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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当代“博学鸿儒”之称的钱钟书先生，人们对他的学问的叹赏不绝于书。在下涉足林纾研究后，在搜罗相关资料时，亦注意到学者对他的《林纾的翻译》的兴趣，每年总有多篇论及其识见的高妙。 不错，钱先生的眼光的确与众不同。朱光潜是位美学大家，翻译的高手了，但是一说到林纾的翻译，他就毫不客气地贬斥起来，认为林纾的意译同较早的佛典翻译如《四十二章经》之类，以及英美人译中国诗时强合音律的做法，“都不足为训”。（《谈翻译》，胡翠娥3页） 朱光潜之前，五四前新文化人钱玄同、刘半农在《新青年》的“双簧戏”一唱一和，说林译“”，已经让风靡一时的林译小说大为减价，连老东家商务印书馆在他去世后，也将不少收购的译稿束之高阁。建国后，朱光潜等名家对林译的继续排斥，则让林纾受到的冷遇更加雪上加霜。 在这种背景之下，钱先生发表长文，为林译叫好，不能不说是别具眼光的高明之举。 《林纾的翻译》有不同的版本。笔者手中收集的包括《七缀集》，《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林纾研究资料》及商务《林纾的翻译》等四种。在不同时期，钱先生对旧稿做过删改，最原始的本子应该是《七缀集》。 在上海古籍社的这个小册子中，钱先生声讨了学者名流对林译的轻蔑和嗤笑，说“未免世态逐炎凉，就不再而也不屑再去看它，毫无恋惜地过河拔桥了”（71页），而现在中国文学网上的文字却是“我也听到舆论指摘林译的误漏百出，就不再而也不屑再看它。它只成为我生命里累积的前尘旧蜕的一部分了”。 出于对前人“过河拔桥” 的不满，钱先生为林译说了一些公道话。他回忆了自己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商务印书馆的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带领他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等传统中国小说以外另辟的世界。这些林译的西洋小说是那么迷人，以至于产生了学习英语的动机，目的“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后来（不是一九三一，就是一九三二年），他在与老师陈衍在苏州长谈时，陈衍问他为何到外国去学文学，钱先生就说读了林纾的翻译小说，因此对外国文学发生了兴趣。陈衍慨叹说：“琴南岂不是'为渊驱鱼’么？”“琴南如果知道，未必高兴。” 不管林纾高兴与否，钱先生走上外国文学之路，他想必应该对林纾心存感激。多年之后，偶然重温林译，他意外地发现“它居然还有些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触处皆是”。（71页） 钱先生认为翻译为“讹”，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的转换，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忠实。最好的翻译，应该吸引读者去对原作发生兴趣，从而完成自己作为“媒”的作用。 以“媒”出现的林译小说，在影响一代人（包括钱先生同时的周作人兄弟）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什么方法得逞的呢？ 钱先生说到了林译逗读者发笑的地方。“好谐谑”、幽默的林纾，常常通过对原文的加工改造，“使描叙愈有风趣”。将林译与后代更“忠实”于原文的译本相比，譬如孟德斯鸠和迭更斯的小说，钱先生“就觉得宁可读原文”。（71页）显然，林译的水平非一般译者所及。 钱先生还说到了林译比原文更精彩的奇迹。他“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滞重粗滥，对话更呆板，尤其冒险小说里的对话常是古代英语和近代英语的杂拌”。而林纾运用“归宿语言”超过作者运用“出发语言”的本领，“大体上比哈葛德的明爽轻快”，“译本在文笔上优于原作”。 考虑到古文家林纾如朋友们恭维的是用“古文”来翻译的，这恐怕更是一桩让人称奇的事。胡适就说林纾开辟了文言文的又一个殖民地，延长了它几十年的寿命。（原话？）但钱先生通过大量举证，说明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道出了林纾译书比一般古文俘获更多读者的原因。 经钱先生抉摘、辨析与“澄清”，林译小说当年征服近代中国的魔力（“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又一次还原在后人的眼前。年青学人，如同当年被畏庐小说感染的读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林译的研究之中。历年林纾研究中最亮丽的风景线非林译研究莫属，其成果已经超过了半壁江山以上。外国文学专业的学子以林译为学位选题，成为轻松过关的终南捷径。反是中文科班出身的学者，对林译的探究相对比较疏远。 每年持续高温的林译研究热，一方面要归功于钱先生专文筚路蓝缕的鼓倡之力，一方面又可能是类似陈衍“为渊驱鱼”质疑的作者之惑。 据最近披露的钱先生信函可知，钱先生“感觉到一切讲林译的文章，都有两个缺点：（一）对于西文原著缺乏认识（更谈不上研究）；（二）对于中国的文言文缺乏认识（也谈不上研究）”。 这种认识岂是一般凭着热情研究林译小说的年青学子所能逆料？原来他们原以为自己在《林纾的翻译》的启发、感召下投入的研究，却在始作俑者眼中看来，却是“缺乏认识（更谈不上研究）”的“研究”。（顽固51页） 钱先生对过往林译研究一针见血的评价，或许是一代学人的当头棒喝，值得我们深思林译这个看似“轻松”的课题。 
二 钱先生有学者的智慧，深邃洞穿，不会随世沉浮，阿世媚俗，由此可见一斑。 同样道理，在为林译说好话的同时，钱钟书也不忘放出他特有的幽默之箭，不惜冷嘲热讽一下。 钱先生以“癸丑三月”（民国二年）译完的《离恨天》算得前后两期间的界标”，将“近三十年”的林译生涯一分为二，“在它以前，林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在它以后，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读来使人厌倦”。这等于是否定了林纾后期的翻译，和他一半的翻译作品。 钱先生从译本里那些自序或跋、评语、按语等点缀品或附属品大大减削的现象，想象出前期“一个精神饱满而又集中的林纾，兴高采烈”，被后期“一个困倦的老人机械地以疲乏的手指驱使着退了锋的秃笔，要达到'一时千言’的指标”所取代。后期的林译“只是林纾的'造币厂’承应的一项买卖”，“颇像他自己所译的书名'冰雪因缘’了”。 前代周作人亦曾从“造币”角度解读林纾翻译成就。“倘若别人也有这样的利益，我想，在半生中译成二百种书，——即使是独立译述，也并非不可能的事。” 30年代出版的寒光《林琴南》，引用了周氏上述评价后，毫不客气地指出，“周先生批评林氏的文字”，“统是无理的挖苦”，并且质问批评者：“周先生他的稿费现在不也是很值钱吗?说不定有时在六七元以上，为什么他不肯动手象林氏那样译出好好坏坏将近二百种的外国文学来给我们后学研究和欣赏呢?” 寒光《林琴南》上海中华书局民国二十四年（1935），15、16页。 对照之下，是不难体会出钱先生类似的“挖苦”之意的。前后期译笔的“退步”，文中并无澄清林纾“古文”性质的详细举证。韩洪举书中倒是拿《闷葫芦》为例，说明后期的“译笔亦相当精彩”，“晚年的译作虽不如早期翻译得认真，语言总体成就逊色，但仍有可观之处”。（99－100）至于退步的原因，韩书还从合作者的方面检讨了一番，认为这种“不尽人意，显然与合译者的水平不高有着密切的关系。若林纾晚年能和魏易、王庆骥大量合作的话，也许仍会出一些精品”。（90页）后期合作者多为林纾的学生辈，其中陈器，林纾曾经主动拉他译书，二人合译过《深谷美人》、《痴郎幻影》。从林纾给他的信中，可以读到“后此吾弟可自译抄好交来，愚为改删（王庆通亦然）”的句子，多少与人熟悉的林纾“笔录”者形象迥异。原来王庆通、陈器等“口译”的《深谷美人》等译作，林纾扮演的仅仅是“改删”的角色，后期“出现如此不理想的状况”，大概那些年青学生们该负主要责任吧。 从林纾早年投入翻译，呼应国民教育的时代要求，以叫旦之鸡的姿态，将小说变作“畏庐实业”，发展到后期译作，虽然“并未给人提供更好的思想，仍不外团结御侮、保种救国，发展工商业及孝友忠信等主题”，（88页）却也在继续沿袭有益的译介，贡献出更多的新作，包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托尔斯泰等人的名著。将畏庐执着从事的文化事业等同于商业上的“造币”，也难免会像陈衍《林纾传》那样被视为酷评。 晚年因为五四人的攻击（1917双簧戏），停止翻译才是林纾与翻译“冰雪因缘”的开始，更多时间去画山水。 除了对后期林译的微词，钱先生文末回忆“文坛旧事”，同样流露出对林纾的几许不满。在叙述了乃师陈衍与林纾彼此不服的情形之后，钱先生最后提到了一次陈林围绕诗文发生的一小时之争。 陈衍本意想讨好林纾，之前让两人有隔阂的流言蜚语，晤谈后“一一化为云烟”， 石遗便如林纾信中记载的，“言吾诗将与吾文并肩，吾又不服，痛争一小时。石遗门外汉，安知文之奥妙！……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持吾诗相较，特狗吠驴鸣。” 钱先生紧跟其后议论道：“杜甫、韩愈、王安石、苏轼等真可怜，原来都不过是'狗吠驴鸣’的榜样!为了抬高自己某一门造诣，不惜把自己另一门造诣那样贬损以至糟蹋，我不知道第二个事例。” 从李拔可向钱先生的解释看，康有为一句“译才并世数严林”，确实有让被赞者不服气（自认古文或画比翻译更值得褒奖）的尴尬。但林纾信中的话语本意不在抑此（诗）扬彼（文）。他并未挖苦他学诗效法的对象杜甫、韩愈、王安石、苏轼等，不过是“狗吠驴鸣”的榜样。林纾之所以与石遗痛争一小时，关乎的是对手将他的诗与古文“并肩”，因此他认为石遗“持吾诗相较（与吾文并肩），特狗吠驴鸣”。 钱先生这里显然偷换了概念（受呵斥的主人公）。联系上文中叙述的苏州长谈，面对陈衍质疑他向外国学文学的慨叹，“我不敢和他理论”的态度，我们分明读到了弟子为尊者讳的良苦用心。但接下来，却是比回护师门更加严重的贬损之辞了。 “假如有人做个试验，向他说：'不错! 比起先生的古文来，先生的诗的确只是“狗吠驴鸣”，先生的翻译像更卑微的动物——譬如“癞蟆”吧——的叫声’，他会怎样反应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见有人对钱先生的“试验”有何反应，大概正如下面提到的“这个试验当然没人做过，也许是无需做的”，被作者自己巧妙掩饰过去，于是后人也未再考虑有与之商榷的必要。 但钱先生这里却是将“先生的翻译”讽刺得无地自容！他不仅指出按照林纾所言，林纾所坦承的诗人榜样属于“狗吠驴鸣”，而且推论到他的翻译，根据林纾的理论（如果说有），也属于比“狗吠驴鸣”更卑微的“癞蟆”的“叫声”。显然呼应了上文所言后期译作“造币厂”买卖一说，而且更加不堪。 一篇立意为林纾的翻译“冤罪”辩护的文章，最后竟然如此“试验”着一笔抹杀它，不知林纾听见，“他会怎样反应呢” ？ 我猜想林纾一定会因为被断章取义而“腐叹”道：“有其师，有其生哉！” 
三 钱先生褒中有贬、左右开弓的两面（兼顾）风格，如上所述，在《林纾的翻译》有淋漓尽致的展现。一部《围城》，让吴宓始则喜，终则不再往来，也含蕴着同样的悖论，多元而不乏杂色。钱先生的小说与论文，呈现的人、物，就像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就像本人一样复杂多变。 这一矛盾（复杂）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 对林纾的“仗义执言”，来自钱先生的禀性。这位“清华之龙”，学贯中西的才士，在林纾落难的时期，满耳是“指摘林译的误漏百出”的舆论，见到是“过河拔桥”。而少年时代的林译阅读又曾经是他“迷人”的“大发现”。好谐谑的林纾和同样有趣的译本，激起了狂狷者的辩诬之念，他要以学者的思辨，还历史以真实，还林纾以清白。 林纾作为钱先生澄清问题的对象，在辩护之余，又是一个宛如烫山芋的刺头。钱先生周遭人与林纾遭遇的“过节”，或许让他不能对林纾一厢情愿地全力呵护。除了陈衍的明显贬斥（这在钱先生生前的最后一部书《石语》中有多条记载）外，家门的因素也不能不考虑。钱基博仿效林纾《技击余闻》所编的《技击余闻补编》（？），在商务杂志上刊载时曾经遭到林纾的干涉。时人强调的多为钱基博编文学史时对前者的宽容、海涵。然而，父师与林纾的纠葛，真的会对钱先生后来的评论一点影响没有吗？林纾翻译后期的“造币”说，仅仅依据他重温大多林译作品的印象做出，更多的则是对陈衍《林纾传》最早发明的这一说法的衣钵相承。在直截了当的沿袭中，生父被林纾挤兑的一箭之仇也由他变相报复了？ 另外，小时候口无遮拦、常得罪人，被父亲钱基博特地改字的“默存”，晚年深悔少时轻狂，但个性仍旧是锋芒毕露，对人少所肯定，连器重他的吴宓也遭他戏谑（取笑他的老师吴宓痴恋的老情人毛彦文是“徐娘”），何况是被五四青年们集体调笑过的“老顽固”林纾。捧杀对象，从来都不会是学者钱钟书的作派。从一般公允的角度看，钱先生也不能容许自己藏起那根“戏谑”的针尖。 要之，钱钟书先生《林纾的翻译》对林译长期蒙受的冤罪多有澄清，其辩诬的功绩巨大。与此同时，他的行文又暗中不乏戏谑味道的矫枉过正之处，其背后的动机十分复杂，影响也极其深远，致使这篇长文剖解的对象在后人面前至今还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当代如钱先生那样读过林译大多作品的学人，已经屈指可数。要想真正撩开它的面纱，或许只能期待有人认真通读全部林译小说之后，将来有一部新的研究林纾翻译小说的力作横空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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