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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王安石，对苏轼这位后辈才俊的欣赏是发自肺腑的，除了欣赏他的诗文，更认可他对于历史的理解。 苏轼对于三国人物曾有过很多精彩的论述及构思，如《魏武帝论》《诸葛亮论》，还写过《拟孙权答曹操书》这样天马行空的文章，王安石非常希望苏轼重修三国史。 据《邵氏闻见后录》记载，王安石在金陵的一次酒宴间明确向苏轼提出“子瞻当重作《三国书》。”苏轼却以年龄原因推辞，“某老矣，愿举刘道原自代云。” 刘恕，字道元，北宋著名史学家，这人最著名的事迹有两件，一是协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二是因为反对变法而与曾经的好友王安石绝交。 不过，《后录》的记载在这里却有了偏差，刘恕早在乌台诗案爆发前就因病离世了。 《曲洧旧闻》中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刘恕确曾有意重修三国史，但一直未能动笔，苏轼当时推荐的修史人可能是他的儿子刘羲仲（壮舆）。当时，刘羲仲25岁上下，正是年富力强之时。 两宋之交的学者王銍在《默记》中提到，又十几年后，苏轼从儋州北归，走到南康军（军治在今庐山市）时遇到了已经归隐于庐山的刘羲仲，向他讲起当年在金陵，王安石曾对自己说，裴松之对于三国史的理解，远在《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之上，遗憾的是，但只给《三国志》作注，却没有单独成书，其实关于三国历史的精华观点，都在这些注解上。 苏轼告诉刘羲仲，王安石本人曾有过重修三国史的想法，奈何年老力衰，放眼看这些后辈人物中，苏轼是最适合的人选。 （“安石旧有意重修，今老矣，非子瞻，他人下手不得矣”） 在这个版本中，苏轼的拒绝理由不是年龄，而是“轼于讨论非所工”（我不太擅长议论历史）。
因此，苏轼并非在金陵就推荐刘羲仲重修三国史，而是到了晚年，才将此事托付于这位后辈人才。 《默记》的作者专门交代了一句，“仆闻此于壮舆，尽直记其旧言。”我是听刘羲仲本人说的。因此，这个版本可能更接近历史真相。 不过，遗憾的是，刘羲仲最终也没能完成重修三国史的事业。公号：无犀之谈 说起来，王安石对于三国这段历史是有执念的，苏轼的眉州老乡，有小东坡雅称的唐庚在《三国杂事》一书中记载，当年欧阳修专修《五代史》时，王安石就曾指出，五代史没什么意思，你没必要这么用心，真正有意思的是三国史，可惜都让陈寿给写坏了，那才是你大有可为的专题。 （五代之事，无足采者。此何足烦公。三国可喜事甚多，悉为陈寿所坏，可更为之。） 不过，欧阳修虽然也认同王安石的观点，但因为没有时间，也就作罢了。
南宋官员徐度在《却扫编》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刘羲仲为欧阳修《五代史》作了修订勘误(《五代史纠谬》)，拿给苏轼看。苏轼看后说起了当年欧阳修与王安石关于重修《三国志》的事。 当年，王安石曾亲口对苏轼讲，欧阳修没有修三国，而修五代，实在不对，你要不要试一下（重修三国）？ （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 在这个版本中，苏轼同样推辞了，但更有价值的资料是，他向刘羲仲讲出了自己之所以推辞的根本原因： “夫为史者，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后耳。” 修一段历史，至少要有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历史，才能成书，（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怎么可能没有小差错和过失？我之所以不敢接受荆公的托付，其实是担心，假如我真的修成了这部史书，未来可能也会有像你（刘羲仲）这样的后辈，搜集我在史书中的过错，对我加以抨击。 谢谢观赏，再见 无犀 原创 《重新认识苏东坡》至今三载余，以地点或事件为章节，讲述苏轼人生片段。 不求全，但求心与坡公片刻共鸣。 苏学已是显学，本作不乞更多新颖之贡献，但求世人了解、理解这具历千年而不朽之伟大灵魂，不枉余生“苏写”。 是为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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