣、朱新阳、于光汉等同志也先后到达齐齐哈尔。11月9日经东北局批准，中共嫩江省工作委员会在齐齐哈尔成立，刘锡伍任书记，朱光任副书记。同时，嫩江省人民自卫军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嫩江军区，仍由王明贵任司令员。 11月10日，中共齐齐哈尔市工作委员会成立，王盛荣任书记，于光汉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委员有朱新阳市长和我这个卫戍司令等人。随后齐齐哈尔卫戍司令部正式宣布成立，我任司令员，王盛荣兼政委，市委副书记于光汉任政治部主任。 卫戍司令部成立后，我在抓扩大人民武装力量的同时，对社会上的闲散武装进行了全面的收编。在扩军中，我特别注意到主力部队的政治成份。利用抗战初期发展扩大抗日武装的成功经验，对10月份成立的嫩江军区警一旅部队进行整顿，吸收部分工人和翻身农民，使其下辖2个团、8个连，并组建了一个骑兵队。由于已投降的日军少将只承认国民党政府，拒绝将武装移交给我党和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为装备新组建的部队，我们一方面通过内线从日军军用仓库中运出一批枪支弹药，一方面组织部队收缴社会上的闲散枪支和地主武装。在齐齐哈尔周围迅速形成了以警一旅、警二旅为骨干，包括省公安总队、铁路护路军等地方武装在内的军事力量。但是齐齐哈尔的社会治安形势仍然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市区以外的广大农村，土匪横行。特别是由于国民党特务和所谓一些接收大员的到处活动，使许多伪军、惯匪摇身一变成为什么“保安团”、“光复军”，公开烧杀抢掠，屠杀我干部战士，与我军为敌。原抗联干部王九珍等同志去齐齐哈尔市江北执行任务，被地主武装抓去杀害。尚其悦勾结敌伪和土匪组织“光复军”，攻打我呐河、嫩江、泰来等县，屠杀我干部战士数十人，严重威胁着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根据地的建设。把几股最嚣张的土匪和反动武装的气焰打下去，成了当务之急。 为此，在武装力量的关系基本理顺后，我和王明贵、王化一等同志一起，研究如何控制和改变局面问题。我们意见非常一致，很快提出了以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的剿匪计划，同时以嫩江军区的名义上报省委。省委当时就在齐市，因而很快同意了嫩江军区驻齐部队出击剿匪的作战计划。由于苏军驻守齐市，因而我军可以全军出动，无后顾之忧。根据我军实力和匪徒情况及特点，为了不使敌人互相策应或转移，决定由王明贵同志带队去富裕，我带队去林甸，王化一、张汉承等同志分别带队去江桥、龙江等地，同时行动。 林甸是当时嫩江省直接管辖的一个比较大的县镇，在齐齐哈尔东南部约80公里处。日寇投降以后，伪县公署、警察署等虽已宣布解散，但该城实际上仍为土匪和伪顽武装所控制。以伪县长高化南为首组织了一个“林甸县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自行任命旧军官林绍先为保安大队长，原伪警务科长为保安队长，招降纳叛，网罗伪警察、土匪、旧军人组成了一个保安大队，形成一股公开的反动武装力量，继续欺压人民。 为尽快建立嫩江根据地，几天前，我们试图用和平方式接管齐齐哈尔周围各县，曾派省公安总队副总队长李振兴等同志前赴林甸县城，商议和平接管林甸。但林绍先等人不但拒绝接受改编，且以武力相威胁，恶毒攻击我党和人民政权。我早就想打掉他们的气焰，歼灭这股猖狂与人民为敌的匪徒了。 快到11月底了，东北大地已是滴水成冰。我带领警一旅和公安总队的3个中队共计1000多人，急行军向林甸挺进。由于我们骑兵数量很少，加上莽莽雪原，很多地方雪深没膝，所以虽然是急行军，但速度并不快。直到第二天下午，我们才赶到林甸并将其团团包围。 自我军进驻齐齐哈尔以后，这是我军与国民党反动武装和土匪武装进行的第一仗，它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战斗本身。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我心中非常明白这一点。由于对敌我双方的战斗力一直没个数，因此我感到压力很大。 从兵力上讲，我军占绝对优势，士气也高昂，但却是疲惫之师。敌虽人少，却是以逸待劳，而且又都龟缩在工事里。 高化南、林绍先一伙敢于与我军公开对抗，说明他们早就预有准备。敌不仅加固了林甸又高又厚的土围墙，而且修了大量的暗堡火力点，在外围还挖了壕沟，设置了许多鹿砦等障碍，并把水泼到寨墙上，结了厚厚的冰甲，使人难以攀登。 东北的冬天，天黑得很早。我带中队以上干部抓紧时间察看地形，划分战斗区域，明确攻击要点，组织掩护火力。经过实地观察地形，最后确定，由公安总队2个中队和警一旅一部在北、东方向担任助攻。打响后，主力由熟悉林甸情况的李振兴同志带领，由西门正面进攻。安排妥当后，已是半夜了，我想着明天的战斗，怎么也睡不着，索性爬起来检查部队的防寒情况和迫击炮阵地的准备情况。 天亮不久，部队首先按计划在林甸东北两个方向打响，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北面和东面，主力适时在西边发起强攻。随着阵阵猛烈的迫击炮火，林绍先等认为打不开的卡子，摧不毁的炮台，顷刻间变成了一片废墟。由于我军准备充分，警一旅主力迅速攻入西门。敌人本来就是一伙乌合之众，我军一旦冲入城内，防御体系很快土崩瓦解。除林绍先等人依仗地形熟悉，带20余人仓皇逃窜外，高化南等100余人被我军生俘，林甸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让我感到痛心的是，公安总队副总队长李振兴同志在率部队进攻时，不幸中弹牺牲了。 11月底，党中央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东北局也根据形势指出，“目前我党已无独占东北之可能，必须改变计划。”据此嫩江省委召开军政会议，研究决定，一方面要集中力量拒绝敌人接收，力争巩固齐市;另一方面也要做好退往甘南、讷河、嫩江的准备。根据省委这一决定和计划，我率队冒着零下数十度的严寒转战在林甸、讷河、嫩江、玻辉一带广大地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在苏军配合下进行了大小数十次剿匪作战，收复县城3座，歼敌3000余人。 1945年12月25日晚，驻齐齐哈尔苏军司令部、政治部约请我驻齐党政军负责同志召开联席会议。根据苏军与国民党政府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将东北行政主权交给蒋介石，交出东北四大城市”的协议，决定我方暂时撤离齐市。由于我党我军预有准备，所以，经东北局同意，我嫩江省和齐齐哈尔市党政军机关、部队暂时撤离齐齐哈尔，转移到甘南县，后移驻讷河县。对于这次撤离，我坚信只是暂时的，用不了多久，我们会重新回到齐齐哈尔。但此时，一个我意想不到的艰巨任务落在我的身上，为掌握敌情，省委根据我已初步熟悉齐齐哈尔市情况，又与苏军关系较密切，且认识我的人相对较少的特点，要我潜回齐齐哈尔市，进行地下工作。 1946年元旦前后，我带队保护嫩江省委机关和齐齐哈尔市党政军机关撤至甘南县。当时的东北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依靠它的海空优势和美械装备，几十万大军向我立足未稳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疯狂进攻。十几天时间，接连占领了山海关、绥中、锦西、兴城、锦州等战略要点和城市，气焰十分嚣张。由于我党进入东北时间还较短，部分东北群众受“正统观念”和国民党欺骗宣传的影响，分不清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优劣，对我党我军表示冷淡。特别是我军初进东北时收编的一些杂牌部队，其中有一些土匪和伪满军人，在我山海关、锦州等地失守后纷纷叛变，到处袭扰我政权机关，杀害我干部战士，使我军大有两面作战之虞。 我刚刚安排好警戒保卫工作，省委书记刘锡伍同志就把我找去。刘锡伍同志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刚安顿下来，又要让你们俩口子分开了。”在那段时间，每天都是行军作战、剿匪，很少在齐齐哈尔停留。李榕也有自己的工作，往往是各忙各的，都已习惯了，所以我也未说什么，只是笑笑。刘锡伍同志在屋内踱了两步，转过身来严肃地对我说:“组织上决定你去齐齐哈尔，主要任务是要设法了解国民党的接收情况和部队驻防情况，为我军在苏军撤离后再次解放齐齐哈尔做准备。”停顿一下后，他又示意我一起坐在桌边，说道:“派你去齐齐哈尔，决不是让你做一个普通侦察员。你要利用你与苏军的关系，掌握苏军撤离的具体细节并协调有关事宜，利用苏军尽可能多做一些有益于我党的工作，同时对形势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参加革命以来，我对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从来未犹豫过。我虽然经历了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经历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历了与日寇数不清的浴血奋战，但是，脱离组织独自一人执行地下工作却还是第一次。我明白，尽管自己到齐齐哈尔的时间不长，但作为齐齐哈尔的卫戍司令，许多人包括敌人对我都是熟悉的。此次潜回，可能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和困难，也极有可能进得去出不来。但我坚信，有东北局和省委的领导，有齐齐哈尔市外我军部队做后盾，有留在市内坚持工作的其他同志的帮助，特别是还有苏军的协助，我一定能完成任务。 1946年1月下旬的一天，在2名苏军人员的掩护下，我化装成商人模样，从甘南县乘一辆胶皮轮大车进入齐齐哈尔。 这时的齐齐哈尔市已和20多天前我们在时大不相同，随着我军的撤出，沉渣泛起，社会治安很乱。进城后，我原想住苏军河防司令部，但苏军出于多方面考虑，介绍我住到苏军河防司令部一个翻译的母亲家。这位俄军翻译，非常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不仅负责我和苏军交往中的翻译工作，还担任我对外界的联络任务。可惜的是，他那难记的俄国名字我现在记不起来了。这个翻译的母亲是一位慈祥的俄国老太太，她的家位于苏河防司令部不远，在齐齐哈尔大街西北处，是一栋俄式平房建筑。 进入齐齐哈尔后，在苏军和其他地下同志的帮助下，我很快弄清了国民党军队在齐齐哈尔的驻防情况以及国民党彭继群、赵德厚到达齐齐哈尔后的活动情况。我把这些情况都及时报告了中共嫩江省委。 我虽未住苏军司令部，但可以经常去那里。记得春节前后的一天早上，我刚刚来到苏军司令部，无意间听到那里的中国人说苏军捉到了一个叫张策的“土匪”，马上就要拉出去枪毙。我听后不觉一怔，张策!?会不会是我党东蒙工作委员会书记张策同志。细细一想又觉得不可能，世上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就那么凑巧?话虽这样说，可心里非常不踏实，于是决定还是到关押处看一看。 来到关押处一看，不觉大吃一惊，捆绑着的果然是老战友张策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张策曾是冀南区党委民运部长，我那时任新四旅政委，我们曾一起打鬼子、反扫荡、斗顽军。抗战胜利后又先后来到东北，他怎么会被捆在这里?我赶紧和张策同志打招呼，询问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张策从白城子去甘南向省委汇报情况，途中被苏军当作土匪抓住。尽管张策讲明了自己的身份并出示了介绍信，但由于事先没有通报，又未带俄语翻译，语言不通，因此，苏军不承认张策同志的身份，坚持要按土匪处决。我来的正是时候。我先安慰了张策同志，又让苏军看守松了绑，交待他们看好张策同志，不可发生意外。然后便和翻译一起找到苏方有关人员，证明张策同志的中共党员身份。苏军不仅很快释放了张策同志，而且还派警卫人员护送他出了齐齐哈尔。40多年后，当我与同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张策同志在中南海开会，谈起齐齐哈尔历险这段时，都仍然记忆犹新。 我住处的房东是位慈祥、宽厚又深明大义的俄国老太太。自从我住进后，为了掩护我，她老人家辞掉了佣人，自己干起了家务，并在生活上尽力对我予以照顾。每天我从外面回来，这位老人往往是为我准备好晚饭，收拾好房间。老太太用不太熟练的汉语与我交谈，她赞扬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还知道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字。 根据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发表的中国问题公报，苏军原定于2月1日前撤离中国。后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延至5月3日前撤退完毕。随着苏军在东北撤军，国民党一方面抓紧抢夺战略要地，收编地主、土匪武装，一方面加强其在占领区的统治，对我党我军工作人员进行疯狂捕杀，有时连外国侨民的住处也不放过。 一天深夜，国民党军突然进入我借住的这位老太太家。俄国老人机警地迎上去，将敌搜查人员挡在客厅门口。我此刻尚未休息，听到动静后，迅速穿好长袍，收拾好卧室房间，手提驳壳枪，紧贴在卧室门后，做好了拼死的准备。不知是敌人听不懂老人的话，还是认为这样一所安静的房子不会藏有什么人，只在客厅里看了看，就咋咋唬唬地转到了下一家。由于房东的从容应付和掩护，我脱险了。齐齐哈尔解放后，我曾特意从没收的反动白俄人员的财产中挑选了一头大奶牛，由太康(喇嘛甸子)弄到齐齐哈尔，送给这位可敬的俄国老人，感谢她的掩护和帮助。 1946年3月底，苏军通知我方，驻齐市苏军定于4月中、下旬完成撤军。这时嫩江省委也通过交通告诉我，及时掌握苏军撤退细节及驻齐敌军的变化情况，并转来中央《关于停战前坚决保卫战略要地的指示》。中央明确指出:“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时，一二日内控制之。否则，停战小组即将派到这些城市，保证国民党军的占领。但如被我控制，小组亦将保证我军的占领，以待整个东北问题的解决。”接到中央指示后，我非常高兴，盼望许久的时刻就要到来了。为了迎接解放，我和其他同志迅速行动起来。白天不能外出活动，就改为晚上，积极开展迎接解放齐齐哈尔的工作。 这时，驻守齐齐哈尔的国民党军为巩固苏军撤退后的统治，一方面加紧防御，另一方面公布了所谓《危害治安紧急治罪法》，在齐市开始了疯狂的大搜查、大逮捕，大批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被捕。敌人不知从何处得到中共原齐齐哈尔卫戍司令昊富善仍在城内的消息，到处贴出了“悬赏光洋一千元，通缉共军卫戍司令吴富善”的通缉令。省委得知情况后通知我，能出得来就出，出不来就与苏军一起撤离，然后经苏再转道回国，并带来了有关的介绍信、护照等证件手续。但是我想，现在正是省委、军区需要情况的时候，我一定要把情报送出去，并亲自带着部队打回来。 4月中旬的一天，我化装成一名普通老百姓，混在出城的人群中，顺利地出城到了甘南，向省委和军区的同志详细汇报了苏军撤离的具体计划和市内敌军的布防情况，提出了对我军攻打齐齐哈尔的意见。我的意见得到刘锡伍、朱光、王明贵等同志的充分肯定。之后，我又回到了阔别多日的部队警一旅。 当时，部队大部隐蔽在林甸以西、齐齐哈尔以东一带地区。部队的同志看到我回来，猜想我军就要重新夺回齐齐哈尔了，情绪非常高涨。随着苏军撤军计划的实施，嫩江军区和省委在昂昂溪成立了“解放齐齐哈尔指挥部”。4月22日，驻齐苏军全部撤离齐齐哈尔，4月23日我嫩江军区部队和辽北军区部队及由山东赴东北的六师十七旅等部，向盘踞在齐齐哈尔的国民党军发起了进攻，迅速扫清了敌外围警戒据点。 24日凌晨2时，解放齐齐哈尔的总攻开始。在我军猛烈炮火攻击下，国民党嫩江省主席彭济群仓皇逃跑，守敌迅速溃退，大部向龙安桥方向逃窜。由于我和其他同志早就摸清了敌人的驻防情况，所以我军立即用炮火实施拦阻射击。 我一面令警一旅骑兵团向龙安桥方向迂回截击，一面亲自率警一旅一团从东门迅速攻入城内，向敌军主要驻防区原日军仓库及十三部队驻地等处攻击，俘敌数百人，缴获大批物资，活捉敌“光复军”旅长张伯藩等人。至天大亮时，我军完全收复齐齐哈尔，共歼敌3000余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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