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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天津人社某大部头文学译著被指抄袭，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小编不明其中细故，无权评判，但倘若真的以当年朱生豪先生莎译为蓝本，改头换面据为己有，这种做法确实蠢到没朋友。真以为现代人都不看清末民国的翻译么？ 朱译面世至今七十年，已成为几代人的华章记忆，明目张胆地抄袭，难道是为了证明自己与先人神魂相通？ 本期河图洛书，我们借此契机，来看看中国近代的翻译历史。 信笔翻来 其实中国大规模翻译欧美文学作品的历史，距今不到二百年，而且最早的翻译纯属偶然而为。十九世纪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作风靡一时，其代表作《人生颂》更是家喻户晓，清咸丰年间一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官员董恂应下属所请，将英国使臣威妥玛（著名汉学家，威妥玛拼音的发明者）翻译的该诗改成九首七绝诗，题于扇面转赠朗费罗本人。  出于好奇，中国晚清学者尝试读懂西方经典，正如欧洲的贵妇人从传奇小说中窥视遥远的东方。 严格说来这不算真正的翻译，只能是在原译基础上的改写。早期对西方文学产生兴趣的中国传统文人，大多并未受过系统的外语学习，他们的翻译几乎都是“二手转译”的成果，但这不代表所有的翻译都是董恂所译这样的率性之笔。小编以前曾经说过，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有所谓的会译法，而到了晚清也涌现出了这样一位不懂外语的翻译大家——福建人林纾（字琴南）。 情深译厚 在白话文运动尚未兴起的清代同光时期，文学翻译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西方诗歌、小说的叙述和情感表达，在传统古文中很难找到契合点。中国有独特的语言体系，加上古文本身就没有长篇小说的先例，使得古文也很难体现出欧美作家的那种幽默滑稽，但偏偏对外语一窍不通的林纾凭借着深厚的古文功底，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一百多部中长篇小说。  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法国小说之一：小仲马《茶花女》。 把自己融入原作者的思绪和情感之中，是任何成功翻译的基本前提，林纾显然做到了，他翻译《茶花女遗事》时，“掷笔哭者三数”，《双孝子噀血酬恩记》一边译一边“泪落如绠”。成功的文学译著，这种情绪的代入感不单单停留在译者的身上，也往往能非常强烈地传达给读者。为林纾口译转述的合作者魏易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只是机械地传达词句大意，并不深究和体味其中的深味，否则的话在译界留下大名的就该是他。 文通相长 今天几乎可以说找不出林琴南这样甘于在文学翻译方面下如此功夫的古文大师，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必要，因为现代读者能读懂百余字古文的已经不多，更遑论长篇小说。但中国文学翻译走向语言的通俗化，和本土文学一样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20世纪初译界重量级人物，也或多或少都受到林琴南的影响。  林纾是近代西洋文学翻译第一人，译思敏捷，往往口述者刚刚念完，他已落笔成文。 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短时间内掌握西方某一时期内代表诗人、小说家的构思脉络和文字风格，然后有针对性地用不同的汉语来加以重构，这是一种学术自觉，也是一种自我积累。翻译活动开阔了译者的眼界，对西方文学有了逐步深入的了解，同时反过来也对汉语白话文小说的创作和品读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扩充了汉语言的表现张力。 佳著层出 可以说20世纪初期中国的小说家，绝大部分都有一定的翻译背景，或者至少有相当数量的译著阅读的经历。鲁迅的文学之路就是从翻译开始的，他把苏俄与东欧作为重要的译介方向，与其弟周作人在1909年就完成了《域外小说集》。鲁迅本人对于屠格涅夫尤为推崇，我们熟悉的《死魂灵》和《狂人日记》都是翻译之余的灵感成果。  《悲惨世界》等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意义的欧洲小说，在左翼文学为主流的上世纪，震撼了无数中国读者。 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创造社》等机构都把翻译外国文学作为主要任务，文学研究会的核心刊物《小说月报》有专门的翻译专栏和专刊，涌现出了《莫泊桑短篇小说集》（李青崖译）、《悭吝人》（高真常译）、《罗亭》（赵景深译）这样优秀的作品。要表现人物丰富细腻的内心，古汉语往往显得佶屈生涩，因此需要创设大量现代语汇，探索全新的语法规范。 信、雅两难 与科技、史地类翻译不同，文学翻译的可读性始终被置于极高地位，尽管历代译家存在具体手段上的分歧，但在忠于原意的基础上做到流畅雅致，易于为人接受，是所有译者都追求的目标。从根本上说，直译和意译没有高下之分，而应被看作是一种拿捏于心的和谐搭配，既要把原文意思说清楚，同时尊重原作的文化背景，又不让读者有太强的疏离感，这个分寸不好把握。  从翻译而走上文学的道路，鲁迅是最好的典范。 成熟翻译理论的提出，始于19世纪末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和严复在《天演论》中的相关观点。1931年底鲁迅和瞿秋白关于翻译的争论也引发了业界的大讨论，不久之后林语堂发表了《论翻译》，全面阐述了文学汉译的基本原则和美学共识。翻译不能译成“非中国话的中国话”，译者应该将原文的意义融汇贯通，从“总意义”或“总意象”出发，而不是字与字的机械组合。 落字无痕 现代人读上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翻译的西方经典小说，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文字上的隔膜，这当然不是作者有意为之，而是一些用语习惯和章句构造存在时代差异所致。有人偏爱这种“翻译体”，如果某种具体的风格确实开创了一种特有的美学境界。作为一种审美心理，或者刻意模仿，诚然无可厚非，但用作放之四海的圭臬就值得商榷了。  和古建筑一样，翻译是一段凝固的音乐，但并不死板生硬。 语言不是用来增加交流障碍的，译语的功能更是如此，如果翻译之后让读者仍然觉得“艰深晦涩，有若天书”，那还不如不译，去原文中咀嚼魂牵梦绕的“异国情调”岂不更好？其实很多翻译大家都认识到，中国本土语言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我们的文学翻译的特殊性。对于译者而言，通过积累和记忆去还原其中微妙的契合点，近乎于一种责任，而其乐趣也正在于此。 有志于汉译诗文的同好，傅雷先生的“神似”和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虽遥不可及，日趋日骛，或有小裨，与诸君勉之哉！  栏目策划：彦稠；图文编辑：旧拾 河图洛书 · 2008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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